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國內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研究綜述

林世昌

(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50)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它切實回應并有效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思想難題與現實困境,在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理論體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近20年來,國內學者主要圍繞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基本概念、形成條件、發展歷程、主要內容、歷史貢獻與當代價值進行探討,形成了比較清晰的研究脈絡。本文通過對國內學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綜述,以期有助于后續研究的縱深推進。

一、關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基本概念研究

(一)“意識形態”概念使用的時間和頻次考證

1.對毛澤東最早使用意識形態概念時間的考證。關于這一問題,學術界較為普遍的一個觀點是,毛澤東在1938年初批注李達所寫的《社會學大綱》時最早使用了“意識形態”一詞,后來在1939年5月讀艾思奇所編著的《哲學選輯》一書時,繼續在批注中使用了這一概念。[1]這一觀點主要集中于俞吾金的《意識形態論》一書中,朱繼東、唐忠寶、肖琴、肖喚元和秦龍、盧永欣和吳林芳等人在其文章中也有著相同的看法。

此外,周兵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通過考證指出,毛澤東最早在1937年為紅軍大學(后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做辯證法唯物論的講演時就已經明確地使用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將毛澤東首次使用意識形態概念的時間向前推至1937年9月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階段。[2]汪洋、任志鋒等人也持有共同的觀點。

我們應當注意到,無論毛澤東最早是在1937年講演時,還是在1938年、1939年批注時開始明確使用“意識形態”的概念,此時更多是對“意識形態”這一“舶來”概念的消化與吸收,尚未對此進行集中系統的闡述,同其后來所理解的意識形態概念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2.對毛澤東之后使用意識形態概念頻次的考證。學界普遍注意到,毛澤東于1937-1939年數次使用“意識形態”一詞之后,在同一時期以及接下來的理論著作中并沒有接續沿用這一概念,特別是在1940年發表的被認為是“毛澤東關于意識形態的最重要的論著之一[3]”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意識形態”的概念更是一次都沒有出現?；谶@一現象,武東生、李國忠等人就此問題對毛澤東使用“意識形態”一詞的頻次進行了調查與統計:自1939年之后,直到1956年,毛澤東基本上不再使用“意識形態”一詞;而自1956年開始,毛澤東重新使用意識形態概念并成為常態,在1957-1958年間使用頻率高達23次,涵蓋10余篇不同的著作、講話與批語;1959-1966年間使用頻次總體呈降低趨勢,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后,毛澤東對“意識形態”一詞的使用再次達到一個高潮,僅此一年便使用了17次,之后再次降低。[4]

(二)意識形態概念的界定

1.關于毛澤東對意識形態相關概念的表述研究。盧永欣、吳林芳注意到,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頻繁使用的不是“意識形態”之類的語詞,而是與意識形態意蘊大致相同的“文化”“觀念形態”“思想體系”等更為寬泛的概念,指出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便在于運用“文化”這一話語平臺來對意識形態理論加以闡述。[5]

俞吾金認為,延安時期毛澤東所使用的“文化”“觀念形態”“思想體系”等概念也就是意識形態概念的同義語。[6]任志鋒認為這種看法并不全面,并從毛澤東對“文化”概念的使用上所表達出的不同含義出發,指出包括“文化”在內的這些相關概念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中并非天然地稱之為“意識形態”,而要將其放在具體的問題和情景中進行辨析。[7]吳起民則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使用“觀念形態”“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等概念所特指的是黨內意識形態,其目的在于從思想觀念層面對中共革命的經驗教訓進行反思。[8]

2.關于毛澤東對意識形態基本概念的解讀研究。朱繼東認為,毛澤東在對意識形態問題研究伊始,即批注《社會學大綱》與《哲學選輯》時就對哲學之于意識形態的重要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的鮮明階級性有了深刻的認識。[9]范湘濤、范賢超認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觀念文化也即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是從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和唯物主義基礎出發對其內涵作出的明確回答,并指出毛澤東在此對意識形態概念的闡釋是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使用的“社會意識”“意識形態”等概念的內涵一脈相承的。[10]

任志鋒指出,毛澤東在建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意識形態概念進行了多重維度的解讀,認為毛澤東分別從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維度、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維度,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種制度相斗爭的維度,闡釋了意識形態概念在不同問題、情景和語境中的不同含義與用法。[11]

唐忠寶認為,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意識形態范疇作出了新的解讀,指出毛澤東的意識形態范疇主要具有三重意蘊,即強調意識形態范疇的肯定性與科學性色彩、明確提出意識形態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起決定作用,以及強調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與文化維度。[12]

二、關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條件研究

(一)現實條件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社會實踐條件下形成的。黃世虎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實踐,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是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背景與實踐根基。[13]

于秋葉、李慶霞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我國思想主體多元對立、新舊意識形態激烈交鋒的一個極其特殊的階段,中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新的思想來引領近代中國的救亡圖存運動,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際與去向進行了科學分析,大幅提升了黨對意識形態的重視程度,并在革命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思想。[14]張蓉蓉指出,應當將這一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劃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維度:一方面,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動,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明爭暗斗使得青年毛澤東繼續思考并努力尋求真正適合中國的先進思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為近代中國示范了一條嶄新的革命道路,建國后國際形勢的穩定與變化也為毛澤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另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所面臨的民族危機、眾多仁人志士們探索國家出路的實踐探索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都大大促進了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15]

(二)思想基礎

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優秀傳承者和弘揚者,其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離不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借鑒與吸收。

武計海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文本中的內容對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分別從作為“觀念上層建筑”“階級社會維護”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以及經典作家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這三個方面討論了二者間的密切關聯。[16]

黃世虎認為,一方面,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充分吸收借鑒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經典作家的意識形態理論,并指出盡管毛澤東所直接閱讀的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理論著作較之列寧和斯大林的要少很多,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理論所發揮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天人觀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知行觀與實事求是路線、德治教化思想與意識形態教育、大同思想與社會理想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資源中的優秀成果,則為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17]

汪洋指出,列寧的意識形態理論在對俄國十月革命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成為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18]申曉晶認為,儒家民本思想、中華傳統德化思想、“知行合一”思想,以及近代湖湘文化注重經世致用的傳統都深刻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為其意識形態相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19]

三、關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發展歷程研究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白冰梳理了毛澤東在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歷程,闡明了五四時期毛澤東面對多種社會思潮而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多種主客觀因素。[20]符長喜、姜正國指出,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之于中國革命事業的核心引領作用,毛澤東本人更是多次深入基層,在下層人民群眾之中展開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傳播與普及工作,有效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21]

楊帆指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創建并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通過進行理論創新、推進從嚴治黨、開展群眾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創新話語表現形式等路徑切實加強了黨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從而更好地凝聚力量以投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22]劉佳系統考察了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建設思想,認為毛澤東從提高蘇區民眾文化知識水平、繁榮發展蘇區文藝事業、加強黨在蘇區的政治宣傳與政治動員,以及制定政策以團結知識分子等舉措著手,為解決中央蘇區時期蘇維埃政府所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23]

吳起民指出,延安時期毛澤東開始以“意識形態”概念分析黨內思想觀念,分別從內容結構、理論原則、思想方法、管理路徑等方面確立了黨內意識形態工作的框架,并通過黨員教育和黨內整風實踐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普及。[24]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思考與探索中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思想。

楊俊指出,建國初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主要通過“破”“立”結合的方式來確立新國家意識形態?！捌啤?即破除舊國家意識形態在新聞宣傳、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設施、規范和準則;“立”則是大規模開展“思想改造”活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活動”,以及建構新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管理機構、新聞傳媒制度、群眾宣傳網等工作。[25]

顏杰峰、邵云瑞認為,建國初期毛澤東在意識形態戰略問題上是十分清醒的,他善于將意識形態工作與黨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不斷思考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并自覺領導全黨同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進行斗爭,在建國初期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26]

于秋葉、李慶霞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通過開展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來整頓黨的思想與組織建設,通過領導人民群眾進行“三反”“五反”等運動來制止腐敗現象,不斷探索鞏固黨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領導地位的可行道路。[27]蘇麗亞考察了黨在1956年到1966年間加強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指出這10年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既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理論成果,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也出現了嚴重的挫折,有著深刻的教訓。[28]全面系統考察、客觀辯證分析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現實實踐,應當是今后有待于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之一。

四、關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主要內容研究

(一)對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宏觀把握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是一個宏大的思想理論體系,部分學者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對這一思想在宏觀層面上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考察分析。

李延明認為,毛澤東意識形態理論有著豐富的內涵,其核心在于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陣地中的指導地位,重視馬克思主義在武裝全黨、教育群眾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時要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展開。[29]

黃世虎、趙建梅系統分析和探討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論,將其本質歸納為“對經濟和政治的反映”“鮮明的階級性”“多元并存的格局”三個特征,并根據毛澤東對意識形態的表述將其劃分為引領、動力與維護三大功能。[30]汪洋梳理了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理論淵源,并指出這一思想主要體現為毛澤東圍繞意識形態本質、意識形態領導權、意識形態斗爭,以及意識形態建設等方面所進行的探索與實踐及其提出的創造性思想觀點。[31]

范湘濤、范賢超認為,毛澤東始終對意識形態問題給予著特別的關注和重視,指出毛澤東先是賦予了“意識形態”概念以科學的內涵,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深刻地闡明了意識形態的先導功能及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規律,同時還親自領導了意識形態的工作實踐。二人進一步將毛澤東意識形態理論的基本特征歸納為階級性與人民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統一,以及先進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統一,對毛澤東意識形態理論之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意蘊給予了高度肯定。[32]

(二)對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具體分析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有著豐富的內容構成,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和主題出發,圍繞其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1.毛澤東對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論斷。朱繼東指出,毛澤東同志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無論是革命斗爭時期強調“普及政治宣傳”“紅軍宣傳問題”“整風運動”“掌握思想教育”等問題,高度重視革命理論之于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意識形態工作,特別是意識形態斗爭方面所作出的多次指示與警示,將意識形態工作同國家政權安危密切聯系起來,都充分展現了毛澤東對于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度重視。[33]顏佳華、鄒煜認為,在中國國情和中文語境下,毛澤東所高度重視并不斷強調的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這兩個敘事詞匯上,“對于思想教育是中心環節和政治工作是生命線這兩個著名論斷,雖然在話語表達上有所差異,但其所蘊含的實質都是強調意識形態建設工作的重要性及作用”[34]。

2.毛澤東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的確立和鞏固。王路坦認為,毛澤東在領導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現實實踐中,雖沒有明確提出過意識形態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的概念范疇,但在強調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指導宣傳教育工作,以及推動馬克思主義話語轉換的過程中,本身就蘊含有深刻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思想。[35]

符長喜、姜正國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確立與鞏固進行了不懈探索,主要通過大力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廣泛開展整風運動、合理滿足民眾利益訴求等實踐活動,逐漸獲得了意識形態領導權主體與客體的認同與擁護,并最終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地位。[36]

申曉晶指出,毛澤東在早期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征程中就已經孕育出了意識形態管理權思想,其基本內容主要體現在將革命報刊視作服務革命事業的重要武器、規范宣傳工作以強化意識形態陣地管理、堅持問題導向并培育廣大農民群眾的革命政治意識等方面。[37]

霍暢、楊永志指出,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話語權問題,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毛澤東立足于中國具體國情與人民群眾訴求,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過程中,充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話語轉換與話語創新,鞏固了話語地位、增強了話語引領、豐富了話語內涵。[38]

3.毛澤東對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深入思考。田改偉、李會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新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就如何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意識形態安全思想主要體現在,通過加強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來鞏固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體地位,開展整風運動強化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指導地位,以及在人民群眾間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舉措。[39]

鄭黔玉、郭燕來指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提出反“和平演變”問題的領導人,毛澤東非常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問題,將其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強烈要求必須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積極開展反腐防變的斗爭。同時,高度重視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些反“和平演變”的理論與實踐,對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40]

4.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教育對象方式的指導。黃世虎指出,毛澤東將意識形態教育視為黨的各項工作的“中心環節”與“生命線”,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意識形態教育的核心內容、以歷史知識為基本內容、以反面教育為重要內容來對黨員干部、青年、農民、知識分子,以及一般民眾進行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意識形態教育。[41]高古城指出,毛澤東對于意識形態地位和作用的重視,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也使得“使貫穿于一切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的一種傳統特質”[42]。

余保剛、趙雅琦指出,20世紀50年代,基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現實背景,毛澤東從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體實際出發,強調要采取教育與批評相結合的方法,對廣大青少年、知識分子等重點人群開展顯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對社會大眾則要運用好報紙、廣播、劇團、文學藝術等媒介開展隱性教育,以此來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43]

5.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斗爭的鮮明認識。伍志燕指出,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法與矛盾學說深入剖析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斗爭思想,并聯系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具體情況將意識形態斗爭劃分為社會不同階級的思想斗爭和黨內的思想斗爭,強調意識形態斗爭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劃清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的界限。同時,還必須分清楚黨內政治路線斗爭同個別問題間的分歧。[44]劉倉指出,基于對意識形態鮮明階級性的認識,毛澤東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斗爭之于階級斗爭的意義,認為一定社會的思想意識和一定階級的思想理論著作反映著一定階級的利益和意志,而思想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反映著不同階級的生產方式,因而必須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45]

五、關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歷史貢獻與當代價值研究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有著突出的歷史貢獻。肖喚元、秦龍指出,在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通過對黨的意識形態理論進行創新,成功撥開了全國人民在思想上的迷霧,有力地激發了全民族抵抗日寇、精忠報國的民族精神;有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并有效提升了其政治地位,逐步獲得了人民群眾的真正認可和支持,促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宏偉局面,并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46]趙付科認為,建國初期的意識形態整合運動雖然出現了學術政治化、教育簡單化和活動形式化等缺陷,但也幫助人民群眾廣泛樹立起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逐步確立、新生政權的鞏固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47]

肖琴指出,毛澤東在實踐探索中不斷深化并發展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建設新紀元,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充分的理論與實踐基礎。[48]韓佳君、譚群玉認為,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方面,毛澤東通過規避蘇聯已經暴露的嚴重問題,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思想認識、基礎格局以及新型方法三個方面所展開的思考和探索,充分彰顯了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地位,取得了較為突出的奠基性成果。[49]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有著豐富的當代價值。黃世虎認為,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思想為我們在新時代加強和改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明確了指導思想,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為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方法提供了歷史啟示。[50]舒毅彪指出,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深刻批判于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其一有利于人們有效認清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之本質;其二則有利于防范好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社會所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以及顏色革命,維護社會主義文化安全。[51]顏佳華、周萬春認為,以意識形態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毛澤東政治意識思想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其一在于為當代中國政治意識文明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其二在于當代中國政治意識文明的發展本身就是對毛澤東政治意識思想的繼承和創新。[52]

六、研究展望

近20年來,國內學界對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展開了多方位、多層次的探討分析,構成了蔚為壯觀的研究圖景。這些成果為后續相關的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但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需要我們今后繼續深入思考并不斷拓展深化其研究視域。

(一)應加強對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著作文本的研究

毛澤東經典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精華的凝結,是毛澤東歷史活動的記錄,也承載著毛澤東對意識形態等諸多問題的探索與思考。對毛澤東經典著作文本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概念及其相關內容進行研究,有助于直觀、完整地展現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存在和發展的清晰脈絡。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論》《反對本本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等經典著作中,都蘊含有豐富的意識形態思想。在研究毛澤東經典著作文本文獻時,應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準確把握相關文本文獻所寫作發表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客觀分析毛澤東本人在不同歷史時期意識形態思想的發展與變化,以期形成最為科學的研究成果。

(二)應加強對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生成邏輯的研究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形成有著豐富而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這一思想不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特定的主客觀條件相互作用和影響下所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的。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是處于近代中國復雜時代背景下的毛澤東基于個人學習生活、革命實踐過程中的所思所想,通過吸收借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的意識形態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相關思想資源,并將其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漸形成的思想理論體系。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出發,積極探索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生成邏輯,具體分析和探求其與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中國革命實踐的關聯所在,通過多方面、多領域的比較和研判,力求理清嚴密而客觀的邏輯進路,對于準確把握這一思想內涵和內容具有重要意義。

(三)應加強對于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發展階段的研究

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著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不同階段,其所圍繞的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因而所表現出的具體內容也是不同的。按照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的發展演進,可以將其細化為五四時期、建黨初期、井岡山時期、中央蘇區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延安時期、建國初期,以及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主義曲折發展時期等。當前學界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思想的研究頗多,而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和延安時期的研究則較少,需要我們進一步分析和探討。研究毛澤東意識形態思想在某一特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內容與表現形式,應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準確把握當時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狀況,客觀分析當時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間的關系,進而對這一思想形成具體的、深刻的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