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寂靜的春天”?
——我國環境社會學的發展困境及其突破路徑

張林江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 100086)

一、引子

《寂靜的春天》[1]是環境社會學乃至于環境保護相關研究的必讀書目。這本出版于60年前的科普讀物,描寫因過度使用化學藥品和肥料而導致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動植物減少等危害,當春天到來時小鳥、蜜蜂和蝴蝶等都消失了,春天變得寂靜而無趣。雖然這本書的觀點和科學性也誘發了大量的質疑和反對聲音,但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卻是巨大的。本文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是想借用其隱喻的意義來表明,無論是與我國豐富生動的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相比,還是與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大量亟待調查研究的環境社會問題相比,抑或是與國際環境社會學的產出規模和質量相比,我國環境社會學的發展都顯得滯后而困窘。為何在環境社會學應當大力發展的“春天”里,環境社會學卻如此“寂靜”?本文擬從域外環境社會學的理論研究、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際、我國環境社會學的學科進展等方面入手,探索提出加快我國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學術進路。

二、我國環境社會學研究遠遠落后于國際環境社會學的發展

在社會學的歷史上,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者都曾經不同程度地論及環境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觀念和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中,自然界是第一位、先在性的。因為人類離開自然界則無法生存和發展,而自然界離開人類卻能夠繼續存在。因此,“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另一方面,人是能動的,人類活動(包括勞動)對自然界進行改造和干預,導致了自然界的異化,這種異化又反過來作用于人類?！拔覀儾灰^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3]。為此,人類應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以優美的生態環境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在馬克斯·韋伯的研究中,生態環境并不處于整個研究的重心,但由于他所關心的社會發展這個宏大議題卻不得不談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比如,《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和《易北河東部地區農業工人的處境:經濟發展趨勢與政治后果》[4]等論文中,都討論了土地基礎上的農業—農民、工人—國家之間的結構性關系變化以及環境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其中,土地這一自然資源始終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變量。而在他最著名的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中,更是用人與化石能源的關系來隱喻理性資本主義的強大,他指出,資本主義機器“決定了所有出生在這一機器的背景下的個人、而不僅是那些直接關心其所得利益的人的生命?；蛟S直到最后一噸煤燃燒殆盡之前,它都將決定著他們的生命”[5]。

另一位社會學的奠基人涂爾干的研究中,社會演進與環境變化是一對相關變量。在他看來,環境既包括社會環境(由人構成),還包括物質環境,其中物質環境相對穩定,對社會演進的影響較小。但在機械團結社會向有機團結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人口和資源的緊張關系推進了有機團結社會的復雜社會分工。涂爾干指出:“隨著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的增加,勞動逐漸產生了分化,這并不是因為外界環境發生了更多的變化,而是因為人類的生存競爭變得更加殘酷?！盵6]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和自然資源匱乏,引發了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也因之產生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環境社會學。鄧拉普和卡頓1978年發表的《環境社會學:一個新范式》,將環境問題第一次非常強烈地拉入到社會學的研究范疇中來,在批評人類豁免主義(又稱人類例外主義)同時,強調要建立一種將環境因素融入社會研究的“新環境范式”。此后,西方環境社會學家和相關學者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環境與人類關系的新概念和新理論,其中不少引發社會廣泛認可甚至成為社會公共知識。

美國社會學家艾倫·施耐伯格強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利潤追求誘發的對自然資源無節制濫用以及環境惡化。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制度背景下的現代工廠是“生產的跑步機”,為謀求自身利益要不斷地投入物質材料,在創造出產品同時又帶來污染等問題。由于這一無止境的惡性循環是內生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為此解決環境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改革資本主義制度。由梅薩羅斯開創、福斯特等人推進的“代謝斷裂理論”在對馬克思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繼承基礎上進行了延伸和拓展,在他們看來,無論是生物層面上的物質循環代謝斷裂,還是自然與社會的斷裂,抑或是國際體系下的空間斷裂(環境負面效應的全球非均衡分布)以及時間斷裂(自然變化不能追趕上資本追逐利潤的速度),都是由資本主義矛盾誘發的生態危機。[7]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及資本的全球流動,重新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由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建構的國際秩序。美國的沃勒斯坦在其世界體系理論中提出[8],現代世界體系是經濟、政治、文化三維復合體。世界經濟體呈現“一體化”和“不平等”。其中,中心―半邊緣―邊緣間實行層級經濟剝削,上一級的國家實體能夠對下一級國家實體的自然資源、初級產品等進行剝削和掠奪,從而實現較為流暢的財富積累。同時,這些國家實體還利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體系將污染、環境難題轉移、轉嫁給下一級國家實體。拉美學者在20世紀60、7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論”指出,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核心—邊陲結構,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與被依附、被剝削與剝削的關系,欠發達國家的困境是資本主義擴張和不平等交換的結果。這兩種理論的內容雖然不盡一致,但都強調了不平等的國際體系使得環境問題超越了國界,造成了欠發達國家的發展難題與環境治理難題。相對樂觀的“世界社會理論”則突出強調了非政府組織、跨國網絡和知識群體對于環境運動的促進作用,認為這些機構、人士的活動幫助各民族國家提高了環保意識,甚至通過環保行動推動各國政府強化環保的國家責任和社會成員增進環保共識。西方部分國家環保組織以及“綠黨”崛起,更多的普通民眾參與到保護環境的行動中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些判斷。但也要看到,國家實體作為當今世界最核心的行動者,其擁有的合法性、資源和行動能力是其他任何社會主體無法相比的,為此,單純強調環保的自發性、民間性顯然不可能完全解釋、解決全部環境問題。

在以環境建構論聞名的加拿大學者約翰·漢尼根眼中,環境議題和相關問題本身也是社會定義和社會建構的產物。[9]為此,環境相關的話語體系、環境傳播等促進了環境問題的“社會化”過程?！耙话愣?環境建構主義雖然不否定環境問題的客觀存在,但是并不注重分析環境問題的生物物理變化對人類社會的直接影響,而是關注社會對這些變化的陳述及其形成過程……具體到環境問題之社會原因而言,環境建構主義并不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是環境問題的源頭,強調環境問題成因的復雜性,拒絕各種形式的還原論”[10]。

以歐洲社會學者為主的生態現代化理論,通過反思人類社會特別是歐美現代化引發的環境問題和生態環境風險,認為應當變以往的忽視、無忽環境問題為將環境保護融入生產過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非環境問題的本質源頭,而樂觀地認為通過市場調節功能和政府環境政策,可以以“超工業化”的方式實現對舊的生產與環保矛盾的超越。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則相對悲觀,他強調理性化的現代社會制度安排和運作帶來了大量人為制造的不確定性,后果就是人們越來越習慣于接受帶有風險的決策,由是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的風險。

根據陳占江的研究,由于各國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環境社會學的議題設置也存在差異?！懊绹h境社會學的研究議題主要包括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環境抗爭與環境運動、科技風險與風險評估、生態衰退與資源危機、工業污染與廢棄物處置等。在歐洲,受‘綠黨’這一政治力量崛起的影響,絕大部分早期的環境社會學著作圍繞環境主義和環境運動展開,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環境問題何以產生與環境治理何以可能’……日本環境社會學圍繞產業公害、交通公害、藥害、食品公害、城市生活型公害、氣候變暖、沙漠化、熱帶雨林破壞、核能源、廢棄物與礦產資源枯竭等問題展開研究,形成了受益圈/受害圈理論、受害結構論、生活環境主義、社會兩難論、公害輸出論等理論。韓國環境社會學圍繞工業污染、核污染、城市垃圾處理、環境沖突等問題展開研究”[11]?？傮w看來,國外環境社會學的研究不光起步早,而且知識產出數量大、質量高、影響廣。目前,上述概念、理論不少已經作為通識進入了我國環境社會學的教材,也成為我國學者研究環境保護問題時經常引用的概念和理論。

雖然中國的環境科學研究幾乎是與世界同步的,也在學科建設、論文發表、課題承擔、學術平臺、學術共同體打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12]但與國際環境社會學的發展狀況比較還相差甚大。根據2023年6月5日從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以“環境社會學”為題名和關鍵詞搜索的結果,從2013-2022年十年間,環境社會學關聯的中文期刊文章只有213篇,平均每年20多篇。發表此類文章的雜志主要是在環境社會學界有影響但在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影響相對較小的《鄱陽湖學刊》《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從2013年起到查詢時為止,我國公認的最高級綜合性哲學社會科學雜志《中國社會科學》未發表過環境社會學文章,從2017年起到目前我國社會學研究的頂級刊物《社會學研究》僅發表環境社會學文章一篇,專注于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專業刊物《環境社會學》還只是一本由出版社出版的學術集刊,而非正式的學術期刊。在前述213篇文章中,發表作者比較集中,前10名作者都在3篇以上,他們發表的文章共占到全部發表文章的25%?？傮w看,我國的環境社會學仍然缺乏基于中國經驗、中國智慧的本土化理論和學理性概念范疇,在知識生產的數量、質量和影響上與國際同行還無法相提并論。

三、我國環境社會學研究遠遠落后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需要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高度關注生態環境問題。隨著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化,黨領導人民因時因勢進行了生態環境保護的偉大實踐。毛澤東同志提出:“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盵13]鄧小平同志提出:“如果我們一方面把生產搞上去了,另一方面卻把環境污染了,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人類的生產,這就與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盵14]1997年,黨的十五大上提出堅持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首次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戰略思想寫入黨代會報告,強調要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系。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并將生態文明建設確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從思想、法律、體制、組織、作風上全面發力,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在黨章中增加了“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的內容。2018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生態文明寫入國家根本大法,實現了黨的主張、國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統一。黨的二十大上提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大力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其中一項;在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戰;在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中,美麗中國是其中一個?！盵15]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一以貫之的態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強調“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不斷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全面形成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四梁八柱”和總體格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推動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限,組織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開創性地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生態補償制度、河湖長制、林長制、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等制度,制定修訂了一大批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持續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不斷鑄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加強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濕地及海岸帶生態保護和系統治理,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力度,加強荒漠化治理,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推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全面禁止進口“洋垃圾”。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查,堅決查處一大批破壞生態環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決一大批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作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莊嚴承諾,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積極穩妥推進“雙碳”工作。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對歷史、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我們的祖國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我國人口數量巨大,地理環境復雜,以世界約9%的耕地、約6%的淡水資源,養育著世界近1/5的人口?！昂鸁ㄓ咕€”東南側的43%國土面積,居住和生活著全國94%人口,地形地貌以平原、丘陵、低山、水網等為主,人口、資源、環境三者間的張力較大?！昂鸁ㄓ咕€”西北側57%的國土面積,居住和生活著全國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綠洲和雪域高原為主,生態系統非常脆弱,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發展壓力較大。從現實看,我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任務還很重。從能源稟賦看,我國富煤、貧油、少氣,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煤炭主體能源地位難以改變。從發展基礎看,我國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生產和生活體系向綠色低碳轉型的壓力很大。我們清醒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清醒認識到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的態度,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工作,在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12年到2021年,我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能耗強度累積下降26.4%。2021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比2012年下降12.5個百分點,清潔能源消費占比提升到25.5%,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和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均居世界第一。過去1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了34.4%。2021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平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34.8%,優良天數比例上升6.3%,地表水水質明顯改善,森林覆蓋率達到24.0%。[16]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按道理說,在我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實踐最為波瀾壯闊的時代,以“探討當代環境問題產生的社會原因、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引發的社會應對及其效果入手,揭示環境與社會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的復雜規律”[17]為志業的環境社會學遇到了理論研究的最佳機會、學術創新的巨大“金礦”,但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中國社會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恢復重建后,也比較早地關注了環境研究,[18]近年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較具本土特色的社會轉型范式、政經一體化增長推進機制、“次生焦慮” 概念、理性困境視角等理論,但是發展不盡如人意,研究的不足逐漸凸顯出來,缺乏具體的實踐指向與明晰的問題解決策略。[19]在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實踐過程中,更多的是由環境科學、生態學、工程學、生物學等“硬科學”和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黨史黨建、法學、倫理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科提供學術支持和政策咨詢,環境社會學的“聲音”很小,對公共決策和政策執行影響非常有限。既缺乏以實證為導向、凸顯中國社會學研究特色的環境問題社會調查“重量級”研究成果,也缺少以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偉大實踐為研究對象、能夠講好“中國故事”、講清“中國道理”的環境社會學深度研究報告,甚至對于一度大量出現的環境抗爭事件、重大環境污染與治理案例等都缺乏社會學視角的跟蹤調查、研究、分析和對策提供。高層領導和決策部門很少在環境問題上聽取社會學界的意見,了解、熟悉環境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公共決策部門和普通群眾都非常之少。一定程度上,我國環境社會學在促進公共決策優化完善方面是失聲的,遠遠落后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和政策支撐需要。這與“環境社會學應當根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保護實踐,積極促進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的實踐自覺要求是極不相符的。[20]

四、加快建構中國特色的環境社會學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要求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他還強調:“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盵21]為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提供本土化科學解釋,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調研支持和咨詢建議,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自然關系進行理論反思,要求中國環境社會學以提高學術原創能力為中心,提煉基于中國實踐,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環境社會學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一)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的基本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并提出“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學”[22]的殷切希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應當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研究重心應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現代化的基本規律。為此,應當堅持服務于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堅持從實求知、腳踏實地的中國社會學學術風格,堅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學術胸懷[23]。

“環境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也是環境科學的分支學科,旨在從探討當代環境問題產生的社會原因、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引發的社會應對及其效果入手,揭示環境與社會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的復雜機制和規律性”[24]。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中國特有的環境社會學本土概念和理論。比如,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的鄉村蝶變、生態保護和精準脫貧過程中的易地搬遷、“美麗中國”建設等新概念新命題,都具有非常強烈的中國特色環境社會學的創新性和識別性。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闡釋的人與自然、保護與發展、環境與民生、國內與國際等的關系,以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十個堅持”基本內容,為我們提供了中國特色環境社會學創新的學習范本和研究樣本。因之,中國的環境社會學發展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的基本方向,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與社會關系、環保公共政策制定實施、公民環保意識與行動、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等重大社會與環境問題,為“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貢獻學科智慧和知識給養。

(二)堅持問題意識和實踐導向

堅持問題導向、面對時代難題,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和重要方法。馬克思指出:“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盵25]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立足于時代去解決特定的時代問題,才能推動這個時代的社會進步;只有立足于時代去傾聽這些特定的時代聲音,才能吹響促進社會和諧的時代號角?！盵26]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也要看到,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環保道路相比,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自覺性更強、時間更緊迫、任務更繁重,問題也可能更集中暴露。事實上,如何總結和分析黨和政府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實現環境公平正義的“中國故事”,如何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的關系,如何調動企業事業單位發展方式綠色低碳轉型的主動性,如何激發起全社會共同呵護生態環境的內生動力,如何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對立沖突型環保運動的中國環境保護行動道路,等等,都需要環境社會學從環境問題的人為成因、環境效應的分配結構、環境治理的責任與體制等方面加強調查研究,貢獻基于深厚學科功底、具有扎實學術基礎的調查報告、分析思路、研究結果、決策建議。同時,要在調查問題、研究問題、剖析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總結提煉基于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偉大實踐的中國化概念、術語、范疇、經驗、理論,提高我國環境社會學的學理化水平。

堅持實踐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點和可貴品質。實踐是人們有目的、有意識改造世界的積極活動。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27]堅持問題導向,需要通過實踐不斷解決問題,從而才能實現認識和實踐活動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28]這些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時代之問”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提出了努力方向?！碍h境社會學是一門具有正義關懷和實踐性品格的學科……西方和東亞諸國的環境社會學在一定程度上已彰顯出實踐性品格,但在崇尚經世致用的中國,這一學術品格卻處于隱而不彰的狀態”[29]。我國的環境社會學研究應當盡快突破自身能力不足、對重大環境問題無視、無感而缺席的尷尬狀況,緊密圍繞中國生態環境保護過程中的重大實踐命題,以調查、研究、實驗、參與觀察、社會對話、干預式行動、政策咨詢等多種方式,主動將環境社會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融入環境啟蒙、環境治理、環境維權、環境活動中,既要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研究者、闡釋者,也要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參與者、行動者。

(三)堅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優秀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30]。與西方社會學界熱衷于理論構建、概念創造、哲學思考的習慣有別,中國社會學界一直有著重視實地調查、從實求知的優良傳統。20世紀上半葉,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調查、嚴景耀的監獄狀況調查、李景漢的定縣調查、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調查與實踐、林耀華的《金翼》、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云南三村調查,包括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都是社會學調查研究的經典之舉(作),為那個時代準確把握國情和社情從而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國社會學重建之后,費孝通、陸學藝、鄭杭生等社會學大家都有建立長期社會調查基地、對地區(社區)進行跟蹤調查研究的良好習慣,他們關于小城鎮、農村社會、社區發展、社會分層與流動等方面的研究極大推動了我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進程,也對國家公共政策和社會認知產生了積極影響。近幾十年來,社會學界“比較有影響的全國或地區性的大型調查項目包括中國五城市婚姻家庭狀況調查、中國農村婚姻家庭狀況調查、中國階層結構調查、中國綜合社會狀況調查(CGSS)、中國社會狀況調查(CSS)、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中國家庭追蹤狀況調查(CFPS)、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中國社會網絡與職業經歷調查(JSNET)、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UNS)、中國新社會群體調查、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等等”[31]。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中國環境社會學也有一些草原生態環境治理、生態移民、太湖流域水污染狀況、環境健康風險感知、環境抗爭、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基于地區、社區、產業、單位等方面的調查研究,并發表了一些論文和著作,但目前為止仍然非常缺乏全國性環境與社會關系綜合調查、地區(社區)深度調查、基于典型案例的追蹤調查、長期跟蹤調查、類型分析調查、量化分析調查等,對于近年影響很大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綠色發展轉型、國家公園建設等重大環境命題都拿不出基于社會學規范調查方法的調查報告和深入研究成果。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如何講好美麗中國故事,詮釋美麗中國經驗,講清美麗中國學理,仍然需要扎根中國社會的深厚土壤,通過扎扎實實、認認真真的田野調查,以第一手的實證資料完整、全面呈現我國環境問題的真實情況,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我們自己的核心概念、研究范式、案例經驗、系統理論,創造出富有中國特色的環境社會學新范疇、新表達、新理論,逐步建構中國環境社會學的“四梁八柱”和話語體系,不斷提升國際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話語權。

(四)堅持“兼容并包、融合發展”的學術態度

如前所述,學術意義上的環境社會學到目前為止只有50年左右的發展史,我國的環境社會學是在引介、吸收、借鑒西方環境社會學的基礎上建立的。我們要反對“西方中心主義”“言必稱希臘”的錯誤文化心態,但也要客觀承認,國際環境社會學界特別是西方環境社會學已經有了較好的學術積淀,形成了穩定的學術梯度、知識創新體系和話語模式,并以其國家發展優勢占據主導性學術地位。為此,加強與西方環境社會學界的交流,對其研究成果在批判基礎上進行有益的汲取,才是現實的、科學的嚴謹態度?！皥猿忠择R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32]。為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以及其生態倫理觀和生態文明思想,并從我國悠久歷史傳統中總結和傳承優秀的生態環境保護觀念,是中國環境社會學的理論基石。如果丟掉了這兩個“老祖宗”我們就可能迷失發展方向,陷入西方淺綠、深綠等理論的虛妄討論中,甚至用西方環境社會學理論來裁剪、誤讀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需要強調的是,目前為止,我們關于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觀、環保思想的研究數量不少,但闡釋性、解釋性的過多,真正能夠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并不多。而關于中國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和環保經驗的高水平研究更是欠缺。應當盡快補齊這兩個短板,才能正本溯源、強根固基,確保中國環境社會學發展的正確方向。

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涉及的知識領域廣泛、學科背景多樣,我國的環境社會學研究不能無視這些學科的進展,而應當在與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環境政治學、環境經濟學、環境法學等“軟”知識系統以及生態學、環境工程學、環境衛生學等“硬”知識體系的互相學習、互相啟發、互相促進中共同提升學術水平、拓展學術視野、改進學術方法,只有這樣,我國的環境社會學研究才能因營養多元而健康繁榮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