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財務困境與審計費用

楊惠賢 張 穎

(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由于盈余管理代表較高的審計固定風險和控制風險,審計師為了降低檢查風險,一般會增加實質性測試程序的時間和范圍,從而影響審計成本,增加審計費用。[1]74-80我國上市企業主要存在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兩種調整利潤的手段。[2]39-45+95應計盈余管理是管理層調整會計估計或會計政策進而改變會計利潤的所屬期限,但不改變會計盈余總量與現金流量的行為;而真實盈余管理則是管理層改變企業經營活動的行為,會影響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3]68-79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狀態下,管理者利用盈余管理獲得期望報酬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尤其在財務困境風險較高的企業,管理層為了掩飾企業財務困境的狀況,會實施盈余管理行為[4]31-34。鮮有學者對比分析兩種盈余操縱手段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因此本文研究應計與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關系,對深入理解盈余管理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基于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從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兩種視角,研究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關系,并分析財務困境對二者是否起到調節作用,進一步研究不同產權性質下盈余管理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差異,以期為研究該領域提供理論和數據支撐,豐富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研究。

1 文獻綜述

1.1 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

有關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研究,大部分學者認為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財務報告錯報風險越高,審計師感知到的風險越高,會增加審計成本[5]67-75,導致審計費用溢價。郝莉莉[6]71-77通過研究發現審計師可以感知到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的風險,這種風險感知直接體現于審計費用。

在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標方面,伍利娜[7]39-44認為應計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財務報告錯報風險越高,審計師預期損失費用越多,審計師會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Defond,Subramanyam[8]35-67運用基本瓊斯模型研究發現管理層調整應計項目,選擇合理的會計政策,實施盈余管理行為,導致審計費用溢價。范宋偉[9]25-29采用修正后的瓊斯模型衡量應計盈余管理,研究發現管理層通過調整可操作性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外部審計會增加工作成本,從而提高審計費用。也有學者利用殘差模型計算真實盈余管理,王曉亮、王荻等[10]175-184研究表明真實盈余管理的復雜性和隱蔽性要求會計事務所招聘專業能力更強的審計師,增加了審計成本,導致審計費用溢價。Ghanbari[11]2251-2260認為真實盈余管理會影響企業的長期風險因素,審計師會耗費更多精力,導致審計費用溢價。王龍梅、李明敏等[12]133-140運用殘差模型表征真實盈余管理,認為真實盈余管理較為復雜與隱蔽,通過操縱利潤可能達不到外界預期的績效,因此管理層傾向于采用向審計師提供利益的方式,如增加審計費用來改變審計意見類型。

1.2 財務困境與盈余管理

財務困境與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角度。一方面是財務困境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李杰[13]25-26提出盈余管理的動機包括管理者自利、避稅、融資及避免被特殊處理等原因。(1)債務契約的盈余管理動機。王云、李延喜等[14]75-91研究發現相較于成熟期的企業,衰退期的企業增加了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的程度,這是因為企業希望通過操作應計利潤滿足債務融資的條件。(2)規避退市的盈余管理動機。程富、孫世敏等[15]602-608研究表明退市制度變更后,即增加營業收入、凈經營資產和審計意見類型的要求,會使企業從操作應計盈余管理轉為真實盈余管理。另一方面是財務困境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從應計盈余管理的角度看,財務困境企業通過調節應付應收賬款[16]32-38、存貨項目[17]25-35、資產減值損失[18]11-17+96等科目來調節利潤,以達到緩解財務困難和粉飾財務報表的目的。從真實盈余管理的角度看,管理者主要通過構造真實的交易活動來實現,比如財務困境企業會通過與關聯方交易[19]299-310,操縱管理費用等手段來調節利潤。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

根據風險導向審計,盈余管理主要從審計風險和審計成本兩個方面影響審計費用。(1)在執行審計工作過程中,審計師會對被審計單位進行風險識別和評估,并且認為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的企業,財務信息重大錯報風險的概率更大[8]35-67。由于盈余管理會影響企業財務績效與長期價值,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進而導致會計師事務所被訴訟與被懲罰的風險加大?；趯徲嫳ｋU理論和“深口袋”理論,審計師為了事務所的聲譽和經營安全,會增加審計費用來補償審計失敗的損失。(2)大量可操作性應計利潤的調整會提升企業的風險水平,審計師為降低審計風險需要進行更多的實質性程序,針對隱蔽的真實性盈余管理,審計師需花費較多時間和精力去識別和應對,而且由于該項程序增加了審計工作的難度,審計機構需要具備較高專業勝任能力的審計師人才,基于成本效益原則,會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彌補投入的審計成本。

另外,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關系還可以從審計師道德的角度進行分析。企業高管盈余管理降低了財務信息的質量,誤導利益相關者作出錯誤的決策。一方面,高道德標準審計師將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如實反映企業的財務報告信息質量,投入更多的審計資源檢查會計科目的勾稽關系,識別不易被察覺的真實盈余管理等高風險認定層次項目。會計師事務所為了降低審計風險,加大審計力度從而增加審計成本,進而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另一方面,被審計單位與會計師事務所雙方可能合謀隱瞞盈余管理的客觀事實,抬高審計費用,來牟取各自利益。被審計單位為了獲取外部投資者的信任和維護企業形象和聲譽,可能會以較高的審計費用向審計師購買標準審計意見,加之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不高,競爭激烈,審計師可能為了獲得業務或維護與被審計單位的關系,進行機會主義行為,增加對盈余管理的容忍度,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據此提出假設H1:

H1: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存在正相關關系

2.2 盈余管理、財務困境與審計費用

根據舞弊三角理論,動機、機會和借口促使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行為。其一,在財務困難時期,管理者可能會傾向于訴諸不誠實的溝通[4]31-34,通過盈余管理快速提高業績,從而呈現財務業績良好的假象。財務困境可以被確定為一種動機,激勵管理者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粉飾報表。其二,一方面管理者有能力進行盈余管理,管理能力為管理者提供了利用和隱藏機會主義的機會。在企業財務困境時,管理者面臨業績壓力,為了滿足外界的預期,能夠快速識別企業業績較差的原因,并且能夠利用職位和權威,迫使他人實施或隱瞞盈余操縱的事實。另一方面,信息不對稱為管理者與審計師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便利,盈余管理會加大公眾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當審計師存在經濟依賴的動機時,其獨立性遭到破壞,可能在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后,增加對盈余管理的容忍度。其三,管理者通常會使盈余管理行為合理化,比如管理者可能會迫于償債或個人績效評價等壓力,一致同意盈余管理行為。由于存在財務困境風險的企業可能被特殊處理或暫停上市,基于信號傳遞理論,財務困境企業為了維護企業形象,更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美化財務報表,導致審計費用溢價。齊祥芹、沈永建[20]103-113研究發現連續虧損2年的企業盈余管理水平更高。綜上提出假設H2:

H2:企業財務困境的提升將加強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正相關關系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基于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剔除金融、保險企業以及部分缺失和異常數據的企業,最終得到19 607個觀測值。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數據處理軟件為STATA16.0。

3.2 變量選擇

3.2.1 被解釋變量

依據現有研究的做法,采用上市企業財務報表年末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審計費用(lnfee)。該值越大,代表審計師收取的審計費用越多。

3.2.2 解釋變量

采取2種方法衡量盈余管理。

(1)應計盈余管理(DA)

利用修正瓊斯模型估算可操作性應計利潤,將其絕對值衡量應計盈余管理。見(1)～(3)式:

(1)

(2)

(3)

上式中,TAi,t為企業應計利潤總額,Ai,t-1為企業的上年年末總資產,ΔREVi,t為企業營業收入變動額,ΔReci,t為企業應收賬款凈額變動額,PPEi,t為企業固定資產原值。NDAi,t代表不可操作性應計利潤,DAi,t代表可操作性應計利潤,考慮到應計盈余管理存在正負兩種可能,因此對其取絕對值,即應計盈余管理。

(2)真實盈余管理(REM)

參考Roychowdhury[21]335-370的研究,以REM代表企業真實盈余管理,見(4)～(7)式:

(4)

(5)

(6)

REMi,t=|R_PRODi,t-R_CFOi,t-R_DISEXPi,t|

(7)

上式中,CFO為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PROD為生產成本,以銷售成本加本期存貨凈增加額來計算;DISEXP等于營業費用加管理費用;Ai,t-1為上期總資產;Si,t為本期營業收入;ΔSi,t-1為上一期營業收入;ΔSi,t為t年營業收入增長;ΔSi,t-1為上一期營業收入增長。

估算殘差值即異?，F金流量(R_CFO)、異常生產成本(R_PROD)和異常酌量性費用(R_DISEXP),并用其分別衡量銷售操縱、產品成本操縱及費用操縱水平。取絕對值得出真實盈余管理(REM)。

3.2.3 調節變量

參照胡國柳、彭遠懷[22]75-82的做法,對財務困境模型(Z)指數取相反數。Z指數數值越大,代表企業財務困境風險越小,見(8)式:

Z=1.2×營運資金/總資產+1.4×留存收益/總資產+3.3×息稅前利潤/總資產+0.6×股票總市值/負債賬面價值+0.999×銷售收入/總資產。

(8)

3.2.4 控制變量

選取以下控制變量對模型進行控制,包括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周轉率(ATO)、董事人數(Board)、“四大”審計虛擬變量(Big4)、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3 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關系假設,建立實證模型進行研究,模型(1)見式(9),模型(2)見式(10):

lnfee=α0+α1DA+α2Z+α3Size+α4ATO+α5Board+α6Big4+α7Rec+α8INV+α9Top1+α10BM+α11TobinQ+α12lnpay+ε

(9)

lnfee=α0+α1REM+α2Z+α3Size+α4ATO+α5Board+α6Big4+α7Rec+α8INV+α9Top1+α10BM+α11TobinQ+α12lnpay+ε

(10)

為了驗證財務困境調節作用的假設,在模型(1)和(2)的基礎上,引入盈余管理與財務困境的交乘項(DA*Z和REM*Z)進行研究,模型(3)見式(11),模型(4)見式(12):

lnfee=α0+α1DA+α2Z+α3DA*Z+α4Size+α5ATO+α6Board+α7Big4

+α8Rec+α9INV+α10Top1+α11BM+α12TobinQ+α13lnpay+ε

(11)

lnfee=α0+α1REM+α2Z+α3REM*Z+α4Size+α5ATO+α6Board+α7Big4

+α8Rec+α9INV+α10Top1+α11BM+α12TobinQ+α13lnpay+ε

(12)

4 實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見表2。由表2可知,審計費用(lnfee)標準差為0.694 5,說明樣本企業的審計費用間具有較大差距。DA標準差0.138 2,最大值3.237 7,最小值為0,REM標準差為0.174 0,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7.122 1,說明各個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不同,可能與企業處于不同行業、發展階段等相關。財務困境衡量指標(Z)的標準差為6.175 9,最大值是39.294 7,最小值是-169.706 4,這說明不同公司的財務狀況差異較大。

表2 描述性統計

4.2 回歸分析

4.2.1 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

模型(1)和模型(2)回歸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應計盈余管理(DA)與審計費用(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106,并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應計盈余管理每增加一個單位在一定程度上審計費用提高0.106。真實盈余管理(REM)與審計費用(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71,并且在1%置信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真實盈余管理每增加一個單位在一定程度上審計費用提高0.071,假設H1成立。表明企業盈余管理加大了重大錯報風險,審計師會增加審計程序,增加成本,從而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

表3 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

4.2.2 盈余管理、財務困境與審計費用

模型(3)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模型(3)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

由表4可知,交乘項(DA*Z)與審計費用(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為正,并且在1%置信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交乘項(REM*Z)與審計費用(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是正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假設H2成立。這說明財務困境加強了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對審計費用的正向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財務困境對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調節作用要強于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調節作用。這是因為在盈余管理動機強烈的財務困境企業,管理者為了降低成本傾向于調整應計盈余[23]72-77。

基于上述分析結果,參照已有研究,將Z大于2.67的企業分為非財務困境組,Z小于2.67的企業分為財務困境風險組,研究應計盈余管理(DA)與審計費用(lnfee)的關系。不同財務困境企業的影響差異見表5。

表5 不同財務困境企業的影響差異

由表5可知,在財務困境組,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系數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審計費用越高。在非財務困境組,雖然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因此存在財務困境風險的企業高管,更有動機實行應計盈余管理,審計師為降低審計失敗風險,會采用更多實質性程序,從而收取更多審計費用。

4.3 進一步分析

與非國有企業的高管相比,國企高管需要關注非經濟性目標,而且其作為政治官員可能更在意個人職業規劃。[24]92-96另外,非國有企業違規成本較低,因為其不會像國有企業一樣,受到有關部門頻繁嚴格的監督,因此國有企業高管盈余管理的動機低于非國有企業高管。[25]50-53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產權性質的影響差異見表6。

表6 產權性質的影響差異

由表6可知,在非國有企業中,應計盈余管理(DA)和真實盈余管理(REM)與審計費用(lnfe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35和0.088,均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收取的審計費用越多。在國有企業分析結果中,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系數為負且不顯著,雖然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也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正向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

4.4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結果的可靠性進行穩健性檢驗。改變盈余管理的衡量方式,借鑒哈根花、楊麗芳[26]55-63的研究,構建衡量總體盈余管理的指標,即Total=DA+REM,穩健性分析回歸結果見表7。

表7 穩健性檢驗

從表7可知,更換解釋變量后,總體盈余管理(Total)與審計費用(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是0.076,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上述結果相一致,驗證了假設H1。財務困境與總體盈余管理的交乘項(Total*Z)的系數為0.007,在1%置信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驗證了假設H2。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之間關系,以及財務困境對二者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了不同產權性質下,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影響差異。研究結果表明:

(1)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呈正相關關系。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審計師會收取越高的審計費用。由于應計與真實盈余管理可能增加注冊會計的審計成本與審計風險,根據風險收益原則,審計師會收取更多審計費用。

(2)財務困境正向調節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關系,且財務困境對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調節作用要大于對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費用的調節作用。這是因為財務狀況較差的被審計單位,更容易出現盈余管理的現象,導致審計師審計風險增加,從而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

(3)非國有企業中盈余管理對審計費用的正向影響作用更大。這是因為相比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管理層的監管壓力較低,盈余管理的空間較大,且業績壓力更大,盈余管理的動機更強烈。

5.2 建議

根據上述實證檢驗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治理層應關注管理層盈余管理行為,完善企業治理體系。企業應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如提升獨立董事的比例或建立審計委員會,減少管理層盈余管理機會。非國有企業有更強的盈余管理動機,更有必要加強公司治理體系,不僅要完善內部控制的制度,更要規范和落實內部控制的實施。另外,企業應關注現金流的儲備,合理規劃企業現金流的使用頻次,定期對現金流進行評估與控制,避免企業出現財務困境的情況。

(2)在審計定價時,審計師應關注企業管理層盈余管理行為與企業財務狀況對審計風險與審計成本產生的綜合影響。同時審計師應提高執業判斷能力,快速識別且準確評估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與財務狀況代表的風險水平,采取增加審計程序與審計范圍等措施應對風險,必要時可以將審計定價交于更專業的機構,使審計定價公開化或市場化。

(3)監管部門應加強對企業與注冊會計師的監督。其一,監管部門應完善有關盈余管理行為的會計準則與法律法規,增加對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行為的檢查力度和懲罰力度。同時應加強對存在財務困境風險公司與非國有企業的監督,約束其調整利潤和審計意見購買等非理性行為。其二,監管部門應完善審計收費披露的相關規定,關注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按照規定合理披露審計收費明細,督促會計師事務所提高執業質量和加強職業道德培訓,審查審計師是否獨立客觀,強化審計失敗問責,以期減少審計師只關注審計費用而降低審計質量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