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化、文明與人類命運的走向

徐劍

引子

縱觀世界文化史，人類經歷農業、工業、信息革命后都極大提高了對自然、對社會結構、對個體的認知，文字的發明使得成體系的文學及專業的文學創造者得以產生，依托造紙術、印刷術、電報等通訊手段，又使得相關作品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進入計算機互聯網時代，又產生了相應的網絡文學，而隨著智能上網手機的普及，又進入碎片化閱讀以及相關文學作品數字化的時代。同時，文化發展的成果又進一步影響人類命運走向。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

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前進，每一個國家、種群的社會確實表現出越來越復雜的傾向，同時其認知也產生了復雜化傾向。文學是這些認知中的一種。無獨有偶，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莫言先生在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后，在過往的演講《悠著點，慢著點——“貧富與欲望”漫談》提道：“當文學被披上欲望的外衣，人類的好日子就不多了，而文學也將變得毫無意義?！?/p>

文學與文化與科技（自然科學認知與技術）及相應的社會結構變化發展密切相關，文學家群體的作品與時代相關，單個個體的作品又與其人生經歷相關，同時，其產出的成果又對現世讀者群體產生影響，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文化因子之一。古埃及《亡靈書》；古巴比倫《伊什坦爾下冥府》（源于蘇美爾神話《伊南娜下冥府》）；波斯古代詩文集《阿維斯塔》；印度《奧義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希伯來文學（《舊約》文學）以及圍繞《圣經》形成的“圣經文學”等。以希伯來文學及圣經為學為例，從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到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舊約》的影子不斷出現在后世作家的創作中；班楊的《天路歷程》、彌爾頓的詩劇《失樂園》《復樂園》《力士參孫》；拜倫筆下的《該隱》、雪萊的《撒旦逃脫》……除此之外，莎士比亞在其單個戲劇中平均引用《圣經》14次；歌德的《浮士德》涉及《約伯記》；福樓拜的《圣安東尼的誘惑》；麥爾維爾的《白鯨》；霍桑的《紅字》等等都能找到與希伯來和《圣經》文學的關聯性。

中華傳統文化及其文學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一部分，對世界文化及文明做出了獨到的貢獻，也與其他國家文化一樣表現出受基于科學發展對自然、對自身社會結構、對個體認知的變化過程?！熬雍投煌薄皬姴粓倘?，富不侮貧”等是中國人的文化理念，在此人文基礎上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中國古代文學成體系的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但是，無論《山海經》《左傳》《國語》，還是中國的明朝建立后，東南沿海商業發展，文人與商賈往來促進文學創作形式上的突破，誕生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游記》以及湯顯祖《牡丹亭》都是世界文化發展規律的一般表現。對于中華文化、文學對世界的貢獻，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比绻麤]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

一、文學的文化社會效應和跨文化交際作用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散文、詩歌、小說、劇作等作為表現形式。其背后有作者的文化背景及人生經歷存在于期間，具有國家、民族、地域等特征。德國哲學家、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提出“不合社會的社會性”（unsocial sociability），“由于對榮譽、權力或物質的欲望，人在同伴中尋求地位，他既不能忍受這些同伴，又不能忍受失去這些同伴”。通過對這種對地位的追求，“人類從野蠻跨入了文化，這是人類最初真正的進步。而文化則是由人的社會價值組成”。隨著“所有人類的智能逐漸發展，品味逐漸養成”，便開啟了“持續不斷的啟蒙過程”。如果沒有這些“不合社會的特點”，人類可能就會“過著田園牧歌式的恬淡生活，完全和諧，自給自足，互信互愛。但是所有人類的才華就會永遠被隱藏在冬眠狀態，而天性就如圈養的羊群一樣溫順的人類，也很難認為自己的存在比自己所養的動物更有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人類被創造的目的，人類理性的本性，也就成為永遠不被填補的空洞。我們因此應感謝大自然創造了社會的不相容，因嫉妒而競爭的虛榮，以及對財產或權力溝壑填平的欲望?！保档拢骸熬哂杏钪婺康钠毡闅v史”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同時，文學存在一定跨文化交際作用。通過交流、共享，屬于經濟、外交往來等方面成本最低的一種有效手段（其他有音樂、舞蹈、戲劇等）。好的文學作品，在網絡傳媒發達的當下，可以很快經翻譯成為另一國（或者民族）的語言，最為迅速、最大范圍的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二、文學傳播路徑及其載體

文字是歷史上第一個技術載體，接著是承載文字的材料，巖石、紙張，然后傳播文化的途徑，古時候的“一帶一路”（漢代的西域都護府，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蒙古擴張過程中大肆殺戮，但是卻保留保護了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并且進一步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在電磁波沒有被發現以及電報設備沒有出現時，交通與文字（文化）傳播是一體的（報紙、信件通過各類交通傳播），等待電報發明后，交通與信息傳播分離出來，今天信息技術革命下，又通過各類媒體、計算機網絡傳播。

三、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融

19世紀中葉，伴隨列強入侵，文化領域開始了“西學東漸”。到20世紀初，清王朝由于沒有跟上時代步伐調整自身而覆滅，西方列強繼續對新生的中華民族國家進行包括文化在內的侵略。同時，在民族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一批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階層逐漸形成，他們或利用文學作為政治改良、社會變革的工具，或以文學作為人生探索方式，培養獨立文學審美價值觀，并構成了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內在張力。不久，新文化界掀起了白話文運動和以民主、科學、自由為指引的新文學革命。到1920年，白話文最終取代文言文并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確立為“國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文文學開始了進入中國文壇的第一次高潮［見《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20）》緒論第6頁］并伴隨民國初年的本土“平民文學”、1928年的革命文學、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的繁榮。屠格涅夫、王爾德、契訶夫、易卜生、盧梭、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各類文化人物及其成果經《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引入，深深影響了郁達夫、郭沫若、胡適、巴金、魯迅、茅盾、曹禺、沈從文等后來的中國文學大家。正如胡適所云：“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寄陳獨秀》）。當時，中國文化之所以迫切地取西方為參照系，是因為歷時兩千余載的中國傳統文化迫切需要審時度勢地改變自我形象，以嶄新的面貌回應新世紀的召喚?！罢侵袊幕瘷C體自身需變、思變，才引來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沖突、對話中尋求自我的文化出路。（范伯群、朱棟霖主編：《1848—1849中外文學比較史》上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6頁）”另外，印度文學也對當時的中國文化界產生了影響，比如冰心就翻譯過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作品。20世紀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在動蕩、苦難與危機的大背景下，民族、時代與個人三個命題——三種文學精神相互激蕩、滲透和轉換，形成了國統區、解放區兩大文學和文化體系。解放區以趙樹理、艾青以及后來到延安的丁玲等為代表，國統區時期張愛玲、錢鐘書等為代表。郭沫若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詩歌、散文、戲劇都有建樹。新中國成立后，50—70年代革命敘事與表現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生活為主題。80—90年代改革開放又催生了新的一批有影響力的本土文學家，莫言、余華、陳忠實、海子都在這個時期嶄露頭角，伴隨著電影業發展，有的如莫言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拍成電影進一步向海外傳播中國現代文化。伴隨網絡時代發展，韓寒、郭敬明等新一批青年文學家崛起，同時，各類網絡文學不斷涌現，大量寫作者不是文學精英或者以寫作謀生的人，許多作品沒有現實和想象的區別，在篇幅與修辭等方面突破了傳統文學的規范性。

四、文化、文明與人類命運走向

人類社會的演進同很多事物相似，即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這個過程中文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文字產生后，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作為特定群體（文化精英）才能掌握的技術存在的，由此誕生了一些重大文學作品，相關內容反過來影響到原來的文化，推動本土人類社群演進，形成文明因子，最終影響人類命運走向。因此，對待世界上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中國古代有“和而不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智囊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在其2003年出版的著作《非零和時代——人類命運的邏輯（NON-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提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技術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提出各個國家的人民、不同的民族，基因上相同，不存在優劣之分，但在對世界的認真卻深受伴生的社會文化所影響。在此基礎上，他感嘆道：“不得不承認，人類進步既有競爭（零和博弈）也有共享合作（非零和博弈），構成了螺旋上升的人類命運走向?！?/p>

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之后，習近平主席以行動對相關概念進行了闡釋。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23日訪問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時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今天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朝和平與發展的目標邁進，而合作共贏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途徑?！澜绲拿\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边@場演講，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稱為突破了雙邊關系的范疇，“向世界講述了對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判斷”。此后，他在2013年3月25日訪問坦桑尼亞時提出“中非命運共同體”概念，在同年10月7日印尼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提出“牢固樹立亞太命運共同體意識，以自身發展帶動他人發展”。此后，在2014年11月28日，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2015年7月9日在俄羅斯烏法舉行的金磚領導人第七次會晤《共建伙伴關系，共創美好未來》進一步提出“打造金磚國家利益共同體”，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贝撕髿v年在國際國內場合強調“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五、當代文化與中國文學工作者的使命

2021年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強調“文化觀”的重要性，“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必須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把握時代脈動。領悟人民心聲，才能使文學創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雋永的魅力。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要走出方寸天地，追隨人民腳步，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面向人民的大關切，思考百姓的真問題，讓人民群眾成為文藝作品的主角。熱情關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真情反映人民的心愿、心聲，奮力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檢視百多年來中國近當代文學的創作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們對古今中外文學的理論的吸收、改造，在創造和發揚上取得了令人不可忽視的成果，今天我們的文學已經發生了復雜層次多樣的豐富性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歷史與文學相互建構相互成就。在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節點、重大歷史時期，文學以及文學創作者們始終都在深度參與。如果說早期的作家或說寫作者們是帶著強烈而清醒的主體意識進行自發的個體藝術創作，那么在時代的今天，相當程度上作家們形成了群體沖鋒和群體意識的清醒，文學或曰文學創作已經不再是象牙塔般的高不可攀的空中樓閣，而被還原成普通人的普通事，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也如泉水淙淙匯入文學史。盡管各類的文學作品有審美形式與敘述方式及格局內涵上的高下之分，但是我們毫不懷疑，文學已經成為影響我們每個人生活的重要成分。

我們從未有過像今天如此龐大的文學創作隊伍，以及如此眾多的文學閱讀人群。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各種門類的文學創作及文學作品一直呈現強勁的發展勢頭，既有小溪流水般的日常書寫，也有洪鐘大呂般的宏大敘事，既有歷史重構，又有現實聚焦，既有傳奇科幻、懸疑探索，又有人性拷問、道德考量，無一不是對理想與現實、生存與命運同頻共振的關注與鑒照。

當今的文學創作，尤其是非虛構類文學的創作，以兼顧宏大敘事及平民書寫的姿態，無所不能的滲透到歷史現實及社會各個層面，成為文學創作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部分。尤其是十幾年來的非虛構寫作，關注重要社會現象及重大事件，在場呈現、深度思考、直面現實等等特點，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風景線，在創作手法上愈加顯示出鮮明的綜合性及復合性文本形態、在道義品格、知識品格、情感品格及理學品格層面都有不可小覷的價值意義，有效地傳達記錄了時代鏡像與歷史畫卷，成為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一個不可或缺、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涌現了一大批超越了傳統定義，超越了傳統文本的作家和作品。

新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為文學創作者帶來了莫大的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更新的更高的挑戰。我們呼吁作家不要僅僅沉湎于個人的小情調小世界，不迷戀個人的小悲苦小焦慮，而是關注群體及人類的大命運，追求作品的意義而不是利益，更強調突出作品多元化的審美品格。

作家們在遵循藝術規律、創新藝術表達的同時，要主動擔起新時代文藝精神的需求，積極回應時代呼喚，講好中國故事。在全媒體時代的今天，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還應該思考如何適應當下的碎片化、快節奏傳播方式，有效規避膚淺的審美泛化導向，規避內涵缺失、符號當道的表達方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用溫暖的有力量的文字給予讀者以精神慰藉，展現昂揚奮進的新時代風貌，為國家寫詩，為民族樹碑，為人民立傳。

最后，借用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對本次發言進行總結，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五十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進步”。

（作者單位：中國報告文學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