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城西關M7、M8 出土銅器銘文及有關問題*

黃錦前 關秦豫

（新疆大學歷史學院）

《江漢考古》2020年第4期刊布了2006年發掘的山西黎城西關墓地M7、M8發掘簡報［1］，同時刊發了對二墓出土青銅器銘文的考釋文章［2］。本文擬對有關問題談一些初步看法。

一 M7、M8 出土銅器銘文分析

M7出土青銅器有鼎1、簋2、壺2、盤1、匜1、匕2、鈴2、刀1以及車馬器和銅魚等，青銅禮器基本組合為鼎1、簋2、壺2、盤1、匜1，其中盤（M7∶39，仲考父盤）有銘（圖一），作：

圖一 M7 出土青銅盤（M7 ∶39）銘文（采自《江漢考古》2020 年第4 期）

仲考父不祿，季姒耑誓遣爾盤匜、壺兩、簋兩、鼎一，永害（匃）福爾后。

“不祿”又見于作冊嗌卣［3］：

作冊嗌作父辛尊，厥名義（宜）曰：“子子孫寶?！辈坏撪勺?，子誕先盡死。亡（無）子，子引有孫。不敢擾，況鑄彝，用作大御于厥祖妣、父母、多神，毋念哉，必勿剝嗌鰥寡，遺祏宗不刜。（《集成》10.5427）

據上下文，下文“子誕先盡死”應系對上文“不祿嗌子”的進一步解釋說明，顯然“不祿”與“死”義同，系“死”之諱稱，常指早夭或短折?！抖Y記·曲禮下》：“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保?］M7墓主仲考父去世時很年輕（20～25歲），與銘文所謂“仲考父不祿”相吻合。

銅器銘文中還有一些類似的表達，如2002年湖北棗陽郭家廟墓地出土的曾亙嫚非錄鼎（M17∶1、2）［5］“曾亙嫚非錄，囗囗囗為爾行器，爾永祜?！钡摹胺卿洝?，與盤銘相同。又1932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今屬淮南市謝家集區楊公鎮雙廟村）楚幽王墓出土的曾姬無卹壺［6］“唯王廿（二十）又六年，圣（聲）（桓）之夫人曾姬無卹（恤），虎（吾）宅茲漾陵，蒿間之無匹，用作宗彝尊壺，后嗣用之，戴［7］在王室”（《集成》15.9710、9711）的“無卹（恤）”，與“非錄”“不祿”義近，亦系“死”之諱稱?！稜栄拧め屧b下》：“崩、薨、無祿、卒……，死也?！焙萝残辛x疏：“《公羊》隱三年注：‘不祿，無祿也?！瓱o祿，猶言無福，亦謂遭死喪也?！保?］

“遣”指遣葬、送葬?！秲x禮·既夕禮》：“書遣于策，乃代哭如初?！编嵭ⅲ骸扒勃q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保?］否叔尊、卣［10］“否叔獻彝，疾不已，為母宗彝則備，用遣母霝”、否叔觶［11］“遣”、否叔爵［12］“用遣”、否叔觚［13］“否用遣母霝”，“遣”義同。

“誓”簡報引《儀禮·大射》“司射西面誓之曰”鄭玄注“誓，猶告也”［14］，訓為“告”?！奥Z”在簡報及同時發表的考釋文章中皆讀作“端”。

著名的齊侯壺（洹子孟姜壺）銘曰：

齊侯女雷為喪其簋（舅），齊侯命太子乘遽來句（敂）宗伯，聽命于天子，曰：“期則爾期，余不其事，汝受冊，遄淄（祇）御，爾其躋受御?！饼R侯拜嘉命，于二天子用璧、玉備一笥，于大無司誓、于大司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佩玉二笥、鼓鐘一肆。齊侯既躋宣［15］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謹寠，無用縱爾大樂。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事。宣子孟姜用乞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事。（《集成》15.9729、9730）

壺銘與盤銘語境頗似，兩相對照，盤銘“季姒耑誓遣爾盤匜、壺兩、簋兩、鼎一”的“耑”與壺銘“遄淄（祇）御”的“遄”應系一詞，義亦近同?！笆摹迸c“耑”義近，猶如齊侯壺“遄淄（祇）御”的“遄”“”義近。

據銘文，季姒應系仲考父夫人，銘文所記其所用以遣送仲考父的器物有盤匜、壺兩、簋兩、鼎一，恰與該墓所出青銅禮器的種類及數量吻合無間。表明M7墓主應即仲考父無疑。

M8出土青銅器有鼎1、簋2、甗1、壺2、盤1、匜1、匕2、矛1、戈1等，青銅禮器基本組合為鼎1、簋2、甗1、壺2、盤1、匜1，其中鼎（M8∶13，楷宰仲考父鼎［21］）、壺（M8∶7、M8∶12，楷侯宰吹壺［22］）、匜（M8∶65，仲考父匜）有銘（圖二），分別作：

圖二 M8 出土青銅器銘文

楷（黎）宰仲考父作季姒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用享。

楷（黎）侯宰吹作寶壺，永用。（《銘圖》22.12241）

仲考父作旅匜，其萬年子子孫孫用享。

作器者“楷（黎）宰仲考父”“楷（黎）侯宰吹”“仲考父”稱謂各異，但顯系一人無疑，“楷（黎）宰”應即“楷（黎）侯宰”之省，“吹”與“仲考父”應分別為名與字。季姒系楷（黎）侯宰仲考父夫人，故仲考父為其作器。

該組器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故年代應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盤及銘文所記之鼎、簋、壺、匜等遣器。M8所出鼎、簋、甗、壺、盤、匜等器，風格特征較近，年代應相同，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

二 相關問題討論

簡報認為M8的墓主系仲考父夫人季姒，M7、M8是一組夫妻合葬墓。

M7墓口長5.2、寬4.5米，墓底長3.6、寬2.6米。距墓口2米深處有兩個祭祀坑，內有殉狗（K1一只、K2兩只）。葬具為一槨二棺，槨室長3.6、寬2.6、高1.4米。人骨經鑒定為20～25歲之間的男性。隨葬器物主要有青銅器、玉石器、陶器等，共47件（組），其中青銅器16、玉石器12、骨器2、蚌器6、海貝6、漆器3、陶器2件（組）。青銅器有鼎1、簋2、壺2、盤1、匜1、匕2、車軎2、車轄1、鈴2、環首刀1件和銅魚1組。玉石器有項飾1、串飾1、璋1、玉片1、玦2、柄形飾2、蠶1、魚1、玉飾1、口含玉1件（組）等。陶器有鬲1、紡輪1件。

M8墓口長4.25、寬3.1米，墓底長4、寬2.5～2.7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內殉狗一只。葬具為一槨二棺，槨室長3.9、寬2.7、高2.15米。人骨性別、年齡不詳。出土隨葬器物共98件（組），其中青銅器58、玉石器14、骨器2、蚌器9、海貝3、陶器8、漆器4件（組）。青銅器有鼎1、簋2、甗1、壺2、盤1、匜1、匕2、矛1、戈1、鑾鈴4、車軎轄4、馬銜及鑣1、節約2、鈴12、管1、泡2、環2、帶飾3、帶扣1、銅飾8、銅魚6件（組）等。玉器有項飾1、玦1、璜2、璧2、龍形佩2、柄形飾1、魚形飾1、握2、口含玉1件（組）等。陶器有鬲1、陶管7件。

M7出土的器物中，陶紡輪一般系女性用器，而M8出土的矛、戈等兵器，多出自男性墓葬；M8夫人墓出土青銅禮樂器、玉石器等的數量和規格也高于M7仲考父墓葬，這些現象皆頗為特殊。M7的墓主據人骨鑒定結果和所出仲考父盤銘文記載與出土實際隨葬青銅禮器種類及數量吻合無間等可判定為仲考父無疑。M8的墓主應如簡報所云即仲考父夫人季姒，出現這些特殊現象的原因究竟為何，還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

傳世有一件冶仲考父壺，原藏郭伯時，現下落不明。直口長頸，頸微束，鼓腹矮圈足，獸首銜環耳。通體飾雙頭獸紋。年代為春秋早期。銘作：

唯六月初吉丁亥，冶仲考父自作壺，用祀用饗，多福滂滂，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永寶是尚。（《集成》15.9708，《銘圖》22.12422）

近年盜掘出土的仲車父簋“楷（黎）大司徒仲車父作寶簋，用享孝”（《銘圖》9.04682、04683）與傳出山西的楷大司工尚倮壺［23］“楷（黎）大司工尚倮作為寶壺，子子孫孫永寶用吉享”，仲車父、尚倮系作器者名，楷（黎）大司徒、楷大司工分別系其職，銘文與楷侯宰吹壺等近似。

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楷大司徒仲車父、楷大司工尚倮等所任均系要職，其身份或皆為楷國公室，楷宰仲考父鼎、楷侯宰吹壺等出土地西關墓地系楷侯家族墓地，也可佐證；仲車父簋、楷大司工尚倮壺等，也應盜自西關墓地。

簡報將M7、M8所出青銅禮器數量及組合與《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孔穎達疏“‘士曰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24］相對照，認為M7墓主仲考父系士一級貴族，恐未必。當時諸侯國國君一級貴族墓葬中常見青銅禮器的組合和數量也多與文獻記載不符，如陜西韓城梁帶村M502出土銅禮器11件，組合為鼎3、簋2、方彝2、爵1、觶1、盤1、盉1，墓主為春秋早期一代芮君［25］，其青銅禮器數量偏少，規格明顯偏低，類似情況在考古發掘中并不鮮見。因此，墓葬規模大小和隨葬品數量多寡，并不能作為墓主身份的絕對限定因素，應具體分析看待，而不宜“硬套”文獻。

綜上所述，本文對黎城西關墓地M7、M8出土的仲考父盤等及傳世的齊侯壺（洹子孟姜壺）銘文的釋讀和理解提出一些新見。M8出土銅器風格特征較近，年代應相同，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年代應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盤等遣器，也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M7墓主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與楷大司徒仲車父、楷大司工尚倮等皆任要職，其身份或皆系楷國公室，恐非如簡報所云為士一級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