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與保障措施*

● 孫傳旺，閔嘉琳

（廈門大學 經濟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0）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提出了具體部署，強調要“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深入推進能源革命”“確保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碳中和目標下能源轉型的前提約束，關乎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和人民長治久安①2020年4月10日，國家能源局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征求意見稿）》首次提出將能源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以法律形式確定了能源安全在國家總體安全觀中的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能源安全保障工作。2014 年6 月1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為新時代我國統籌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總體來看，我國當前的能源安全保障有力，能源進口多元化、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進程逐漸加快，但隨著能源國際合作的不斷深化和國內能源革命的持續推進，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挑戰和不穩定因素增多。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我國能源供應與別國關聯度不斷提高，尤其是油氣高度依賴進口，隨著國際能源格局不斷變化，我國從外部獲取穩定能源供應的難度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能源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問題受到世界各國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安全成為約束能源發展的重要目標。隨著我國在國際上做出碳中和承諾，能源的總量充足、供需平衡、價格穩定、長久安全、綠色低碳等目標如何協同推進成為碳中和下保障能源安全需要考慮的問題。

為此，本文對新形勢下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挑戰和風險進行分析，并從五個維度分解闡釋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觀的主要內容，最后立足國際和國內兩個視角，提出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措施建議。

二、能源安全的概念和能源安全觀

（一）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影響因素

關于能源安全的內涵，學術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能源安全的概念最早誕生于20 世紀70 年代的石油危機，由于石油輸出國產量驟減，油價暴漲，石油消費國的進口量大大下降，對國內經濟產生重創，如何保障石油安全供應引起廣泛關注。因此，早期的學者認為能源安全的核心問題是某一類能源品種的安全，比如石油安全和煤炭安全[1-4]。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發生變化，能源安全的內涵也拓展到更加寬泛的領域，包括其他主要能源以及總的能源供應安全問題，并且與世界局勢緊密相聯[5]。從屬性維度上，能源安全可以劃分為傳統性安全和非傳統性安全，前者涉及能源供應、供需平衡、貿易和產業鏈上中下游的安全，后者則包括能源經濟、金融安全、能源網絡安全，往往具有跨國性、動態性等特點[6]。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簡稱IEA）從長期和短期的維度定義了能源安全，短期能源安全是指能源系統可以對供需平衡的突然變化做出迅速反應，長期能源安全則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能源系統投資。亞太能源研究中心（Asia Pacific Energy Research Centre，簡稱APERC）提出了能源安全的“4A”概念，將能源安全的概念界定為Availability（能源資源的可利用性）、Accessibility（能源資源的可獲得性）、Acceptability（環境的可接受能力）和Affordability（能源投資成本的承受能力）。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能源安全概念涵蓋的廣度和深度均有明顯拓展。意指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內，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持續地獲得價格可接受、發展可持續的能源供應，從而保障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由于能源安全的內涵十分豐富，影響能源安全的因素也眾多，包括能源的價格[7]、生態環境[8-9]、資源可持續性[10]、能源供應地風險[11]、跨境運輸通道[12]、地緣政治[13]和宗教因素等[14]。

（二）傳統思想下的能源安全觀

能源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不同的理論基礎對能源安全有著不同的看法，無論是現實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還是建構主義理論，不同的理論范式對于能源安全的認知都有一定的獨特性和局限性，但都為構建符合國情和新的世界形勢的能源安全觀提供了理論基礎。

基于現實主義理論的能源安全觀?，F實主義理論認為“民族國家是參與世界政治的最主要行為體，當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時，國家需要基于自我利益，動用自身力量進行自我保護”[15-16]。傳統現實主義的代表摩根索認為，自然資源作為一個國家權力的代表，對其的爭奪取決于當時的戰爭技術。在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現實主義也認為保障一個國家能源安全的有效手段是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17]，但最終目標在于確保能源安全，權力只是追求安全的手段[18]?？梢?，基于現實主義理論的安全觀將能源的獲取與大國權力相聯系，對于能源的爭奪往往會使得各國朝著競爭的方向發展。

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能源安全觀。新自由主義理論強調市場競爭和國際制度[19]，即市場是自由和開放的，政府應建立貿易體制以保護市場。在能源安全問題上，能源應該作為普通的商品，遵循市場規律，由市場決定其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流通，國家間可以通過能源合作機制實現能源安全。

基于建構主義的能源安全觀。建構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認為，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不同的“文化結構”會影響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20]。在“無政府狀態”下，“文化結構”可分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體系，分別代表將互動者視為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因此，在能源合作中，如果國家間的認知較為接近，則更容易開展合作；如果將彼此視為戰略對手，那么合作也會遇到諸多困難和障礙。

我國的能源安全觀除了受到國際能源政治主流思想的影響外，還與不同發展階段的國情相關[2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能源安全觀經歷了“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為主”到“開源節流”再到“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轉變[22]。以“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為導向的能源安全觀針對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的石油供應問題，強調國際能源合作的重要性；“開源”與“節流”并重的能源安全觀改變了從供給側保障能源安全的單向思維，堅持從供需雙側發力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為核心的能源安全觀則是立足于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升、能源儲備不足等形勢，提出了開放條件下保障能源供需安全的策略。綜上，我國的能源安全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能源形勢下不斷調整，以實現經濟、能源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三、新形勢下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挑戰

（一）全球大變局催生能源安全新風險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當下，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各國相互聯系、休戚與共。隨著新興力量的不斷成長和霸權主義的日漸式微，多極化成為世界格局的大趨勢，體現了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的追求。

然而，局部地區的沖突事件也經常發生，尤其是近年來的大國博弈和地緣沖突推動了國際關系格局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經濟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明顯增多。2018 年，美國政府以貿易保護為由，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高額關稅，挑起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23]。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烏克蘭危機出現升級。持續性的重大事件接連沖擊著世界經濟，導致全球供應鏈和貿易受阻。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和原油第二大出口國，由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風險溢價直接體現在國際能源大宗商品上，WTI 和Brent 原油期貨價格持續上漲并保持高位震蕩，IPE 天然氣價格也出現了飆升和波動。如表1 所示，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的三月份，WTI、Brent、IPE月均價較一月份均出現了大幅上漲，增長率超過30%。同時，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報告，俄烏沖突預計會使得2022 年全球經濟增速下降0.7 到1.3 個百分點①資料來源：新華網，http:∕∕www.news.cn∕world∕2022-04∕12∕c_1128552503.htm.。

表1 俄烏沖突前后國際原油和天然氣期貨價格及增長率

作為全球第一大能源凈進口國和“一帶一路”的倡議者，我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與世界多國有著緊密的貿易關系和合作關系。全球格局的改變給我國帶來能源合作機遇的同時，也給能源安全帶來了一些非傳統性風險。一是結算風險。俄烏沖突爆發后，利益相關方在金融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的制裁與反制裁措施，尤其是從2022 年4 月1日起，俄羅斯開始實施“盧布結算令”，這將不可避免地對國際結算體系產生深遠影響[24]。此外，我國能源企業在美投資主要通過美元結算，中美貿易摩擦導致的金融市場匯率波動也會直接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收益；二是合作風險。一方面，俄烏沖突對歐洲國家經濟和能源供應造成沖擊，對于恢復經濟的訴求或將推動歐洲國家與我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同時，受到西方國家制裁的影響，俄羅斯經濟遭遇衰退，能源出口戰略靈活度受到削弱，為中俄雙方進一步深化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能源貿易關系的大規模轉變意味著國際能源格局的調整和大國之間能源博弈的變化，也意味著我國與沖突相關方合作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能源合作。近年來，我國能源企業在美國進行了諸多頁巖油氣領域的投資，以期獲取先進的能源勘探和開發技術。而中美雙方圍繞技術專利和知識產權領域的摩擦無疑會增大雙方能源技術的合作阻力，提高我國引進先進技術的成本。三是運輸風險。目前我國進口的石油約一半來自于中東地區，天然氣大部分來自于中亞、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等地。雖然大體上我國能源進口通道已布局成型，但原油進口仍然依賴于途經馬六甲海峽和霍爾木茲海峽的兩條航線，對于航線缺乏主導權，封鎖原油通道可能成為未來中美在能源地緣政治方面的角逐焦點。同時，隨著俄烏沖突全面升級，利益相關方將跨國能源通道作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德國暫停了“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認證，這也為我國天然氣進口的管道安全敲響了警鐘。

（二）碳中和承諾帶來能源安全新挑戰

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自然災害頻發、溫室效應、資源不可持續等問題是當今人類發展面臨的共同挑戰之一，采取積極的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已成為全球共識。巴黎協定以來，全球已有130 多個國家做出了碳中和承諾，加快能源低碳轉型步伐。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我國也在氣候治理方面展現了大國擔當和責任感，在2020 年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 年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 年，我國相繼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兩個文件，共同構成了碳達峰、碳中和行動“1+N”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

我國提出碳中和目標，意味著在未來的近四十年內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和能源系統的深度脫碳。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時間更緊、任務更重，面臨著穩增長和降排放雙重目標，能源安全保障難度更大。一方面，我國人均GDP 雖然突破了一萬美元大關，但是經濟發展與高收入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工業化和城鎮化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作為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能源需求將持續上漲。另一方面，我國當前的能源消費結構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持續的能源需求上漲可能會帶來長期的碳鎖定效應，增加減排難度。能源需求的剛性上漲和節能減排的現實需要之間的矛盾意味著只有實現能源轉型，才能在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碳排放問題。從能源進口角度來看，我國推進碳中和的進程伴隨著能源獨立程度的提高，能源進口安全問題有所改善，但激進的減排政策和過快的能源轉型容易造成能源供應不足、能源價格上漲等傳統能源安全風險。從系統性的能源安全觀來看，倘若能源轉型過程中技術條件和市場機制無法支撐可再生能源成為新的能源主體，可能會滋生新的能源安全問題。

四、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觀

如何在碳中和帶來的能源安全新挑戰下平衡好短期與長期、局部和整體的利益關系，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需要將能源安全放置于碳中和語境下，對能源安全的內涵和要義進行分解，構建起新的能源安全觀。本文認為，碳中和下的能源安全包含五個維度，即能源的供應安全、能源的配置安全、能源的價格安全、能源的戰略安全和能源的生態安全。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觀，彰顯了能源安全的戰略性和生態安全的重要性，兼顧統籌了現實安全與長期安全，是對國際形勢和能源國情的重新審視和全面解讀。具體而言：

（一）能源供應安全，即“有沒有”的問題

實現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核心是要確保供應安全，即解決能源總量短缺問題?；茉吹南鄬Σ蛔愫瓦^度依賴化石能源的發展方式，是導致我國能源供應總體偏緊的根源。如表2 所示，我國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儲量豐富，已探明儲量達1 432 億噸，占全球總量的13.3%。但由于人口眾多，化石能源儲采比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氣儲采比分別為37、18.2 和43.3①儲產比即任何一年年底的剩余儲量與該年度產量的比值，表明剩余儲量以該年度的生產水平可供開采的年限。，難以支撐可持續發展需要。

表2 2021年底我國化石類能源探明儲量與儲采比

破除長期能源短缺之困，關鍵在于找到充足且滿足生態環境要求的可替代能源。除了化石能源之外，我國的能源結構中還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這些豐富的非化石能源是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的重要組成部分。核能受到投資成本、電站選址和社會認知等因素的影響，較難成為主體能源。而我國每平方米可再生能源潛力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且當前已開發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十分之一。合理開發可再生能源，既符合能源發展軌跡，又能有效減小環境壓力，是緩解能源供應短缺、保障能源需求的重要戰略選擇。目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且具備了一定的產業優勢，如圖1—3 所示，我國風電并網裝機容量和太陽能發電并網裝機容量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2022 年底分別達到了3.7 億千瓦時和4.0 億千瓦時，占全國總發電裝機容量的14.25%和15.31%。保持和擴大可再生能源的先天優勢，發揮可再生能源的結構性功能，是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基本國情，實現能源供給從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變的內生動力。

圖1 2011—2022年我國光伏裝機容量及世界占比

圖2 2011—2022年我國風電裝機容量及世界占比

圖3 2022年我國電力裝機結構（單位：億千瓦時）

（二）能源配置安全，即“遠不遠”的問題

實現目前碳中和下的能源安全，前提是要確保配置安全，即解決能源供需錯配問題。我國傳統和可再生能源資源空間分布不均，造成了長期以來能源供需錯配的局面。從資源分布上看，我國76%的煤電資源分布在西北地區，70%的水電資源分布在中部和西南地區，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區，而70%的電力需求出現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地區，逆向分布特征十分突出，造成了“西電東送、北電南送”的能源發展格局。2022 年，我國西電東送工程的輸電能力達到3.2 億千瓦時，全年累計向東部輸送電量2.8萬億千瓦時①數據來源：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6∕26∕c_1129716022.htm.。西電東送戰略的實施，極大地減輕了電煤運輸壓力，對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義。但隨著輸電需求不斷提高、輸電線路愈加復雜，低壓電力系統輸電線損大、走廊占地多等缺陷也逐漸凸顯。與此同時，隨著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大規模進場，電力系統的不穩定性和波動性也會增大，傳統的高慣性電網并不能很好地消納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電力。

解決電力遠距離配置和可再生能源消納問題，需要提高電力系統的穩定性和靈活性。近些年來我國在特高壓輸電技術方面取得的突破，為解決輸電線路的損耗和占地問題提供了新的選擇②特高壓按照使用場景的不同分為±800千伏的直流輸電和1000千伏的交流輸電。直流輸電只能點對點輸送，中間不可落點，輸送功率大，距離遠，適合遠距離輸電。交流輸電中間可落點構成電網，輸電容量大、覆蓋范圍光，線路中有串聯，呈網絡結構，可以兼具輸電和組網功能，適用于近距離輸電。。特高壓輸電線路相對于傳統的低壓線路來說，輸送容量更大、輸電距離更遠、線路損耗更低，既能解決能源大范圍配置問題，又能匹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統籌能源轉型與能源配置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2 年底，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共建成“十六交二十直”共36 條特高壓線路，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納，提高了輸電系統的靈活性。在解決可再生能源電力的遠距離輸送問題的同時，還需要確?！白詈笠还铩钡陌踩€定。傳統火電能夠提供持續穩定的電壓，但可再生能源發電“靠天吃飯”和間歇性的特點意味著一旦發生故障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斷供風險。這就要求建立起以現代智能技術和高可靠性配電網技術為支撐的智能電網，并打破以往以省際作為劃分的電網發展格局，形成聯系更為緊密的堅強電網平臺，提升省際電網之間互聯互通、余缺互濟的水平。

（三）能源價格安全，即“貴不貴”的問題

實現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重點是要確保價格安全，即解決能源價格波動和成本高昂的問題。歷史經驗表明，能源價格的劇烈波動可能會引起經濟不穩定甚至衰退。2021 年2 月，受極端天氣影響，美國南部出現電力短缺，在供需極度不平衡的情況下，電價飆升至平時的200 倍，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作為油氣進口大國，2022 年原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為71.2%和40.2%③數據來源：中國石油新聞中心，http:∕∕news.cnpc.com.cn∕epaper∕sysb∕20230222∕0156328004.htm.，導致我國對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波動十分敏感。據海關統計數據，原油和天然氣在我國能源進口中占比高達66%，受持續上漲的石油、天然氣價格影響，2022 年我國原油進口數量同比減少0.9%，但原油進口金額上漲48.1%；天然氣進口數量減少9.9%，天然氣進口金額卻上漲30.1%（如圖4—6 所示）?？梢?，當能源定價權旁落，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將導致本國負擔更多的能源成本。

圖4 2022年我國能源進口總量及占比（單位：萬噸）

圖5 2017—2022年我國原油進口量及進口金額增長情況

圖6 2016—2022年我國天然氣進口量及進口金額增長情況

保障能源價格安全需要加快能源獨立進程，減少能源對外依存度，并尋求基于市場機制的能源價格，確保成本可接受的能源供應。長期以來，為保障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電力價格由政府制定，電力供給具有公共服務的屬性。直到2015 年，《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我國再次拉開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大幕，提出了“三放開、一獨立、三加強”的改革方向①“三放開”是指在進一步完善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開的基礎上，按照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體制架構，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性環節電價，有序向社會資本放開配售電業務、有序放開公益性和調節性以外的發用電計劃；“一獨立”是指推進交易機構相對獨立，規范運行；“三強化”指進一步強化政府監管，進一步強化電力統籌規劃，進一步強化電力安全高效運行和可靠供應。，旨在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電力良性發展。然而，改革進程緩慢，電價仍然存在一定扭曲，沒有成為電力供求關系的直接反映。隨著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的不斷提高，有序推動新能源參與市場化交易需要從政府和市場兩方面入手，形成“政策引導+市場調節”的雙支撐模式。一方面，電力交易應從傳統的統購統銷模式逐步轉向市場經濟思維模式，逐步建立起“中長期交易為主導+現貨交易為補充”的市場化機制，管住中間，放開兩頭，賦予購電方和發電方更多的選擇權，由供需關系決定電價。另一方面，政府也應在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進行引導，通過制定價格政策調節市場和穩定市場，從而推動可再生能源規?；l展，進一步釋放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

（四）能源戰略安全，即“久不久”的問題

實現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關鍵是要確保戰略安全，即解決新型能源系統的長期發展問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和碳中和承諾，我國的能源系統必將經過長遠而深刻的變革，能源安全將是長久性的議題，需要先立后破、統籌規劃，并且需要經濟社會的同步性變革作為支撐。

一方面，新舊能源的轉換與銜接需要分行業計劃、分階段實施。由于產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當下化石能源不僅是作為后疫情時代提振經濟的首選能源供給，也是新舊能源過渡期防范轉型風險的“壓艙石”?！秶窠洕蜕鐣l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實現煤炭供應安全兜底”“加強煤炭儲備能力建設”；國務院印發的《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強調“立足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均強調了化石能源作為“能源安全底線”的角色。另一方面，基于化石能源的高碳型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體系也面臨重構。產業結構是影響碳排放的根本，在碳中和語境下，產業結構應逐步向低碳化、綠色化轉型，這不僅要求對現有的落后產能進行低碳化改造，也要求發展新興產業，以較低的成本走上低碳發展的道路。與此同時，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帶來基礎設施新建需求的同時，也要求基礎設施加速綠色化，尤其是以5G、充電樁、特高壓等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賦能未來發展的戰略性資源，也是碳中和過程中需要節能降耗的關鍵領域。

（五）能源生態安全，即“綠不綠”的問題

實現碳中和目標下的能源安全，最終是要確保生態安全，即解決能源粗放型發展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二十大報告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均提出要構建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現代能源體系。其中，“清潔”是構建能源體系的首要要求。從全球范圍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初衷是為了應對當時的石油危機，而不是保護環境。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以及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屬性和降碳功能逐漸被重視，生態安全也成了碳中和背景下能源發展的重要目標。

碳中和目標的推進具有階段性，是從化石能源為主逐步轉向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重并最終實現可再生能源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茉粗?，煤炭對于碳中和目標的影響最為關鍵和直接。在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制度下，推動煤炭利用清潔化高效化，是碳中和推進全過程中減輕能源系統對于環境和生態的負面影響的有效手段。煤炭的清潔化利用，一方面需要煤電技術的創新發展，推動煤炭從單一的燃料屬性轉向“原料+燃料”的發展模式，從源頭上減少煤炭利用產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則應考慮碳排放與碳吸收的平衡，利用CCUS（碳捕集、封存、利用）∕CCS（碳捕集與封存）技術手段和自然碳匯功能將已排放的二氧化碳封存和固定起來，從而減少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排放。

五、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措施建議

碳中和下的能源安全觀構成了對于能源安全的更為完善的表達，為理解和認識新形勢下對于能源安全問題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也為保障我國能源安全提供了新的啟示。目前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能源安全的保障離不開穩定的外部市場。因此，應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發力，從國內角度，要構建以清潔能源為主體的新型能源系統，牢牢抓住能源發展的大國主動權；從國際角度，要平衡好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合理布局能源國際合作；同時，要注意對新形勢下各類風險的研判，建立相關的預警防范機制。

第一，構建新型能源系統，提升能源跨區域配置能力。構建起以清潔能源為主體的新型能源系統，需要統籌橫向能源開發和縱向能源利用各個環節。一是要堅持多元化，橫向促進“多能互補”協同優化。以生態優先為原則，積極有序、因地制宜地推進風能、太陽能、水能、核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比如沿海地區的核電、西南地區的水電建設。二是要優化布局，統籌跨區輸送與就地開發利用，合理發展分布式與集中式能源，縱向促進“源網荷儲”協調發展，從而保障能源供需雙側的協同與平衡發展。在國內能源運輸上，要保證能源配置的經濟性和高效性，一方面需要加快特高壓、智慧電網等新型能源基礎設施布局，為電力的跨省跨區通道建設與互聯互通提供有力支撐，提升輸電通道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應根據各地電廠的電煤需求，開辟高效暢通的運輸通道，投放充足的運力，為電煤運輸保駕護航。

第二，開展核心技術攻關，提升能源系統智能化水平。技術是推進一國能源轉型的重要動力，也是平衡能源經濟性、安全性和可持續性三角目標的關鍵因素。目前在清潔能源發展領域，我國仍存在一些技術短板。一是在氫能產業鏈關鍵技術、非常規天然氣勘探開發、先進核電等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上存在薄弱環節，使得可再生能源轉換率較低；二是并網技術水平不高，棄風、棄光現象仍然比較突出。因此，在實現能源轉型的技術路線方面，我國應加快氫能、光伏、風電、儲能等關鍵技術創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利用率；積極研發深海油氣和頁巖油氣開采技術，利用好國內資源，緩解能源進口壓力；并以能源互聯網建設為基礎，推動形成可再生能源供應與需求側響應雙向互動，進而促進需求側管理向數據化、智能化發展。

第三，完善市場化交易機制，推進電力現貨市場建設。市場化改革是保障能源長期安全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可再生能源規?；l展的有效手段。作為中長期交易與實時交易的有效銜接，電力現貨市場能夠有效反映電力供需形勢，對于可再生能源消納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國電力現貨市場建設正在推進階段，省級電力現貨市場試點陸續開展結算試運行，《電力現貨基本規則》的發布也為電力的交易和結算提供了規范性指導。針對未來電力現貨市場的發展，一是要完善輔助服務市場建設，探索儲能等靈活性調節資源進入電力市場的方式，通過市場化價格補償機制推動儲能發揮調峰調頻和備用電源的功能；二是要完善價格傳導機制，激勵需求側資源根據價格信號進行主動響應。

第四，調整國際合作布局，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國際國內新形勢下，我國應正確研判開展能源合作的機遇與挑戰，在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基礎上，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能源格局調整對外合作布局，對高風險國家的投資項目或合作項目應保持謹慎態度，妥善把握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平衡，綜合考慮發展潛力大、地緣政治風險低的國家開展合作。同時，應積極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人民幣”體系，提高我國在國際原油市場的定價權。目前國際油價主要以WTI 原油期貨和布倫特原油期貨（Brent）為基準，我國在原油價格上處于被動接受的局面。雖然目前我國也推出了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原油期貨（INE）；但在近幾年的交易中，INE 原油期貨在穩定性和價格發現方面仍然不如美國WTI 和Brent 原油期貨，且易受國際主流原油期貨市場風險溢出和極端事件影響。因此，應綜合考慮我國石油行業的發展情況、市場成熟程度、交易者行為習慣等，有針對性地完善以人民幣為基礎的定價體系，并主動參與到國際金融體系當中，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提升我國原油期貨價格的公開性和透明性。

第五，建立健全相關監測機制，防范化解風險。雖然短期內世界格局的動蕩對我國能源安全的沖擊并不嚴重，但長期來看，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給我國能源貿易、海外投資、技術合作和能源運輸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加強能源風險預測工作能夠有效減輕重大事件對能源安全造成的不利影響，預防能源危機。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十分重視能源安全預警工作，建立了相應的能源信息監測與分析機構。我國作為重要的能源進口國，也應保持長遠戰略眼光，建立健全相關監測機制，密切關注影響國際秩序的重大事件，對影響我國經濟安全的各類因素進行評估，確保風險可控，落實能源安全、經濟安全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