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的社會治理思想與實踐探析

許芝浩 陸和健

摘 要：教育與慈善公益事業是張謇社會治理思想與實踐的核心部分。他以教育為刃，構想通過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教育，依照師范為先導，各層次教育次第設立的模式來完善教育結構，最終培育出德、藝、體兼備且具有實踐能力的新生代國民；借助慈善公益事業，在扶危濟困之余，教養結合使弱勢群體得以自養，并改良人心風俗。張謇意圖通過教育與慈善公益實現社會綜合治理與源頭治理，最終由一二人而至人人，共建新社會。然而在實踐中，其“共建”模式卻難以實現，最終走向失敗。

關鍵詞：張謇；社會治理；慈善公益

社會治理是指特定的治理主體為實現社會的穩定及在此基礎上的穩步發展對社會實施的管理，其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除政府外，亦包含各種非公組織乃至公民。近代中國時局動蕩、政府羸弱，部分公民憑借政治、經濟或兩者兼具的特殊地位，在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張謇曾致力于政治立憲、實業救國等道路的探索，同時也試圖以南通為示例推行“地方自治”以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內容涉及實業、文教、慈善公益、水利、交通等多種社會公共事務。本文從教育與慈善的角度對張謇相關實踐活動進行梳理，并歸納其社會治理思想主要內容。

一、 教育開通民智

張謇認為“舉事必舉智”，想要社會治理必須開啟民智，“啟民智必由教育”[1]；民除亡于貧苦無依，也亡于民智未開而道德墮落，墮落之因即在于沒有接受教育，故“務本之治，首在教育”[2]；教育之法有別，科舉可能有利于培養特別人才，但開通多數的民智在于興辦新式學校，故而孜孜于發展教育事業。其具體方法如下：

（一）普及教育

張謇將教育的普及和學校的蓬勃發展看作近代西方文明優越的原因，故而提出“自治之本在興學，興學之效在普及”[3]，將社會治理與教育普及掛鉤。而在如何普及教育方面，張謇反對辛丑年后各地掀起的舉辦大學堂的風潮，認為“未設小學，先設大學，是謂無本”[4]。對此，張謇提出“強迫教育”，即用法令強迫國民接受教育，其又稱之為“義務教育”，并以初等小學為本。實施范圍上，希望“全國人民舉無能出此教育范圍之外”[5]；經費上，以國稅扶助官立學校，以地方稅扶助公立學校，私立學校自籌經費；教學內容及年限上，內容以科目簡單、宗旨齊一為標準，內容難易、教育年限均依據國民生活情況變化而變遷。但因晚清及民國政府均無力支持全面“強迫教育”，故而張謇轉而以個人之力在南通踐行“普及教育”的構想。在普及兒童教育之外，他亦注重普及通俗教育，如創建伶工學社，借助戲劇表演以改變世人的觀念，實現“縱不能令人人盡入學堂識字，亦當令人人盡知今日之世界”[6]的效果。

（二）師范為本，次第設立

張謇認為“師范則普及根原，教育本位”[7]，如無師范教育先行，普及教育之說只會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他指出，如果教師沒有接受過師范教育將無法勝任教學管理工作，因此在教育實踐中將師范教育置于“孳群?！钡牡匚簧?，講習速成科、本科的設置居于初等、高等小學之前，并創設中國第一個民立師范學?！ㄖ輲煼秾W校，以培養師范人才。同時在盲啞學校、女子學校成立前也是先成立對應師范教育機構，如盲啞學校師范科早于狼山盲啞學校創設，通州女子師范學校早于張徐女子私立小學創設。

張謇認為，職業教育有利于解決國民生計問題并輔助農工實業發展，故而附加設立乙種商業學校、初等農業學校、巡警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紡織染傳習所等職業學校。同時，張謇還設置南通博物苑、南通圖書館，作為各界人士自學之所，使他們得以“有所參考、有所實驗，得以綜合古今，搜討而研論”[8]。

（三）“德行、藝、體、實踐”均衡發展

張謇將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稱之為“藝”。他認為，初、高小學教育中，“德行為重，而藝次之”[9]，因為如學生不再深造，也可循舊例從事農工商等業，而無德必為社會不容。中學以上則“德行”與“藝”并重，因為此時教育是在為社會儲備高等人才，故而“修身”成為張謇所創大部分學校的必修課目?！暗滦小辈⒉粏沃杆降?，更多指愛國精神。除此之外，張謇還關注到基層官吏的德行培養問題，通過舉辦法政講習所、巡警教練所等基層政府人員的培養機構，意圖從下而上改良基層政治風氣。同時，他認為“體”與“德行”“藝”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無健康之體質，自無奮發之精神，而道德學習舉無所施”“有統系之知識，非有健全之身體不能應用也”[10]，提倡設置體操類課程，意圖以軍國民教育而使國民具有軍國民資格，進而挽救國人惰性。張謇還認為“實學而不求實施，猶之空言，無裨耳” [11]，強調所學知識的實踐運用。張謇在所設師范學校下必設置一學校為實踐基地，學生最終一學期必須進行實習教育。農學、河海工程、測繪等專業學生實踐課程比重更大。

二、 慈善公益以利民

張謇一方面受傳統教育影響，將公益慈善視作人道存續之處、人格養成之所，體現儒家以民生為重及自我道德要求；另一方面，認為社會治理的職能是“進增社會之能”與“彌補人民之缺憾”二者，而后者的實現最重要的手段即慈善公益。[12]故而在張謇的慈善公益事業中，除早期曾側重于恤嫠、施棺等傳統救助形式，后期主要內容如下：

（一）現代化的助養方式

張謇所設立的慈善公益事業“凡特設之事六：曰新育嬰堂，曰養老院，曰醫院，曰貧民工場，曰殘廢院，曰盲啞學?！盵13]，所謂特設，即指其現代化特征。

特征一，教養結合。張謇的慈善公益目的并非只是使弱勢群體有養護場所，更多是想授之以漁。新育嬰堂設第一幼稚園予以嬰兒啟蒙教育，所收容嬰兒受小學教育后按資質送往學校就讀或教習一技之長。貧民工廠設木、漆、革、織、縫紉、藤竹六種課程，濟良所收納的失足婦女也可選擇洗濯、縫紉、手工、烹飪等科目學習。兩者均設有識字、算學課程助他們脫盲，并延請名師舉辦講座引人為善。

特征二，現代化的管理制度。除“殘廢”院、狼山盲啞學校等采用以教助養的現代化收容方式外，新育嬰堂、第一養老院、第二養老院、第三養老院也均采用現代化管理方式。作息制度上如貧民工廠日工作時間采取冬季7.5小時、春季8.5小時、夏秋9小時的靈活作息形式，并每周半日及節假日一天休息；養老院遵循6—7時起床、21時就寢的時間安排。各慈善公益場所均設有具有現代化性質的管理服務職位，如新育嬰堂配有教師、乳母、保姆等職，貧民工廠設有庶務、監守、工師等職。其次立有具有激勵作用的分工制度與獎懲制度。如養老院、貧民工廠等處會將所做手工等物品進行出售，扣除雜費后登記入冊由本人支取。對于貧民工廠有優良表現的有就餐特席等獎勵，而打架斗毆等不當行為則有面壁、罰工等處罰。

特征三，現代化的衛生健康管理制度。張謇極其重視場所衛生與人員健康狀況，衣物被褥多由機構統一發放，各機構大多為每周一洗澡、一換洗衣物，貧民工廠炎夏縮為一日一次。機構內多設有養病室或醫務室，輕癥入室診療，重癥送往醫院，并時常請醫務人員來院診治。醫生來自張謇所設立的南通醫院與大生職工醫院。兩所醫院開設現代醫學各科室，購買X光機等先進診療儀器，聘請西方名醫，并按國內診療習慣設有中醫科，采取中西醫結合模式。[14]

（二）早期現代化的城市建設

南通由“通僻下邑”到“中國近代第一城”[15]，主要源于南通早期現代化的城市建設。一方面，張謇致力于早期現代化的交通建設。1912年在張謇的主持下南通路工處成立。1913年聯通南通“一城三鎮”的公路網絡構成，至1921年南通已有公路288.4公里，以一縣占全省公路總里程的66.5%。[16]南通公共汽車公司、通如海長途汽車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等運輸公司的創辦及天生港的建設，促使南通與周邊城鎮、鄉村乃至海外的交流日漸便捷，經濟聯系日趨加深。另一方面，張謇重視早期現代化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如針對南通濱江臨海卻深受水害，除以工代賑疏浚河道外，另有架橋及筑堤壩、涵閘之舉。張謇還設立眾多機構為城市建設培育人才，如將新警教育作為一切內政改良的開端，設立巡警教練所，期望培養出以協和社會為目的的新式警察。

三、 教育與慈善公益中的社會治理特征

“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以及多元治理主體“共建”均是社會治理的顯著特征。百余年前張謇的教育、慈善活動，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治理理論相匹配。

（一）綜合治理

從張謇的教育與慈善公益活動來看，兩者間相輔相成，綜合發揮作用以促進民眾素質提升與生活質量改善。其教育活動經費多由張謇自籌，帶有慈善公益色彩，其所創辦的慈善公益機構在扶助貧弱的基礎上也蘊含教育底色。從教育活動角度看，張謇構思“師范—小學—中學—分科高等—大學層級設置，輔以職業教育、大眾教學”的綜合框架，設置德行、藝、體、實踐教育并舉的課程內容，無不體現綜合治理特征。張謇的慈善公益活動也是如此。在助養對象上，張謇以養老院、育嬰堂、“殘廢”院等機構助養弱勢群體；在助養方式上，張謇采取教養結合并以現代化管理制度、衛生制度為依據，使幼者、殘者學得一技之長以謀生，使弱者生活質量得以保證；在機構設置上，通過育嬰堂與貧民工廠、學校之間，養老院、“殘廢”院與醫院之間的相互配合，使弱勢群體有所養、所學、所醫、所工等場所。

（二）源頭治理

張謇的社會治理思想核心是興學，其一切教育與慈善公益活動均以此為源頭。張謇為實現興學最先提出“稅收扶助官學、私立學校自籌經費，國家以法令強制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普及教育方案，在難以實行下并未放棄，轉而自辦私學，而后才有為普及教育所設置師范為本、次第設立的教育框架。針對力有不逮的市民階層，張謇通過伶工學社、南通公園等機構意圖讓世人盡知今日的世界，以達到改變世人觀念的興學效果。張謇的興學舉措也蘊含于慈善公益活動中，其打破傳統救助形式，在各種慈善公益機構均設有教育課程，以實現老幼殘寡各有所學以自養的效果。

（三）“共建”模式

張謇的社會治理實踐，幾乎均為其個人構思與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意圖以一己之力進行社會治理。張謇多次呼吁有識之士，期許更多的人加入到社會治理實踐中來，使人民學得知識技藝而擺脫貧困。張謇的社會治理雖主要集中于南通一地，但其構思卻是意圖將“致效南通者，效于江北” [17]，乃至整個江蘇、全國。在張謇的計劃中，社會治理最終會由始一二人而及人人，先使人康樂、和親、安平，再進一步使人人知行藝、知邦法，最終實現社會治理新局面。

四、 余論

張謇雖有邀請眾人共建而實現社會治理的構想，但在南通的社會治理實踐中幾乎是憑一己之力，這樣社會治理實踐終究會力竭而止。張謇逝世后，其社會治理規劃因他人不繼而中止。

張謇的社會治理規劃難以為繼的原因可予商討。一則，政府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的缺失。晚清政府對地方控制力的減弱使其無力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混戰，政府更迭，亦無暇于社會治理的開展。張謇“求援于政府，政府頑固如此”[18]，故而并無依靠政府而實現社會治理的可能。二則，張謇與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缺乏良性互動。張謇的社會治理，對于政府、軍閥他是堅決排斥的，“向由私人經營，絕不仰于政府……更不受軍閥之牽制”[19]，不愿與政府、軍閥互動。而對普羅大眾，張謇雖有意由一二人至人人，但卻需要通過教育與慈善公益教育、改造好他們之后，才能實現共建社會。此種情況下，構想與實踐之間產生了落差，在實踐中張謇不可避免地偏離了“共建”道路而只得獨立承擔。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江浙商人參與社會治理及其行動邏輯研究”（項目編號：19BZS073）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與參考文獻

[1]《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第5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98.

[2][5][6]《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第2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490，245，194.

[3][7][8][13][19]《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第1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54，154，113，431，723.

[4][10][11][17][18]《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第4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85，333，334，458，473.

[9][12]《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第3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249，883.

[14]趙有梅.張謇慈善事業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06.

[15]吳良鏞.張謇與南通“中國近代第一城”[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6）：1-7.

[16]張廷棲.學習與探索——張謇研究文稿[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