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狩獵術:釘釘工作群中 “已讀”裝置的權力實踐

呂梓劍,戴穎潔

一、另類裝置:釘釘群中的“已讀”

當前,依托數字技術的應用,人們的工作場所已由固定的 “地方空間”延至 “流動空間”[1](P466－524),“線上辦公”逐漸成為傳統就業者的常態化工作方式。隨之,“工作/休閑”的二分邊界漸趨消弭,人們似乎被裹挾進 “永久在線、永久連接”的全域勞動工廠。由此浮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人們疾呼抵制 “996”工作制,抵觸地方空間的加班行為,卻在無加班薪資和直接監視的情況下,仍愿貢獻休閑時間進行線上辦公,且鮮有集體性抗爭的案例,這是為何? 本文暫且將此概括為一種適用于流動空間的新型時間控制方式—— “時間狩獵”。

如今,伴隨微信、QQ 等線上社群的崛起,實體科層組織實現了流動空間內的權力蔓延,時間狩獵也因規訓客體的 “認同”心理而得以施展[2]。這種 “認同”源于管理組織強調的 “信任”,因為“在虛擬環境中管理者被要求更多地基于信任來實施管控”,從而 “快速信任”成為流動空間內的常規規制方式[3](P182－184)。然而,由于可見性的缺失,虛擬社交總是缺少 “真情實意”;一旦脫域(Disembedding)[4](P18－19),交互雙方會因弱連接紐帶而易滋生 “反叛”情緒[5]。換言之,微信、QQ等線上社群為資本提供了時間狩獵的 “場所”,但由于現實環境的區隔,作為 “時間獵品”的勞動者會因控制的弱化而難被馴化,其勞動忠誠度將大打折扣。

基于日常生活經驗及多次的田野經歷,研究者發現釘釘、企業微信等專配于辦公環境的通訊軟件正逐漸取代微信、QQ,成為當下企業的標配。那么,兩者又有何區別? 據筆者觀察,釘釘群中專門設有消息是否 “已讀”的標記顯示,進而思考:該裝置是否是釘釘群區別于其他社群的關鍵所在? 它是否便利了資本在流動空間的權力實踐?

鑒于上述追問,本文將基于米歇爾·?？?(Michel Foucault)的時空規訓邏輯,探討流動空間賦權下 “已讀”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進而回答以下兩方面問題。第一,資本如何借助 “已讀”對勞動者展開時間狩獵? 第二,在此過程中,勞動者的 “認同”心理會作何改變? 若要回答上述問題,理先搞清何謂 “時間狩獵”。

二、時間狩獵:一種新型的時間控制方式

自資本主義興始以來,勞資之間的時間政治斗爭就從未停歇。勞動社會總會想方設法驅趕和消磨勞動以外的時間,以爭奪時間控制權[6](P190);對此,勞動者進則以工人運動的方式進行維權;退則會定制 “潛隱劇本 (Hidden Transcript)”以委曲求全。早有學者基于地方空間下的勞資時間權力斗爭,指出了 “時間盜竊 (Time Theft)”這一實踐手段。一方站在資本立場,認為勞動者捏造時間表、偽造考勤打卡等行為屬于 “偷時間 (Stealing Time)”的違法行徑[7],早退遲到、浪費時間皆屬于盜竊時間的 “罪大惡極”;即便是低效率工作,也是對老板的薪資盜竊[8]。然而,此類觀點屬于純粹的資本家思想,無疑掩蓋了資本剝削、壓榨員工的實質。

另一方則偏重勞動者立場,直指資本對勞動時間的擴張行為[9]。有學者基于勞動時間的商品屬性,認為 “過度工作” “無薪加班”是 “時間盜竊”的重要表現[10](P2);安德魯·史蒂文斯 (Andrew Stevens)等從質性時間出發,認為 “時間盜竊”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下的產物,通過后福特主義式的時間管制,資本對勞動者的時間測量和管理更為細致,勞動者能夠高效利用時間,始終保持較高的工作效率[11]。于此立場,“盜竊”的用詞無疑揭示了地方空間下資本對勞工時間和勞動力的非法侵占 (如工作強度大且無加班薪資),而勞動者也常因身心的雙重壓迫衍生對工作的抗拒心理。

步入數字時代,時間盜竊的違法性非但沒有緩解,甚至會伴隨線上辦公的普及而被美化成一種“合法”。2020年澳大利亞未來工作中心發布相關報告指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暴發的時代背景下,線上辦公更加普遍。報告顯示,有81%的受訪者表示愿意接受線上辦公,甚至有47%的人認為這樣工作效率會更高。丹·納哈姆 (Dan Nahum)則對線上辦公持以懷疑態度。他在報告中指出,線上辦公將進一步導致工人和雇主之間的權力失衡,因為當他們在清晨或深夜加班工作時,雇主既無需支付加班費,又無需支付罰款[12](P31－32)。這意味著,在流動空間下,勞動者會因身體的解放而默許精神的 “在場”,這種行徑的合法化以及勞動心理的甘愿傾向顯然跳脫了 “時間盜竊”的范疇。

此外,在當前的時間政治研究中,有學者面向企業員工[3]、新聞記者[13]、自由撰稿人[14]、外賣員[15]等勞動群體,指出不同群體遭受著不同的權力宰制方式,只可惜此類研究均未提出針對性的時間規制概念。同樣以外賣員為例,孫萍等則將平臺化用工在時間勞動層面的獲利模式與管理機制概括為 “時間套利”[16]。該概念雖立足于流動空間,但對象上更適用于彈性用工職業,并不能很好概括傳統用工的流動辦公模式。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具體概念來概述這種適用于標準化用工、默許合法且具備馴服作用的時間控制手段。對此,本文嘗試提出 “時間狩獵”的概念加以區別。

為何命為 “狩獵”? 在中文釋義中,狩獵是狩獵業的一個合規的重要生產過程,除獵捕野生動物、開發國家野生動物資源外,還起著控制野生動物種群的作用。據此,“狩獵”一詞包含著捕獵動物、開發資源以及馴服動物的三重意味,這與本文的類比語境較為貼近,可引申為 “休閑時間的獲取、勞動時間的開拓以及狩獵下勞動者勞動同意心理的轉向”。概言之,所謂 “時間狩獵”,即資本動用各種隱蔽手段馴化傳統勞動者,使之甘愿貢獻休閑時間,致其休閑時間 “合法”工作化的一種適用于流動空間的新型時間規訓方式?！皶r間盜竊”向 “時間狩獵”的控制方式轉變實則是資本剝削手段的進化,這無疑披露了作為狩獵者之資本的剝削野心。那么,時間狩獵緣何可能? 基于該問,本文將依循?？碌臅r空規訓邏輯,重思時間、空間與權力的內生關系,進而探討時間狩獵背后的運作機制。依此,梳理時空與權力的關系成為本文下一步的重點。

三、時間、空間與權力:規訓的生成與運作

依哈維之見,權力關系總是暗含于時間和空間的實踐中[17](P281);作為權衡優先級地位的第三方變量,借助 “權力”能夠為我們審視時空關系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對此,作者嘗試將時間、空間與權力進行勾連,以更好地解讀時空之維。

有學者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生產機制時,往往將時間與空間拆解成各自為營的兩個要素[18],這無疑忽視了時空內在的權力運作邏輯。若想解鎖時空與權力的關系,我們需要重新回到?？碌臅r空權力觀上。很多時候,?？轮皇菍r間當作 “空間—權力”的附加探討,簡單地將其視作一種規訓的工具和手段,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時間觀的缺位。在 《規訓與懲罰》中,當他表述空間、時間與權力的關系時,他把空間認定為權力生成的基礎,權力生成后規訓主體可以通過定制嚴苛時間表等時間性手段來保證整齊劃一的節奏[19](P160－167);紀律社會便是如此將懲戒性力量作用于時間結構的形成與內化[20](P11),以實現對支配客體的規訓。

可見,在?？碌臅r空邏輯下,時間也只是權力機制下的伴生產物與操弄工具[21](P227)。對此,作者繪制了?？乱幱枡C制下的時空邏輯圖 (如圖1所示)。首先,當權力被引進時空關系時,空間便賦有了制造權力的先級地位;在空間賦權下,時間產生了政治性的權力實踐內涵[20](P160－167),權力主體得以通過宰制時間 (如定制時間表)來實現對支配客體的肉體馴化。馴化后的客體會產生上供自我時間的甘愿,以滿足權力主體時間增值的目的。依此,征服空間便成為奪取權力的關鍵,它是“強行加速和重新限制不馴服的勞動力之技巧”[17](P292－368)。只不過,?？略陉U述規訓邏輯時,并沒有細致展開對時空關系的描述,而是側重自上而下的 “監視”作用,構畫了一幅由中心向邊緣擴散的 “全景監獄 (Panopticon)”之 “縮略圖”(如圖2所示)。

圖1 ?？乱幱栠壿嬒碌臅r空觀

圖2 ?？氯俺ㄒ暯ㄖ谋O視體系圖[22]

依順 “支配空間的人才能始終控制著地方的政治”的權力邏輯,從工業革命到數字革命,資本就一直致力于超越空間界限,實現權勢版圖的擴張[23]。因而,作為數字擴張的產物,流動空間也便自帶權力和資本的基因[24](P17)?；诰W絡社會崛起的時代背景,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照見了網絡化邏輯擴散下權力操演過程的改變,他借機闡釋了流動空間下的多維時空觀,簡言之即 “流變建構了存在,時間馴服了空間”[1]。誠然,卡斯特的時空觀跳脫了一維地方時空的桎梏,為思考流動空間下的權力運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他的觀點忽視了?？滤^ “權力之眼”之 “監視”的作用。

針對技術時代的監視系統,有學者指出流動空間內“全景敞視結構”的數字化異變,認為監控權力發生了 “液化 (Liguefaction)”[25],繼而衍生出 “倒置全景監獄 (Inverted-panopticon)”[26](P23)“網絡圍觀”[22]等新型監獄結構;也有學者強調流動空間內的監視強化,認為全景監獄已升級為 “電子全景監獄 (Electronic Panopticon)”[27]或 “監視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28](P3),它遍布社會的每個死角,使被監視者始終保持受約束的狀態。由此,在全域監視的景況下,流動空間無疑成為勞資爭奪休閑時間的重要博弈場。這意味著工作與休閑的邊界協議已被撕毀,一切時間皆淪為了勞動時間的附庸[29]。

由此觀之,即便是多維的時空,“監視”也處處存在,它遵循著?？碌臅r空規訓邏輯,繼續維持著各種權力關系,只不過在諸技術行動者 (Actants)的加持下,時間、空間與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呈現狀態發生了改變,如流動空間的擴張、監視結構的更新、時間資源的開拓等 (可再參考圖1)。若做一個有意思的比喻,我們可以將空間、權力和時間比作獵場、獵人和獵物 (肉體是時間的載體,兩者可以并置),而技術就類似于發揮了開發獵場、更新捕獵裝備、豐富獵品的輔助作用。

話鋒轉回,上述討論雖照見了監視強化、權力流動、時間常態化斗爭的事實,但均未區分流動空間中存在的強弱關系,這類觀點難免會缺少針對性和細節性。作為強關系虛擬空間的典型,張軍以“科層式微信群”為例,認為線上工作群只是地方場域的延伸與拓展,線下實體科層組織的權力支配、等級結構、規章制度依舊可以在微信群中發揮功效[2]。此觀點無疑佐證了線上工作群延續權力運作的基礎,意指了 “時間狩獵”何以施展的原因。然而,由于資本缺少直接性的監視條件,在“權力粘貼”過程中,伴隨 “信任”的不穩定性,權力威懾力難免降級,這便使支配客體有了 “反叛”的選項,時間狩獵的成效也就大打折扣。既然 “規訓式權力的存在必須適應網絡空間的流動性才能發揮相應作用”[30],制造一種適應流動的直觀的監視技術就成為必然。那么,作為識別員工閱讀信息動態的微觀監視裝置, “已讀”能否滿足資本適應流動、強化權力的需求? 其又能否提升“時間狩獵”的成效? 以上都是本文亟待解決的關鍵。

綜上,基于?？聲r空規訓邏輯下的微觀權力視角,本文將通過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訪談,以釘釘群中的 “已讀”裝置為例,探討其背后運作的時間狩獵機制,并窺探牽涉其中的勞工主體之時間自我及勞動同意心理。

四、進入田野:釘釘群的在場體驗

經相關人員介紹,研究者于2021年7月至8月進入S公司進行實地調研。S公司具有典型化、規范化的企業運作模式,其將釘釘app設為公司內部專門的辦公通訊軟件,從工作交流到事務辦理,員工們均需在釘釘內完成。經一系列面試篩選,成為直播分銷部門的 “臨時工”后,作者獲得了該公司的釘釘使用權限,并進入部門工作群、達人交流群、任務銜接群、公司總群等十余個群。

基于群聊活躍度、成員熟知度等原因,研究者將所在的部門工作群作為主要考察點,其余工作群作補充之用,對員工的 “已讀”回復情況、休閑時間辦公情況等展開觀察。為盡可能豐富調研信息,作者有幸進入了其中四位員工的微信小群,以便收集更多的田野材料。此外,觀察內容還包括部門開會記錄、上下級和同事之間的私下交流等。

由于后期的工作交接需要,作者在部門群中進行了為期三個月 (2021年7月至9月)的觀察。排除群中非部門員工,該部門群人數恒定在13人,其中包括2位管理級人員、8位正式工 (含試用期)、3位實習生。調研結束后,作者根據經驗材料,圍繞 “已讀”議題擬定了訪談提綱?；谧栽冈瓌t,邀請了其中的8位員工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內容包括個人的休閑時間利用情況、對 “已讀”的態度和看法、自己在休閑時間內的 “已讀”回復情況以及對別人 “已讀”回復情況的期待等①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勞動者在休閑時間內 “已讀”并回復消息的心理過程,所以訪談對象以勞動者為主。而領導對“已讀”的看法則基于勞動者的訪談資料及作者的日常觀察,觀察內容包括領導在群內發送的消息、開會發言及日常交流等。。為驗證田野和訪談資料的飽和度,作者于2022年12月10日又對五位同樣使用釘釘app的互聯網企業正式員工進行了補充訪談,發現除部分工作細節外,所得內容與前者基本類似,已達到飽和,遂結束訪談。最后根據需要對訪談語音進行文本輸出。受訪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其中*為補充訪談對象。

表1 訪談對象信息一覽

五、時間尋蹤記:“已讀”背后的時間狩獵術

S公司是國內較早從事電商運營工作的中型民營企業,主要服務于旗下服裝品牌的電商運營、直播帶貨等工作。研究者所在部門主要負責與知名達人主播的商務對接工作,此外也包括平臺店鋪運營、服裝樣品管理、擴增直播賬號等工作。直播帶貨量是該部門主要的績效考核點,直接牽涉員工的個人業績,即便是實習生也需按照表現評分來劃定獎金級別。因此,為達成團隊月績效,員工們需細化分工、各司其職,共同保證工作鏈條的有序開展。此外,由于帶貨直播是具備機動性的特殊行業,臨時加班、隨時待命是常態。因此,為避免重要消息的遺漏,拖累工作進展,即便是非工作時間,員工們也不會將釘釘軟件及相關工作群設為 “免打擾”狀態。如上,就本文田野點而言,績效考核壓力、細化分工機制以及工作機動屬性等因素,為 “已讀”時間狩獵術的施展制造了契合的前提條件。

(一)隱蔽式馴化:復合的空間與降級的時間

數字技術締造的流動空間是由三維重疊而成的復合空間,即生產者體感的物理空間、意識上的虛擬空間以及資本實現數字增產的衍生空間[31],它從生成之初就流淌著資本權力的血液[23],是資本附屬的狩獵場。通過流動空間,任務事項得以被及時分發至其他空間,資本由此達成捕獵勞動者休閑時間的目的。然而,流動空間下的時間規制格外復雜,人們往往會采用 “同時做多件事”[3](P175－179)或是選擇性回避的方式對任務予以回應,這無疑會誘發權力統治的不穩定性,阻礙時間狩獵的有效開展 (這便是微信、QQ 群的局限所在)[2]。而 “已讀”的設置可以將勞動者客體化為技術實時監測的對象,并隨時向監視者報告其閱讀動態,這既減少了流動空間的不確定性,又輔助資本提升了空間的使用效益[31],利于時間狩獵的有效反制:“沒有 ‘已讀’你也不知道對面看沒有,你就缺少了一個心安的依據,有了 ‘已讀’就直接能看到對方是不是讀消息了,也不用擱那瞎猜,這樣也能提高效率 (LLL)”。

有學者認為,支配社會生活的節奏具有完全的約定性,它是人為操縱的結果[32](P64－69)。而今,借助 “已讀”的消息顯示,資本打破了這種相對人性化的 “約定性”,不間斷、持續地約束轉化為間歇性的指令,勞動者需要及時調整日程安排,重新投入 “一次做一件事”的狀態。在這種機動、無序的時間節奏下,勞動者需要 “永久待機”;當他們接收到上級的指令,當信息狀態顯示為 “已讀”,勞動者潛意識里的服從本能會被喚醒,他們需要及時調回工作狀態,并嚴格遵守 “隨叫隨應”的嚴明紀律:“看到 ‘已讀’都會覺得對方接收到了信息,并且希望立即給予反饋;‘已讀’除了能提高回復預期外,會更強制回復 (XST)”。

如果 “已讀”后未及時回復,將難逃領導的責難:“如果我是已讀未回的話,她 (領導A)會直接私聊,讓我去群里回一下 ‘收到’。如果我經常出現消息回復不及時的狀況,會讓我特別注意一下 (LJY)”;“我剛工作時,可能有時候會太忙,‘已讀’之后想著等會兒回,結果領導就直接截圖在群里罵我,覺得這很不尊重人 (ZXB)”?？梢?礙于領導的威嚴以及維系同事關系的需要,在道德綁架的心理暗示作用下,“已讀—回復”被馴化為一種條件反射性行為,勞動者不論身在何處,只要消息顯示為 “已讀”,都會盡量第一時間回復,隨即完成 “知曉任務—接受任務”的二級跳。

作為流動空間權力網絡中的微觀監視裝置,“已讀”將勞動者閱讀消息的狀態轉化為實時的數字化編碼,勞動者儼然化身 “電子人 (Cyborg)”的存在。隨著權力情境的拓展以及規訓機制的改變,即便不在場的情況下,監視者依舊可以通過 “缺席的在場”,逼促勞動者上交寶貴的私人時間。此外,線上辦公并不會被給予任何加班工資, “已讀—回復”的正當性實則是資本對商品化時間“等價交換”原則的掩蓋;這便意味著勞動者既免費貢獻了自己的 “時間商品”,又無償付出了勞動力;在 “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下,他們不得不適應流動空間下的生產節奏和權力制度安排:“我覺得保持24小時待命狀態,是當代各個行業的成年人應該適應的情況或者說技能,因為這是沒辦法躲避的 (LYT)”。進而,?？滤^之 “馴順而更有用”的支配客體出現時刻緊繃的狀態,處于休閑時間的他們不再是全然享受自由的快感,而是時時擔憂信號燈的閃爍、工作提示音的響起。

當然,在訪談中,也有部分受訪者表達了對 “已讀”的厭惡,認為它不僅剝奪了自己選擇性回復的權利,還侵犯了個人隱私:“感覺被 ‘已讀’監視了,別人就直接知道我讀沒讀消息 (XST)”;“它已經侵犯到你的私人空間了,已經沒有給你一個選擇性了……周末連選擇性讀消息和選擇性處理事件的這個權利都沒有給你 (NJ)”。吊詭的是,他們對 “已讀”的排斥并非基于休閑時間的侵占,而是針對個人隱私權與選擇權的讓渡,這側面顯露了勞動者對時間狩獵的默許與同意?？梢?資本利用 “已讀”制造的選擇性回復矛盾,遮蔽了本質上的時間從屬性矛盾,讓 “強制回復”與“勞動同意”兩個二律背反命題打出和諧的雙重奏。當選擇權的剝奪掩蓋了時間的剝奪,足見時間狩獵術的隱蔽和狡黠。

綜上,憑借 “已讀”的監視功能,資本強化了空間政治上的權力輻射,驅動了流動空間向地方空間規訓效果的復刻,為規訓式權力的流動化奠定了有利的基礎條件。在 “已讀”操弄的隱蔽馴化和掩蓋矛盾的時間狩獵術下,私人事件的擱置代替了工作事務的延遲,勞動者從 “同時做多件事”重新巡回至地方空間 “一次做一件事”的狀態,并繼續上演著 “趕工游戲”的戲碼。此外,流動空間下,作為 “生產計劃核心特征”的時間表[33](P15)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碎且無序的時間統治?？梢?復合的 “流動獵場”孕育著資本的剝削野心,在 “已讀”的加持下,勞動者的休閑時間誘發節奏亂序與成分變質,其價值尺度難免斷層式降級。

(二)倒序式計時:異化的空間與加速的時間

作為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間組織[1](P509),流動空間潛藏著 “空間帝國主義”的特性。一旦與其他空間疊加,流動空間就會將其同化為資本利益生產的 “狩獵場”;如此一來,空間連帶著時間都會遭到資本勢力的異化[31]。但由于缺少直接監視,流動空間下的狩獵效率仍無法與地方空間比擬,拖延、滯后成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的阻礙,這自然不符合其時間經濟競爭邏輯。為加速資本積累的進程,資本常會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榨取勞動者的勞動力,以達到成本和效率的高轉化?！耙炎x”便是適配于流動空間的一種提效裝置,它實現了資本權力在狩獵細節上的優化操演。

通過 “隱蔽式馴化”,勞資雙方默契地達成 “已讀即回復”的 “合法化契約”,這為流動空間下勞動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礎。一方面,若是置身微信群,勞動者可以佯裝 “未讀”消息,并在事后編造上百種合情合理的理由予以解釋:“在微信群就無所謂,我假裝沒看到就好了 (MXY)”。但在釘釘群內,領導可以憑借 “已讀/未讀”的狀態提示來掌控員工的信息接收動態,進而將 “已讀”的瞬間作為任務執行的時間起點,對 “已讀”后的工作完成效率進行 “比較、區分、排列、同化”[19](P197),以標示出差距,判斷勞動者的積極性,并將此作為獎懲的參考:“如果 ‘已讀’后沒及時回復領導,領導會覺得自己得不到尊重,對自己的印象也就會被差了 (NJ)”。

此外,在奉行效率主義、優績主義以及精英主義的社會大環境下,“已讀—回復”后完成任務所耗時間越久,個人工作能力與工作態度越會被他人質疑,任何懈怠將換來同事的催促、上級的提醒,最終只會徒增自身的焦慮,產生自我剝削的心理。因此,為獲得工作的認可,避免上級的規范化裁決,在消息顯示 “已讀”后,勞動者不得不立即回復,并快速進入工作狀態,迅速完成任務:“記得有一次,領導大半夜給我發了消息,但是太晚了我看了就沒回,第二天早上我還記得,特意回復了,結果他就找我私聊,直接陰陽怪氣地說我,不回不會怎樣,態度不太端正 (LZY)”。

在線下場域,資本已明令禁止游惰原則,經心理建設和行為培訓等一系列馴化實踐,效率主義已深深注入勞動者的時間觀念,并促成特定身份的認同與固化[34](P54－55),這體現了一種精神上的操控,即職場PUA。憑借 “已讀”的輔助,這種精神操控技術也同樣在流動空間中續存:“這個軟件(釘釘)自帶一種隱形PUA 的功能,它通過對你一個狀態的判斷,把你的情況傳遞給別人,然后讓別人用這種東西反過來PUA 你,就會給人一種壓迫感 (LJY)”。伴隨馴化的強化,員工的日常也延續著資本定制的規范性框架,即便是下班后,員工緊繃的神經依舊不會松弛,一旦消息顯示為“已讀”,他們會以積極的態度、迅速的姿態回復消息,而后在倒轉的時間序列下高效地完成任務。在此過程中,“已讀”建構了一種失常的時間節奏,激活了人們對加速度的欲望,而這種加速度是勞動者新異化的表現,貼合了資本權力構建下的時間經濟競爭邏輯。

另一方面,地方空間的勞動時間表往往會明確各項事宜 “倒計時”的每分每秒,動作的接連也被預先規定[19](P163);但在流動空間內,實時的 “已讀”成為數字編碼的視覺時間參照,它代替了預設性的時間安排。當消息狀態顯示為 “已讀”的一刻起,“已讀”就類似于倒計時裝置的按鈕,連續流動的時間被截取出倒序的片段,勞工需要以精確、專注同時又緊張的姿態在這一片段中立即回復收到,隨后完成相應的任務。這是一種沒有明確時長的倒計時,沒有讀秒,也沒有歸零,它使時間居于一種無序且未知的狀態。在此,勞動者失去了時間的界限感,而界限往往是有意圖的活動和理解的前提條件,“要是沒有界限,人在這個世界上將全無能力確立方向”[34](P7－8)。

在沒有設限的時間情境下,他們能做的就是盡快完成任務,因為時間耽擱越久,自我時間也將損耗越多。最終,在沒有精準報時、準確提示的倒序計時下,完成任務的目標和人的主體性發生顛倒:“消息 ‘已讀’之后,相當于對方知道你看了信息,你也會督促自己去完成這件事情。但是如果沒有 ‘已讀’這種功能,可能大家做事都會拖拖拉拉的,會抱著反正對方也不知道自己讀沒讀的心態,就拖著做事,不一定能高效率地進行下去 (LYT)”。流動空間的統治招致了地方空間的異化,致使人們在加速趕工中拒絕了故事的發生,徒留回憶的須臾。終而,負面的主觀體驗會代替材料性經驗,珍貴的自我時間也將貶值為無意義的時間碎片[35](P119－139)。

(三)轉嫁式剝削:禁錮的空間與擱淺的時間

在馴化與提速之后,擴大監視權力成為資本的下一步驟。進入互聯網時代,移動技術的發展提升了資本的勞動控制強度和輻射范圍,空間逐漸從地點的范疇中脫離開來[4](P16－17)。伴隨資本空間勢力的角逐,勞動者不得不上交自己的時間,此時個人時間與體感空間發生割裂,并作為異己的力量與自身相對立。在當前的勞動景觀下,不只外賣員被困在系統里[36],所有勞動者都可能被裹挾進流動空間派生的 “時間黑洞”中。此時,人的存在感知會出現短暫的停滯,主要表現為主體時間觀念的封鎖與束縛,即一種時間自我意識的迷失與游走。作為一種微觀權力裝置,“已讀”也同塑著禁錮的空間,助推著資本對勞動者時間自主性的有效制約。

在微信群中,回復信息是一件看心情、碰運氣的事,接收者可以用 “不在場”的偽裝方式對工作任務進行擱置;除重要信息外,領導之外的發送者也會抱以 “將心比心”的態度,不會過分在意對方的回復速度,此時 “信任”成為聯結人際交往的重要運作機制:“如果是在微信群,也不知道對面看沒看消息,就隨緣等回復了 (ZXB)”。然而,“信任”往往會因缺少完整信息時而缺場[4](P29),所以對資本而言,“信任”是不穩定且不可靠的。因此,他們傾向使用更為高效的方式來規訓勞動者,而 “已讀”便是方式之一?！耙炎x”會形塑并強化一種遵守紀律、服從工作、尊重他人的 “責任”,驅使回復和趕工升級為一種相互期待和道德制約。在 “信任他人”向 “個體責任”的意識轉向下,流動空間內的人際溝通效率會有所提升,進而推動信息傳達與任務執行的進度。借此,資本在強化對勞動者時間控制的同時,也會將一部分勞資矛盾轉嫁為 “勞勞矛盾”,這表現為一種轉嫁式剝削,即員工之間的角色輪換與相互規制。

一方面,當代企業已形成一套流水線式的工作程序,勞動分工達到極其細化的程度,為保證“環環相扣”,員工需與各環節負責人及時對接。當交接棒傳遞給下一環時,工作進度即由接收者掌控,工作責任方能完成傳遞。因此,作為信息發布者時,員工會出于責任,實時緊盯 “已讀”情況:“有時候任務分配比較急,就常常會盯著看別人是不是 ‘已讀’了,不然就沒法走下一步流程(HYT)”。此時,自我時間會擱淺于互動時間 (Interaction-time),并服務于互動時間:“就吊人胃口,要時不時看看手機,噢還是 ‘未讀’,那過會再看下,噢終于顯示 ‘已讀’了,那他應該收到了(LZY)”。在等待 “未讀”轉變為 “已讀”的過程中,若接收者遲遲未讀信息,為避免擔責,發送者不得不繼續耗時等待,或直接發起語音催促。

另一方面,作為信息接收者時,當消息顯示為 “已讀”的一刻起,員工會受到道德綁架的規制;在領導的直接監視及員工的圍觀凝視下,出于同事關系的社交壓力,他們不得不及時對信息作出回應:“周末如果別人有找我幫忙,當然要盡量回他們呀,我自己發別人消息的時候也是這樣,畢竟已讀不回,確實挺討厭的 (LJY)”。當彼此的 “信任”轉變為個體的責任與義務,資本有效規避了 “虛情假意”,減少了 “無端猜測”,實現了流動空間下工作成效的提升。當然,這也將摧毀流動空間內的 “真情實意”,導致社會人際關系的異化,“信任”亦將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由上,流動空間內,信息發布者和接收者 (雙方同為勞動者的情況下)會形成一種相互的 “角色輪換”與 “時間拉練”,而 “已讀”則充當了銜接的 “時間驛站”,分散在不同空間的勞動者會在顯示 “已讀”的一刻聚合,他們一邊擔心消息會被別人忽略,一邊又盡可能快地回復他人的消息,這種間斷性的時態循環占據了他們的休閑時刻,最后又演化為一種自我剝削。因而,即便是在休閑時間,“已讀—回復”成為一件分內之事,若未及時回復,將會招致其他勞動者的投訴與抱怨:

HYT 在有作者的小群里吐槽另一個員工,他講到,一次周末,因為自己在打游戲,某同事曾發來消息向他咨詢某個直播事宜,HYT 看了消息后想打完游戲再回,就這么一伙兒功夫,同事已經將此事報告給領導A。(田野記錄)

六、結論:時間狩獵術的版本進階

綜上,本文通過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基于時間、空間與權力的關系視角,對 “已讀”裝置背后的時間狩獵術展開研究,發現在強關系網絡下,“已讀”會通過隱蔽式馴化、倒序式計時、轉嫁式剝削三種方式,對勞動者的休閑時間展開狩獵。同時,通過釘釘群與微信、QQ 等其他線上社群的比較,本文進一步發現資本時間狩獵術的版本進階。

(一)時間狩獵1.0:流動獵場的開拓

伴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碌臅r空規訓邏輯發生了形態上的改變,這首先體現在流動空間的生成上 (如微信群、QQ 群)。流動空間是一個多維復合空間,是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的雜合,它本就具有 “帝國主義”的特征,不同維度的空間會相互吞并,以此擴張自身。在本文語境下,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增值空間先是同化了虛擬空間,進而吞并了物理空間,致使人的體感空間發生異化,最后又滋生心理經驗上的禁錮空間。

伴隨流動獵場的擴張,作為 “獵品”的休閑時間成為眾矢之的。首先,早期勞資權益斗爭所形成的 “工作/休閑”剛性邊界逐漸消弭,越來越多的職業出現工作的 “隨時可及性”;再而,在 “組織時間優先于自我時間”的時間邏輯下,休閑時間內的各種行為讓位于組織任務,成為順應工作的“時間嵌入 (Time Embeddedness)”[33](P70－71)。最終,休閑時間工作化變得常態化,這一現象昭示了資本新型時間控制方式的誕生,即 “時間狩獵”。在其規制下,資本既不需要支付報酬,又收割了員工的休閑時間和勞動力,甚至還摘掉了 “違法”的帽子。

誠然,微信、QQ 等線上社群為資本之時間狩獵提供了 “場所”的條件,但結合既往研究以及相關訪談經驗,由于空間區隔、缺少客體可見性、信任機制不穩定等主客觀因素,員工可能扮演“沉默者”“叛逆者”等角色,時間狩獵無法達到最理想的實踐效果,謊言、逃避、拖延無疑會提高流動空間下工作順利進行的難度[2][5]。如哈爾特穆特·羅薩 (Hartmut Rosa)坦言,“確定事件和行為的節奏、速度、順序和同步化等問題牽扯著利益沖突和權力斗爭的關鍵”[20](P16),為掌握休閑時間的主導權,資本研發了釘釘等專門適配于工作的辦公軟件,并創制了 “已讀”等監視裝置,試圖強化規訓權力,提升時間狩獵的效度,意在復刻一個與線下工作場域同效同頻的流動工作場域。

(二)時間狩獵2.0:技術之上的技術

蘭登·溫納 (Langdon Winner)在 《自主性技術》中提出了 “技術律令”[37](P86－87)的概念。他講道:“技術是這樣的結構,它們運作的條件要求對其環境進行重建?！睋?流動獵場的拓寬無疑為 “已讀”權力的運作創造了優越的施展環境, “已讀”成為基于移動技術而存在的新技術裝置,即一種 “技術之上的技術”。它雖微觀,但足以產生改變社會勞動景觀的力量?！耙炎x”運作下,資本得以實現規訓式權力的流動,最終人的自主性讓渡于技術自主性,其休閑時間淪為了資本爭相搶奪的 “時間祭品”。若仍用 “獵場”的比喻,“已讀”類似于便利資本高效捕獵的高級裝備,它助推了時間狩獵向2.0版本的進階,這種進階主要體現為工作效率的優化升級,流動空間下人們將時刻保持?？滤^的 “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極限”[19](P165)。一方面,“已讀”會釋放隱蔽馴化與倒序計時的功效,消息一旦顯示 “已讀”,它會逼促人們優先并高效處理工作事宜;另一方面,經由轉嫁式剝削,“已讀”擴展了監視范圍,它與人情關系、同事評價相互綁定,制造著道德約束與精英主義,旨在加強工作聯結度,強化流動空間下的個體責任意識,推動時間競賽的展演 (詳見表2)。

表2 “已讀”加持下時間狩獵1.0與2.0版本對比

具言之,“已讀”對時間狩獵的關鍵在于,作為一種實時監視裝置、倒計時按鈕、臨時傳達驛站,它強化了時空固有的政治邏輯,進一步推動了狩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繼而,人們的休閑時間也進入了勞動時間的儲備庫, “996”工作制開始滲透于無形,這既美化了剝削又制造了認同。此時,布若威所謂的 “趕工游戲”儼然升級為 “時間競賽”,游戲的樂趣轉變為競賽的緊繃感,完成任務后的快感降級為解脫后的心理慰藉。終而,在資本權力的時間盜獵術下,勞動者的休閑時間被當作勞動力商品的附贈,“時間就是金錢”也在資本邏輯的詭辯下變成了 “謬誤”。于勞動者而言,他們逐漸喪失了時間掌控力,自我時間也因時間自我的退場,成為一種與自身對立的稀缺資源;這亦體現了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所謂之 “工具理性”與 “價值理性”的博弈[38],即偏向于效率性的 “已讀”裝置與個體自由發展的矛盾。

七、余 論

現如今,數字資本借助移動技術不斷擴張疆域版圖,肆意侵占非工作時間。在此景況下,流動空間的伴生權力以及新時間性的規制潛力無不滲透著資本的規訓邏輯,人們無一幸免地被編織進權力的數字網絡中。然而,本文探討的 “已讀”僅僅是數字資本時間控制裝置中的一個零件。如?？轮?權力首先在具體的、局部的、個體性的選擇、行為與交互作用中得到發展,它們以無數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構成了更大規模的社會模式[39](P26),正是諸如 “已讀”裝置、智能算法、數據監測、倍速播放等微觀權力技術一并構成了資本漸趨成熟的時間控制技術系統,共同凝聚并達成宏觀層面的生命宰制。繼而,人們失去了現實空間的真實體感,喪失了自我時間的自由支配,空間的尺度與時間的厚度皆在無時無刻的趕工中被壓縮、被降級,進而被忽視、被舍棄。

還需闡明,“時間狩獵”控制機制之所以能合理運行,數字技術是其中的關鍵要素,但絕非唯一因素。以本文為例,相關技術的研發雖提供了休閑時間勞動化的條件和路徑,但公司內部的行業性質、績效考核、優績主義、競爭風氣、分工體系以及個體的道德化時間觀念等依舊是誘發時間狩獵,并使之合理化的復合條件,它們皆為資本開展時間剝削積淀了一定的支撐基礎。換言之,作為“技術之上的技術”,諸如 “已讀”等微觀權力技術僅僅是資本為強化時間狩獵之可行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錦上添花”式的時間規訓裝置,是資本用于滿足野心、攫取剩余價值的衍生裝置,是時間狩獵術從1.0邁向2.0的推動裝置。面對時間的狩獵、生命的須臾,我們是時候該省思時間,反思存在。如何改善互聯網時代下的勞動景觀應成為當代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