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研究
——基于《教育部工作要點》的文本分析*

葉曉力 夏玲麗

（1. 安徽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9；2. 廈門大學 教育研究院，福建 廈門 361005）

2020 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次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上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研究生教育在培養創新人才、提高創新能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保?］研究生教育具有高深知識生產和高水平人才培養等多重職能，無疑是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渠道。 事實上，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研究生教育事業，積極支持與引領研究生教育改革與發展。 《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我國已成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國，加快建設研究生教育強國將是新時代研究生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3］。 為推動新時代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必須從國家頂層政策設計與供給層面著手，關注國家研究生教育治理體系?；诖?，本研究引入“注意力配置”概念，從我國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配置角度，呈現國家對研究生教育發展的系統規劃與布局，從而分析國家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特征及其問題，為提升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聚焦研究生教育政策重點及戰略部署提供決策支持。

一、理論基礎

注意力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其概念最早始于心理學，指“個體專心于某一事物或活動時的心理狀態”［4］。 H.A.Simon 將“注意力”的概念引入管理學研究領域，指出“注意力是在某一時刻人們自覺意識到的某些要素”［5］。 J.G.March［6］進一步發展了注意力配置的研究，并將其拓展到對行為主體的搜尋行為分析。 W.Ocasio［7］進一步提出了注意力基礎觀，論證了決策者注意力對政策制定的影響。 事實上，注意力配置本質上是指，行為主體的注意力分配情況，但由于注意力具有轉移性、可選擇性和分解性，因此，在對注意力進行分配時，行為主體會受到主觀已有經驗、認知局限以及周圍客觀環境的影響，而導致出現注意力分配不均的情況。

政府的注意力配置是政府決策者因注意顯著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的行為過程，也是其“覺察”“編碼”“理解”和“聚焦”決策信息的過程［8］。 由于信息的復雜性和政府注意力的稀缺性，政府決策者往往會把注意力更多地分配到那些最容易被關注到的地方，在此過程中，政府的注意力配置通過一系列政府行為體現出來。 一般而言，通過分析政府的工作重點，能夠推測政府的注意力情況。如對政府有關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文本進行內容分析，來測量政府對研究生教育的注意力配置情況。近年來，基于政府的政策文本推測政府注意力配置情況，已出現在諸多研究之中，特別是圍繞《教育部工作要點》開展文本分析，討論了政府對義務教育［9］、高等教育［10］、職業教育［11］、教師教育［12］等諸多教育領域的政策關注議題，表明注意力配置理論的可行性、適切性與解釋能力。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

《教育部工作要點》是系統呈現我國政府在規劃國家教育事業改革與發展上的重要政策指南，涉及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領域的諸多方面，具有公開性、權威性與連續性等特點。研究生教育是國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國家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與水平是實現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而《教育部工作要點》作為廣義的教育政策文件，研究生教育治理是其中重要的內容。 基于此，本研究選取了1987—2022 年發布的共計36 份《教育部工作要點》作為研究樣本。 樣本選擇主要基于如下理據：一方面，《教育部工作要點》內含我國政府對研究生教育事業各方面的宏觀布局與工作指示，體現了國家政策在研究生教育領域的治理重點和思路，是研究生教育治理過程中政府意圖與政策著力點的有力憑證；另一方面，《教育部工作要點》編制方法科學嚴謹，內容來源于深度調研結果并經過層層論證與審核，其語言風格精煉、行文重點突出，有助于本研究系統分析我國政府開展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結構及其特征。

（二）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適用于將量化統計分析方法納入定性研究的范疇，從而系統地描述文本內容的邏輯線索與結構特征。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對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政策注意力配置展開計量分析與事實呈現，主要借助質性分析工具Nvivo 12 實現。 通過對《教育部工作要點》進行文本分析，不僅有助于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析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政策黑箱”；同時，文本內容的數據處理經過逐級編碼、類屬分析、意義賦值等程序，亦能夠直觀地呈現出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政策注意力配置的全景。

（三）文本編碼

文本編碼是文本分析的核心步驟。 本研究借助Nvivo 12 軟件對《教育部工作要點》的文本內容進行自下而上式的逐級編碼。 文本編碼過程主要遵循針對性原則、細節服從目標原則以及不重復編碼原則。 具體而言，第一，先逐字逐句仔細閱讀36 份《教育部工作要點》，將關于“研究生教育”的內容導入軟件，并根據內容意義進行開放式編碼，形成關聯詞。 第二，通過軟件自動識別，及對開放式編碼中的關鍵詞進行關聯式編碼，找出突出主題，形成了20 個關鍵詞類屬（二級子節點）。 第三，對20 個次級主題進行選擇式編碼，最終產生了6 個一級主題（一級父節點）。 編碼節點及其部分示例如表1 所示。

表1 編碼節點結構及部分示例

（四）信效度檢驗

為克服文本編碼受研究者主觀因素干擾的問題，本研究對文本數據編碼一致性進行了檢驗。具體方法是由兩位研究者分別進行文本編碼，再使用Nvivo12 的編碼比較功能檢驗編碼的一致性。 結果顯示，本研究的Kappa 系數為0.825（大于0.800），表明編碼一致性通過檢驗。 此外，為保障編碼結果的飽和度，本研究預留了3 份《教育部工作要點》文本（1995 年、2010 年、2022 年），用以檢驗類屬編碼的理論飽和度，納入預留文本內容后結果顯示未產生新的概念，表明本研究的編碼結果達到飽和。

三、文本分析

（一）注意力配置的整體分析

1. 文本覆蓋率分析

由于《教育部工作要點》的制定要求嚴苛，不會過多論述同一內容，因此對其中有關研究生教育的相關描述進行文本覆蓋率的分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上的注意力配置情況。 基于此，本研究對《教育部工作要點》中涉及研究生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關內容進行了篩選，計算每一份文本中有關研究生教育和高等教育相關內容的字數，進而計算出每年《教育部工作要點》中研究生教育的字數占比以及高等教育相關內容中研究生教育的字數占比（即文本覆蓋率）。 這兩種文本覆蓋率作為衡量我國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的重要指標，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我國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治理方面的注意力變化趨勢，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的文本覆蓋率

經統計，“研究生教育”在1987—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點》 中的文本覆蓋率在0.85% ～5.57%之間，最低值是2021 年的0.85%，最高值是2003 年的5.57%，總體較為平穩。 “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文本覆蓋率在2.66%～18.03%之間，最低值是1988 年的2.66%，最高值是2009 年的18.03%。 同時，根據圖1 文本覆蓋率的趨勢情況，兩條曲線走勢大體相同，表明我國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治理層面的注意力，受到國家對高等教育整體注意力配置的影響；與此同時，國家對研究生教育事業的各項要求，亦是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體現。

2. 高頻關鍵詞分析

相較于文本覆蓋率分析而言，高頻關鍵詞能夠更加直觀地觀測政策注意力配置的指標與方向。 運用Nvivo 12 的詞頻搜索功能，本研究分析了《教育部工作要點》中關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政策文本詞匯頻數，頻數越高代表在政策文本中提及次數越多，說明政策注意力配置越密集。 在剔除一系列無實際意義的動詞后，例如“推進”“積極”等，詞頻分析結果顯示，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配置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學位”“培養”“改革”等方面。 高頻關鍵詞分析為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政策注意力配置的結構維度奠定了基礎（見表2）。

表2 1987—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點》中有關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高頻詞統計

（二）注意力配置的結構分析

本研究運用Nvivo 12 對文本進行類屬編碼后，將各節點下材料來源數及參考點數導出，并計算出每個一級節點數占總節點數的比例。 在6 個一級節點下，共計346 個參考點，按參考點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分別是人才培養（32.95%）、學位制度（24.57%）、學科建設（16.18%）、獎助制度（11.27%）、 招考改革（9.83%） 和導師隊伍（5.20%）。 此外，由于《教育部工作要點》中關于“研究生教育”的內容總體不多，為便于統計呈現，本研究運用Nvivo 12 對文本進行類屬編碼之后，以6 年為一時間點，將各節點下參考點數導出，并計算出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治理各節點內容數值變化折線圖（圖2）。 如圖2 所示，不同時期，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各維度的注意力配置存在顯著差異；在同一時間段內，各節點受關注程度亦存在顯著差異。

圖2 1987—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點》中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變化

1. 人才培養與學位制度是注意力配置焦點

“人才培養”與“學位制度”是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的核心焦點內容，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注意力配置占比分別為32.95%與24.57%（見表3）。 具體而言，“人才培養”維度的注意力聚焦5 個方面的治理主題，按注意力配置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分別為“培養機制改革”（20.81%）、“課程教學改革”（4.34%）、“思想政治教育”（3.47%）、“學位論文抽檢”（2.89%）、“中期考核制度”（1.45%）。 “培養機制改革”的高注意力配置表明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十分重視體制機制改革，體現在政策文本中則是多次表述為“完善研究生培養制度”“推進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實施研究生創新計劃”等；與此同時，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為目標，對研究生的課程教學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學位論文抽檢等方面也提出了方向性引導。 “學位制度”維度的注意力則聚焦于4 個方面的治理主題，按注意力配置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專業學位建設”（8.67%）、“學位綜合改革”（8.67%）、“學位授權審核”（5.49%）、“學位點評估”（1.73%）。 “專業學位建設”無疑是學位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涉及“專業學位設置”“專業學位審核”“專業學位招生”等諸多方面，在30 余年的探索創新中為我國研究生教育事業開辟了“學術型學位”與“專業型學位”并行協調發展的局面。 而通過健全學位質量保障體系，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積極推進學位授權審核辦法的改革，加強并改善對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評估等，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研究生學位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表3 “人才培養”與“學位制度”節點統計表

2. 招考改革與獎助體系注意力配置波動較大

“招考改革”與“獎助體系”在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中占比較為穩定，分別為9.83%與11.27%，但波動較為明顯，且多次出現頻數為0 的年份。 具體而言，“招考改革”維度主要關注2 個方面的治理主題，分別為“招生規模與數量”（3.47%）與“招生制度改革”（6.34%）。文本內容表明，其主要體現在擴大研究生招生數量、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試，具體方式為通過擴招、大幅增加專業學位招生比例來調整優化研究生教育結構，通過深化研究生招生考試改革進一步強化研究生招考的公平與效率，從而嚴守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道關卡”。 “獎助體系”維度下共關注3 個治理主題，按注意力配置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分別為“資助制度”（6.65%）、“公派留學制度”（3.18%）、“獎學金制度”（1.45%）（見表4）。 由此可知，國家一直堅持“資助育人”政策，并長期關注獎助學金制度改革；在公派留學方面，國家也始終堅持通過提高公派培養層次、擴大派出規模等加強研究生教育國際化建設水平。 但通過圖2可以發現，“招考改革”與“獎助體系”的曲線變化幅度較大，頂點、拐點較多，說明36 年來政策話語對“招考改革”和“獎助體系”注意力波動較明顯。

表4 “招考改革”與“獎助體系”節點統計表

3. 研究生導師隊伍建設長期處于注意力配置的邊緣

“導師隊伍”在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中占比最低，僅為5.20%，處于長期被忽視的境況。 具體而言，“師資隊伍建設”維度主要聚焦3 個方面的治理主題，按注意力配置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分別為“研究生導師專業發展”（2.02%）、“導師負責制”（1.73%）、“導師資格遴選”（1.45%）（見表5）。 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對師資隊伍建設的關注度較少，直接表現為有關支持研究生導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方向性內容涉及較少。 例如，在研究生導師制方面，2004 年才提出“推行研究生培養導師負責制”，2008 年提出“進一步完善和落實以科學研究為主導的導師負責制”，而在研究生導師的專業發展方面，直到2021年才明確指出要“制訂研究生導師發展相關文件”。

4. 學科建設注意力配置總體呈現漸進狀態

“學科建設”在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注意力配置在6 個一級治理主題中占比并不高，為16.18%，但從注意力配置變化趨勢而言，學科建設正在成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具體而言，“學科建設”維度主要關注3 個方面的治理主題，按注意力配置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分別為重點學科建設（12.14%）、學科專業目錄設置（2.31%）、學科評估（1.73%）（見表6）。 一方面，我國政府對于學科建設的注意力配置總體而言雖占比不高，但近些年卻不曾間斷，呈現出愈發重視的漸進趨勢，具體體現在自2015 年至今，在“雙一流”背景下，國家通過加強學科建設，進一步促進高校教育質量的提升。 由此可見，學科建設已經成為新時代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不可或缺的建設因素。 另一方面，隨著創新科技發展，新興研究領域的更新與迭代，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等成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中必須回應的重要關切。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1. 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的總體穩定性不足

研究生教育治理是實現新時代研究生教育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是落實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精神的必然要求。 30 多年來，《教育部工作要點》中事關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內容波動較大，總體穩定性不足。 其一，“研究生教育”在《教育部工作要點》中的文本覆蓋率變化較大，聚焦于不同的時間段，可以發現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文本覆蓋率變化趨勢并不一致，體現了不同階段政策文本中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關注差異較大，缺乏穩定性。其二，“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文本覆蓋率較低，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關注基本集中在高等教育，以零星論述或附帶的方式提及，表明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尚未形成獨立的政策關注領域。 其三，不同年份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占比起伏較大，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最低點為0.58%，最高點為4.62%，表明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政策關注與規劃缺乏穩定的連續性。

2. 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具有薄弱失衡風險

我國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在集中于“人才培養”的同時，存在注意力配置薄弱點較多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對研究生教育治理諸多內容關注度不足，并由此引發的注意力配置的結構失衡風險。 一方面，通過對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的配置結構和變化的分析發現，政府在不同階段聚焦不同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內容，注意力配置結構不均衡，主要傾斜于“人才培養”，而對“導師隊伍”“獎助體系”和“招考改革”的關注度明顯不夠。 “人才培養”作為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中心環節，在《教育部工作要點》中是焦點問題，不僅關注頻次高，且分布年份廣，所占比例超其他各維度的注意力配置之和。 相較而言，“導師隊伍”則長期處于政策注意力的邊緣，“獎助體系”和“招考改革”也在頻繁波動之中呈越少被提及的趨勢。 另一方面，就具體政策內容而言，研究生教育治理在同一領域的注意力配置也存在薄弱問題。 例如，我國研究生導師隊伍的建設重點依然處在對教學、師德等底線要求的層面，而文本中涉及的教師專業發展制度，大多關注本科階段教師的教學勝任力及教學質量提升等問題，較少涉及研究生導師的專業發展。 實際上，關于研究生導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注意力配置近年來雖有所加強，但導師隊伍專業性不足、“雙導師制”以及導師分類指導等實踐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13］，總體上仍不足以支撐新時代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3. 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存在銜接斷裂失序

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雖在不同年份，各維度的注意力配置情況有所不同，側重點各異，但這些要素都是研究生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觀測點。 然而，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政策內容的整體性和各要素的相對穩定性并未得到充分體現。 一方面，在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一級維度上，諸多要素存在頻數為0 的情況，即當年政府在這些內容上沒有治理規劃，諸多要素未能進入政策注意力范疇之內，出現了政策注意力的“斷層”。 例如，在36 年間，僅14 年提及“導師隊伍”，其余22 年《教育部工作要點》并未對導師隊伍建設有所關注；研究生“獎助體系”在2017—2019 年間頻次為0；即使注意力配置占比最高的“人才培養”在2002年也處于政策注意力的盲區。 另一方面，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一級維度的各子維度上，注意力配置也存在“銜接斷裂”問題。 例如，2018 年的學位綜合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和資助制度的頻次均為0，專業學位建設在2021 年的頻次為0，招生制度改革在2021 年、2022 年的頻次為0。 政策注意力配置的不穩定，或將導致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過程中出現政策布局“銜接斷裂”的失序現象，研究生教育治理顯然尚未成為我國教育政策話語的常態化關注議題。

（二）政策建議

1. 合理布局政策注意力配置總量，促進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政策協同

研究生教育治理體系的系統建設是我國研究生教育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路徑。 隨著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教育實踐領域面臨更趨多元、復雜的情境，這給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帶來了嚴峻挑戰［14］。 因此，我國政府必須在國家頂層教育政策規劃中合理布局注意力配置總量，增加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重視程度。 一方面，政府應繼續加大對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關注度。 研究生教育的水平根本上決定了國家核心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但目前而言我國政府對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量仍存在不足，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注意力依附于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規劃，占比明顯低于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也沒有受到充分關注。 研究生教育作為教育系統的最高層級［15］，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這決定了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理念、原則必須顯著區別與其他教育階段［16］。 因此，政府應關注國內外形勢的動態變化對研究生教育提出的新挑戰、新要求［17］，將“研究生教育”作為單獨的版塊進行論述與規劃，充分強調其重要性，促成研究生教育治理成為獨立的政策關注領域。 另一方面，整合學科建設、導師隊伍、獎助體系等內容，超越當前“碎片化”的研究生教育治理路徑，推動研究生教育治理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這要求研究生教育政策內容的各要素間緊密銜接，通過協同推進政府注意力分配，保障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供給的相對穩定性，從而不斷完善研究生教育宏觀制度體系框架。 例如，不僅將人才培養作為注意力配置的中心環節，還需要對招生制度、學位制度、學科建設等基礎性資源進行總體分配［18］，構建“一核多面”結構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協同框架，從而實現反哺人才培養［19］。

2. 有效均衡政策注意力供給結構，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能力水平

政策注意力供給失衡不僅阻滯國家研究生教育治理體系的建立健全，而且對研究生教育的實踐場域也影響深遠。 由此，結合實際需要均衡注意力配置結構與內容將是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重要方向。 一方面，政府應調整不同維度上的注意力配置結構，統籌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具體內容。例如，在持續關注“人才培養”這一注意力配置重點的同時，必須加強“導師隊伍建設”和“招考改革”等薄弱環節的注意力配置，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協同性、專業性與精準性，從而拓展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有效輻射面。 另一方面，針對同一維度上的注意力配置薄弱點，政府應有計劃地調節治理內容的注意力配置。 例如，在人才培養維度，關于研究生“課程教學改革”“中期考核”等內容的關注度明顯不足，而我國研究生培養一直存在“課程教學質量不高”［20］“分流退出機制缺位”［21］等問題。 基于此，政府注意力配置應適當加強對研究生課程教學建設、中期考核制度建設的重視，從而深化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實踐指導性。推進研究生教育治理現代化，需要與時俱進完善宏觀政策框架［22］，而從政府頂層政策設計出發，以政府注意力配置工具為著力點，探索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與水平，將是重要的政策實踐方向。

3. 不斷優化政策注意力調控策略，實現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動態調整

長期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缺乏結合實踐場域動態性調整的策略。 事實上，政策決策者的注意力并非一成不變，而要根據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不斷優化注意力調控策略。 研究生教育治理作為調控國家研究生教育事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手段，更應采取動態的注意力配置策略。 一方面，政府應密切關注國家研究生教育戰略環境，聚焦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現實問題。 在注意力配置策略上，不僅需要與歷年《教育部工作要點》治理內容進行有效銜接，而且必須立足于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研究生教育領域的現實需求。 由此，我國研究生教育治理內容關注點既要充分考量政策延續性，亦要對現實問題進行注意力配置的及時調整或補充。 例如，2022 年9 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正式發布，由此帶來的新舊目錄銜接、學位授權點調整、學科專業建設等相關問題，均需要政府在注意力配置層面給予合適、及時的關注與規劃。 政府在研究生教育治理注意力配置時，應合理規劃發展周期，實行動態調配，進而提高政策關注的問題解決能力，提高決策時效性，強化政策引導與驅動［23］。 另一方面，將政策注意力配置置于更廣泛的政策體系中，提高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前瞻性、系統性與銜接性。 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更應面向未來，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問題不能僅僅停留在基礎制度層面，而應擺脫傳統決策思維的局限，創造一種由當下到未來的治理理念，前瞻研究生教育的未來發展形勢，及時識別可能面臨的發展性困境，以創新思維引領研究生教育創新實踐，以注意力配置的“未來觀”促進研究生教育治理政策的協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