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懷瓌墓志》再探張懷瓘生平研究

⊙ 陳靜儀

引言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書法史中，張懷瓘是不可忽視的書學理論家。他的書學理論不僅肯定了書道的獨立地位，還建立了“神、妙、能”三品說以及分書體而評書人的書法評價體系，對后代書學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然而，關于張懷瓘的生平研究仍有待推進。他政治地位不高，家世一般，書名不顯，歷代書論對其生平都少有記載，他的生卒年、籍貫、姓名、官職、交游等至今仍存在爭議。朱長文評價張懷瓘，說其書法“于唐無聞焉”[1]，但以書論聞名。

作為張懷瓘的弟弟，張懷瓌和張懷瓘一樣，擔任翰林書待詔，以書法創作與收藏而聞名于世，其生平與張懷瓘高度相關。因此，《張懷瓌墓志》對于推進張懷瓘的生平研究有重要作用。

一、張懷瓘生平材料辨析

目前，學界探討張懷瓘生平，主要依靠唐宋以來傳世文獻的記載，以及陶宗儀、余嘉錫利用《張中立墓志》對張懷瓘生平的辨析。唐人《述書賦》以及《集賢注記》《歷代名畫記》《墨藪》，宋人《書小史》《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益州名畫錄》《籀史》對張懷瓘生平雖有記錄，但其中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明清以來，隨著張懷瓘弟弟張懷瓌的曾孫的墓志——《張中立墓志》（《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府君墓志銘并序》）的發現，陶宗儀《書史會要·補遺》及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對張懷瓘的家族及世系有了進一步補充。

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上，《張懷瓌墓志》（《大唐故朝請大夫盛王府司馬諸王侍書上護軍范陽張公墓志銘并序》）的出土對于推進張懷瓘生平研究有重要意義。墓志為前清河郡清河縣尉包佶撰，它品相完好，字跡清晰。志石出土于1999 年12 月，后藏千唐志齋博物館[2]，《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錄其全文。[3]陳尚君《唐代石刻文獻的重要收獲》一文指出，此墓志“對于唐代著名書學理論家張懷瓘的家世、生平研究，極其重要”[4]。陶敏輯?！都t注記》時，在“張懷瓌”一條下提到此材料。[5]但在藝術史及書法理論研究領域，這一墓志尚未得到充分討論?，F將志文茲錄如下：

公諱懷瓌，字恪，姓張氏，世族范陽，僑居于廣陵。累葉皆以儒學著稱于世。曾祖禮。祖隆，唐太子左司御率。父紹宗，贈宜春郡太守。公即宜春之第五子也。

幼有純行，敏達溫沖謙慎，兼該眾藝，尤工于書。今上搜擇諸能，必臻其奧，四海奇特，咸造于闕庭。開元中，詔公自高邑丞待制翰林之院，改授榮王府功曹。無何，丁內憂去職，哀毀逾制。外除，俄復舊官，因入侍朱邸。左右天人，從容曳裾，有日月矣！歷永王掾、信王諮議，遷盛王府司馬，加朝散大夫，分曹洛陽。天寶十四載六月六日，遘疾終于東京歸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四。其載七月十五日，權殯于北邙山之平樂原，禮也。公才術素優，識量殊絕，貴仕未躋于鼎食，歸休不逯于懸車，蒼黃遠圖，可為嘆息。公婚陳郡殷氏，先公而亡。有子四人：長曰洌，官至楚丘尉。次曰涉等。煢然銜恤，見托于志。詞曰：淮海育靈，蔚為奇姿。一臺之妙，獨步當時?；驶收录?，抑抑文雅。身歿名存，千秋松槚。

（一）張懷瓘生平的可靠記載

1.唐人對張懷瓘生平之記載

《述書賦》及其注文是后人了解張懷瓘生平的主要來源。其寫作年代與張懷瓘、張懷瓌生活的年代接近，且體例嚴謹，流傳廣泛，后由張彥遠輯入《法書要錄》，北宋朱長文輯入《墨池編》，南宋陳思輯入《書苑菁華》，成為后人了解張懷瓘、張懷瓌生平的重要途徑。

《述書賦》注文中與張懷瓘、張懷瓌相關的材料有五條：第一，在“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一篇，提到“張氏永?！睘閺垜循勮b藏印。[6]第二，“論述作虞龢等十家”一篇，“張兵曹擅習玩之利”下注“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7]，說明張懷瓘因作《書斷》而與虞龢、王僧虔等人并列為書學理論家、批評家。第三，“論征求保玩韋述等二十六人”一篇，“祭酒、翰林之尋繹，烏臺、粉署之敦閱”下注“翰林”指“張懷瓘兄弟懷瓌，盛王府司馬，并翰林待詔。具好無厭，亦能臆斷”[8]。第四，同篇“張氏旁求”下注“懷瓘，海陵人，鄂州司馬。利無推斥，道在專精”[9]?？梢姀垜循?、張懷瓌兄弟尤其擅長收藏、鑒賞。第五，談李懷琳、謝道士作偽時，注文有“頃年在右相林甫家。后本在張懷瓘處。尋轉易與李起居”[10]。這五條材料著重強調張懷瓘、張懷瓌作為收藏家的身份，同時提及張懷瓘為海陵人，曾任翰林待詔、率府兵曹、鄂州長史、鄂州司馬，張懷瓌為翰林待詔，盛王府司馬。

此外，《歷代名畫記》與《集賢注記》對張懷瓘、張懷瓌亦有記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古今公私印記》記錄“張氏永?！睘椤岸踔菟抉R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懷瓌印”[11]，與《述書賦》注文相符。韋述《集賢注記》在《集賢院學士、直學士》的學士名氏中記錄了張懷瓌，說明張懷瓌曾在集賢院擔任學士。

2.宋人對張懷瓘生平之記載

陳思《書小史》有《張懷瓘傳》，對其人、其書及其書論的討論最為詳細。敘述其人，《書小史》有“張懷瓘，海陵人，為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12]，還提到“弟懷瓌，亦善書，官至盛王府司馬、待詔翰林”[13]。論其書，《書小史》稱張懷瓘“善正、行、草書，亦能臆斷”[14]，并引用呂總對張懷瓘書法的評價“懷瓘草書如露花濯錦，淵月沉珠”[15]。論其著述及理論，《書小史》先是引用了《評書藥石論》對“肥滿”書風的批判，又提到張懷瓘“撰《評書藥石論》《書斷》《書估》等書，行于世”[16]。對比《述書賦》，陳思稱張懷瓘為“右率府兵曹參軍”，弱化了張懷瓘收藏、鑒賞特長，突出其書法家和書論作者的身份，指出張懷瓘不論是作為書法家還是書論家，都反對“肥滿”書風，保持著一貫的審美傾向。

朱長文將張懷瓘作為書學理論家，只談其書論作品而不論其書跡?！赌鼐帯蜂浫霃垜循彾嗥髌?，朱長文仿《書斷》而作《續書斷》，說明朱長文對張懷瓘書學理論的充分肯定。但相較于《書小史》，朱長文更多將張懷瓘視為書論家而非書法家，稱其書入“能品”，作品“無跡可靠”，生平模糊不清。朱長文之后，重視張懷瓘書學理論而較少提及其鑒藏、書寫的看法逐漸形成?！缎绿茣に囄闹尽泛喴涊d了作為書論作者的張懷瓘：“張懷瓘《書斷》三卷（開元中翰林院供奉）又《評書藥石論》一卷?！盵17]《直齋書錄解題》進一步將重點放在了書論作品上。文中詳細記載“《藥石論》一卷、《六體論》一卷、《書斷》三卷、《書估》一卷、《論書》一卷”[18]五部作品，而對于其人，只稱“唐升州司馬張懷瓘”?！吧菟抉R”的說法或許由《墨藪·書論》“升州張懷瓘”發展而來?！吨饼S書錄解題》首次將張懷瓘和“升州司馬”這一官職聯系起來，后人對張懷瓘是否為升州司馬，是否曾到任升州的討論都由此產生。

唐 《張懷瓌墓志》拓片 選自文物出版社《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卷 千唐志齋（上冊）》

3.《張中立墓志》的發現及陶宗儀對張懷瓘生平的討論

張中立（張懷瓌曾孫）墓志《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府君墓志銘并序》為前荊南觀察支使將仕郎試詹事府司直□蒙撰，志石不存，且有缺字、缺文。其文首次出現于明陶宗儀《古刻叢鈔》，《唐文拾遺·卷五十二》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肯定了陶宗儀對《張中立墓志》的使用。余嘉錫認為，這方墓志對于研究張懷瓘世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并抄錄《張中立墓志》中關于張紹宗、張懷瓌生平的記錄。此后學者討論張懷瓘生平多引用此條材料，并由此引申出張懷瓘是否為范陽人是否為張華后人及其父張紹宗身份等諸多討論。

在《張中立墓志》發現之前，《書史會要》關于張懷瓘記載的錯誤很多。例如稱其為“肅、代時為翰林供奉”，將張懷瓘活動的時間推后了；稱其“善正行、小篆、八分”，忽視了張懷瓘在草書上的造詣；稱其弟為“張懷素”[19]，其父為“張紹先”[20]，都與《張中立墓志》內容不符。不過陶宗儀第二次將張懷素和張懷瓘兄弟二人聯系起來，不知是否受到《籀史》的影響。

而后，陶宗儀將《張中立墓志》收入《古刻叢鈔》，又在《書史會要·補遺》依據《張中立墓志》為張懷瓘的父親（張紹宗）和弟弟（張懷瓌）重新立傳?！稌窌ぱa遺》稱張紹宗為“晉侍中華十一世孫，而懷瓘之高祖也。官至邵州武綱令，贈宜春郡太守。博學工書”[21]。雖然根據原墓志，張紹宗為張中立之高祖而非張懷瓘之高祖，但對比文辭可知陶宗儀《補遺》取材于《張中立墓志》。[22]《補遺》稱：“張懷瓌，官至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有文學，尤善草隸。與兄懷瓘同時著名?！盵23]逐字引用《張中立墓志》，也是張懷瓌第一次作為獨立書家得到記載。依據《張中立墓志》，陶宗儀澄清了對張懷瓘生平研究的疑誤，擴展了前人對張懷瓘生平的討論。

然而，就張懷瓘生平研究而言，《張懷瓌墓志》比《張中立墓志》更有文獻價值。張中立、張懷瓌與張懷瓘的親疏遠近自不必說，從文風上看，《張中立墓志》浮華而多溢美之詞，《張懷瓌墓志》樸實而更可信。在《張懷瓌墓志》的對比下，《張中立墓志》談及張懷瓘、張懷瓌及其父親張紹宗時的夸飾和不實更被凸顯出來，對于其籍貫與家世亦多有夸大。然而，因為《張中立墓志》出土時間早，學術影響大，直至今天仍被學界作為研究張懷瓘生平的重要資料。

（二）張懷瓘生平之疑誤

唐代以來，張懷瓘的籍貫與官職常與升州聯系在一起?！赌挕摰诹罚础斗〞洝匪洀垜循彙稌h》）結尾為“乾元三年四月，升州張懷瓘作”[24]?！吧輳垜循彙钡恼f法被《墨池編·議書》（即《法書要錄》所錄張懷瓘《書議》）承襲，記為“乾元元年四月，升州張懷瓘作”[25]。這里的“升州”可以理解為職官，例如升州司馬，也可以理解為張懷瓘的籍貫。至《直齋書錄解題》，升州進一步演變成“升州司馬”。這種說法或許由《述書賦》所記鄂州司馬之官職與《墨藪》以來“升州張懷瓘”結合，在后代引起了諸多討論。

此外，唐詩中“翰林張司馬”與“翰林張學士”是否與張懷瓘、張懷瓌有關亦有爭論。朱關田認為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及司空曙《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圣碑》為乾元元年（758）贈張懷瓌之作。[26]筆者認為，這一結論值得商榷。雖“翰林”與張懷瓌官職相符，“勒碑”也屬于張氏二人作為翰林書待詔的分內之事，但未必說明張懷瓘、張懷瓌二人與杜甫、司空曙等人有交往。第一，依據張懷瓌墓志，他早在天寶十四年（755）已經去世，不可能在乾元元年（758）活動；第二，比起張懷瓘、張懷瓌，張垍既有翰林張司馬之稱，又與杜甫有故，他是杜甫筆下翰林張司馬的可能性更大。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垍》及《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說明他和張垍有交往。黃生認為杜詩《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其實是天寶十三年（754）張垍貶謫南下的送別之作[27]，傅璇琮也認為杜詩中的“翰林張司馬”為張垍。[28]

到了宋代，關于張懷瓘官職、本名有了更多記載。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趙德元》一條，稱張懷瓘為“集賢校理張懷瓘”[29]，首次將張懷瓘和集賢校理的身份聯系起來?！遏κ贰穭t借《書斷》對《石鼓文》的討論引出“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懷瓘”[30]。不知黃休復、翟耆年說法從何而來，后代學者對于懷瓘本名懷素的說法也多有討論。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指出，《籀史》稱呼張懷瓘為“處士”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只能說在創作《書斷》期間張懷瓘還沒有官職。另外，《籀史》稱張懷瓘“開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懷瓘”的說法也缺乏其他材料支持。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總結了前人關于張懷瓘生平的討論，補充、糾正了《四庫提要》的說法?！端膸焯嵋贩Q張懷瓘“嘗為鄂州司馬，終于翰林供奉”[31]。針對這一結論，余嘉錫討論了張懷瓘的官職問題，指出“唐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入院，班次各視本官”[32]。張懷瓘是以率府兵曹的官職進入翰林院，后又為鄂州司馬，《述書賦》的注文不能說明其先為鄂州司馬，后終于翰林供奉。余嘉錫注意到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的特殊性，后代學者多由此討論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侍書學士等官職的實際職責。

二、從《張懷瓌墓志》看張懷瓘生卒年、籍貫及姓名

（一）張懷瓘的生卒年及姓名

張懷瓘的生卒年，歷來被記為“不詳”，《張懷瓌墓志》能為其兄張懷瓘的生卒提供較為可靠的界限。根據墓志，張懷瓌卒于“天寶十四載（755）六月六日”，“享年六十四”，由此推斷張懷瓘生于692 年以前，去世于乾元三年（760），《二王等書錄》完成之后。享年至少六十九歲。二人主要生活于玄宗朝，張懷瓌在“安史之亂”之前去世，張懷瓘則在晚年經歷“安史之亂”，在乾元年間完成《書議》《二王等書錄》等作品。

張懷瓘本名并非懷素。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首先提出這一說法缺乏材料支持。薛龍春、王汝虎都否定了翟耆年《籀史》“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懷瓘”的說法。正如薛龍春所言，懷瓘、懷瓌名字意思相近，若懷瓘為敕改名，則懷瓌之名也是御賜。[33]王汝虎指出，《書斷·下》“懷素以為杜草蓋無所師”中的“懷素”應為“懷瓘”的誤寫。[34]因《張懷瓌墓志》未曾提到改名一事，說明懷瓘、懷瓌兄弟為御賜改名的可能性不大。

（二）張懷瓘的籍貫與族裔新考

《張懷瓌墓志》進一步說明張懷瓘、張懷瓌是廣陵人。唐代傳世文本對張懷瓘籍貫已有說明?！稌鴶唷方Y尾處，張懷瓘自述寫作是自開元十二年（724）在廣陵養病時期開始的，即“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35]?！妒鰰x》注文亦有“張懷瓘，海陵人”，進一步說明他或為廣陵海陵縣人。在此基礎上，《張懷瓌墓志》有“世族范陽，僑居于廣陵”，“淮海育靈，蔚為奇姿”[36]之言，說明張懷瓘兄弟是淮南人，早年生活在廣陵。

《張懷瓌墓志》也否認了張懷瓘為張華后人的說法。朱關田根據《張中立墓志》，認為張懷瓘為晉司空張華十二世孫。[37]薛龍春認為“張氏郡望并非范陽”，張華之后的說法也不可信。薛龍春依據有三：第一，《書斷》提到張華沒有避諱，也沒有追認先祖；第二，唐人多越認以抬高自己，例如張說越認范陽張華為其先祖；第三，《述書賦》注文稱張懷瓘為海陵人，其書“于書家多述郡望，而非籍里”[38]，所以出自范陽的說法不可靠。王汝虎《張懷瓘生平與官職再考》所持論點與薛龍春相同，認為以上一、二兩條論據說明張懷瓘郡望出于范陽，為張華十二世孫不可靠。[39]《張懷瓌墓志》提到其曾祖、祖父、父親，并未提及其為張華后人，進一步證實《張中立墓志》“晉司空華十五世孫”所言不實。

自唐代以來，張懷瓘常與升州聯系在一起，而依據《張懷瓌墓志》志文內容，說明升州并非張懷瓘之籍貫。王汝虎認為，“升州張懷瓘作”中的“升州”不是陳振孫筆下的“升州司馬”，而是籍貫，升州是“乾元元年海陵的另一種稱呼”[40]。但是，乾元年間張懷瓘自稱為升州人值得懷疑。一是升州為江寧郡，廣陵屬淮南道，一南一北有長江為界。二是海陵縣的名稱在唐朝較為穩定。雖在景龍二年（708）到開元十年（722）期間分置海安縣[41]，但海陵一名是相對穩定的。王維《送從弟惟祥宰海陵》《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等唐人詩作中也常常提到“海陵”。因此，張懷瓘沒必要自稱為升州人。那么，張懷瓘是否曾任職升州司馬？首先，陳振孫之前未有張懷瓘為升州司馬的記載，升州與張懷瓘的聯系僅見于《墨藪》《墨池編》和《直齋書錄解題》。其次，劉石在《法書要錄校理》中指出，“乾元元年四月日”一句中的“日”字，“在雍正本《墨池》卷五、四庫本《墨池》卷二作升（昇）州，則屬下句，然疑誤”[42]。筆者認為，考慮到唐代沒有張懷瓘任職升州的記載，張懷瓘與升州的關系還需史料佐證。

三、從《張懷瓌墓志》看張懷瓘官職

張懷瓘、張懷瓌的生平經歷有不少相似之處，二人都擅長書法，且在同一時期任翰林待詔，共同創作六體千字文進獻玄宗。因此研究張懷瓌的官職有助于澄清張懷瓘在翰林院的身份及活動。

（一）張懷瓌官職：翰林待詔、王府官、諸王侍書

依據《張懷瓌墓志》，他由趙州高邑丞到翰林院待詔，此后長期擔任王府官，始于從七品上榮王府功曹，終于從四品下盛王府司馬，有朝請大夫和上護軍之稱。具體來說，他從正七品上“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43]的榮王府功曹，到正六品上“掌通判功曹、倉曹、戶曹事”[44]的永王掾，再到正五品上“掌訏謀議事”[45]的信王咨議，終于從四品下“掌統府僚，紀綱職務”[46]的盛王府司馬?？紤]到開元、天寶年間的王府官起著階官性質，未必承擔相應的職責，張懷瓌擔任王府官期間的活動仍是圍繞其書法專長展開。[47]墓志中提到的“朝請大夫”和“朝散大夫”為張懷瓌散階，分別為從五品上和從五品下?！杜f唐書》曰：“凡九品已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后勞考進敘?！盵48]散位不隨職官而變，有職位高而散位低者，也有職位低而散位高者。另外，“上護軍”為張懷瓌勛官，《新唐書·食貨志》稱授田二十頃。[49]張懷瓌以從五品上散官官階，盛王府司馬和諸王侍書的職官而言，“上護軍”的待遇可謂優厚。

張懷瓌以書法專長待詔翰林，擔任諸王侍書，但并非《張中立墓志》所稱“侍書侍讀學士”。區別于之前辭學與書學尚無明確分界，主要負責講導經學的“侍讀”[50]，開元二十四年（736）后，侍書排在侍講、侍讀、侍文之末，多由有書法專長的翰林待詔擔任。[51]與張懷瓌類似，韓擇木也以王府官充諸王侍書。后者在天寶元年（742）為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52]，天寶十一年（752）升為正五品上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同時仍擔任太子及諸王侍書。[53]對比《張懷瓌墓志》，《張中立墓志》稱其曾祖張懷瓌為“盛王府司馬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54]的說法有兩個問題：其一，張懷瓌以書法見長，擔任“侍書”而非“侍讀”；其二，開元二十六年（738）建立學士院之后，“翰林學士”逐漸變成專名，指在學士院草擬詔令，承擔特殊政治職責的張說、陸堅、張九齡、呂向、尹愔等人，張懷瓌不屬于此列?！稄堉辛⒛怪尽范嘤幸缑乐~，稱張中立為張華十五世孫，對張懷瓌政治地位亦有夸大。此外，張懷瓌可能任職于集賢院，以從四品下而被《集賢注記》稱為“集賢學士”。

張懷瓌晚年定居于洛陽，或任職于洛陽集賢院，為集賢院學士。不論是盛王府司馬等王府官還是諸王侍書，其職責都圍繞榮王、永王、信王、盛王等玄宗諸子展開?？紤]到開元后皇子多居于長安“十王宅”[55]，張懷瓌理應居住在長安。只有如此，才能如墓志中所言：“左右天人，從容曳裾?！盵56]然而墓志卻提到其“分曹洛陽”，“遘疾終于東京歸德里之私第”，葬于北邙山。張懷瓌為何離開長安來到洛陽？第一種可能是張懷瓌晚年任職于洛陽集賢院?？继拼鷸|都分司官研究，從神龍元年（705）到天寶末年之間，東都的中央職官服務于東都中央機構（例如東都御史臺、東都宮殿苑囿等），承擔實際的職責。[57]東都集賢院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它作為皇家圖書館，不僅承擔整理、繕寫、?？币约靶迺?、撰書的工作，也負責真跡的搨寫，為以書見長之人設有“書直”[58]一職。例如“開元十五年（727）六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真跡，總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進。尋且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后屬車駕入都，卻進真本，竟不果進集字”[59]。開元十五年（727）六月，東都集賢院承擔搨寫一百五十卷真跡的任務，但十月己卯玄宗返回長安時，集賢院沒有完成任務。任職于東都集賢院既能發揮張懷瓌的書法專長，也解釋了為何成書于天寶十五年（756）的《集賢注記》記錄張懷瓌為集賢院學士。

第二種可能是張懷瓌晚年名為王府官，實則閑居洛陽。天寶年間也有名為東宮官、王府官，實則閑居洛陽的先例。嚴挺之、齊瀚在天寶初年以“太子少詹事”“員外詹事”的東宮職官留司東都，都是在失勢后、去世前用以“自養”的官職，沒有實際職務。[60]考慮到《張懷瓌墓志》《張中立墓志》都未曾提及他任職于集賢院，張懷瓌或許也像嚴挺之、齊瀚一樣，名以“盛王府司馬”分曹洛陽，實則以較為優厚的俸祿閑居養老。憲宗元和年之后，以王府官、東宮職官為東都分司官，實則待遇優厚、閑散無事逐漸成為慣例。據統計，僅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就有三十七人。[61]張懷瓌晚年居于東都，或能為天寶末年王府官研究提供參考。

（二）張懷瓘官職：翰林待詔、率府兵曹、鄂州司馬

對張懷瓘官職的討論集中在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率府兵曹、鄂州司馬、鄂州長史、升州司馬等官職上。薛龍春指出“張懷瓘開元間以率府兵曹入為翰林待詔，翰林待詔為其職事，率府兵曹為其官銜。后改升州司馬，但仍為翰林待詔，并未到任，乾元間出任鄂州司馬，除鄂州長史”[62]?；菊f明了張懷瓘職事與官銜之間的關系。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有兩點：一是張懷瓘“任升州司馬并未實際到任”[63]的論證有待推敲；二是黃休復《益州名畫錄》提到“集賢校理張懷瓘”[64]，張懷瓘是否進入集賢院，集賢院和翰林院之間的聯系有待討論。進一步分析張懷瓘官職及其實際職務，可以明確張懷瓘在玄宗時期的社會地位以及作為書法理論家的獨特身份。

張懷瓘以書之特長，在開元十五年（727）、十六年（728）左右入居翰林院，長期擔任翰林待詔，但不曾進入學士院。關于翰林院、翰林學士、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的研究很多，各有側重。為了說明張懷瓘在翰林院的職責，筆者將開元二十六年（738）之前，待詔于翰林院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人為代表，可以起草詔令，因而有較高政治地位的文士；另一類是僧、道、書、畫、琴、棋、術數等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們憑借一技之長為皇帝服務，政治地位無法與前者相比。雖然他們都待詔于銀臺門內的翰林院，為玄宗服務，但前者承擔了較強的政治功能，多由中書舍人、中書令充當[65]，學士院建立后進入學士院“俾專內命”[66]；后者多為東宮官、王府官，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學士院建立后仍然留在舊的翰林院中。張懷瓘、張懷瓌屬于后者。玄宗時期以專長待詔于翰林的還有“左羽林兵曹參軍（正九品上）直翰林學士內供奉上柱國”[67]李荃，“翰林待詔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從八品下）”[68]蔡有鄰，翰林待詔永王府長史（從四品上）陳閎[69]，等等。他們與張懷瓘、張懷瓌身份相似，分別以道教仙術、八分書、人物畫為專長，被玄宗召入翰林院供奉。這也與薛龍春指出的張懷瓘通過征召進入翰林院，而非制舉[70]相符。

張懷瓘待詔于翰林，雖得以瀏覽翰林院收藏，但時時有不得志之感。不同于陳閎擅長的人物畫，蔡有鄰聞名天下的八分書，張懷瓘認為自己的特長并非書寫某種書體，而是談論書道[71]，他擅長的草書在宮廷內也難有施展的機會。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72]講述他在翰林院翻看古書的生活，“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講他進入權力中心卻不得重用的愁苦心情。這與張懷瓘在翰林院中的實際生活或有相似之處。張懷瓘進入翰林院后得以“游目天府，備觀名跡”[73]，以翻看古書、古物度日。張懷瓘晚年作《二王等書錄》回憶，他曾在翰林院中見兩枚古鐘，“上有古文字三百許字”，“神采驚人”[74]。雖然古鐘上的文字有極高的審美價值，但“非其時，不敢聞奏，然棄于泥土中，久與瓦礫同也”[75]。位卑言輕的張懷瓘也像古鐘一樣，“堆于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薰蕕同器”[76]，始終未能得到皇帝和群臣的重視。另外，張懷瓘在《六體書論》自述“承諸王學書”[77]，強調諸王學書應廣泛地向古人學習，說明他在整理御府內藏之余，還參與玄宗諸子的書法教育。

同時，張懷瓘曾在集賢院參與法書的整理和搨寫，或參與圖書修校。徐浩《古跡記》和韋述《敘書錄》都記載開元十六年（728）、十七年（729），內府拿出“二王”、張芝、張昶等真跡，命集賢院集字搨進，分賜諸王，以供其學書。[78]這一記載與張懷瓘《六體書論》中所倡相合。張懷瓘以敬獻《六體書論》為契機，論述學習書法應該廣泛利用古人名書，建議玄宗摹搨“天府妙書”，以供諸王找到適合自己本性的師法對象。此外，張懷瓘自述“承圣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79]，說明在書藝之外，張懷瓘也以書體間關系、文字起源等相關討論而在文字學方面享有一定聲譽，或許也曾在集賢院參與書籍修校。

張懷瓘又被稱為“張兵曹”[80]，但不承擔東宮率府的實際管理職責。率府兵曹是從八品下或正九品下的東宮官，主要負責率府內的武官簿書。[81]至于張懷瓘具體任職于太子十率府中的哪一率府，《述書賦》沒有具體說明。陳思《書小史》認為他屬于太子右率府[82]，陶宗儀《書史會要》沿用了“右率府兵曹參軍”[83]的說法，朱關田也持此說法。[84]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指出，因為翰林院“皆以他官入院，班次各視本官”，所以“率府兵曹”是張懷瓘待詔翰林時的官職，即“以率府兵曹入為待詔”[85]。說明張懷瓘在宮廷的活動以書待詔為實，稱兵曹參軍事為虛，后者在當時的“國家政治體制中并不能發揮其實際的行政職能”，而“僅僅起到了階官的功能”[86]。玄宗開元時期，擔任率府兵曹的還有張延賞、梁令瓚。張延賞原名寶符，玄宗賜名“延賞”與官職“左私御率府兵曹參軍”都是因其為中書令張嘉貞之子。[87]梁令瓚以率府兵曹待制于麗正書院，開元九年（721）為新的歷法制造了游儀，后又和僧一行一起制造了渾天銅儀。[88]張延賞、梁令瓚二人的經歷說明隨著東宮官的非實體化，“率府兵曹”一職未必承擔東宮率府管理的實際職責，張懷瓘具體任職于十率府中的哪一率府也并不重要。

張懷瓘晚年擔任鄂州司馬，不曾赴任升州司馬。上文嘗試說明從《法書要錄》所錄《書議》中的“乾元元年（758）四月日，張懷瓘述”[89]，到《墨池編》所錄“乾元元年（758）四月，升（昇）州張懷瓘作”[90]，再到《直齋書錄解題》“升（昇）州司馬張懷瓘”[91]的說法或為流傳訛誤。薛龍春也認為張懷瓘未曾赴任升州司馬。至于鄂州司馬與鄂州長史，《述書賦》注文稱張懷瓘為鄂州司馬[92]、鄂州長史[93]，《歷代名畫記》稱其為鄂州司馬，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討論了張懷瓘供奉于翰林在先，任鄂州司馬在后。薛龍春認為乾元年間，張懷瓘外放為鄂州司馬、鄂州長史。王汝虎進一步指出，開元天寶年間鄂州是下州，沒有長史一職，“竇蒙言張懷瓘為鄂州長史，是錯誤的，其職應為鄂州司馬”[94]，為從六品上。從中年的率府兵曹到晚年的鄂州司馬，張懷瓘的品秩雖然提升了，但不論官位還是俸祿都無法與張懷瓌相比。

結語

《張懷瓌墓志》不僅說明了張懷瓌的生卒年、籍貫、官職，展示了盛唐時期翰林書待詔的生活，還推進了張懷瓘家世、生平的研究，進而勾勒出一個雖有理論素養卻未受重用的書學理論家、鑒藏家的形象。此外，張懷瓘生平的研究還能為其書學文本提供一個更可靠的時代背景，以便將其文本分成不同時期與不同類別，進一步解讀張懷瓘書學思想的豐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