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中國》:蕭紅后期的認同構建與生命書寫

李永中 林青美

一、 《北中國》:文本內外的矛盾

《北中國》是蕭紅居于香港時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敘寫耿大先生一家因兒子耿振華外出抗戰而走向衰敗,最終耿振華死于內戰,耿大先生亦抑郁而終的故事。該小說以皖南事變為背景,但在敘述中戰爭被置于遙遠的幕后,敘事的重心是戰線的另一面——因戰事喪子的耿家及耿大先生的悲劇性命運。早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美國學者葛浩文就發現《曠野的呼》《北中國》這類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的“異質性”,認為這些作品旨在表現“戰線后方守家老人情感上的改變,神經上的日漸衰落”,并指出《北中國》對抗戰中后方守家老人的創傷書寫顯示著“蕭紅當時一種很強烈地懷念家鄉的情調”①。值得注意的是,《北中國》中所描繪的“家鄉”正是東北鄉紳地主之家,主人公耿大先生的身份經歷也與蕭紅生父張廷舉有著不少相通之處,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北中國》是“以無限哀婉之情傷悼富庶鄉紳之家在戰亂中的沒落”②,同時也意味著漂泊至邊緣之地香港的蕭紅“在黨派斗爭的曲折表達中”,“緩解了和父親的心理對抗”③,與舊家族達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和解。

不只是《北中國》,北望中原、精神還鄉是解讀蕭紅后期作品無法繞開的一個關鍵點,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理解蕭紅個人形象的線索?？v觀蕭紅居于香港時期的創作,《后花園》《北中國》《小城三月》等中短篇,乃至其長篇代表作《呼蘭河傳》都以東北鄉土為背景,這些小說所呈現的故鄉景象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生死場”,而是相當開明溫馨的“后花園”,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一系列作品都在“寂寞論”的主流話語評判中黯然無聲。從這個角度上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評論界充分肯定蕭紅創作中的懷鄉情結無疑是對其價值的一次“再發現”,然而過于強調這一價值也可能導致另一種遮蔽,使得蕭紅“死在第二次”,成為“前后兩種思潮的犧牲品”④?；蛟S只有拋開概念,返回文本自身關注蕭紅“寫什么”,回歸歷史現場觀照蕭紅“怎么寫”,才能更好地發掘蕭紅后期作品的內蘊,以及寫作背后所隱含的更為豐富的蕭紅。而《北中國》作為一篇構思、創作均發生在香港的小說,對于理解蕭紅后期作品及其創作心理有著重要意義。

細讀小說,我們會發現《北中國》是一個頗為矛盾的文本。小說以一個凄清的雪天場景開頭,在一片清雪中,象征耿氏家族生命的老榆樹被耿大先生下令砍倒,不禁令人唏噓;而后在伐樹工人們有關“大少爺還能不能回來”的議論中,老管家拿著耿大先生寫給兒子的信封出場?！爸笓]伐樹”與“托人帶信”是耿大先生聞知兒子死訊后的兩大“病癥”,關于這兩件事情,原文的表述是“清醒的時候,他就指揮著伐樹”,并且下令“把樹木都鋸成短段”用作燃料,為的是防止木材落入日本人手中;而“等他昏迷的時候,他就要筆要墨寫信”⑤,且逢人便要求將信封寄給已在內戰中死去的兒子。正是由于這后一種反應,耿大先生被視為陷入“昏迷”“可怕”的情狀,以至于被幽禁至房屋后間與涼亭,最終孤獨離世。換句話說,小說文本一直強調“寫信”與耿大先生“昏迷”狀態的關聯,而“伐樹”則是其“清醒”的表現。然而在小說一開篇,“伐樹”與“寫信”卻幾乎同步進行著,耿大先生的狀態及前后文本都因此顯出一種矛盾性。

小說的另一處矛盾是耿家得知耿振華死于戰爭后所做出的一系列反應。耿家作為一個傳統地主之家,其結構秩序很大程度上仍遵循傳統倫理觀念,耿大先生作為唯一的男性統治者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因此才能做主拒絕耿振華的經濟求援,才能“控制”耿家上下有關大少爺的一切言論,甚至在顯露“病態”時尚能發號施令砍伐象征著家族歷史的老榆樹。然而當兒子身亡的消息傳至家中,全家上下為著耿振華之死燒香拜佛時,耿大先生這位家庭統治者卻成了唯一的不知情者。如果說耿太太與老管家的隱瞞實情是出于對耿大先生身心狀況的考慮,那么與此時耿大先生“一聲不響”“一字不提”“夜里不愿意睡覺”的情形相比,耿太太“說東忘西”“說南忘北”“無所因由似的,說哭就哭”的狀況也并不樂觀,以此解釋耿大先生之“無權”得知與處理兒子死訊這一不合常理的情節似乎缺乏力度,而在這一情節中,耿大先生前后的身份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割裂”。

我們不禁要問,以上種種“矛盾”是蕭紅構思上的失誤嗎?寫作《北中國》期間,蕭紅正受史沫特萊之邀居住于香港大主教何明華的沙田別墅,史沫特萊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的“她和我同居香港時寫作的一部戰時小說”⑥指的便是《北中國》,根據學者考證,蕭紅1941年3月初與史沫特萊一道前往沙田別墅,而《北中國》寫成于1941年3月26日,1941年4月13—29日連載于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第901—917期⑦。整個創作過程歷時近一個月,可見并非一時的“急就章”;從完稿到刊載的時間距離來看,這是一篇事先構思完好的小說,不存在連載途中改變寫作思路的情況,應該說,“對于創作有一種宗教感”⑧的蕭紅出現因粗疏而導致情節悖論的情況可能性較小。

暫且拋開蕭紅的創作情況不談,如果將上述兩處文本聯系起來,將有助于理解《北中國》情節上的“矛盾”,發掘小說隱含的獨特觀察——如果說前期耿大先生的“一聲不響”是主動的選擇,那么耿振華死后的耿大先生則是被動喪失了發聲的可能,無權得知與處理兒子的后事便是一個例證。耿振華之死是一個富有意味的時間節點,自彼時起耿大先生似乎陷入了一種“失語”狀態,閱讀文本可知,小說后期耿大先生幾乎沒有了“言說”的空間,其身心狀態只能借由敘述者、耿太太、老管家等人的講述、推測呈現在讀者眼前。換言之,耿大先生后期的病狀皆是他人的言說,其清醒與否所依據的標準也出自敘述者與耿太太等人之口,關于這一點小說中有一處不可忽略的細節:當作為“局外人”的醫生診斷耿大先生的病“沒有見什么好,可也沒有見壞”后,耿太太卻將耿大先生由房屋后間轉移至更為人跡罕至的涼亭,可見耿太太諸人在處置耿大先生“病情”上的話語權。

那么這些審視、言說耿大先生的人們究竟是怎樣的形象呢?耿太太是舊式文人家庭出身,讀過私學館,“《金剛經》《灶王經》都念得通熟”,對于鬼神之事向來深信不疑;老管家、長工等“都不識字”,體現著與外界隔絕的“鄉土本色”;敘述者看似平實客觀,但對耿大先生“清醒”“昏迷”的判斷顯然與耿太太等站在同一立場?？偠灾?這是深受傳統鄉土文明浸染的一群人,他們是以傳統的眼光、立場來審視耿大先生后期的行徑。

相比之下,耿大先生顯得“現代化”十足,他曾離開家鄉“外出留學”,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日后又將子女送入新式學堂接受教育……諸如此類的言行表明“他的思想是維新的多了”。然而與此同時,耿大先生也是傳統倫理秩序的堅實維護者,他雖愿意讓子女接受新式教育,但“長大當官”的心愿仍是傳統“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延續;他雖一度追隨孫中山,但內心深處仍無法割舍家族的延續,抵制耿振華外出抗日的行為,正是孫中山革命思想所批判的,即所謂“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⑨?？梢姽⒋笙壬m有著種種“維新”的表現,但內心深處仍然認同傳統的思想與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現代”只是耿大先生用以維護“傳統”的手段與途徑。例如小說中提到耿大先生在客廳里張貼威爾遜、拿破侖、林肯、華盛頓的畫像,用作教育孩子的材料,然而這些革命者的教育意義只是“英雄威武”的象征,是求得“榮華富貴”的代表,所寄托的仍是耿大先生對“門第的永久和光榮”的向往。也即是說,耿大先生這一形象的內核與耿太太等并無二致,耿太太諸人之審視耿大先生,實質上是以傳統的眼光審視同一傳統。

然而這一“審視”的結果是迥異的,前期耿大先生作為家族統治者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是“說怎么樣就怎么樣”的“一家之主”,而后期則被視為“病了”“瘋了”,并由此走向了“失語”,這表明此一時期的耿大先生已經溢出了“傳統”秩序之外,顯現出某種“異質性”。那么耿大先生為何從一個堅定的傳統維護者走向了既有秩序之外,又究竟走向了何方?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當我們從貫穿《北中國》的哀婉筆調及耿大先生的悲劇命運中讀出蕭紅對舊家族命運的哀嘆時,是否應繼續追問,蕭紅所憂慮的究竟是那個既存的舊秩序,還是已生發新變的“傳統”?

這樣的問題最終將延伸至對文本的批評甚至蕭紅“形象”的理解中。事實上,在文本內容之外,對《北中國》的批評似乎也存在著矛盾。上文所提及的將《北中國》視為傷悼舊家族、尋求和解之作是一種理解,同時亦有當代學者將《北中國》與《生死場》《曠野的呼喊》《看風箏》等視為同一系列,將其解讀為蕭紅“使用民族國家話語系統進行書寫”⑩的民族寓言。由于文本的開放性,我們當然不必尋求一個同一的理解,然而在這兩種解讀的背后,呈現的的確是“兩個蕭紅”——“時代蕭紅”與“人間蕭紅”。暫且不論客觀意義上個人話語與民族國家話語是否能截然分離,具體到蕭紅而言,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后期的蕭紅及其創作一直被“左翼”主流話語視為“異端”,這是否意味著《北中國》中即便蘊含著民族國家話語也是以一種“越軌”的筆致呈現?那么當我們以個人話語顛覆政治化的批評時,也可能遮蔽了蕭紅書寫中這一部分的特殊性,同時便也對蕭紅個人形象作了“窄化”的解讀。當然,要探討這些問題,我們仍需回到《北中國》文本中的重重矛盾以及文本背后蕭紅的具體寫作情境。

二、 香港格局與蕭紅的認同危機

前文我們提到,《北中國》的構思、創作均發生在香港。1940年1月17日,蕭紅與端木蕻良自重慶乘飛機抵達香港,對于蕭紅的南下,熟識蕭紅的友人們似乎并不理解,梅林回憶稱此事“頗引起一些熟人的談論”,胡風在給許廣平的信中甚至不無激憤地指責蕭紅“秘密飛港,行止詭秘”,丁玲日后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委婉地透露了友人們對蕭紅此舉不解的原因——“那時候很希望她能來延安”。的確,與丁玲、蕭軍、白朗等紛紛北上延安相反,以書寫抗戰立足“左翼”文壇的蕭紅此時卻選擇南下香港,顯得頗為“不合時宜”,因而以“左翼”主流話語視之,蕭紅的“悄然‘蟄居’”便“多少有點不可解”了。然而蕭紅與主流話語的裂隙早已顯現,在1938年七月社組織的抗戰文藝座談會上,蕭紅甚至公然發出自己“異端”的聲音。

在七月社關于“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上,蕭紅對作家與抗戰生活的問題的看法與胡風等人產生了分歧,胡風等人認為在抗戰時期“作家還不能達到現實生活的深處”,因而“情緒不高漲”;蕭紅則認為作家“并沒有和生活隔離”,恰是情緒“寧靜不下來”,因而“抓不住”也“寫不出”“戰時生活”,流露出對主流文壇過于“高漲”的抗戰情緒的批評。在“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中,蕭紅更是直接表達自己“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F在或是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創作觀, 這是對奚如“寫慣了階級題材的作家們,對于這剛一開始的戰爭不能把握”的反駁,這一反駁延續了蕭紅在前一座談會上關于作家與生活關系的觀點,同時也表露蕭紅對于“階級文學”的懷疑,是對過往革命文學與現時抗戰文學的雙重質疑,赴港之前蕭紅與文壇主流話語的裂隙可見一斑。也正因此,學者林賢治認為蕭紅是“自棄于主流之外”,季紅真先生則進一步指出蕭紅赴港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反映出其“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

香港作家盧瑋鑾(小思)在《香港文縱》(香港華漢文化公司1987年10月版)中詳細考察了代表左、右翼文化勢力的“文協香港分會”“中國文化協進會”兩大組織的建立及活動,發現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兩派之間既競爭暗涌又交相合作,尚未形成某一強勢話語及兩派對峙的局面,在這個層面上香港政治氛圍可謂相當自由,而蕭紅與“左翼”話語的關系也表現得更為寬松。一方面,蕭紅積極參與“文協香港分會”舉辦的抗日文藝講習所、紀念魯迅等活動,活躍在“左翼”文壇之中;另一方面,蕭紅對于左、右翼勢力間的話語競爭又“置若罔聞”,一個有力的證明是1940年7月至12月,由中共黨員、“文協”香港分會理事、香港《大公報·文藝》主編楊剛在港發起的“反新式風花雪月”大討論。該討論的矛頭直指那些充滿懷鄉感傷、遠離抗日戰斗,而“通常有眼淚,通常有向故鄉的凝望,有流亡的心”的“新式風花雪月”書寫,“文協”與協進會作為參與討論的主要力量,實際上使其成為兩派“爭奪‘文藝青年’領導權”的較量,與此同時“《大公報》《星島日報》《立報》均見論爭文字”,可見影響波及全港。然而一度積極參與香港“左翼”文壇文藝活動的蕭紅卻對此“充耳不聞”,并在這一聲勢浩蕩的討論中完成并發表了極具“新式風花雪月”之嫌的《呼蘭河傳》,足見其與“左翼”話語的游離關系。

如果說蕭紅赴港是為尋求“自由主義”,那么其與“左翼”話語之間的游離關系,以及積極響應民主人士周鯨文所倡導的“人權運動”等行為則表明這一時期的蕭紅已經擁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如果說赴港是出于創作上的考慮,如蕭紅所言“不外想安靜的寫點比較長些的作品”,那么從其在港時期的創作——《呼蘭河傳》《馬伯樂》兩部長篇小說,《后花園》《北中國》等四篇中短篇小說,三篇散文,兩篇書信及一部啞劇中可以看出,不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可謂“高峰”。香港似乎是一個理想空間,既契合蕭紅對“自由”的追求,亦為其創作提供了安定的環境,然而此時蕭紅的真實心境如何呢?在寫給友人白朗的信中,蕭紅坦言“恬靜和幽美”的香江正是“以往所夢想的佳境”,但此時“卻只感到寂寞”;在致信華崗時,蕭紅承認“香港是比重慶舒服得多”,然而“天天想回重慶”;雖一度“因為史沫特來女士的勸說”而“想到新加坡去”,但在1941年病危之際,蕭紅所要求的仍是“我要回到家鄉去”。不難發現,“寂寞思歸”的情緒始終縈繞在港的蕭紅,所謂“自由主義”的追求恐怕并非如此決絕,蕭紅始終無法割舍對于故土的依戀。

香港之于蕭紅,正如胡風所說是一個“和內地遠離”的“陌生的、言語不通的地方”,漂泊至此的蕭紅加上疾病纏身,生發寂寞心境并眷戀故土似乎是“人之常情”,然而將這一“個人常情”置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歷史語境,我們會發現其對于國族的依戀認同亦有“理”可循。

自十九世紀末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始,中國被迫卷入現代世界體系,此后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整體而言是與民族危機同步展開的,因而“五四”啟蒙運動喚醒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一開始便與社會變革、國家救亡相聯系。隨著三十年代日本侵華,民族危機加劇,抗日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被喚醒的“個體”紛紛融入革命救亡的洪流。正如學者們所說,“現代自我觀及其語法最初就是在一個各種意義交鋒的歷史中形成的并與民族性的觀念同源而生”,因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個人主體不過是作為民族國家理念的獨特呈現形式而出場”。這樣的論述清晰地勾勒出歷史的整體脈絡,但也忽略了具體“個體”的主動性,身份認同(identity)理論認為“個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參照他周圍的那些人的情況下,自我是無法得到描述的”,也就是說“自我”或曰“主體性”的確立“通常不僅與他的道德和精神事務的立場有關,而且也與確定的社團有某種關系”。從這個角度上看,被“五四”啟蒙運動喚醒的“個體”自身亦需要一個外在于己的“對話網絡”,而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語境中,民族國家無疑是最急切的歸屬。蕭紅的人生軌跡亦體現著這一點,作為“五四”浪潮后期“出走的娜拉”,她并未如魯迅先生的預言“要么墮落,要么回去”,而是很快地在日滿政權的壓迫下離開哈爾濱,流亡漂泊并匯入“左翼”文化勢力,在《商市街》中,蕭紅清楚地意識到自身命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聯,“只要‘滿洲國’存在一天,我們是不能來到這塊土地”?？梢哉f,民族國家危亡既是時代背景,也是蕭紅的個人生命體驗,在這雙重因素的作用下,其對國族的認同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由民族危亡而引發的集體反抗行為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安置”了蕭紅被“五四”喚醒的“主體性”,因而蕭紅后期呈現的家國之思可能不僅是一種樸素的集體歸屬感情,同時也關涉到其主體確證的問題。

然而香港作為“維多利亞朝英國與大清中國的‘私生子’”,其對國族的認同是復雜微妙的。在抗戰時期,與“一致抗日”的內地相比,香港卻是“消耗者的安樂窩”,在這里“骨牌的聲音掩滅了機關槍的怒鳴,鴉片的煙霧籠住了炮火”;茅盾1938年來港編輯《文藝陣地》時亦用“醉生夢死”形容民眾的麻木,感慨“進入了一片文化沙漠”?？箲饸夥盏膯伪∨c抗戰文化的匱乏印證著香港對于祖國認同的淡漠,事實上當涉及抗戰問題時這種認同本身便不具合法性——在日本占領港島前,港英政府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政策,根據茅盾的回憶,當時報刊的“審查十分苛刻”,涉及抗日立場的字眼一律被替換成“×”,因而“香港報紙上××非常多”,直至寫于1941年的《北中國》中,我們仍看到因涉及日本信息而“開天窗”的現象。

概言之,彼時的香港是一個無需甚至無法尋求祖國認同的“邊緣”之地。在這樣的空間里,蕭紅獲得了遠離戰亂的安定環境,但也被架空了無法割舍的家國認同,同時便也失卻了與之密切聯系的部分“自我”。當然,這一時期的蕭紅并非完全無所歸依,“八一三”事變前后大批內地人士前往香港,各黨派團體也先后赴港爭取這塊相對安穩的輿論陣地,上文提及的“文協”香港分會便是“左翼”文化勢力的“大本營”,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蕭紅與“左翼”“主流”話語的差異在內地時便已顯現,而與香港“文協”的游離關系再次印證了兩者的距離。此時的蕭紅既面臨著由歷史文化差異而帶來的國族認同的缺失,又因無法全然融入“左翼”“主流”話語而只能與該團體保持“在而不屬于”的游離關系,因而即便身處安定的環境,仍無法避免心理的焦慮——該向何處安放其主體?這一問題的存在意味著蕭紅陷入了一種“認同危機”,一種“自身也失去了穩定的意義,不斷地游離在兩種文化之間”的“最可怖”的處境。站在這個角度去理解蕭紅此時的心境,她揮之不去的“寂寞思歸”正源于主體位置的迷茫,是其身份焦慮的外化表達。

英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將“話語研究”引入身份認同理論,認為認同不是一種靜止的“本質主義”的歸附,而是“一個清晰表達的過程,一個縫合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永遠未完成的過程——總是在建構中”。認同是一個建構性的動態過程,而建構從根本上說是在“語言中產生和發展”的,因而“話語實踐作為身份認同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對身份認同的構建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文學作為一種象征性話語,便得以成為“更加日常的、持續的和手邊的認同性話語實踐”?；仡櫴捈t在港時期的創作,我們發現故鄉是其書寫的重點,不論是中短篇《后花園》《北中國》《小城三月》,還是長篇《呼蘭河傳》,或多或少都帶有蕭紅故鄉的影子,尤其是長篇代表作《呼蘭河傳》,以充滿溫情的筆調編織記憶中的故鄉,形成一種“回憶的詩學”?！盎貞洝弊鳛椤逗籼m河傳》文本的編織形式或曰“生命形式”,被視為蕭紅“靈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而溫馨明凈的故鄉書寫則證明蕭紅“遙望著故鄉的‘后花園’,渴望去尋找‘魂歸故里’的回家之路”的精神需求,由是故鄉成為寂寞流徙中的蕭紅的精神寄托。我們當然不能否認記憶中的故鄉帶給蕭紅的精神慰藉,然而值得追問的是,寄身于這一“精神故園”是否能消解蕭紅的認同焦慮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回憶的詩學”的另一個層面是“藝術的形式”,在《呼蘭河傳》中“回憶”的敘事總是由一個限知視角的敘事者承擔,也即所謂“兒童視角”,然而蕭紅的“回憶”無法擺脫“當下”的時空,小說敘事中“回憶總是進出于童年與現實之間”,由此產生另一重“成人視角”。我們看到,一旦“當下”的成人視角顯現,審美靜觀中溫暖的家便蕩然無存,敘事者所感到的僅?！拔壹沂腔臎龅摹薄拔壹业脑鹤邮腔臎龅摹?換句話說,記憶中的“精神故園”仍無法彌合當下蕭紅的“寂寞”,其亟待解決的身份認同仍是虛無的。事實上,蕭紅對于故鄉始終有一種“異己感”,早在1927年的《失眠之夜》中蕭紅便清醒地認識到“家鄉這個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因而在蕭軍等人展露出熱切的回鄉心愿時,蕭紅只能獨自喟嘆“那塊土地在沒有成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沒有了”。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中,蕭紅創作了《北中國》?！侗敝袊分幸嘤胁簧俟枢l因素,如前文所提及的耿大先生,這一形象“原型顯然是蕭紅的父親張廷舉”,而出走的耿振華則有蕭紅那“就在新四軍里”“一別已經近4年沒有見面,音信也斷了有3年多”的弟弟張秀珂的影子,甚至耿家的環境設定亦暗接“后花園”——蕭紅時常問及張秀珂“家里的櫻桃樹這幾年結櫻桃多少?紅玫瑰依舊開花否”,這“櫻桃樹”與“紅玫瑰”被移入《北中國》成為耿家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呼蘭河傳》中凄清悲涼的氣氛亦延續在了《北中國》中,然而與前者不同的是,蕭紅在《北中國》中直接解構了“這一個”故鄉。耿大先生前后斷裂的身份表明父親的因素最終消散了,而“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樹不開花了”,“泥大墻倒了,把櫻桃樹給軋斷了,把玫瑰樹給埋了”,“煙消火滅”的環境亦象征著“后花園”的解體。在此,我們并非要否定文學的虛構性,而是著意說明《北中國》即便存有故鄉因素,也絕非《呼蘭河傳》般的對家鄉的回溯,而是身居異鄉的蕭紅對于“滿洲國”的一次“想象”。

我們始終沒有忘記蕭紅此時正陷于認同的危機,在“精神故園”無法有效緩解其身份焦慮的情況下,蕭紅再度將筆觸深入東北故土,如果說耿氏家族是“北中國”的一個縮影,那么不難發現廣袤的“北中國”在此被想象成了一個傳統鄉土型社會,曾出現在蕭紅生命中的“商市街”完全不見蹤影,這一選擇是否意味著傳統鄉土成為故鄉之外的另一種象征性資源,支撐著蕭紅又一書寫實踐中的象征性身份構建?這或許并非全然是我們的主觀揣測,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后的一則日記里,蕭紅如此描述其復雜的思歸情緒:“不,不能說是想家,應該說所思念的是鄉土?！笨梢娫谄湟庾R里,“鄉土”足以取代那難免“異己感”的“家”,成為另一可確證的精神棲所。

三、 認同構建的話語實踐與鄉土傳統的生命書寫

以上我們用了較長的篇幅來說明蕭紅在港時期的“寂寞思歸”實際上是一種身份認同的焦慮,并認為文學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參與了蕭紅象征性的身份構建,《呼蘭河傳》對故鄉的回憶通常被視為蕭紅的精神還鄉書寫,然而精神家園的構建未能解決其認同的危機,接續其后的《北中國》則將筆觸伸向更為抽象的鄉土,結合其貫穿始終的認同危機,我們認為抽象的鄉土可能成為故鄉之外的另一種象征性資源,而《北中國》的書寫則是蕭紅又一次象征性身份構建的話語實踐。當然,要證實這一點,我們首先需要回到文本,探究蕭紅究竟想象了一個怎樣的“北中國”。

前文我們提到,作為家族統治者的耿大先生雖受過外界現代化沖擊,但現代的因素被轉化成了維系傳統的力量,因而具備某些現代特質,如信奉科學的耿大先生并未溢出傳統的內核之外,仍可將其視為傳統鄉土社會的“代言人”。我們亦曾談到耿振華之死作為一個富有意味的時間節點是耿大先生劇烈轉變的關鍵,不過這一轉變也并非完全是“斷裂”,畢竟在耿振華戰死前耿大先生及其代表的鄉土傳統已經遭受了多重震蕩。首先是異族統治造成的傳統理想信念的破滅,小說借老管家之口道出了“北中國”在日本統治之下的艱難處境,“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沒有見過這年月,讓你一,你不敢二,讓你說三,你不敢講四”。在此情況下耿大先生成了“日本東亞什么什么協進會”的“董事”,表現出妥協的姿態,然而順從并未換來安定,往昔的掛畫被更換成另一“仁義道德”的面孔,往昔的理想被刪減為“有吃有喝”的基本需求,鄉土文明所追尋的“門第的久遠和光榮”喪失了言說的合法性。其次是耿振華的出走帶來的傳統倫理秩序的潰散,小說用了大量筆墨描寫耿振華外出抗日后耿太太的失魂落魄及耿大先生的壓抑沉默,這一創傷書寫甚至消釋了耿大先生對日本妥協退讓的“落后性”。而在與《北中國》同時創作的《馬伯樂》中,蕭紅對于一味逃難的馬伯樂是極盡挖苦嘲諷的。有學者認為《北中國》重點書寫的是耿大先生“思兒心切的可憐父母心”,是一篇“從中國人特別看重的人倫親情角度表現戰爭對生命、對正常生活秩序的摧毀”的“倫常情誼”悲歌。耿大先生對于家庭倫理的眷戀毋庸置疑,從這個角度上看《北中國》其實接續了《曠野的呼喊》對于戰線后方守家老人“心靈創傷”的書寫,然而在《北中國》中,耿振華出走的陰影不僅籠罩在耿氏夫婦心頭,小說借老管家之眼從“鳳去樓空”中窺見了整個家族的敗落,“耿大先生的父親在世的時候那種兢兢業業的,現在都到哪里去了,現在好像是就要煙消云散了”,也即是說,耿振華的出走同時意味著家族秩序的渙散,考慮到耿氏家族的鄉土傳統性及耿振華作為家中長子的繼承人身份,這一點并不難理解。但引入家庭秩序這一角度亦不能完全解釋耿家在耿振華出走后無可挽回的敗落,畢竟除卻耿振華這一長子耿家尚有年幼的“弟弟們”,不至于使家族秩序走向全盤解體?？梢?除卻外在的異族入侵與內在的秩序潰散,耿大先生及其代表的鄉土世界還面臨著其他層面的危機,這也預示著《北中國》的書寫并未止步于倫常情誼的創傷,而這一點在耿振華之死中得到了進一步揭示。

當得知耿振華死于內戰這一消息時,耿大先生在驚疑中拿起所有報紙“看了半夜”,所看到的“都是日本人的挑撥離間,卻看不出中國人會打中國人來”,直到雞叫天明伏案入睡,又忽然夢見成為抗日英雄的耿振華“帶著千軍萬馬,從中國殺向‘滿洲國’來了”。耿大先生這一系列反應是耐人尋味的,他首先關注的似乎不是兒子的“死”,而是“被中國人打死”這一事實,潛意識里的夢境則與遙遠的“滿洲國”相聯系。如此看來,耿振華之死于耿大先生而言有著超乎個體情感的意義,最終指向的是對于“滿洲國”命運的隱憂,而“滿洲國”的命運其實也就是耿大先生等“北中國人”的命運。前面我們提到耿大先生一度對日本統治妥協,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異族的認同,“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國的,小日本無恥”的表白隱含其對民族國家的歸屬與期冀,但難以割舍的傳統倫理秩序又使其反對耿振華離家抗日的行為,而最終耿振華死于內戰,則意味著鄉土傳統所背靠的“中國”的坍塌。

“北中國”這一鄉土社會在日本的統治下已然顯現危機,內部秩序的松動無疑加劇了潰散的步伐,最終“中國”這一根源性歸屬地的坍塌則將其存在的合法性連根拔起,自此,耿大先生們徹底陷入了孤絕的處境?！氨敝袊钡泥l土世界在作者這里被想象成了時代的“棄兒”,這不禁令人聯想到遠在香港深陷認同危機的蕭紅,兩者的處境何其相似,如果說“北中國”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蕭紅的“鏡像”,那么《北中國》的書寫則是蕭紅對自我主體的一次觀照。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回到文章開始時提出的疑問——耿大先生究竟走向了何方,實際上也就為探尋蕭紅的認同構建問題找到一條途徑。

耿大先生前后的轉變正是以耿振華之死為界限,我們看到,意識到“北中國”中鄉土傳統孤絕處境的耿大先生,終于擺脫以往安于現存秩序的思想,迸發出抗日的意識,這一意識外化為堅持給“抗日英雄”耿振華寫信、主動砍伐老榆樹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等行為——這恰恰是耿太太諸人諱莫如深之處。這似乎表明耿大先生最終走向了耿振華的道路,然而象征著鄉土傳統的耿家對于兩者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對于耿振華的外出抗戰,耿家上下包括前期的耿大先生雖不理解但寄予了無限的同情與憐惜;而面對耿大先生抗日意識的覺醒,耿太太諸人則表現出無名的恐懼,以至于將其宣判為異端并進行一次次藏匿。其間的緣由當然與“滿洲國”的日本統治相關,但從耿氏父子與鄉土傳統的關系這一角度進行考察,我們會發現《北中國》對鄉土傳統觀察的獨特性。

小說并未詳細交代耿振華如何走向了抗日之路,但從其所受的“新式學堂”教育及其人際關系,尤其是耿太太訴諸希望的與外界聯系緊密的同學身上,可推知這一形象已非傳統意義上的“大少爺”,更多的是具備現代性的“新青年”,那么其外出抗戰,很大可能是受到“現代話語”自上而下的感召。反觀耿大先生,我們曾反復提到其內核的傳統性,因而相比之下其抗日意識的生發,則是一種主動的內生的行徑。也就是說,耿振華作為早已溢出鄉土傳統的青年,其出走實則帶有某種必然性,而耿大先生作為傳統的堅守者,其抗日意識的萌發則預示著傳統自身的“解構”,從這一角度出發耿太太諸人的恐懼便也不難解釋了。

盡管后期的耿大先生被耿太太等人評判為“異端”,但其“抗日意識”還是潛移默化地作用于鄉土傳統秩序之中。例如,老管家與伐木長工大字不識卻對耿大先生寫給兒子的信倒背如流,被倒置的信封正是抗日話語在耿家潛滋暗長的微妙證明;又如,當一名長工表露出對于耿振華身為大少爺而外出當兵的不解時,另一長工脫口而出的便是“打日本罷啦”,抗日似乎成了無需解釋的行徑;而一心“憑吊”往昔繁華的老管家,最終也走向了對耿大先生更為深層的理解,意識到耿大先生之病“雖說是為著兒子的啦,可也不盡然,而是為著小……小□□”,迫于審查壓力而匿去的字眼無疑是“日本”……

可見在倫常情誼之外,《北中國》還書寫了一次鄉土傳統自發融入民族國家話語的過程。我們當然可以質疑這種抗日意識仍屬于耿大先生們立足傳統危機的自我拯救,但也必須承認,在客觀意義上其與民族國家革命戰爭目標相契合,且在這一過程中,鄉土傳統并未經受來自外界話語的啟蒙洗禮,而是主動內生出超越傳統本身的“現代性”,由此,傳統鄉土便與現代民族國家話語走向一體。如果我們關注《北中國》作為蕭紅身份認同話語實踐這一點,便不難發現“北中國”的命運走向暗合了蕭紅自身對于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學者周憲認為,身份認同問題“其本質其實是一個主體問題,是主體在文化關系這種特定的社會之中的對于自我身份的追問、確認和定位,它與自我主體性的構建息息相關”。我們說民族國家危機既是時代語境亦融入了蕭紅的生命體驗,且民族國家這一“框架”實際上安置了蕭紅一部分被啟蒙話語喚醒的“主體性”,由于其后與“左翼”主流話語的裂隙漸深,這一框架似乎又成了遮蔽了其主體性的強勢話語,然而漂泊“邊緣之地”香港后,蕭紅認識到自身“是離不開自己的國土的”并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在此背景下“北中國”的鄉土世界作為蕭紅的鏡像,關照的正是蕭紅自身的主體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中國》書寫的亦是蕭紅將現代意義上的“個體”寄托于鄉土傳統,并最終與民族國家相逢合,達成“個人蕭紅”與“時代蕭紅”相統一的過程。由此,我們看到晚期的蕭紅雖遠離“左翼”話語然而并未全然“關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向下滑坡”,亦未執著于“自由主義”走向“叛逆者的不歸之路”,經由《北中國》的話語實踐,遠離“主流”的蕭紅以自己的途徑抵達了“主流”,“個人蕭紅”最終與“時代蕭紅”融為一體。

然而在小說中,耿大先生最終死于耿太太好意的關切,在鄉土傳統與“現代新質”之間規約與反作用的博弈中,“內生的現代性”似乎仍然相對脆弱,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的最終崩潰,畢竟作為鄉土傳統秩序的維護者,同時也是內生抗日意識的受眾耿太太、老管家們依然存在,但小說情節到耿大先生之死便戛然而止,耿太太們將何去何從?從認同話語實踐的角度看,耿大先生黯淡的結局與耿太太們被懸置的命運背后,是否意指蕭紅仍無法構建最后的身份認同?由于戰爭與疾病的圍困蕭紅過早地離開人世,我們或許已無法確證這一問題。而從書寫的角度看,蕭紅未盡的憂慮背后其實暗含著一個更為宏大的命題——在內外交困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鄉土傳統究竟該往何處去?

這一問題與蕭紅后期的創作理念息息相關。1938年蕭紅在書評《〈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里提到自身對于抗戰的觀察,“抗戰沒有到來的時候,腦子里是個白丸?？箲鸬絹砹四X子里是個苦悶,抗戰過去了,腦子里又是個白丸”,流露出對于當時流行的“戰場高于一切”口號的憂慮,并進而提出“抗戰是要建設新中國,而不是中國塌臺”的觀點。暫且不論該觀點是否系統成熟,這意味著蕭紅開始有意識地關注抗戰中那些被“戰場”遮蔽而始終未曾解決的問題,而鄉土傳統在戰爭年代的命運即是其中之一。鄉土傳統究竟何去何從?《北中國》內生現代性而走向民族國家話語的書寫,或許正是蕭紅基于自身心境而給出的一種解答,然而與同一時期主流那種“建立在戰爭浪漫主義基礎上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抗戰文學相比,《北中國》這一充滿個人因素的曲折書寫具有多大程度的合法性呢,這或許是蕭紅難消隱憂的一大因素,畢竟在“左翼”話語的眼中蕭紅早深陷“寂寞”的泥潭而“和廣闊的進行著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給掩隔起來了”。無論如何,這一問題本身也啟示我們《北中國》的創作不僅是蕭紅身份認同的話語實踐,亦是其后期文學理念的具體實踐,在此蕭紅的心境與其創作是相互聯系的。如果將《北中國》的書寫置于蕭紅創作的整體脈絡中,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兩者之間的關聯,以及由此帶來的蕭紅鄉土書寫的獨特性。

提及蕭紅的鄉土書寫,早期成名作《生死場》是無法繞開的文本,在這一小說中,蕭紅一方面以啟蒙的視角批判了鄉土底層“蟻子似地生活著,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另一方面作者憑借其“對民間世界的了解和對底層人民的情感”,寫出了“民間生活的自在狀態”,也即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在后一種視角的觀照下,民族國家話語的神圣性被消解,反而演繹成一幕幕鬧劇——反抗地主的趙三卻因人情反被趙三籠絡;組織抗日的二里半在宣誓時仍舍不得一只山羊……在此,我們暫且擱置“民間”是否自足的價值討論,將《生死場》與《北中國》相比,我們清晰地看到后者對鄉土的書寫不論是視角立場還是價值判斷都有了鮮明改變。

在《北中國》中,啟蒙的姿態已然不見,敘述者以近于“民間”的視角,客觀平靜地進出于人物內外,講述其悲劇一生。但此時的民間視角所觀察到的已非自足的“原始的生命力”,而是一種自發地與民族國家話語相融合,與“現代性”接軌的頑強生機。從題材與情節結構的角度,即“戰線后方守家老人”這一題材與“子輩離家革命/抗戰—父輩等待其歸家”這一敘事結構來看,《曠野的呼喊》(1939年)是與《北中國》更為類似的書寫,對比閱讀之下我們發現,《曠野的呼喊》中的陳公公和耿大先生同樣遭受著兒子外出抗戰最終一去不回的命運,二者在兒子下落不明時的憂郁心境也頗為相通,所不同的是,兒子的外出抗戰成為其悲劇的根源,全篇小說正是其心靈創傷的呈現。在《曠野的呼喊》中被置于陳公公對立面的民族國家話語,在《北中國》中則與耿大先生最終并行不悖,成為鄉土傳統解決其危機處境的途徑?？梢哉f,《北中國》既是鄉土傳統生命歷程的書寫,亦寫出了其生命力。

應該說,鄉土傳統的書寫貫穿蕭紅創作的始終,但對其內生現代性的生命力的發掘是其在香港時期的獨特思考,《北中國》之外,《后花園》《紅玻璃的故事》都是此類文本?！逗蠡▓@》中的馮二成子,本是后花園中日復一日打著梆子的磨倌,卻因為一場無果的暗戀產生了“人活著為什么要分別”一類的哲學追問,生發出對因循麻木的人生的批判,超脫庸常而走向一種極具現代意味的反思;《紅玻璃的故事》是蕭紅“口述予駱賓基”,由駱“為一九四三一月二十二日蕭紅逝世一周年忌日追撰”的短篇小說,在這最后的短篇中,蕭紅構想了一位逆來順受的勞動婦女王大媽,在一次訪親中王大媽竟透過外甥女的一顆玻璃珠“窺破了命運的奧秘”,尤其是鄉土女性的悲哀宿命,從而達成了自我的啟蒙與超越。

當然,我們無法忽略蕭紅此一時期書寫鄉土的另一種筆調,即《呼蘭河傳》中體現的對于國民性、鄉土文明的批判,由于這一層書寫的存在,蕭紅亦被視為重返“五四”啟蒙的立場。早在1938年,蕭紅便表露“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觀點,與“五四”啟蒙文學遙相呼應,而此前魯迅逝世后蕭紅在寫給蕭軍的信中便表示魯迅“沒完成的事業,我們是接受下來了”,體現出“啟蒙”的自覺意識,被視為承續魯迅的批判精神完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父’與‘女’兩代人的會合”。但同時我們注意到,寫于《北中國》前的《馬伯樂》揭示了抗戰時期小市民的國民劣根性,寓批判于諷刺之內,具有顯著的“啟蒙”色彩,然而出生都市,上過高中,在上海一大學旁聽過課程,“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作為知識分子來看待”的馬伯樂,其“五四”后一代“現代青年”的身份與懦弱、自私、媚外的“品格”之間構成的強烈反差恰恰印證著啟蒙的失敗;稍后于《北中國》的《骨架與靈魂》,是蕭紅為《華商報》副刊《燈塔》“紀念五四”?？鶎?在這篇短文中蕭紅再次對“五四”啟蒙效果表露懷疑,“我們離開了‘五四’,已經20多年”,然而“一切在繞著圈子……而究竟是一步沒有向前進”;而在《小城三月》中,被“五四”話語啟蒙的翠姨則走向了愛情與生命的雙重悲劇,可見蕭紅的啟蒙立場似乎并不堅定。蕭紅小說中流露的批判精神無可爭議,但蕭紅是否執意“回歸”“五四”啟蒙立場仍值得商榷,或許我們更應關注的是蕭紅后期書寫中的“啟蒙”立場是否與其在《北中國》中的鄉土書寫一般,已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

總而言之,《北中國》作為蕭紅的認同構建話語實踐,呈現了“個人蕭紅”與“時代蕭紅”的密切連接,使蕭紅以遠離“主流”的途徑而抵達“主流”,在這一縫合的書寫過程中,蕭紅發掘出鄉土傳統內生現代性的頑強生機,形成不同以往的鄉土傳統生命書寫。這一書寫不僅在蕭紅的自身創作歷程中具有獨特性,將其置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壇進行考察,我們發現其不僅不同于“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左翼”主流書寫,亦不同于自由主義供奉“人性”的牧歌書寫,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意義。

[本論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百年《新青年》闡釋史研究”(項目編號18BZW133)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葛浩文:《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頁。

②張謙芬:《論蕭紅香港時期的創作反芻》,《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

③季紅真:《蕭紅大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20頁。

④林賢治:《蕭紅和她的弱勢文學》,《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

⑤蕭紅:《北中國》, 章海寧主編:《蕭紅全集 小說卷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頁。

⑥艾格尼斯·史沫特萊著,江楓譯:《中國的戰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460頁。

⑦袁培力主編:《蕭紅年譜長編》,陜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3頁。

⑧端木蕻良:《蕭紅和創作》,章海寧主編:《蕭紅印象 記憶》,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頁。

⑨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7頁。

⑩王金城:《主題形態:精神歸返與靈魂挽唱——〈呼蘭河傳〉新論》,《北方論叢》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