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山區聚落分布的族群特點與水田開發
——以云南順寧縣為例

段榮平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聚落是人口定居、聚居的結果，不同族群在不同區域內，定居并非必選項，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大多數族群逐漸定居，形成聚落。同時，聚落內族群間的互動使得族群特點發生變化，以聚落為載體的土地開發隨之變化。因此，對于族群、聚落和土地開發三者之間互動的研究，可以展現區域內族群演變、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地處滇西山區的順寧縣①順寧縣，地處滇西南，其所管轄區域，自元代置順寧土府，省慶甸縣入府以后，一直是府治所在地。順寧府一帶，中央最先在此改土設流，在清代乾隆年以后為順寧府附郭，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原順寧府所轄土司地置附郭順寧縣，治所在今云南省鳳慶縣鳳山鎮。民國三年（1914）屬騰越道，轄境約為今昌寧、鳳慶兩縣，民國二十四年（1935）五月在原右甸地，析保山、順寧縣兩地部分區域置昌寧縣。順寧縣轄境縮為原轄境東南部，范圍約為今云南省鳳慶縣全境，是順寧縣區劃中最穩定的部分，亦是本文研究的區域范圍。參見周振鶴，林涓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清代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558.周振鶴,傅林祥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313.云南省鳳慶縣志編纂委員會.鳳慶縣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608.，改土歸流后成為人口遷入區，雖未具有優越的水田種植環境，但這并未影響地方群體對環境的適應和營造。明清以來，這一帶的聚落推進與水田開發相輔相成，成為西南山區農業發展的一大縮影。

對于云南山區水田開發的研究，楊偉兵從整體上討論了明清時期云南土地利用演變的歷史②楊偉兵.云貴高原的土地利用與生態變遷（1659-191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9-299.。張海超以大理壩子的稻作為研究對象，闡述了明清以后人口增加對稻作的選擇與推廣的影響③張海超.移民、稻作與水利建設：明清時期大理盆地的生計變遷[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3)：76-82.。劉靈坪曾將滇池流域作為研究對象，討論了人地關系互動中，水利建設和土地開發過程中的聚落變遷④劉靈坪.16-20世紀滇池流域的鄉村聚落與人地關系——以柴河三角洲為例[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1)：37-46.。近年則有學者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對歷史時期聚落和土地開發進行研究，霍仁龍、楊煜達等人利用GIS 的空間分析功能，采用ArcGIS 平均中心、標準差橢圓的分析方法對云南局部小流域內聚落時空分布、格局變化的影響因子進行了探討①霍仁龍，楊煜達.近三百年來西南山區聚落多椰樹村的移民與開發研究[J].歷史地理，2013（2）：207-225.霍仁龍，楊煜達，滿志敏.云南省掌鳩河流域近300年來聚落空間演變[J].地理研究，2016（9）：1647-1658.霍仁龍，楊煜達，滿志敏.1700-1978年云南山地掌鳩河流域耕地時空演變的網格化重建[J].地理學報，2020（9）：1966-1982.。此外，王聯智從族群互動的角度探討王朝力量介入順寧后產生的聯動，討論了由此形成的“山壩結構”中的地方開發問題②王聯智.清前期滇西南的開發與地方社會——以順寧府為中心（1659-1840）[D].昆明：云南民族大學，2019.。目前的研究，多將土地利用作為整體，缺乏細化的土地利用方式——水田、旱地等的研究；同時，對族群分布、土地利用方式和聚落三者結合的研究，多出現在聚落和土地整合研究中的影響機制部分，缺乏精細案例的探討。壩區水田利用研究雖有所涉及，但對明清時期云南山區水田的推廣過程及驅動因素仍有討論的空間。然而，歷史時期賦稅體系主導下的土地清丈，實際水田數量被模糊化，研究從水田本身出發開展追溯存在困難。那么，以聚落的時空格局演變作為農業開發的重要參照，討論族群與聚落演變，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山區水田的開發軌跡，進而討論國家力量在西南山區的推進過程。由此，本文嘗試以順寧縣東南部為研究區域，利用Arc-GIS10.8 軟件對聚落形成分布和方向進行可視化，探討明清時期滇西山區聚落、族群與水田三者間的時空關系。

一、明末清初順寧族群分布與里甲編排

滇西一帶歷來為多類族群聚居區，先秦時期，便有百越系統部落和百濮系統部落交錯分布。隨著不同部落間的遷徙融合，產生整合成了多個族群，漢晉之時，有哀牢、閩濮、鴆僚；爨氏時，有“烏蠻”“白蠻”；南詔大理時，有金齒、“撲子蠻”等；至元明，隨著移民大量進入，分布有白人、羅羅、漢人、蒲人、“百夷”等族群[1]。地處滇西的順寧縣一帶，至清初，分布有彝族先民倮倮、傣族先民“擺夷”、布朗族、佤族先民“蒲蠻”等族群，其分布與生活方式如表1：

表1 清代初期順寧族群類別與分布

明清之際，順寧縣先居族群主體為倮倮、“蒲蠻”“擺夷”三類，倮倮、“蒲蠻”多居山間，“擺夷”多居低洼壩子一帶；漢人等多為各省流寓者，居于府城周邊，呈現了“平野之民什之三，山居之民什之七”的分布格局[2]。先居族群中，倮倮、“蒲蠻”生活方式相近，多居山巔，刀耕火種，作物為蕎、稗，延續了明代初期的生活方式。明初，李思聰作為使臣出使緬國，曾將過往見聞寫成《百夷傳》③據江應樑考證，目前流傳下來的《百夷傳》有兩個本子，著者分別為錢古訓和李思聰，景泰《云南圖經志書》中全文收錄的為李思聰所著的《百夷傳》。江應樑所校注的《百夷傳校注》的底本則為錢古訓所著。詳參（明）錢古訓，江應樑點校.百夷傳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0-13.，記述了滇西“蒲蠻”等族群的農作方式：“蒲人、阿昌、哈剌、哈杜、怒人，皆居山巔，種苦蕎為食，余則居平地或水邊也?！盵3]這一論述中“余則居平地或水邊也”多指“擺夷”。這一時期，部分族群已開始“輸納賦稅”[4]，而山區聚居族群納入賦役體系則與明清兩代國家力量在山區的推廣相關。

王朝國家對地方的治理，往往從三個方面進行設置：一是將民眾安置和穩定在土地上；二是編排戶籍；三是編排層級制的鄉里組織[5]。明清國家力量進入西南以后，對于先居族群較多的區域，多沿用此法。順寧一帶賦役體系的推行，劉靈坪關注到了正德《云南志》《明一統志》、天啟《滇志》等志書中關于順寧府里甲的記載，認為順寧府在作為土府之時，明王朝中央便在此設置里甲，征收賦稅[6]。從明初的記載來看，順寧一帶曾有一套地方管理體系。按照錢古訓的《百夷傳》中的“百夷”范圍：

百夷在云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里，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今之金齒衛也，西北則西番、回紇。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吟杜、弩人、蒲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7]。

順寧一帶在明初士人的書寫體系中，屬于“百夷”的影響范圍①關于錢古訓和李思聰所撰《百夷傳》中“百夷”控制范圍，方國瑜曾做過考證，認為從麓川思氏強勢之時所控制范圍來看，足見《百夷傳》所說麓川思氏的影響區域范圍可信。詳見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7：863-864.。這一范圍的族群關系，錢古訓寫道：“諸夷言語習俗雖異，然由大百夷為君長，故各或效其所為?！盵7]先居族群“蒲蠻”，曾以“大百夷”為君長，并有“每年秋季，其主遣親信部屬往各甸，計房屋征金銀，謂之取差發”的習慣[7]。元初，在“百夷”一帶廣設路、府和甸，由土官管理，設甸四十四②在江應樑的考證中，未有“慶甸”之名，但江應樑在考證中也指出“所稱四十四甸，確指何甸不可考”。詳見（明）錢古訓，江應樑點校.百夷傳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51.。據方國瑜考證，元延祐五年（1318）至六年（1319）間，慶甸降于元③元延祐五年（1318）至六年（1319）間，朝廷曾用兵永昌以南蒲人一帶，當時有枯柯甸、祐甸和慶甸三甸降于元。詳見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7：876.，元中央實行“甸寨軍民等府”制④在未設土府之前，元中央“不打破當地原有的族群結構，以族群部落為基礎”，實行“甸寨軍民等府”制。詳見陸韌，林曉雁.元代西南民族地區的戶籍、族群管理與特殊政區[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3）：41-49.。泰定年間內附，后設順寧府，領寶通州，慶甸改慶甸縣，納入順寧府管轄⑤元代順寧府的設置，《元史》地理志篇脫載，李治安等著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元代卷》中“云南行省所轄路府州”篇也未詳細闡述順寧府設立事跡。詳見周振鶴，李治安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元代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189-210.《元史》中《泰定帝紀》言其在泰定四年（1327）十一月辛卯，置順寧府、寶通州、慶甸縣。詳見（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683.而《明史》中順寧土司傳則載天歷年間置順寧府并慶甸縣一事，方國瑜認為應是泰定年間設置順寧府，領慶甸縣和寶通州，天歷年間則是裁慶甸縣并入順寧府。詳見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7：877.。

明初，順寧府為土府，蒲人阿日貢一脈為世襲土知府[8]。王朝中央進行了一定的里甲編排和戶口統計。萬歷《云南通志》載順寧府“編戶里二”，歸土知府管理[9]。該二里的設置，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置府省縣之際[4]，此時的“編戶”應當是編入戶籍，與流官治理區相比較，并不完全承擔差役、田糧[10]。至萬歷年間，萬歷《云南通志》雖有“（夏稅）本地多種雜糧，無稅科收。（秋糧）照田段數征谷供差，亦無糧數”之說[9]，但從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記述來看，景泰年間，府治所在地曾有布政司分司和按察司分司的公廨[11]，二者作為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派出機構，明前期曾廣泛設置于各府。從上述記載來看，萬歷以前，中央雖未在順寧一帶設置流官，但在賦役體系的推行上已有所嘗試，而大規模編戶齊民則因萬歷年間“猛廷瑞之變”及其引發的地方兵燹而形成。

萬歷年間，巡撫陳用賓因土知府猛廷瑞與灣甸景氏矛盾，問罪于猛氏土司，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改土歸流[4]。此次事件，地方文獻多稱其為“猛廷瑞之變”。這一事件改變了地方力量相對均衡的狀態。萬歷二十七年（1599）至二十九年（1601）發生“矣堵十三寨之亂”，《明實錄》載：“云南十三寨矣堵諸夷，即志所稱蒲蠻者，雖名十三寨，高壑深塹，綿亙數百里，即百寨不止也?！贝舜蔚胤奖?，幾乎波及順寧縣全境，直至萬歷二十九年（1601）甲戌，才被陳用賓平定。地方兵燹以后，時任知府余懋學和參與平叛的地方勢力共同協作，在“矣堵十三寨”一帶編戶里甲。余懋學在順寧撫政十八年，“凡城池、官署、學宮、祠祀之修舉，糧賦戶役之裁定，皆其十八年間實心實政也?！盵4]作為貴州黃平人入順為官的余懋學，在地方用兵和實政建設中，重視漢人移民群體，今二臺寺楊氏一世祖楊聯登便是其中之一。楊聯登參與了建府、筑城、修學、開路、創驛、安撫編丁賦，被授予“水井驛的土官”⑥龔蔭編著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中《順寧府》部分曾提及觀音驛土驛丞、水井驛土驛丞、牛街驛土驛丞、錫鉛驛土驛丞、右甸驛土驛丞、枯河〔柯〕驛土驛丞，認為其民族和傳襲不詳，目前僅有相關地名遺留。詳見龔蔭.明清云南土司通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136-137.從楊于陛的墓志和《二臺寺楊氏族譜》來看，這六個土驛丞或是由當地參與明王朝平定地方叛亂的漢人土著任襲，在清代初期被廢，后只留存地名。，下轄十甲，有一萬余分水田作為司祿①楊聯登事跡載于其子楊于陛墓志中，楊于陛墓志立于康熙十一年（1672），現存于二臺寺楊氏祖墳，全文收錄于《二臺寺楊氏族譜》。詳見云南省鳳慶縣《二臺寺楊氏族譜》編委會.云南·鳳慶·二臺寺楊氏族譜[M].昆明：云南曙光印業有限公司，2022：40-45.。余懋學編排里甲集中在兩大區域：一是原猛氏土司管轄一帶，改為十二里；二是矣堵十三寨，改為四里[2]。里甲編排范圍擴大，從明初二里到十六里，基本涵蓋了乾隆年間設立的順寧縣管轄區。然而，從二臺寺楊氏族譜的記述來看，明末賦役體系仍尚未完全在順寧推行，而是里甲設置和地方土官賞賜相并行，直至吳三桂之亂平定后，廢除地方土官，順寧縣一帶才完全納入王朝賦役體系。

萬歷年間大規模編排里甲，清初廢除地方土官，順寧縣一帶基本納入編戶齊民。雍正年間里甲體系基本完備，有十六里二寨[12]，“使里甲丁戶賦役均焉”[12]，深刻影響了先居族群的生活方式。編修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順寧府志》記述了地方族群生產生活方式：倮倮、“蒲蠻”等先居族群多火種刀耕、山棲草舍茅屋、納賦如期[4]。至雍正年間，“蒲蠻”、倮倮恒居山中草舍茅屋，刀耕火種，輸納有時；“擺夷”恒居竹樓；“倮黑”等居山箐[13]。從清初的地方志記述來看，“蒲蠻”、倮倮等先居族群活動范圍仍在山區，多刀耕火種，但輸納有時，至雍正年間，已多“恒居”?？梢?，順寧縣一帶自“矣堵十三寨之亂”以后，大規模編戶齊民形成，地方族群被納入王朝賦役體系中，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改變了地方族群流動的狀態，定居逐漸成為了常態。

二、明清移民與山區聚落推進

隨著國家力量的推進，順寧縣一帶在清代初期完成了里甲編排，“蒲蠻”、倮倮族群走向“恒居”，生活地點相對固定，促進了地方聚落的出現和定型，“擺夷”族群也已形成了“較為集中的村落和族群聚居區”[14]；改土歸流以后進入的漢人也促成了聚落的形成，順寧縣出現了一次聚落形成高峰。依據《云南省鳳慶縣地名志》、國家地名信息庫、雍正《順寧府志》、光緒《續修順寧府志》、民國《順寧縣志稿》等資料，以50 年為尺度對聚落出現時間進行整理，順寧縣可確定在民國以前形成聚落共1 486個，元代形成聚落8個，明清形成聚落1 478個。其中，清代初期形成聚落達359個，占比24%左右，這一時期聚落形成的中心有兩個區域：一是府治所在地，即順寧河（迎春河）谷地；二是府治西南部一帶，包括今勐佑鎮、三岔河鎮管轄區域。同時，從山麓聚落分布特征來看，聚落多集中于河谷北部的山麓向陽區，這一帶區域便于定居人群的采光和農作物種植，當地在“山谷向陽者，可蕎、可稗、可麥、可菽，彝民以之為天”[4]。

清代中后期，隨著滇西礦業開采和軍事活動的進行，順寧縣一帶出現了新的移民潮，再次改變了地方族群格局。順寧多銀、銅等礦產，乾隆年間曾在順寧以北開寧臺、蘆塘、水泄、木里四大銅廠[15]。嘉慶年間，又在阿度吾里（今為鳳慶縣三岔河鎮所轄）開涌金廠，開采銀礦。道光十九年（1839），“有潛山熊生至，合江、楚、川三省走廠者，謀于白石生，改名涌金山”[16]。同時，隨著清王朝與緬內勢力的互動，王朝中央對順寧的開礦群體給予了高度關注，或是鼓勵，或是禁止②為應對滇西南一帶的開礦人群流動，乾隆朝以來便從法令上嚴格核查區分順寧府民人保甲和江楚客民之法。參見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李秀清、孟祥沛等點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39.然而，光緒九年（1883），岑毓英、唐炯等人則認為朝廷應當讓開礦者有所謀，并允許開礦群體對周邊田土開墾以自給自足，官府設店收買，以此杜絕外人覬覦之心。參見（清）岑毓英：《奏陳整頓滇省銅政事宜疏》，（清）葛士濬編：《清經世文續編》卷49《戶政二十六》，清光緒石刻本；（清）朱壽朋：《東華續錄（光緒朝）》卷99，清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鉛印本。?？傮w而言，中央雖時有禁止，但并未形成足夠的威懾力限制開礦群體進入。在20 世紀80 年代的地名調查中，當地尚有138條數據與開礦有關。在順的開礦移民不在少數。

此外，隨著關哨、汛塘的設置，漢人也逐漸進入山區③陸韌、秦樹才、李永芳等學者曾考察了明清兩代關哨、汛塘設置對云南山區漢人分布和開發的意義所在。詳參陸韌.變遷與交融——明代云南漢族移民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79-195.秦樹才，李永芳“.汛地”源流考[J].思想戰線，2019（5）：85-94.?？滴跄觊g，知府董永芰到順，曾有“兩城不上千余戶，其中一半汛防兵”的感慨[17]。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移右營駐防錫臘汛地[18]。此舉更是改變了順寧西南的族群分布格局。苗人也在此時從貴州遷徙而來，聚居在江左山箐一帶[19]。順寧的族群格局為之一變，“蒲蠻”、倮倮等族群聚居于山區，漢人也逐漸向山區聚居，苗人則聚居海拔相對較高的區域。這一時期也成為了順寧聚落形成的主要時期，共形成聚落756個，占明清形成聚落總數的51%左右。從聚落分布方向來看，仍以府治一帶為中心，向西南、東北兩側拓展。與清代初期相比，西南方向拓展較為明顯，原因在于清代初期聚落形成多在低洼河谷和山麓向陽一帶，后期形成的聚落中，山麓向陽一帶分布相對較少，海拔相對較高的區域聚落偏多。

綜上，這一時期，以王朝賦役體系推行為手段的國家力量推進，重塑了地方治理，改變了地方族群的生活方式，促成了山區聚落的成型。而隨著移民與聚落的拓展便于王朝國家人口管理和賦稅征收的水田種植①雍正四年（1726），時任云南布政使的常德壽曾奏報云南土司管理辦法，認為云貴一帶非盡不毛之地，可因地制宜選擇種植作物，近水者種秔稻（即粳稻），高陸者種植菽粟，增加賦稅來源，解決此問題則需要處理好土司管理地區，勸其眾力田事，盡地利，逐漸將其納入賦役體系。雍正帝對此硃批“此事鄂爾泰所奏甚悉，他料理再無過不及之慮”。詳參常德壽：《奏陳酌治不法土司管見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7冊，第776-777頁。由此可見，以雍正帝、鄂爾泰、常德壽為代表的王朝中央在云貴改土歸流的初衷中，盡云貴地利，推行王朝賦役體系，開云貴一帶賦稅繳納之源是其中之一。勞動力投入較多，便于人口管理且符合王朝賦稅繳納來源的水田種植，也成為了清王朝中央力量在云貴一帶落地的農作方式體現。也在山區推進。

三、山區梯田化：聚落族群特點變遷與水田開發聯動

順寧縣地形以山區為主，無論是移民進入開發還是本地族群的縱向墾殖，都主要體現在土地利用上，而山區水田化是這一過程的最直觀呈現。明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徐霞客從永昌府東南（今昌寧界）進入順寧界，經右甸河（今昌寧右甸河），見下游“橋南沿流之峽，皆隨之為田”；過錫鉛（今習謙村，屬鳳慶縣勐佑鎮）、勐佑向東而上，至順寧府城（今鳳慶縣鳳山鎮）；過象莊、安樂村，見“至鹿塘②注：今洛黨，在鳳慶前往云縣（原云州地）路段。，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為最云”[20]?？梢?，至明末，勐佑河和順寧河谷均已經開墾為水田。

清代初期，順寧山區已有梯田開墾，“田高下不一，其形如梯級、如水裂，其丘如初月、如斷核，尖凹曲折如曲蚓，非直方易治者。以故培塍補罅，役工尤巨?！盵4]明代進入順寧的漢人后裔，在山區拓展新聚落時，基本都伴隨著開田修溝渠。二臺寺楊氏一族，明末參與王朝中央平亂，定居于二臺寺一帶，至清代初期，三世祖楊鼎吉支系分家至舊寨定居，隨后“又利用新寨水源條件好，帶領全家在新寨開挖溝渠，開墾水田，種植水稻”，其子楊曉、楊紳分居舊寨、新寨。楊家分化形成了新寨、舊寨、阿林寨和石板凳等聚落點。

山區聚居“夷人”也開始改變原有的土地形態開田，吉安人朱文命來順時，曾作《過籬笆橋抵三鄉》一詩，其中有“居架茅為屋，彝刪石為田”之語[17]。乾隆七年（1742），戶部更是議準了總督張允隨所奏，鼓勵民“夷”對山區田地的開墾，并允許在賦稅上奉行一定的優惠制度：

請嗣后民夷墾種田地，如系山頭地角、坡側旱壩，尚無砂石夾雜，在三畝以上者，俟墾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后，以下則升科。若系砂石磽確，不成片段，及瘠薄已甚，不能灌溉者，俱長免升科。至水濱河尾，尚可挑培成田，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則升科。如零星地土，低洼處所，淹涸不常，難必有收者，仍長免升科。仍令該地方官給照開挖，以杜爭占[21]。

這一奏請的議準，使得民“夷”山區邊角開田行為得到了合法化，在賦稅上的優惠更是激發了當地族群開墾的積極性。光緒二十一年（1895），法國人亨利·奧爾良描述了他見到的順寧府倮倮開田場景：“當地人似乎除了勞動還是勞動，田地一直開墾到山頂，開荒的時候就放火燒山。晚上，只見山坡上升起熊熊火焰，火勢蔓延，忽高忽低。居民們用牛耕地?！盵22]從中可以看到倮倮開田中刀耕火種的技藝融合。李根蟠等認為南方少數民族的原始農業形態并非起源于低地而是在山地，原因在于火在山地開荒中的作用無法在低地發揮[23]。那么，當梯田式的水田開墾為山區族群所接受時，先居族群對火的利用可在水田開墾前的山地開荒中發揮作用，即亨利·奧爾良所見到的開田場景。

關于山區梯田種植，元代王禎《農書》載：“上有水源，則可種秔秫；如只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盵24]順寧一帶地方族群原多為刀耕火種，作物多為麥、蕎等，這一作物種植形式可與梯田種植相耦合。在谷種選擇，雍正年間，“夷人”多種安來谷、花谷、安康谷[12]，香谷多在箐田種植。清代后期又從永昌引進百日谷和早谷[25]，這幾種谷種多具有耐旱、早熟的特征，適應了山區梯田種植旱、熱量較低的特點。在飲食中，除了“擺夷”和漢人有食米的習慣外①順寧一帶多漢人移民，其遷徙多來自江南食米區，正如黃嘉福對南方“稻麥共存”的原因分析，移民進入區的飲食習慣往往受到移民者的飲食習慣的影響，北人南遷使得南方出現了“稻麥共存”的局面。參見黃嘉福.南宋時期“稻麥共存”農業景觀及其影響[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2（1）：155-158.將時空放之于明清兩代的西南山區，從南方水稻種植區遷徙而來的漢人移民進入多習慣蕎、稗飲食的先居族群聚居的山區，應當也會堅持食米傳統，這一飲食傳統對漢人移民在西南山區農作方式的選擇的影響不可忽視。，倮倮也開始“平時取蕎麥粟稗，與米相雜為糧”[13]。在水稻脫粒中，至晚于康熙年間開始，海簸②民國《順寧縣志初稿》中又稱其為“谷斗”。詳見順寧縣志初稿卷7[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6.一直是重要工具?？滴酢俄槍幐尽份d：“農人刈稻畢，曬穗于畦塍及田間，用大斗可容數石，名曰海簸，四人環立持穗而擊簸，稻遂落于簸中，人日可得石余?！盵4]方志中所提到的“海簸”，與明末出現于江南山鄉濕田水稻收獲工具“摜床”十分相像③關于“摜床”在江南山鄉的使用，天野元之助曾有過討論。詳見[日]天野元之助.“天工開物”和明代的農業，[日]藪內清等著，章熊、吳杰譯.天工開物研究論文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76-77.。2005年，姚安縣適中鄉自稱“羅羅頗”的彝族將一個“海簸”交給州文物保護部門，藏于楚雄州博物館。對此，《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中認為其“屬彝族傳統脫粒工具”[26]。從尹紹亭對云南水稻的脫粒工具總結來看，滇中、滇西一帶多為漢族使用的“摜斗”[27]，即為順寧、楚雄一帶稱為“海簸”的脫粒工具。海簸與摜床同為適應種植于山鄉較為狹窄田坵，且脫粒性較強的稻谷的脫粒。順寧一帶多種植秈稻④20 世紀90 年代的地方稻種統計中，地方尚有秈稻品種50 個，粳稻僅有25 個。參見鳳慶縣農業局、鳳慶縣史志辦公室編.鳳慶縣農業志（內部資料）[M].2009：59.，落粒性較強，“海簸”的使用也與地方品種相適應⑤據曾雄生對水稻脫粒工具的研究，脫粒工具在地方的產生和使用，與地方水稻品種的落粒性相關，如落粒性較強的秈稻，往往采用摜桶，粳稻則往往使用連枷脫粒。參見曾雄生.中國稻史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8：82.。因此，在順寧、姚安一帶方才出現了適應地方族群種植稻種特點的“海簸”形態的水稻脫粒器具?！昂ｔぁ泵Q的由來，或在于明清兩代彝族先民倮倮陸續開始稻作，其脫粒技藝與漢人的稻作技藝相結合，使得滇西一帶水稻脫粒工具出現了地方本土名稱。

清代中后期，山區聚落族屬多元，不同族群間存在頻繁的農作交流，通過改良梯田灌溉水源的控制和作物搭配技藝，部分梯田實現了水稻、旱作兼有的農作推廣。山區梯田可用于水稻和旱地作物種植，關鍵在于種植過程中溝渠系統的控制。順寧一帶梯田溝渠系統的構建：一是引水系統，開梯田需要滿足引水溝渠的可貫通，多位于梯田的上端，與自然河流、溝渠相連；二是分水系統，將引水渠中的水分配到各個田坵內，多位于梯田的兩側，與田坵一端進水口對接；三是排水系統，雨水過量或者稻作不需要水之際將水排出，多貫穿梯田各個田坵之間，最下端有匯總的泄水口。雷響田的出現，則是在于無法建立有效的引水系統，只能依靠雨水的灌溉，因此也稱其為“望天田”。引水系統無法構建的區域，往往便是原旱地種植一帶。在溝渠系統完善的梯田中，控制引水系統和出水系統，將田坵內水完全排干，用于旱地作物種植，以此增加復種。當地往往于秋收以后，在田內種植小麥、蠶豆，當地稱之為小春。20世紀50年代的“小春大革命”就曾在田內廣泛推廣小麥種植，達到水稻——小麥一年兩熟制⑥鳳慶縣農業局、鳳慶縣史志辦公室.鳳慶縣農業志（內部資料）[M].2009：162-163.云南稻麥復種則在唐代便已出現，大致分布于“今東川、昆明以西滇池北、滇池西之廣大地區?！痹斠姡ㄌ疲┓b，趙呂甫校釋.云南志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56-257頁.曾雄生認為稻麥復種的推廣，“實際是稻作向山上發展并試圖取代麥作的結果?！痹斠娫凵?中國稻史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8：207.而明清以來，順寧山區土地利用中的一大內容恰恰便是稻作的推廣。。

可見，明清以來，梯田的開墾成為了順寧這樣一個山區縣水田推廣的主要形態，為順寧聚落族群特點變遷中產生的農作技術交流和稻作推廣提供了平臺。因其可兼容水稻和小麥、蕎等作物種植，為倮倮、“蒲蠻”等先居族群早期的農作和飲食習慣提供了契合空間，給予了部分山區聚居族群從刀耕火種、旱地作物種植向梯田式水田種植轉變的契機。這一時期的水田開發便是梯田景觀在山區的塑造過程，至20 世紀90 年代的水田統計中，梯田已達202 306.2 畝，占水田總數的92.78%。明清順寧縣山區水田化呈現出的不僅是邊疆農業擴展的歷史進程，也是山區外來移民與本地土著雜居融合的體現，為我們了解歷史時期西南山區移民、農業開發與族群整合過程提供了觀察窗口。

四、結語

明清以來，多民族聚居、雜居的西南地區一直是國家與地方互動的焦點，中央在西南地區推行移民、設流官等治理措施，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力度。這一時期，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群體因軍隊駐防、礦業、商業或流寓等原因大量遷入西南山區，區域內聚落中的族群多樣化。中央如何完成在地方置吏設治后，完成國家力量的推進，保證國家治理的穩固，是落地國家邊疆山區治理策略的關鍵。水田作為與王朝國家賦役體系相契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其推廣可作為國家治理深入程度與過程之折射。從順寧縣水田開發過程看，隨著聚落族群特點變化，山地種植族群和低地種植族群在生產技藝上逐漸磨合。在這一過程中，梯田式的水田開發與先居族群原有農作方式的可兼容性，彌補了山區水田推廣中單一作物種植帶來的能量缺失。在梯田一田多用的種植體系下，族群生計相對穩定，山區聚居族群生計方式與契合國家賦稅體系的農作方式完成了融合。山區聚居群體成為了國家編戶齊民，王朝國家也完成了置吏設治、掌土治民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