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
——基于新能源企業的實證數據

王小鵬 惠禹琴

(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在不可再生能源日漸枯竭的背景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對實現我國能源結構的轉型、經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也能夠為能源供應系統提供有效補充。自上世紀70年代起,我國開始重視新能源領域的應用研究。2005年政府推出《可再生能源法》,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促進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快新能源體系的建設,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政府推行“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并重”的理念,我國新能源產業已經從起步階段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作為極為重要且受國家宏觀調控的可控因素,是新能源產業發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推手。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多項政府補助與稅收優惠政策以扶持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隨著國家政策的出臺,新能源企業的發展被寄予厚望,但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如何優化財稅政策以提升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1 文獻綜述

1.1 投資效率影響因素

學者們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研究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一是企業內部影響因素,齊明霞[1]56-60研究發現企業盈余管理會使過度投資現象更加嚴重。史元、董婧雯[2]85-92研究了高管團隊的穩定性是否影響企業投資效率問題,得出了高管團隊的穩定性可以正向促進投資效率。二是企業外部影響因素,王雄蘇、冰倩等[3]107-118研究了經濟政策不確定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與投資效率二者的關系呈現倒“U”型。郭紅、尹菁[4]85-99認為綠色信貸政策可以正向促進企業的投資效率。

1.2 政府補助與投資效率

關于政府補助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學者們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補助會抑制企業的投資效率。王圣博、顏曉暢等[5]102-111+175對產業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產業政策會加劇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從而降低企業的投資效率。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補助有促進作用,李燃、王安圓[6]47-51+129對政府補助、不確定性以及投資效率三者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政府補助可以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提高其投資效率。李剛、侯青川等[7]74-82發現政府補助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的國企來說,政府補助可以提升其投資效率,而對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民營企業來說,政府補助并不能提升其投資效率。馬賽、陳欽虹[8]121-125研究發現政府補助能夠緩解高新技術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并且可以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

1.3 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

目前,關于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學者們也并未給出一致的結論。大部分學者認為稅收優惠可以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稅收優惠會降低企業的投資效率。唐安寶、劉嬌[9]79-88以可再生能源企業為例,研究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二者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稅收優惠可以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杜建華、曹瑞丹[10]60-67研究2011—2018年制造業企業的相關數據,結果證實稅收優惠政策差異化使得企業的投資效率顯著下降。熊芮、馬光榮[11]68-83研究表明企業傾向于在營業收入較高的時期進行投資,此時適當運用稅收政策能夠提升企業的投資效率。

通過對以往文獻梳理發現,學者們對政府補助與投資效率、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的作用關系進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但鮮有文獻將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三者結合進行研究,對比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兩種財稅扶持政策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差異。此外,大多數文獻對投資效率的研究處于靜態層面,然而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存在不同的階段特征,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從手,基于企業生命周期視角對兩種政策所產生的效果進行對比分析,以期豐富新能源企業的相關理論和完善國家財稅扶持政策,促進宏觀政策層面與微觀企業行為關系的研究,為政府部門運用宏觀政策來提高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提供參考依據。

2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2.1 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基于信息不對稱及信號傳遞理論,新能源企業開展投資活動對資金的需求量較大,而市場上資金供給方與資金需求方之間存在較為嚴重的互通壁壘和信息不對稱,投資方無法準確獲取新能源企業的風險及收益,導致企業面臨著融資約束問題。當企業獲得政府補助時,投資者會受到政策的影響,增加對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意愿,從而對資金需求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產生顯著影響。此外政府補助屬于事前激勵手段,企業可獲得直接資金流入,因此政府補助可以減輕企業融資壓力,正向影響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

稅收優惠不同于政府補助,政府通過稅費減免的方式對新能源企業進行激勵。余珍、韓金紅[12]112-117研究表明,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引導企業的資金流向,抑制企業的盲目投資行為;二是降低企業稅負壓力;三是稅收優惠屬于事后激勵手段,緩解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此外,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投資環境的改善具有較大益處,一方面可以增加企業的留存收益,降低投資成本,提升利潤,規避投資風險,從而提升企業投資意愿;另一方面也向其他投資者傳遞信號,刺激其他投資者進行投資,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使投資不足現象得到緩解,從而正向促進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政府補助對提高企業投資效率有顯著正影響

H2: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稅收優惠對提高企業投資效率有顯著正影響

2.2 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需要經歷成長、成熟、衰退3個動態發展過程,在不同的企業生命周期階段,企業所面臨市場環境與融資需求存在著明顯差別。由于新能源行業大多數企業都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因此本文借鑒陳紅、張玉[13]187-200的做法,從成長期以及成熟期2個方面探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成長期企業市場份額小,融資約束程度較高,且資金需求量大,企業的投資意愿相對較低。政府補助屬于直接的資金流入,能夠迅速改善企業的現金流狀況,幫助成長期企業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稅收優惠則是事后激勵手段,例如:稅收返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然而處于成長期的新能源企業盈利能力較弱,企業的利潤總額可能為負,無法獲得稅收返還。因此,當企業處于成長期時,政府補助可能因其快速、直接的優勢對企業投資效率的正向促進作用更明顯。

處在成熟期的企業市場份額相對較大,融資渠道多,融資約束程度相對較低,財務狀況較好,組織結構也更加成熟,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逐漸分離?；谖写砝碚?股東作為公司的所有者,與高層管理人員之間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高層管理人員更在乎個人薪資水平、自身地位以及短期利益,可能會為了擴大公司規模而進行盲目投資,政府補助所帶來的資金可能會加劇這一現象。然而,成熟期企業的盈利能力顯著提升,更容易獲得更多的稅收優惠,同時還可以結轉前期的累計虧損,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因此,企業處于成熟期時,與政府補助相比,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3:企業處在成長期時,與稅收優惠相比,政府補助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

H4:企業處在成熟期時,與政府補助相比,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2010年,國務院發布《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決定》,正式將新能源產業作為戰略新興產業7大領域之一,因此選取2011—2021年滬深兩市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關于新能源企業的劃分標準,選擇wind數據庫中光伏、風力發電、地熱能、核電等與新能源相關的板塊作為樣本來源。為保證合理性采取了以下篩選原則:剔除ST和*ST股公司;剔除樣本數據異常的公司,最終獲得了2 624個樣本數據,同時對數據進行了縮尾處理。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數據處理均運用stata16.0軟件完成。

3.2 變量設計

3.2.1 被解釋變量

運用Richardson[14]2-3的投資期望模型來衡量新能源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見(1)式:

Invi,t=α0+α1Growthi,t-1+α2Levi,t-1+α3Cashi,t-1+α4Agei,t-1+α5Sizei,t-1+α6Reti,t-1+α7Invi,t-1+∑Ind+∑Year+εt

(1)

其中,Invi,t代表第t年企業的新增投資支出;Growthi,t-1、Levi,t-1、Cashi,t-1、Agei,t-1、Sizei,t-1、Reti,t-1、Invi,t-1分別代表t-1年企業的托賓Q值、資產負債率、現金持有量、年齡、規模、股票收益率和新增投資支出,Ind和Year分別代表行業以及年份。

對上述模型(1)進行回歸可以得出相應的殘差值,該殘差為實際投資額與預期投資額的差額。借鑒黃偉娟、李尚蒲[15]83-98的做法,回歸殘差的絕對值代表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非效率投資程度越大,投資效率越低,因此選用殘差絕對值的相反數作為投資效率的替代變量,該數值越大,投資效率越大。

3.2.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對于政府補助變量,運用財務報表附注中“政府補助”的自然對數進行衡量;對于稅收優惠變量,借鑒柳光強[16]62-71的做法,運用“收到的稅收返還/(收到的稅收返還+支付的各項稅費)”衡量。

3.2.3 控制變量

借鑒以往研究,選取托賓Q值(Tobinq)、現金持有量(Cash)、上市年限(Age)、總資產凈利潤率(Roa)、獨立董事比例(Indep)、管理費用率(Mfee)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2.4 企業生命周期的劃分

運用現金流組合法將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5個階段: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動蕩期以及衰退期。新能源上市公司基本度過了初創期,大多數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2個階段,因此借鑒陳紅、張玉等[13]187-200的做法,主要研究成熟期和成長期2個階段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3.3 模型設計

為檢驗上述假設,借鑒Rchardson[14]2-3的模型及相關文獻,構建了以下兩個模型,對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新能源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展開研究,見(2)、(3)式:

InvEffi,t=α0+α1Subi,t-1+α2Tobinqi,t-1+α3Cashi,t-1+α4Agei,t-1+α5Roai,t-1+α6Indepi,t-1+α7Mfeei,t-1+∑Ind+∑Year+εt

(2)

InvEffi,t=α0+α1Taxi,t-1+α2Tobinqi,t-1+α3Cashi,t-1+α4Agei,t-1+α5Roai,t-1+α6Indepi,t-1+α7Mfeei,t-1+∑Ind+∑Year+εt

(3)

4 實證分析與結果

4.1 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其中,政府補助的最大值為22.27,最小值為9.616,均值為16.85,說明新能源企業整體上都享受到了政府補助,但其標準差為1.641,表明不同新能源企業所獲得的政府補助存在較大差異;稅收優惠的最大值為0.963,最小值為0,表明新能源企業所受到的稅收優惠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可能與企業的自身規模、盈虧狀況有關,也有可能與企業的業務性質有關系。此外,企業投資效率最小值為-3.383,最大值為0,說明新能源企業間投資效率存在較大差異。

表2 描述性統計

4.2 相關性分析

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見表3。根據表3的分析結果可知,投資效率(InvEff)與政府補助(Sub)二者間的相關系數為0.11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政府補助政策能夠提升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初步驗證假設H1。投資效率(InvEff)與稅收優惠(Tax)二者間的相關系數為0.048,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稅收優惠也能夠提升企業的投資效率,初步驗證假設H2。相關性分析僅是初步分析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此,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具體影響還需要通過回歸分析來驗證。

表3 相關性分析

4.3 回歸結果分析

4.3.1 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

全樣本回歸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政府補助(Sub)與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InvEff)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09,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政府補助能夠促進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即假設H1得到了驗證。此外,稅收優惠(Tax)與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InvEff)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38,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稅收優惠也能夠促進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即假設H2得到驗證。

表4 全樣本回歸結果

4.3.2 企業不同生命周期視角下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分析

企業不同生命周期視角下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見表5。由表5第1列和第2列可知,對于成長期企業而言,政府補助、稅收優惠都可以正向促進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各變量之間存在量綱問題,不能直接進行對比,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第3列和第4列即為數據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可知投資效率(InvEff)與政府補助(Sub)之間的系數為0.091,而與稅收優惠(Tax)之間的系數為0.05,顯然政府補助的系數更大,這一結果表明,在企業成長期階段,相較于稅收優惠,政府補助對企業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強,假設H3得到驗證。

表5 企業不同生命周期視角下政府補助、稅收優惠與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

由表5第5列和第6列可知,企業處于成熟期階段時,投資效率(InvEff)與政府補助(Sub)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08,投資效率(InvEff)與稅收優惠(Tax)之間的系數為0.054,該結果表明,企業處在成熟期時,與政府補助相比,稅收優惠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即假設H4得到驗證。此外,從該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企業處于成熟期時,政府補助會抑制企業的投資效率,這與企業的市場環境以及代理問題有關。成熟期企業規模逐漸變大,出現較為嚴重的代理問題,這就可能導致企業的投資效率下降。

4.4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參考蔡寧、何星[17]178-193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剔除模型(1)殘差在0上下5%的樣本,再進行回歸,全樣本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在全樣本中,投資效率與政府補助二者間的回歸系數為0.00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投資效率與稅收優惠二者間的回歸系數為0.034,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H1和假設H2。

表6 全樣本穩健性檢驗結果

不同生命周期視角下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見表7。由表7可知,數據標準化處理后,處在成長期的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與政府補助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95,與稅收優惠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47,前者系數更大,驗證了假設H3。企業處在成熟期時,新能源投資效率與政府補助的回歸系數為-0.008,與稅收優惠的系數為0.054,這表明企業處在成熟期階段時,稅收優惠對企業投資效率比政府補助的效率更高,驗證了假設H4。

表7 不同生命周期視角下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2011—2021滬深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構建模型研究政府補助、稅收優惠對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并從企業生命周期視角探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政策對新能源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差異。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對于新能源企業來說,政府補助能夠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即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越多,投資效率越高。原因主要是政府補助屬于直接資金流入,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從而提升其投資效率。此外,企業處在成長期時,與稅收優惠相比,政府補助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第二,對于新能源企業來說,稅收優惠能夠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其原因主要是稅收優惠能夠增加企業的留存收益,減少企業的投資成本,提升其投資意愿,使投資不足現象得到緩解,從而提升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企業處在成熟期時,與政府補助相比,稅收優惠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18]9-18

5.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在政府補助層面:深入落實政府補助政策,要避免“一刀切”現象,結合新能源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進行具體分析,切實提升政府補助的有效度。成長期企業缺乏啟動資金,自由現金流水平較低,實際投資水平低于預期投資水平,投資不足現象較為普遍。對于成長期企業而言,與稅收優惠相比,政府補助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強,因此政府應當適度增強成長期企業的政府補助強度。

(2)在稅收優惠層面:深入落實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企業的稅負壓力,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在實施過程中,政府應當提升稅收優惠政策的精準度與靈活度。與成長期企業相比,成熟期企業具有較為穩定的盈利能力,部分企業會主動迎合政策的要求,導致政府補助失去了其應有的激勵效果,政府應當減少對此類企業的政府補助,轉而通過稅收優惠手段來提升其投資效率。

(3)在企業層面:為了更好地提升財稅政策效果,新能源企業應當對內部治理環境進行改善,從根源上解決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第一,企業應當不斷改善董事會監管機制,改善高管激勵機制,減少管理人員的盲目投資行為,提升政府補助資金使用效率。第二,新能源企業應當配合政府,增加與政府補助相關的信息披露,以便其他外部監管機構對其進行有效監管,使得財稅政策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