新冠疫情風險感知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李孟俊 李 霖 劉景裕

新冠疫情風險感知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李孟俊 李 霖 劉景裕

（中南民族大學 體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為了解新冠肺炎疫情與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之間的內在機制，促進大學生積極參與體育鍛煉，增進身心健康，以刺激-機體-反應理論模型為基礎，構建大學生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關系的模型?；诰W絡橫斷面調查收集數據，利用Amos24.0進行結構方程建模。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專業的學生在體育鍛煉上存在顯著差異；風險感知的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與體育鍛煉行為存在正向相關關系，且具有高度顯著性（p＜0.01）。結論：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的感知都會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產生正向影響，其中疫情易感性感知對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最為顯著。

風險感知、體育鍛煉行為、大學生

當今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在經濟科技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眾多風險。而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對自身風險認識存在著缺失或者不足。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反映了人們沒有完全做好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準備，導致疫情在全球肆虐。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中國的防疫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新冠疫苗的研發問世，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方案”。但在疫情治理期間，大學生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邊慧冕[1]等在研究中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大學生的抑郁和焦慮情緒明顯高于其他時期。因此，如何減緩疫情對大學生身心健康的不利影響值得關注。

隨著“全民健身”“健康中國”等國家戰略的提出，要求更高質量的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在疫情初期，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眾預防指南匯編》[2]，強調要適度運動，保持健康習慣。應對風險可以從個體層面以及國家層面展開。國家或者政府可以通過集體決策或者制度建構來解決風險的分配與控制問題，本文主要從個人層面探討在面對新冠疫情的風險刺激下個體的風險感知對個體采取行為的影響機制。

本研究基于SOR理論模型探討大學生在面臨新冠疫情變化時，個體作出的行為的改變。即對新冠肺炎疫情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的感知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機制，為激發大學生進行體育鍛煉的意識和改善大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提供借鑒，同時也為未來相似的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之策提供參考。

1 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1.1 文獻綜述

“風險感知”最初由著名心理學家Paul Slovic[3]在1987年正式提出，他將人們對各種有風險的事物進行風險判斷和評估的過程稱為“風險感知”，又稱“風險認知”。代亞君[4]認為，風險感知是個體對外界環境進行分析，從而主觀判斷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可控性后果嚴重程度的行為。風險感知屬于心理學范疇，風險感知的相關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學、決策學、人類學、環境學等研究領域后才將風險感知納入研究范圍[5]。主要研究人們對自然和人為災害的情感和認知反應，探索風險感知的各種因素以及這些特定背景下是如何與態度和預期行為相關的[6]。本研究中的風險感知指人們對新冠疫情的客觀認識與自我認知。

《體育科學詞典》中將體育鍛煉行為定義為：人們在空閑時間根據自我身體需要進行自我選擇，以體育活動為基本手段達到強身健體目的的行為[7]。

謝戴西在研究中指出，人們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對新冠疫情的預防行為的正向影響越大，對進行體育鍛煉行為也能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羅琳[8]指出，人們在對疾病有了一定程度的認知后，對疾病的應對越積極，人們進行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也越高。SOR理論認為，個體會對外界刺激產生認知變化，從而導致個體發生行為的轉變。新冠肺炎疫情作為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人們在疫情期間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變化情況及風險感知，會通過改變自身行為以應對風險變化，如加強體育鍛煉，提高身體抵抗力以應對新冠疫情。此外，有研究顯示，在新冠疫情爆發后，民眾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健康問題，對體育鍛煉的需求增加，線上健身人數增多[9]。上述研究為本研究中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的關系奠定了基礎，基于SOR理論模型，把新冠疫情的變化當作外部刺激，對新冠疫情風險的自我感知當作機體對刺激信息加工后形成的認知與心理變化，體育鍛煉行為作為行為調整。

1.2 理論基礎

目前多種理論模型都被應用到風險感知中，如：健康信念模型、計劃行為理論、SOR模型理論等。健康信念模型解釋了風險感知與預防性健康行為之間的關系。其中與人們健康行為改變相關的核心因子包括：意識到疾病的嚴重性，即個人感覺到疾病的嚴重程度;感知易感性，即是否很可能患上某種疾患；了解到采取行動的益處，相信改變特定的生活方式會得到非常有價值的結果；自我效能，感知自己有能力克服障礙，做出行為改變。

1974年，Mehrabian提出刺激－機體－反應（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簡稱SOR）模型[10]，即外部刺激會使機體產生認識和心理上的變化，從而進一步導致個體的行為[11]。SOR理論模型中的“S”為外部的環境刺激，新冠肺炎疫情的變化可視為外部的環境刺激因素；“O”指機體面對刺激后產生的情緒以及認知變化，在面對新冠疫情的動態變化時學生自身對新冠疫情風險的自我認知，風險感知指對風險事物進行認識和評估的過程，因此將新冠疫情風險感知視為SOR理論模型中的“O”；“R”是指個體受認知心理因素影響而產生的行為的轉變。機體在感知到風險與威脅時，會做出相應的行為改變。因此將體育鍛煉行為作為SOR模型中的“R”。本研究借助SOR理論模型將新冠疫情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建立聯系并構建模型，探討新冠疫情風險感知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武漢市在校大學生,利用問卷星通過QQ、企業微信、微信等社交app,以分層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相結合的方式發放電子問卷，對武漢市大一至大四的全體在校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放調查問卷時間為2022年4月至6月，共回收問卷665份，剔除無效問卷35份，最終有效問卷630份，有效回收率為92.0%。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統計表（n=630）

從表1可以看出，此次調查對象中，男性占比為50.6%，女性占比為49.4%。大一大二年級學生占比較多，分別為26.2%和26.3%，在專業結構分布上，醫學類占比最少為17.3%，由于調研學校醫學類專業較少，所以抽取的樣本量較少；父母最高學歷結構上，一半左右的學生父母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占48.3%，學歷越高占比越少，碩士及以上學歷僅占2.5%。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獻資料法

本文查閱了與風險感知、體育鍛煉行為相關文獻和書籍，國內文獻主要利用中國知網、萬方、讀秀等中文數據庫進行檢索，國外以spis維度學術資源在線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進行相關檢索，以風險感知、體育鍛煉行為、結構方程等檢索詞進行獨立或組合檢索，查閱的相關理論基礎以及國內外研究現狀為本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2.2.2 調查法

問卷主要分為三部分：（1）人口統計學變量。內容包括性別、年級、專業、父母的最高學歷。（2）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感知量表：本研究以崔小倩、郝艷華[12]等編制的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感知量表為參考。量表共三個維度，即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含九個題項，如“我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很大”到“此次疫情遠未結束，隨時面臨感染的風險”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評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感知能力越強?？偭勘淼目死拾秃障禂禐?.824，分半系數為0.731；各維度與總量表的相關系數為0.720～0.841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調查。（3）體育鍛煉行為：本研究以陳善平[13]體育鍛煉行為調查問卷為基礎，從體育鍛煉時間、鍛煉頻率、鍛煉強度、鍛煉堅持性四個方面來判斷體育鍛煉行為，三個正向計分，一個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參與度越高。

2.2.3 數理統計法

利用spss26.0建立數據庫并結合excel進行描述統計，T檢驗、信度檢驗，相關分析。利用Amos24.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結構方程建模等，為文章中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提供數據支撐。

2.2.4 信效度檢驗

主要運用spss26.0與Amos24.0統計軟件進行信效度檢驗。采用Alpha信度系數法對問卷進行信度分析。新冠疫情風險感知量表的Cronbach′sα信度系數介于0,7～0.747之間，體育鍛煉行為Cronbach′sα系數為0.808，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14]。

利用因子分析結果來測量效度，首先采用KMO和巴特利特球性檢驗判斷是否符合因子分析條件。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n=630）

由表2可知，KMO值為0.813，越接近1時，表明變量之間相關性越強，KMO值大于0.8表示適合，自由度為78，卡方顯著性為0.000，因此，符合因子分析前提。通過AMOS24.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進一步計算AVE值與CR值，風險感知量表各維度組合信度系數CR介于0.74～0.78之間，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介于0.50～0.54之間；體育鍛煉行為量表組合信度CR為0.80平均方差提取AVE為0.50。通常情況下，組合信度CR大于0.7，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3 結果與分析

3.1 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差異

采用spss26.0的峰度、偏度系數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進行正態性檢驗，結果顯示：體育鍛煉行為的峰度、偏度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1，可認為數據基本符合正態分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以及單因素方差分析對不同性別、專業、年級的學生的體育鍛煉行為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在體育鍛煉行為上差異具有高度顯著性（P＜0.01）,不同專業學生的體育鍛煉行為存在顯著性差異（F=3.121，P=0.026＜0.05），藝體專業學生體育鍛煉行為高于其他專業。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在年級上不存在顯著差異（F=1.307，P=0.272＞0.05）。

3.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對大學生風險感知各個維度與體育鍛煉行為進行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性別、專業與體育鍛煉行為呈弱相關，（p＜0.05）年級、父母的最高學歷與體育鍛煉行為相關不具有統計學意義。風險感知三個維度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相關系數介于0.190～0.414之間，在0.01的水平上具有顯著性。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與體育鍛煉行為的相關系數介于0.150～0.222，屬于低度相關，在0.01的水平上相關具有顯著性。

表3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n=630）

注：（1）1=性別、2=年級、3=專業、4=父母最高學歷、5=易感性、6=嚴重性、7=可控性、8=體育鍛煉行為（2）*表示p＜0.05，**表示p＜0.01

3.3 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測量模型驗證

根據S-O-R理論模型以及風險感知理論，將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風險感知的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投入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根據模型的修正指標對模型進行適當的修正。模型修正合理釋放測量誤差項e11和測量誤差項e13的協方差，通過增列這兩項測量誤差項之間的協方差可減少卡方值統計量[15]。各變量之間的箭頭指向反映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而箭頭上系數則反映各變量之間預測關系的影響程度，系數越大，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越顯著。經過修正后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呈現出較好的效果，其他指標也均達到參考數值，具有統計學意義，各項擬合指標如表4所示。

表4 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指標

以風險感知的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為自變量，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為因變量，進行結構方程建模，模型路徑路徑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三條路徑都具有顯著性，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1所示。

表5 模型路徑分析

圖1 模型路徑分析圖

4 討論

4.1 易感性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易感性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存在正向的影響效應，影響系數為0.36。在鍛煉情景中，健康信念模型認為：人們通常不會參與有益于健康的體育鍛煉，除非認為自己易受到健康問題的侵擾，或認為自身所處環境對自身健康有所威脅[17]。在疫情常態化管理以及疫情反復出現期間，媒體是信息傳播的主要介質，大學生面臨封校等防控管理政策，娛樂活動方式受限，學生只能通過媒體網絡，新聞資訊等來了解疫情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的應對狀況。

人們面對危機的行為取決于人們對風險和脆弱性的評估，在疫情反復無常，大學生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速度極快和傳染性極強的情況下，對于新冠肺炎易感性的認知將會對大學生接下來的應對行為產生影響。而參與體育鍛煉，提高身體素質，增強免疫力是應對新冠疫情的行為之一，這與黃亞玲等研究結果一致。在“疫情”期間，民眾體育參與比例明顯上升。大學由于減少聚集和減少外出，鍛煉行為也呈現了上升趨勢[18]。但是這種體育鍛煉行為產生是受外界因素引導，所以也會隨著對疫情感知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也有可能會隨時退出體育鍛煉。所以要充分利用大學生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感知，適當的增加風險資訊的傳播，以調動人們的認知與情緒來影響他們展開保護性行為[19]。對新冠疫情易感性的感知也會激發大學生對自身身體素質和免疫力等的思考，促使他們產生正確的健康觀念與體育鍛煉意識，促使被動運動向主動運動轉變。

4.2 嚴重性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的嚴重性的感知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存在正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28。疫情的嚴重程度會使人們產生風險意識，接著他們會采取相應的行為來應對風險可能帶來的后果。這與Sobkow等的研究是一致的，他們發現疫情爆發后，強烈的風險意識使人們更加注意衛生習慣，例如洗手與對物體表面進行消毒[20]。新冠肺炎疫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大學生的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研究表明，新冠肺炎期間，大學生的焦慮癥狀發生率很高，而體育鍛煉水平高的學生抑郁和焦慮低于體育鍛煉水平低的學生[21]。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期間，相關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小孩、孕婦等免疫力低下的相關群體感染新冠肺炎之后醫治難度更大更容易演變為重癥患者。因此提高自身免疫力也是抵御新冠病毒的有效途經，而體育鍛煉則是增強自身免疫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經。

使大學生對新冠疫情建立正確的認識，明確新冠病毒對身體健康方面造成的影響以及增強自身免疫力對抵御新冠病毒的作用，讓學生充分認識到身體素質和自身免疫力在避免感染新冠中的重要作用，從而促使學生增加體育鍛煉，增強體質，增進健康，緩解心理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減輕新冠疫情會給自身帶來的影響。學?？山柚鷮W習通、慕課等平臺要求學生網上學習相應的新冠病毒知識。讓更多的學生了解新冠病毒的基本常識、發病機制、增強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發揮體育明星的“明星效應”利用其在大學生人群中號召力。疫情時期，要有效利用社會各界人士來推動大學生參與體育鍛煉，幫助大學生群體提高體育鍛煉的效果,緩解社會焦慮，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4.3 可控性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影響

可控性對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存在正向的影響，影響系數是0.24。自2020年武漢解封以來，我國對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要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疫情常態化管理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受疫情波動的影響，部分學生需要配合居家或者集中隔離。Da qian等在研究中指出，公眾在疫情中的卷入度越高，越會導致負面情緒的產生[22]。負面情緒的產生會影響大學生的身心健康，姜媛在研究中指出，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會通過情緒調節策略，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23]。體育作為人類在社會生活實踐中自覺創造與選擇的手段工具，在推動人類的身心健康發展和社會的持續進步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

李亮[24]指出，媒體以及輿論對疫情的實時狀況進行科學全方位的報道可以降低學生的恐慌心理，因此可以通過科學規范疫情宣傳與科普，及時準確的更新疫情最新動態消息，增加疫情防控信心，從而增強體育鍛煉中獲得的積極情感體驗。同時，也要嚴厲打擊發布不良言論、故意散播疫情謠言、引起社會恐慌之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擔憂。提高大學生對新冠肺炎疫情可控性的感知，從而影響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促進身體與心理健康。

5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和專業的學生體育鍛煉行為存在顯著差異，風險感知的易感性、嚴重性、可控性對大學生參與體育鍛煉行為存在正向影響，其中大學生對新冠肺炎疫情易感性的感知是影響大學生參加體育鍛煉行為的主要因素，但是總體影響系數不高。隨著時間的發展，新冠病毒的影響減弱，新冠疫苗的研制成功并接種以及各種疫情防控措施都給予了公眾極大的心理安慰。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會使大學生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整體的風險感知能力下降。

學校應該牢牢把握大學生在面對新冠疫情時產生的風險意識，抓住機會創新體育教學形式，并根據不同的性別、專業調整教學內容，激發體育參與意識，使學生將“被動體育”轉換成“主動體育”。同時，政府、媒體、學校等各個部門要精準有效地將疫情信息及時準確傳遞給學生，使他們形成正確的新冠疫情風險感知。也可以通過線上“明星”體育視頻練習或者健身app來提高大學生參與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使學生在參與體育鍛煉中享受樂趣、增強體質、健全人格、錘煉意志。

本研究也存在著一定的研究不足，有待進一步探討。一是新冠疫情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波動性，不同時間不同情況大學生對新冠疫情的風險感知也會產生一定的變化，未來研究可以借助動態模型來分析處在變化中的疫情。二是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風險感知與體育鍛煉行為不僅僅是單一變量的關系，可能存在中介變量或者調節變量，有待進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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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VID-19 Risk Perception and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LI Mengjun, etal.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基金項目：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地區體育與健康”團隊資助項目（項目編號：KTS20027）。

李孟俊(1998—)，碩士生，研究方向：體育人文社會學。

劉景裕（1963—），教授，研究方向：體育人文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