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之基:中國民眾的獲得感與政治支持

胡 榮 焦明娟

一、理論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發展重心,人民的政治支持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 政治支持這一概念是美國政治學家、政治系統論的創立者戴維·伊斯頓提出來的。政治支持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行動來表現的顯性支持,例如投票和參加政治活動;另一種是以態度或情緒來體現的隱性支持,是一種內在的行為模式和心理取向。①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等譯,華夏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5-187 頁。隱性支持又進一步分為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特定支持是指滿足系統成員以自身利益提出的需求,是一種從政治當局的產出和績效中獲得的滿足感。 特定支持是對當局的回應,與政權或政治團體的支持有關,是對當局的政策、決策、言論和行動等的明確結果的支持,是對于政府行為及其結果符合自身利益程度的認可,公眾支持的是能滿足自己需求的政府表現。①趙健池、王正緒:《政治信任:概念史回溯與實證研究反思》,《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01 期。分散性支持是指對一個對象是什么或代表什么的評價,它由一個 “有利態度或良好意愿的儲藏庫” 組成。 分散支持來自成人社會化和直接經驗,對政治當局或政權的分散支持通常表現為對他們的信任或信心。

伊斯頓劃分政治支持的類型是為了說明兩種不同的支持如何使政治系統獲得生存的合法性,并進一步解釋該理論的合理性和適用性。 特定支持來源于民眾對特定當局行為的反應,如果只用特定的可見的利益來獲取回報,當局會處于承受壓力和權力缺失的狀態。 代表精神上和象征性的分散支持可以為政治系統補充另一種合法性來源,分散支持不與直接利益相關,它可以從語言系統、生活環境和制度環境等獲得,是一種與政治共同體的聯系和對特定當局的認可。 但在實際運用中存在一些介于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之間的模糊性事例,引發了對政治支持測量的爭議,學界對伊斯頓的理論產生了一些批評。 Jie Lu 等認為,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部分取決于所考察對象的性質(即政權對當局),也受到周圍政治制度和實踐的影響,這是伊斯頓沒有考慮到的。②Lu J.,Dickson B., “Revisiting the Eastonian Framework on Political Support: Assessing Different Measures of Regime Support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Politics,2020,52(4),pp.671-701.Anderson 等指出政治制度的態度通常包括情感和評價兩個維度,實際上很難劃分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③Anderson,C.J.,Guillory,C.A.,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Consensus and Majoritarian systems”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7,91(1),pp.66-81.

伊斯頓政治支持概念的優點在于,它可以適用于任何政治體系,盡管各國政體有所不同,但政治支持理論仍被廣泛應用于各國政治行為的研究分析。④Tausendpfund,M.,Sch?fer,L., “Town Twinning and Political Support” ,LocalGovernmentStudies2018,44(4),pp.552-576.學界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對特定支持的指標測量,從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策略。 第一類是不區別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 例如將政治支持的指標劃分為對政治團體的認同、民主原則的合法性以及政權運作的有效性。⑤Klingemann,H., “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 ,CriticalCitizens: GlobalSupportforDemocraticGovernment,1999,pp.31-56.或是從程序公平的角度,利用對決策者的信任、對決策程序公正性的判斷和是否接受決策的結果三個方面來衡量。⑥Van Dijk,L.,Lefevere J., “Can the Use of Minipublics Backfire? Examining How Policy Adoption Shapes the Effect of Minipublics on Political Support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2023,62(1),pp.135-155.第二類是以政治支持的對象來劃分。 將特定支持定義為 “公民對政治當局的表現和政績的評價” ,用對政府政策的看法和滿意度來測量。⑦陳捷: 《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測量與分析》,安佳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66 頁。第三類是將測量指標簡單化。 比如僅使用政治信任,或投票行為等來測量政治支持。⑧Erhardt,J.,Freitag,M.,Filsinger,M.,et al,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upport: How Fear and Anger Affect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wissPoliticalScienceReview,2021,27(2),pp.339-352.這三種測量方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政治支持的部分內涵,卻忽略了政治系統的整體性和運行機制,和伊斯頓區分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的目的存在一定差異,得到的結論也很難具備精確性。 回到伊斯頓政治支持的理論本身,特定支持強調直接或間接的和當局的聯系,因為民眾的需求與滿足和當局密切相關。 特定支持產生于對當局兩種形式的評估:一是直接或間接地提出自己所感知到的需求,以此為基礎評估當局行為是否滿足需求;二是在一種特定的文化中,不是以其明確的行動而是以當局的總體表現做出評價。 伊斯頓進一步說明,檢驗公眾對感知到的政府產出或績效是否滿意是為了確定特定支持的存在,對特定支持的增加或減少取決于公眾對政治當局行動的反應,利用投票行為或參加特定集會可以觀察到這些反應。①Easton D.,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1975,5(4),pp.435-457.正如伊斯頓所言,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原因是個人或團體的需求不能全部得到滿足,因此需要依靠政府權威的力量解決。②Easton D.,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Politics,1957,9(3),pp.383-400.基于此,在政治支持的研究中,為了豐富政治支持的內涵并消解特定支持的測量帶來的分歧,應該重視顯性支持即政治參與的作用,因為它既是民眾和政府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也是檢驗民眾感知自身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的路徑。

政治支持對于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的政治支持呢?近年來,隨著數字社會的發展,媒體被看成是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 非官方媒介使用對分散支持具有正面效應,西方媒介使用對分散支持和特定支持均具有負面效應。③王菁:《媒介使用與民眾政治支持:面向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證分析》,《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 年第2 期。在經濟發展層面,國家經濟績效能夠增加人民的政治支持,為了提高民主滿意度,應該優先考慮創造就業機會。④Friedrichsen J.,Zahn P., “Political Support in Hard Times: Do People Care About National Welfare?” ,EuropeanJournalof PoliticalEconomy2014,35,pp.23-37.在主觀心理層面,學者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是以個人福祉為條件的,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影響著對政治的支持態度。⑤Esaiasson,P.,Dahlberg,S.,Kokkonen,A.,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Life Satisfaction Drives Political Support” ,European 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2020,59(1),pp.25-44.一項有關政治合法性的實證研究指出,我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高,并享有足夠的支持。⑥Chu Y.,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inaReview.2013,13(1),pp.1-42.這種政治合法性來自人民的內心,政治支持來自于政府關心人民的福祉,重視人民的利益,傾聽人民的聲音。 從我國國情出發,國內學者也認為我國之所以有著較高的政治支持,正是因為建立了強大的政治回應,滿足了公眾需求和愿望,創造了相互支持與合作。⑦肖存良:《政治支持、人際信任與政治回應——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回應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6 期。

民眾的個人福祉對于政治支持起著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探討民眾的獲得感對于政治支持產生的影響。 獲得感是指人們的利益得到維護和實現后產生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滿足感和成就感。⑧田旭明:《 “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的理論意涵與現實意蘊》,《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 年第4 期。獲得感以發展為前提,重視民生和人民政治權力的實現。 將民眾的獲得感看成一種 “資源” ,或是民眾政治支持的前提條件,能從主觀心理角度為黨和政府治理提供依據。 根據前文論述和學界研究,政府信任和對政治制度的信心與評價是分散支持最常用的衡量標準。⑨Iyengar,S., “Subjective Political Efficacy as a Measure of Diffuse Support” ,ThePublicOpinionQuarterly,1980,44(2),pp.249-256.將分散支持和特定支持操作化后,我們會發現學者們對獲得感和政治支持之間的關系已經進行了一定的探索。 李東平等的研究證明了獲得感對選舉行為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0李東平、田北海:《民生獲得感、政府信任與城鄉居民選舉參與行為——基于川、魯、粵三省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學習與實踐》2021 年第9 期。居民越能正向感知自身的生活狀況,產生更積極的生活態度,對政府政策越滿意。?李保臣、李德江:《生活滿意感、政府滿意度與群體性事件的關系探討》,《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 期。公民利益獲得情況與政府信任水平高低相關。①陶苞朵、張等文:《政治信任何以轉化為政治認同——基于2019 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的分析》,《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22 年第5 期。對制度的積極評價會提升民眾的確定感,滿足他們對結構和秩序的需求。②Wu,Y.,Qin,G,He,C.,Wang,W., “HowInstitutionalEvaluationBridgesUncertaintyandHappiness:AStudyofYoungChinese People” ,FrontiersinPsychology,2021,p.4436

相比于幸福感,獲得感的內涵更加豐富,也更加契合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 王恬等利用2013 年CGSS 的數據得出,我國居民獲得感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平均得分為61.84 分,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③王恬、譚遠發、付曉珊:《我國居民獲得感的測量及其影響因素》,《財經科學》2018 年第9 期。怎樣提高城鄉居民的獲得感? 對此學界展開了兩種視角的研究和討論。 一種是以客觀獲得提升獲得感,這既包含經濟發展、政治行為和社會保障等,也包括收入、職業、居住空間等客觀條件。 從國家層面來看,國家宏觀經濟向好發展和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能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增加獲得感。④文宏、林彬:《人民獲得感:美好生活期待與國民經濟績效間的機理闡釋——主客觀數據的時序比較分析》,《學術研究》2021 年第1 期。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保障能夠提高居民消費水平與健康水平以提升獲得感,也能增加居民的公平感來緩解收入差距給獲得感帶來的負面影響。⑤馬紅鴿、席恒:《收入差距、社會保障與提升居民幸福感和獲得感》,《社會保障研究》2020 年第1 期。從個體層面看,絕對收入是提升人們獲得感的重要因素。⑥王積超、閆威:《相對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獲得感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 年第10 期。另一種是主觀獲得提升獲得感,這涉及幸福感、獲得感和公平感等的辯證關系。 獲得感與幸福感之間呈 “U” 型曲線關系。 負面的或低水平獲得感反而會降低幸福感,正面積極的獲得感持續累加并超過拐點值之后,才會起到促進幸福感的正向作用。⑦陽義南:《獲得感、公平度與國民幸福感提升——基于CGSS 微觀調查數據的分析》,《社會科學輯刊》2022 年第3 期。學界對獲得感的研究呈現出實際 “獲得” 和精神 “獲得” 的分離,并強調一種外部性對居民獲得感的影響。

總之,現有研究對獲得感做了大量研究,雖然也有研究涉及獲得感與政治支持的相關因素的探討,但還沒有系統分析獲得感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系。 本研究基于現有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中國民眾的獲得感與政治支持的關系,分析不同層面的獲得感在多大程度上對政治支持的不同維度產生影響。

二、數據與變量測量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的 “2019 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 (CSS2019)。 此次調查覆蓋了全國31 個省(區、市),共完成10283 份有效問卷。CSS2019 包含政府評價、社會生活和社會態度等方面的數據資料,能夠為政治支持和獲得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測量指標。

(二)變量及測量

1.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政治支持,包括顯性支持和隱性支持。 顯性支持是指政治參與,在本研究中用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來測量。 投票行為的測量題目為: “最近5 年,您是否參加過‘選舉區縣人大代表的投票’” 。 將 “參加過” 賦值為1, “沒有參加過” 賦值為0。隱性支持包括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特定支持是指居民對政府政策的評價和滿意度。 測量題目為: “您認為政府下列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具體包含 “保護環境,治理污染” “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 “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廉潔奉公,懲治腐敗” “依法辦事,執法公平” “發展經濟,增加人們的收入” “政府信息公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有服務意識,能及時回應百姓的訴求” “提供優質教育資源,保障教育公平” “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總的來說, “地方政府的工作” 11 個項目。 選項為 “很不好” “不太好” “比較好” “很好” 和 “不清楚” ,將 “不清楚” 處理為缺失變量,其余賦值為1 至4 分。 這11 個項目KMO 值為0.957,通過 Bartlett 球形檢驗,因此將這11 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項目相加得到特定支持變量。 分散支持的內容包括政治制度評價和政府信任。 政治制度評價的測量題目為: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說法?” 包含 “我經常為國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是愿意做中國人” “每個中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得到財富和幸?！?“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混亂” 。 選項為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比較同意” “很同意” “不好說” 。 將 “不好說” 處理為缺失變量,其余賦值為1 至4 分。 政府信任的測量題目為 “您信任下列機構嗎?” 包括 “中央政府” “區縣政府” “鄉鎮政府” 三個層次,選項為 “完全不信任” “不太信任” “比較信任” “非常信任” “不好說” ,將 “不好說” 處理為缺失變量,其余賦值為1 至4 分。 這7 個項目KMO 值為0.660,通過 Bartlett 球形檢驗,將這6 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項目相加得到分散支持變量(見表1)。

表1 政治支持的指標測量

2.自變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是獲得感。 學界對獲得感的測量具有多樣性,單向維度的包括民生獲得感,生活滿足感和主觀經濟地位感知,多維度地涵蓋了社會發展、民生改善、自我實現的感知、民生獲得感、經濟獲得感和政治獲得感等。①譚旭運、董洪杰、張躍等:《獲得感的概念內涵、結構及其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社會學研究》2020 年第5 期。其中,呂小康等根據獲得感的內涵,提出了橫縱向比較的個人發展感、社會安全感、社會公正感、政府工作滿意度的測量量表。②呂小康、黃妍:《如何測量 “獲得感” ? ——以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數據為例》,《西北師范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5 期。根據本文的研究內容,借鑒學界對獲得感的多維測量方法,以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作為獲得感的測量指標,包含了個人、社會和政府三個感知維度。

個人發展感包括個人生活的滿意度和主觀經濟地位的感知。 個人滿意度的測量題目包括受訪者對家庭經濟情況的滿意程度、對教育程度的滿意程度以及對生活的滿意度,賦值1至10 分,1 分表示 “非常不滿意” ,10 分表示 “非常滿意” 。 對主觀經濟地位測量題目為: “您認為目前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本地大體屬于哪個層次?” 選項為 “下” “中下” “中” “中上” 和 “上” 5 個等級,分別賦值為1 至5 分。 以上4 個項目的KMO 值為0.742,通過 Bartlett球形檢驗,將這4 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項目相加獲得個人發展感。 社會公正感的測量題目為: “您覺得當前社會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 具體包含 “高考制度” “公民實際享有的政治權利” “司法與執法” “公共醫療” “工作與就業機會” “財富及收入分配” “養老等社會保障待遇” “城鄉之間的權力、待遇” 等8 個項目,選項為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比較公平” “非常公平” 和 “不好說” 。 由于 “不好說” 選項表達的含義比較模糊,無法將其歸類為 “一般” 或者其他選項,本文將 “不好說” 處理為缺失變量,其余賦值為1 至4 分。 以上8 個項目的KMO 值為0.878,通過 Bartlett 球形檢驗,將這8 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項目相加獲得社會公正感變量。 民生獲得感考察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所得到的評價,測量題目為: “請用1至10 分,來表達您對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下列社會保障狀況的評價?！?包含 “養老保障” “醫療保障” “就業保障” “城鄉最低生活保障” “政府提供的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 “總體來說的社會保障情況” 等6 個項目。 這6 個項目KMO 值為0.895,通過 Bartlett 球形檢驗,將這6 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項目相加得到民生獲得感變量(見表2)。

表2 獲得感的指標測量

3.控制變量

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個人背景特征的變量,分別為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收入、戶口和民族。 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從表3 可以看出,獲得感的三個維度中,個人發展感的取值范圍為4~35,均值為20.721;社會公正感的取值范圍為8~32,均值為22.72;民生獲得感的取值范圍為6~60,均值為38.44。 總體而言,我國民眾的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都處于中等水平,其中民生獲得感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個人發展感,最后是社會公正感。 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高,主要體現在參加人大代表投票率低,僅15.9%的人參與了投票。 民眾對政策評價和滿意度較高,政府能夠回應人民的期待,人們對政府工作較為認可。 分散支持的取值范圍為7~28,均值為23.684,分散支持包含政府信任和對制度的支持,說明我國政府擁有良好的信任水平,民眾對政治制度評價較高,民族榮譽感和認同感強。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研究發現

以顯性支持、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作為因變量,本研究構建3 個回歸模型論證民眾獲得感對政治支持的影響(見表4)。

表4 影響政治支持的模型結果

模型1 是以顯性支持即投票行為因變量,加入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并納入控制變量的邏輯斯蒂回歸模型。 在控制變量中,年齡、年齡平方、受教育程度、收入對數、戶口和民族都能顯著影響顯性支持。 年齡對顯性支持的影響呈倒 “U” 型關系,民眾投票的積極性會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上升,到一定高點后又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與投票行為是正向關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者政治參與程度較高。 城市居民的投票參與行為顯著高于農村居民,我國公民選舉權曾因法律制約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近年來農村選舉的基礎仍未得到質的改善。①聶早早:《同票同權時期公民選舉權利行使的質效解析——基于安徽省城鄉公民參加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調查》,《理論與改革》2017 年第6 期。這種現象受歷史性因素的影響,因此,政府需要完善制度性參與渠道,在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的分配時應考慮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平衡問題。 漢族民眾的投票積極性顯著高于少數民族,這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治參與機制、文化素質和民族心理等相關。①李稷璽:《村民政治參與研究:一個彝族村落的調查》,《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1 期。在自變量中,個人發展感與顯性支持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投票選舉是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方式,能夠有效表達民眾的主要利益。 人大代表投票是將人民和國家聯系起來的制度渠道,能讓民眾感受到政府重視和程序公平,能夠培養民主意識,增加制度認同。 對個人發展感知越積極,越能積極地參與投票,越能從行動上支持國家和政府。 社會公正感和顯性支持沒有關系,這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投票行為一般被認為和程序公平顯著相關,但本文并未對社會公正感進行類型劃分;二是社會公正感和投票行為之間可能并非直接相關關系,而是存在某些結構性路徑。②鄭建君:《政治知識、社會公平感與選舉參與的關系——基于媒體使用的高階調節效應分析》,《政治學研究》2019 年第2 期。民生獲得感能夠正向顯著影響顯性支持,對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的評價越高,參與投票的積極性越高。

模型2 是以特定支持為因變量的多元回歸模型,加入的自變量包括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并納入控制變量。 模型2 的調整R2為36.3%,這說明模型有著良好的擬合效果。 在諸多控制變量中,年齡和特定支持呈倒 “U” 型關系,民眾對政府政策的評價和滿意度會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上升,到一定的高點后又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 受教育程度和特定支持之間呈現負向相關關系,學界用特定結構位置和制度環境來解釋這一現象,受教育程度越高,有著越高的自由、公平和批判意識,對政府的工作有著越高的期待。③秦廣強、馬林剛:《新社會階層的政府工作滿意度:現狀、問題及對策》,《社會建設》2020 年第5 期。和顯性支持的結果相似,漢族民眾的特定支持顯著高于少數民族(高出0.5 分)。 獲得感的三個維度對特定支持都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 對個人的發展感知越正面,對政府政策的評價和滿意度越高。 民眾的社會公正感每增加一個單位,特定支持便增加0.655 分。 公共政策評價和滿意度是政府績效評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民眾是政策的直接受眾,有著最大的發言權。 公共政策包含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和最基本的權利,是和人們的生存和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政府在各項政策上投入越多,越貼近民眾需要,人們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會越高。民眾的社會公正感越強,對政府政策的評價和滿意度越高。 社會公正是一種價值判斷,由于人們先天性身份和階層不同,對公正的感知可能不同,但通過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能夠彌補起點不平等,賦予公眾平等權益。 民眾對高考制度、政治權力、公共醫療、收入分配等的公平感知正是對政府工作成果的一種檢驗,社會公正感越強,就能越支持政府的工作。 民生獲得感能夠正向顯著影響特定支持,民生獲得感越強,民眾的特定支持越高。 民生獲得感是政府公共服務的績效評價,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產出能夠增加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正向感知,增加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

模型3 是以分散支持為因變量的多元回歸模型,在加入控制變量的基礎上,納入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這3 個主要預測變量。 模型3 的調整R2為28.8%,有著良好的擬合效果和較高的解釋力。 在控制變量的結果中,僅年齡和分散支持有著正向關系。年齡越大,生活經歷越多,越能深切地體會到我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和對個人的影響,并更加信任政府。 獲得感的三個維度也能顯著地影響分散支持。 民眾對個人發展感知越積極,分散支持越高。 分散支持包含對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對政府的信任。 制度是國家治理和發展的基礎,是政策運行的規則,是政府良好績效的保證。 人們對制度的支持表現在較高的民族自豪感、對政府的工作和成就的肯定、對國家身份的認同等,這種積極的態度能夠使民眾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對制度支持的人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個人生活在國家的庇佑下,能夠享受國家賦予的一切權利和提供的所有資源。 公眾和政府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的關系,政府信任是這種關系存續的重要因素。①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社會學研究》2011 年第1 期。政府信任使民眾相信政府能夠通過履行職責而滿足自己的權利,并對國家制度、政策和治理能力產生較強的信心。 個人發展包括個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對個人生活質量的感知和人的主觀經濟地位,在后致性因素中,個人發展空間和政府治理能力、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個人獲得的發展越好,對政治制度越認同,對政府越信任。 民眾的社會公正感越高,分散支持越高。 社會公正感每增加一個單位,分散支持就增加0.264分。 政策制定與執行越能帶來社會的公平,人們就會認為政府越能滿足自己的期待,認可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和自身影響政治的能力,從而越來越相信政府。 民生獲得感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分散支持,提高民生獲得感可在政策層面增強政治支持,具體表現為增強政府公信力,回應民眾訴求。 總之,獲得感與政治支持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民生獲得感對隱性支持即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的解釋力較高,對顯性支持的解釋力相對較低。

四、結論與討論

基于CSS2019 年的數據,本文分析了民眾的獲得感和政治支持之間的關系。 文章從個人發展感、社會公正感和民生獲得感三個維度測量獲得感,并根據伊斯頓的政治支持理論區分了民眾的顯性支持和隱性支持。 研究結果表明,獲得感能夠提升民眾的政治支持。 個人發展感和民生獲得感都能增加顯性支持。 個人對生活質量和社會經濟地位的感知能夠影響人們的投票行為,這不僅體現了個人心理對行動的作用力,也說明個人心理能夠影響政治行為選擇,增加制度性支持。 民生獲得感是政府對民眾的生存、發展、環境和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對人們幸福生活的滿足。 個人發展感和民生獲得感都和政府行為密不可分,以人民美好生活為導向,增加政府和民眾的互動,滿足民眾的需求是必要的。 獲得感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分散支持。 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優越,要看人民是否擁護,廣大群眾的意愿能否得到反映,民眾的權利是否實現。 本文的結果表明,獲得感越高,對國家制度越肯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其中 “力量” 就來自于民眾的支持。 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更應推動制度創新和成熟,以民眾的認同感、自豪感、歸屬感和安全感推動獲得感。 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穩定的基礎來源,與政府績效高度相關。②梅立潤、陶建武:《中國政治信任實證研究:全景回顧與未來展望》,《社會主義研究》2018 年第3 期。獲得感越強,對政府越信任,社會就越和諧穩定,這是提升政治支持的依據。

具體而言,為了獲得更好的政治支持,我國應該從個人發展、社會公平和民生保障三個維度來進一步提高人們的獲得感。 首先,提升個人的發展感是獲得政治支持的基礎。 個人對自我發展效能的感知和其收入、職業、學歷、生活質量等密切相關。 因此,政府應該重視人們發展的需要,傾聽民意民聲,提高人民群眾收入和物質生活水平,使個人的發展價值得以實現。 其次,維護社會公平公正是獲得政治支持的保證。 社會公正感體現了我國社會發展結構中的矛盾和弱點,例如城鄉差異大、就業歧視、教育不平等、醫療資源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等。 社會公平不僅涉及各領域的公平,也是覆蓋全民的公平。 提高社會公正感應統籌全局,在相關政策的設計中保證制度運行和權力運用的公平,使每個人都有平等參與、競爭和享有的機會,這樣才能獲得良好的群眾基礎。 最后,滿足民生需求是獲得政治支持的核心。 社會保障貫穿生活的方方面面,保護著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是維護社會安定的有效手段。 人們對社會保障的評價反映了國家基礎福利制度的實際效用。 政府應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尤其是在就業保障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使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產生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黨的二十大從制度體系、民主權利、民生保障等多方面提出了新時期治國理政的要求,目的就是提高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善治。 善治與政治支持和獲得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體現在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 善治的本質特征是政府與民眾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達到善治需要權威和秩序的合法性、政府和管理者的責任性、政府和管理機構的有效回應和管理的有效性等。①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2001 年第9 期。善治是分散支持的內容,中國的善治模式要求在協調和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執政黨治理的制度化、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和績效的提升;善治還是分散支持的結果,善治的成效是增加政府的公信力。②錢錦宇:《從法治走向善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模式》,《法學論壇》2020 年第1 期。顯性支持是實現善治的渠道,善治是一種參與式的治理過程,政治參與是實現善治的必由之路。③魏治勛:《 “善治” 視野中的國家治理能力及其現代化》,《法學論壇》2014 年第2 期。善治要求實現人的尊嚴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獲得感是善治的最終目的;善治注重民眾權利的保障,獲得感又是善治的檢驗標準。

人民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公眾的政治支持是黨執政和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長期缺乏政治支持會增加民眾的不滿,導致民主政治制度的消失。④Miller,A.H, “PoliticalIssuesandTrustinGovernment:1964-1970”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74,68(3),pp.951-972.我黨和國家長期支持和擁護的來源,是不斷在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過程中滿足人民的獲得感。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增加個人、社會和政府三個維度的獲得感能夠提升民眾的顯性支持和隱性支持。 從國家治理的根本出發,分析民眾的獲得感對政治支持的影響,既體現了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重要性,也為國家善治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