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的內涵、意義及趨勢

馬迎雪 陳紅兵

［作者簡介］馬迎雪，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紅兵，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山東淄博 255049）

編者按：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陳紅兵教授是國內知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專家。他長期從事生態文化、生態哲學、傳統生態哲學、佛教生態哲學、傳統生態民俗等研究，先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省部級社會科學規劃項目4項；已出版《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傳統生態觀與范式轉型》《佛教生態哲學研究》等專著8部；先后在《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14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高校文科學報文摘》等轉載，代表性論文有《以德性論為核心研究佛教生態哲學》（載《哲學研究》2013年第7期）、《佛教生態德性論研究》（載《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當代轉型》（載《思想戰線》2019年第2期）、《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等；先后發起主辦全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傳統思想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2015年）、全國“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與環境教育”高層論壇（2017年）、全國“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高層論壇（2019年）；研究成果曾獲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獎等省部級獎5項。他是中國倫理學會環境倫理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委員會常務理事和中國生態文明智庫特約研究員，2019年曾參加生態環境部“倡導綠色價值觀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座談會并接受《中國環境報》訪談。

受《鄱陽湖學刊》編輯部委托，2023年5月18日，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主任馬迎雪副教授圍繞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的內涵、意義及趨勢等，對陳紅兵教授進行了訪談?，F將訪談內容分享如下。

馬迎雪：陳老師，您好！您從2003年開始研究生態文化、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迄今已有20年，請問您20年來圍繞生態文化及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陳紅兵：馬老師好！首先要感謝《鄱陽湖學刊》編輯部安排這次訪談，我也趁此機會回顧反思一下自己20年來對生態文化及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學習和研究歷程，也感謝您為準備這次訪談所做的一切工作！我對生態文化的研究是與山東理工大學成立生態文化研究中心直接相關的；之后逐漸轉向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并進一步拓展到傳統生態民俗研究，則與2006年赴南京大學攻讀中國哲學博士學位，以及2016—2020年兩次承擔生態環境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項目密切相關。我的學術研究大體經歷了從早期生態文化、生態哲學的系統學習及研究，到聚焦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特別是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再到關注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等階段。其中對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著力最多，先后對佛教與生態文明建設、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史和歐美當代佛教生態思想進行了系統研究。

馬迎雪：您剛才談到您對生態文化的研究與學校成立生態文化研究中心密切相關，這個生態文化研究中心后來升級為山東省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軟科學研究基地。請您具體談談您是如何開始生態文化研究的，早期對生態文化研究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陳紅兵：2003年山東理工大學生態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這是學校原黨委副書記欒貽信發起成立的。事實證明這一舉措很有前瞻性，之后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戰略部署當中。學校生態文化研究中心也在這一年升級為山東省科技廳設立的山東省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軟科學研究基地。學校在國內較早成立生態文化研究中心，當時只有哈爾濱工業大學、河南大學有相關研究機構。當時欒貽信副書記將我調到中心從事科研及辦公室工作，從那時開始我一直從事生態哲學、生態文化研究工作。應該說，在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基地的工作經歷，造就了我之后的科研方向及許多方面的科研能力，我心里也一直感恩欒貽信副書記、王學真校長、蘇守波校長、韓德信院長、楊曉春院長等領導20年來的栽培。

從我自身而言，由中國哲學研究轉到生態哲學研究，本身也是因為意識到生態環境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帶著使命感去進行研究的。有了這種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才能認真投入地去研究，持之以恒地去研究。

馬迎雪：看您的個人簡介，您在讀碩期間是學中國哲學的，中國哲學與生態哲學還是有差別的，您由中國哲學轉向生態哲學研究也有一個過程吧？

陳紅兵：是的，中國哲學與生態哲學的確存在很大差別。從一定意義上說，生態哲學與生態科學相關，也許與科技哲學的關系更密切一些。不過，我從讀大學開始就對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感興趣。記得我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曾打算報考自然辯證法專業的研究生，讀大學期間還專門研讀過《宇宙學中的哲學問題》《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等自然科學理論著作。在進入學校生態文化研究中心開始學習、研究生態文化、生態哲學之后，有一階段還集中研讀系統論、混沌學說、分形理論、自組織理論等復雜性科學理論。里面涉及的相關公式我看不大懂，但我會盡力從哲學層面理解復雜性科學理論的意義，理解其對于建立生態哲學世界觀的意義。

從研究中國哲學轉向研究生態文化、生態哲學，本身也有一個系統學習的過程。記得剛接觸生態文化、生態哲學時，我從百度、知網上系統下載了很多相關文章及期刊論文。生態文化、生態哲學與生態科學相關，所以當時還專門從圖書館借閱《生態學概論》來學習。最初幾年，我每年都會去北京西單新華書店、北京大學風入松地下圖書商城、中國人民大學校內書店購買生態哲學、生態文化相關圖書。我還曾專程去中國社會科學院余謀昌先生家中拜訪，請教研究生態文化該從哪里下手。余謀昌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生態文化，相關專著有十余本，我都想辦法購買或借閱了。再就是從2005年開始我每年都參加全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接觸了很多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也拜讀過他們的相關著作。

生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伊始，欒貽信副書記非常注重爭取學校對中心科研的支持，鼓勵我們積極申報山東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這一時期的學習、研究，主要結合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生態文化視野中的科學發展觀”與生態哲學叢書《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的研究進行，代表性成果有專著《生態文化視野中的科學發展觀》（第三作者）和《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以及論文《生態文化熱點問題探討》《存在論視域中的生態哲學》《復雜性科學與機械世界觀向生態世界觀轉型》等。

進入生態文化研究中心，對我個人科研進步影響挺大。做生態文化研究中心辦公室工作，要與學校文理科兼職研究人員及各職能部門打交道，還要與相關高校、科研機構同行聯系，由此意識到科研不是一個人埋頭做自己的學問，要想做出成績來，還需要與學術界交流，與學校相關部門打交道，一方面讓學術界了解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爭取各方面的支持與幫助。

馬迎雪：您剛才提到2006年到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后，開始轉向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請問您讀博期間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攻讀博士學位是如何促進您轉向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的呢？

陳紅兵：2006—2010年間我在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讀博期間，前期仍延續生態哲學、生態文化相關研究，后來開始自覺轉向傳統生態思想研究。一是圍繞生態哲學叢書項目，撰寫著作《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二是2007年成功申報山東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生態觀與科學范式轉型”。這一時期圍繞生態哲學世界觀、中國傳統科學范式與復雜性科學、中國傳統儒家道家生態思想和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等論題發表了系列論文。

學術界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一般局限于傳統生態哲學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生態哲學?，F在想起來，我那時關注傳統科學范式，實際上已經意識到傳統生態思想研究還應進一步拓展到傳統科學。中國傳統科學范式是中國傳統社會在天文、氣象、物候等觀測及農業生產生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陰陽五行八卦模式，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文化內涵。

我對傳統科學范式的學習、研究，是結合當代復雜性科學理論學習、研究進行的。個人認為，研究生態哲學世界觀，其科學基礎不應局限于生態科學，還應將研究視域拓展到系統論、自組織理論、分形理論、混沌學說等復雜性科學理論。復雜性科學理論與生態科學理論密切相關，復雜性科學理論的興起也意味著從機械論世界觀向生態整體論世界觀的轉型。不過，環境哲學領域中很少有學者關注復雜性科學理論。

馬迎雪：您自進入生態文化研究中心后一直到讀博期間，都很注重生態哲學、傳統生態思想研究，出版了《傳統生態觀與范式轉型》《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這兩部著作主要從哪些方面研究了生態文化及傳統生態思想，對此后的生態文化研究有哪些方面的影響？

陳紅兵：這兩部著作中的很多章節在研究過程中都在相關期刊上發表了?！秱鹘y生態觀與范式轉型》一是論述了生態文化對近現代文化的轉型，主要包括生態世界觀對機械論世界觀的轉型，生態價值觀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轉型，生態思維對現代思維方式的轉型，以及生態生產生活方式對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轉型四個方面；二是對中國傳統生態思想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對中國傳統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態哲學的研究，傳統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可持續發展意義，以及中國傳統科學范式與當代復雜性科學的融合及其生態意義三個方面。①《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除了論述生態文化對近現代文化的轉型之外，還論述了生態哲學的思想基礎，包括生態科學基礎、復雜性科學基礎以及當代西方生態文化思潮，論述了從古代文化到現代文化到生態文化的歷史發展。這本書還有一部分內容關注生態文化與科學發展觀、文化大省建設的關系，注重將生態文化理論研究與國家戰略或意識形態相結合?？茖W發展觀強調改變改革開放初期的粗放式發展方式，突出可持續發展，因此與生態文化理念相一致。文化大省建設是當時山東、廣東、福建等許多省份關注的現實社會發展戰略。①這一部分內容是在欒貽信副書記引導下撰寫的，也是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即理論研究注意保持與政府發展戰略的一致性，相關論文因此也更容易被期刊接受。記得當時撰寫的論述生態價值觀與科學發展觀關系的論文投給《理論與現代化》期刊，很快就發表了。這一階段關于生態哲學、傳統生態思想近十年的學習和研究，對我此后研究生態思想文化的意義，就在于對生態哲學、傳統生態思想有了系統整體的了解，為進一步開展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識結構和基礎。

馬迎雪：您這一時期發表的《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對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內涵及其生態文化建設的啟迪意義作了系統論述，請問這對您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有什么啟迪意義？

陳紅兵：西方生態文化思潮本身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大地倫理學、深層生態學等屬于生態中心主義，此外還有生態社會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等。生態社會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比較強調將生態環境問題放到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考察。寫這篇論文時，我專門研讀了奧康納的原著《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②奧康納像馬克思一樣注重從勞動實踐來談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生產勞動在人與自然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對生態環境問題原因的考察也注重與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結合，并且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將人與自然之間或資本主義生產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重矛盾。③當時研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時，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與生態中心主義有顯著差別。生態中心主義觀念過分強調自然生態環境這一方面，多主張將人與人類社會納入自然生態系統中考察，傾向于否定人的主體性。中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界早期在主導思想方面有點傾向于生態中心主義，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的參會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很少。我早期撰寫的論著包括《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也多少有點偏生態中心主義觀念，所以當時研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著作，對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我覺得生態文化研究最終還是要應用到社會政治經濟實踐中，生態環境問題還是要放到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當中進行思考。

馬迎雪：您博士論文寫的是佛教生態哲學，但佛教與生態思想有關系嗎？您的博士學位論文主要從哪些方面研究佛教生態哲學思想？

陳紅兵：我當時一直在做生態哲學、生態文化研究，導師希望我博士論文做佛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考慮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2007年博士論文開題的時候，導師們都很認可這一選題，也是因為這個選題將佛教與現實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具有可行性吧。在此之后，我也相繼申請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佛教生態倫理思想研究”（2008年）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佛教與生態文明建設研究”（2010年）。

至于佛教與生態的關系，應該說，不如道家道教與生態的關系那么直接，因為道家道教直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記得我當時打算研究佛教生態思想的時候，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還很少，但關于道家道教生態思想的專著已經出版了3本。不過，佛教與生態還是有關系的，比如說西方學者關于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就有很多成果，形成了護教論、建構論、批判論、德性論、語境論等不同研究方式。西方學界早期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多關注《華嚴經》中因陀羅網蘊含的全息整體論世界觀意義。佛教生態思想文化中最突出的生態環保意義在于不殺生戒律以及慈悲觀念中蘊含著動物保護理念。另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佛教自然觀有不同的內涵，如印度佛教將荒野視作怖畏之地，而中國佛教受道家思想影響，則傾向于將自然神圣化，主張與自然融為一體；禪宗所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凈身”，即肯定山水即是清凈法身，能夠像佛一樣宣說佛法，而自然的神圣化顯然有利于促進人們尊重自然、愛護自然。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佛教生態哲學研究》于2011年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主要從佛教生態價值論、佛教生態德性論、佛教生態存在論、佛教生態環保實踐及其思想基礎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其中，在價值論方面突出佛教關于解脫和“利樂有情，莊嚴佛土”的追求對人類中心主義、物質主義的消解，對關愛生命、建設理想生態環境的關注，以及對“眾生皆有佛性”“無情有性”思想中蘊含的生命平等觀、生態平等的闡述；在德性論方面從佛教生態人性論、生態德性修養論和生態美德三個方面探討佛教生態德性論的內涵；在存在論方面論述佛教不同形態緣起論的生態存在論意義，主要從存在的緣起性、生存境界緣起和緣起整體性三方面闡述佛教緣起論的生態存在論內涵。①當時宣方所撰《歐美學界關于佛教與生態的研究述評》，對西方佛教生態思想五種研究方式有較系統的介紹。我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時也試圖依循佛教生態思想研究的發展邏輯，超越以佛教思想論證西方生態思想的比附式研究方式，注重從佛教自身理論主題出發研究佛教生態哲學，如將佛教生態價值觀與佛教解脫論、生態德性論與佛教心性論、生態存在論與佛教緣起論相結合，突出心性論在佛教哲學中的基礎地位，將佛教生態德性論作為佛教生態哲學的主體部分，突出佛教生態哲學的自身特質。

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的過程中，導師建議不要突出德性論在佛教生態哲學中的主體地位，所以在《佛教生態哲學研究》中德性論還只是佛教生態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博士畢業后，我先后發表的《以德性論為核心研究佛教生態哲學》《佛教生態德性論研究》等文則突出了德性論在佛教生態哲學中的核心地位。②我認為，佛教是以個人的精神修養和解脫為取向的，佛教生態哲學要反映佛教自身特質，就應當體現佛教對精神修養和解脫的追求，從西方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研究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看出從護教論、建構論到批判論再到德性論研究的發展邏輯。西方學界佛教生態德性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斯朋伯格、庫珀和詹姆斯等。其中，斯朋伯格突出縱向發展維度對于橫向關聯維度的意義，突出主體意識的升華對于體認人與自然萬物一體性的重要性，但他對于德性修養所具有的生態意義語焉不詳；庫珀和詹姆斯的德性論研究主要偏重于佛教美德所具有的生態意義，忽視了美德修養的過程。因此，我主張佛教生態德性論研究應將兩者結合起來，從心性論基礎、德性修養過程、相關美德的生態環保意義等方面系統研究佛教生態德性論。

馬迎雪：我看您這些年一直在從事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工作，對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史、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請問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您對佛教生態思想研究獲得了哪些方面的認識？

陳紅兵：應該說自博士畢業后，我的主要研究工作還是集中在佛教生態思想文化方面。2010年我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佛教與生態文明建設研究”；2014年南開大學喬清舉教授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生態哲學思想史”，我主持其中的子課題“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史”研究；2017年我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歐美當代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因此，自2007年以來我一直從事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對佛教生態思想文化認識更加系統深入了。

我于2021年4月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史”研究，總結了中國佛教史上30多位思想家的生態哲學思想，并且從天人關系論、生態共同體論、生態本體論、生態修行觀、生態德性論、生態境界觀、生態范疇論等方面系統論述了中國佛教生態哲學的基本內涵，該研究成果共計50萬字，此外還在一些期刊及學術論文集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因而真切地意識到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與印度佛教存在較大差別。就像我前面所說的，中國佛教因為吸收融合了道家特別是莊子的思想，具有很鮮明的親自然特征。比如《寒山詩》中描寫的隱居生活，即為一種熱愛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一種自足簡樸的生活，一種關注精神追求的生活。相比而言，印度佛教總體上體現出親文明特征，比如其理想社會是人口稠密、村莊挨著村莊，城市連著城市的社會。中國佛教著重闡發了無情有性、無情說法觀念，肯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均有佛性，時時在向人們宣說佛法，實際上賦予了自然萬物神圣性，也體現了親自然特征。

近兩年我開始系統研究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相關論著。我很認同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斯威勒教授將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區分為護教論、建構論、批判論、德性論、語境論五種研究方式的觀點，因此我對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的研究也大體循著這樣的分類。近期由于深入到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原著中，我對這五種研究方式的評判，較此前又有了不一樣的認識。此前我比較認同佛教生態思想的德性論研究，并且在《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上發表了相關論文，但我現在則認為這五種研究方式均有其優勢、特點，對于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也撰寫完成了數篇學術論文，包括剛剛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發表的論文《歐美學界佛教生態世界觀研究》。①

就五種研究方式各自的優勢而言，護教論研究注重以佛教思想論證西方生態文化理論，似乎是對西方生態理論的比附。但我最近發現，護教論研究具有其他四種研究方式所沒有的優勢：一是它的研究視域比較開放，對佛教生態世界觀、自然觀、動物觀、發展觀、佛教禪修的生態環保意義、佛教生態環保實踐均作了相關研究；二是它非常注重實踐，護教論代表作《法蓋婭：佛教與生態文集》《法雨：佛教環保主義資源》文集均注重佛教禪修實踐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體認，注重記述當代佛教生態環保實踐。②護教論著名思想家像斯奈德、梅西本身就是生態環?；顒蛹?。斯奈德提出自然社區觀，并親身建立自然社區。梅西注重運用佛教禪修方法對生態環?；顒蛹疫M行心理調適培訓。建構論研究注重從社會層面考察佛教對當代生態環境問題的回應，如施密特豪森注重分析佛教教義對于生態環保的意義，主張根據現實生態環保需要對佛教教義進行適當的調整。佛教中有真諦、俗諦的說法，從一定意義上說，德性論、建構論分別關注的是佛教真諦、俗諦的生態環保意義，兩者如同佛教生態研究的雙翼。批判論研究的最重要意義，則是讓我們意識到佛教與生態倫理并不是一回事，有助于我們更理性地考察佛教與生態之間的關系。語境論強調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研究佛教思想與實踐。比如法比奧·蘭貝利的《草木成佛：日本佛教教義對救度無情的思想影響》，將日本佛教無情成佛思想納入當時佛教與國家、地方之間的權力爭奪中考察，認為佛教倡導無情成佛是為了爭奪或維護自身權益。①今天泰國佛教環保運動之所以給樹木授皈依儀式，也是考慮到這種方式更能讓民眾自覺保護社區森林，體現了泰國環境僧侶的生態智慧。對歐美佛教生態思想的系統研究，有助于我們拓寬視野，探討佛教生態思想文化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而且，歐美佛教生態思想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經過60多年發展，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式均比較成熟，中國佛教生態思想研究則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只有借鑒國外已有研究成果，才能在該領域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對話。

馬迎雪：您剛才說到2016—2020年先后兩次承擔生態環境部環境教育專項課題，將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進一步拓展到傳統生態民俗研究。請問您博士畢業回校后，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方面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陳紅兵：2015—2019年山東理工大學先后主辦了全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傳統思想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2015年）、全國“傳統生態思想文化與環境教育”高層論壇（2017年）和全國“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高層論壇（2019年）。也是這一因緣，我承擔了生態環境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專項課題，組建相關研究團隊，對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進行系統研究，先后完成了《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兩部著作，從而將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進一步拓展到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傳統生態民俗等更廣闊的領域。3次全國性學術研討會的召開以及與生態環境部的合作，也擴大了我們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軟科學研究基地在國內相關領域的影響。

2021年我在《福建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一文，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對生態環境部項目成果《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基本內容的凝練與升華。該文從傳統民俗的生態環保內涵、傳統生態民俗傳承機制、傳統生態民俗的當代承傳與建設三個方面，系統論述了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

在傳統民俗的生態環保內涵方面，該文系統論述了傳統漁獵、牧業、農業生產民俗的生態內涵，傳統服飾、飲食、民居等生活習俗的生態特征，傳統人生社會民俗的生態規約，以及傳統民俗中體現的生態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等內容。

在傳統生態民俗的傳承機制方面，該文認為，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相對完整的體系，如自然崇拜及祭祀對民眾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萬物的情感具有熏陶作用，民間規約體現了對民眾自然資源保護行為的規范，民間歌舞、民間戲曲、民間故事等文藝形式則起到對生態環保知識及觀念的宣傳教育作用，這三個方面涉及情感熏陶、行為規范和宣傳教育等方式，大體上構成了較完整的生態民俗傳承體系。

在傳統生態民俗的當代承傳與建設方面，該文主要從傳統生態民俗的科學研究、當代承傳和適應性建設三個方面進行論述。關于傳統生態民俗的科學研究，首先要求結合古典文獻、民間搜集與實地調查等多種方式，對傳統生態民俗材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其次要求應用生態科學理論研究傳統生態民俗的內在機理，以促進傳統生態民俗的傳承。關于傳統生態民俗的當代承傳，認為應突出繼承傳統民俗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方面，注重科學闡釋傳統生態民俗背后的生態內涵，避免將傳統民俗當作落后的迷信輕易拋棄。關于傳統生態民俗的適應性建設，提出：一是要協調傳統民間規約與現代法律法規不相適應的方面；二是要改變傳統社會自然崇拜及相關祭祀儀式的迷信形式，將其轉化為尊重自然、愛護生命的典禮，激發人們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三是要將現代生態環保知識融入到民間歌舞、民間戲曲、民間故事當中，發揮民間文藝對生態環保的宣傳教育作用；四是要適應當代社會生產生活實際需要，建設新的生態民俗。①

馬迎雪：從研究歷程可以看出，您近20年逐漸將研究方向確立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請問您為什么關注傳統生態文化研究？

陳紅兵：這有數方面的原因。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結合自身知識儲備及學術愛好的自覺選擇。我在武漢大學攻讀中國自然辯證法史碩士學位期間，對中國哲學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個人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更為認同，因為我覺得西方哲學更偏向形而上的理論思維，中國哲學更注重修養體悟。我學習、研究哲學30余年，不大愿意再鉆到名詞術語中轉圈子，但對傳統道家、禪宗思想文化很熟悉，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人的心性具有很好的陶冶作用，也愿意從內心去認同、去實踐。其次，我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還與自身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的責任感、使命感相關。我覺得生態環境問題是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對自己將一生的主要心血放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上是很認同的。我將此作為自己人生的使命去完成，會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心里會覺得很充實。再次，傳統思想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文化內容，值得我花時間去研究。比如傳統思想文化都強調“天人合一”，儒家強調農業生產生活乃至政治法律制度均應合乎自然界季節性變化規律，道家強調人的自然本性，認為人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樣強調遵循天道，二者均強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此外，我最終轉向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也與人生的機緣相關。比如我們學校欒貽信副書記敏銳意識到生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2003年成立生態文化研究中心；我到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們能夠認可、支持我進行傳統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這么多年走下來，有學術界那么多同人和我們學校、學院給予的支持和幫助，讓我能夠將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持續做下去。

馬迎雪：您是如何理解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您覺得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應該注重哪些方面的研究？

陳紅兵：學術界一般言及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主要講的就是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態哲學思想，更寬泛地講則包括中國生態哲學思想史，涵攝先秦諸子百家生態哲學思想。但我認為，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應拓展其研究范圍，比如前面提到的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傳統生態科學范式等。傳統生態科學范式即建立在傳統天文、氣象、物候觀測及農業生產生活經驗基礎上的陰陽五行八卦科學范式。更拓而廣之，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還應包括傳統農學、風水學、地學等傳統科學中的生態思想，以及各民族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這方面學術界已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之前我們在搜集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資料的時候，買了約20本相關專著，像藏族、蒙古族、侗族、彝族、黎族等均出版了民族生態思想文化的著作，所以研究各民族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學術界應該能夠認同，只是我們言及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這一大主題時，可能很少去強調這一方面，而且研究中國傳統生態哲學思想的學者，也很少與研究各民族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學者進行交流。此外，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還應注重研究傳統生態民俗。在生態民俗這一領域目前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很少，在我之前只有烏丙安、江帆明確提到“生態民俗”，江帆撰有專著《生態民俗學》，但在學術界影響不大。我覺得傳統生態思想文化不能局限于精英文化層面，生態民俗文化研究也很重要，因為生態文化要成為一種文化，最終必須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并落實為他們的觀念和行為。傳統生態民俗文化中民俗教育、民俗規范、民俗傳承有自身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在當代生態文化宣傳教育中仍值得借鑒。我們團隊做的《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成果，便從傳統農業、林業、牧業生產民俗，傳統服飾、飲食、民居生活習俗，個體人生社會民俗，自然資源保護禁忌規約，以及民間自然崇拜和傳統民間故事等方面，對傳統生態民俗作了較系統的論述。

馬迎雪：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形成、應用于傳統社會，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有本質的不同，那么傳統生態文化研究在今天還有意義嗎？

陳紅兵：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一是能夠為我們今天批判反思現代工業文明提供思想文化資源；二是其基本原則依然適用于現代社會生產生活；三是其宣傳教育方式對于我們今天宣傳生態思想文化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傳統生態哲學、生態政治法律制度、生態民俗等在今天仍具有多方面的啟迪意義。如傳統儒家、道家關于人與天地萬物相互依存、共處于統一的自然造化過程的觀念，對于我們今天批判反思近現代機械論世界觀，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借鑒意義；而傳統儒家將人的價值納入天人一體性關系中考察，將“成己成物”“贊天地之化育”視作人應盡的道德倫理責任，而不是單純關注人自身的利益，這對于消解近現代文明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注重生態治理的整體性智慧，注重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多方面治理措施的綜合運用，也啟發我們面對今天的生態環境問題應具有整體的眼光，借鑒西方國家成熟的生態治理措施，逐漸完善生態環保制度、法律法規體系，注重經濟措施、道德教化、鄉規民約等多方面措施的協同運作。傳統生產民俗是長期生產過程中形成的與當地生態系統相耦合的生態智慧和技能，這些生態智慧和技能對于今天的農牧業生產乃至生態工業園區設計，仍具有多方面的啟迪意義。傳統生態民俗如鄉規民約在傳統社會中發揮著生態治理的功能，在今天仍然能夠在一定意義上彌補政府生態治理的不足，發揮保護當地生態環境的作用。

馬迎雪：您認為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還存在哪些不足，未來應當加強哪些方面的研究？

陳紅兵：這個問題在前面已經提及。我個人覺得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應拓展自身研究范圍，如在傳統生態哲學之外，還應關注傳統生態政治法律制度、傳統生態民俗、傳統生態科學、我國各民族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等方面。這些方面的研究實際上各領域都有學者在做，有的做得多些，有的還比較薄弱，比如傳統生態民俗、傳統生態科學等。再者，雖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各領域都有相關成果，但我們言及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時，學術界大多首先想到的是傳統生態哲學如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態哲學，這也表明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各領域的學者應加強交流合作，有一個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整體觀念。此外，參與全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的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學者還比較少，這也要求我們以后要充分利用年會這一平臺，將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各領域的學者吸引過來，進行充分交流，以發揮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在當代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還應注重的一個方面，就是如何適應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并進行創造性轉化及建設。這個問題我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當代轉型》和《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等論文中均作了相關探討。①與此相關，我們還需要重視傳統生態民俗現狀的調研，即傳統生態民俗在今天處于一種什么狀態，人們對其看法如何，它們在當代還能不能發揮作用，我們當前進行生態文明建設到底還需不需要傳承、發展傳統生態民俗？假如需要，我們該如何去重視，該如何分別在國家層面和民間層面發揮其作用？這確實需要我們花大力氣進行調查研究。學術界也確實有一些學者從自身角度進行了相關研究，如蘭州理工大學常麗霞教授曾圍繞傳統民間規約與國家法律法規的協調、民間權威在當代生態治理中如何發揮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相關調研，②但涉及的相關領域還是有限。

馬迎雪：您在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領域耕耘多年，成果斐然，在治學方面一定有不少經驗。例如您經常參加學術研討會，請問您如何看待學術交流對于治學的重要性？

陳紅兵：很多高校老師做科研不太重視參加學術研討會，但實際上參加學術研討會，加強與學術界同人的交流挺重要。山東理工大學生態文化研究中心剛成立的時候，欒貽信副書記就非常強調要多參加學術研討會以擴大學術影響，且要求我們參加學術研討會一定要發言，說參加研討會如果不發言那就等于白去了。也因此，我參加研討會一定會發言，而且發言首先介紹自己最近在做什么課題，以及發言論文與該課題的關系，這樣與會專家會了解你在做什么方面的研究，無形中會擴大自身研究在學術界的影響。我從2004年第一次參加生態美學學術研討會、2005年首次參加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年會、2007年第一次參加佛教學術研討會至今，近二十年來參加了100余場學術研討會，也因此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佛教學術圈的同人均了解我一直在做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特別是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而讓學術界了解我主攻的研究方向，也會給自己提供進一步提升、發展的機會。比如余謀昌教授了解我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當時《深圳大學學報》林莎老師約他組一組生態文化研究方面的論文，余謀昌教授便推薦我撰寫相關論文，我也因此與林莎老師建立聯系，得到她多次幫助。又比如南開大學喬清舉教授當時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也是了解到我在做佛教生態思想文化研究，讓我承擔其中的子課題“中國佛教生態哲學思想史”，并邀請我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

我也因為撰寫論文投稿，與不少期刊編輯老師交流，于其中也學到很多。編輯老師一般非常注重細節。記得2021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學報》發表《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一文時，編輯部林日杖老師就論文修改、細節跟我電話聯系多次，看得出林老師看論文看得很用心，非常感動于她對編輯工作的認真負責精神。早年在《河北學刊》發表《存在論視域中的生態哲學》③時與田衛平主編聯系，他非常注重論文選題及題目的設計，當時就我的這篇論文題目反復斟酌了多次。田主編是資深優秀主編，后來曾任《學術月刊》主編。武漢大學吳根友教授曾幫我推薦論文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他當時認真審讀了我的論文并提出修改意見，建議我在論文一開始簡要介紹與論文主題相關的學術界研究現狀，我覺得非常中肯，之后寫論文時也注重提醒自己這一點?；趥€人的親身經歷，我深深意識到，參加學術研討會，與學界前輩及同人以及期刊編輯老師等的交流，能夠讓自己在學術研究的許多方面得到砥礪、提升。非常感謝這一路走來眾多學界前輩、同人以及期刊編輯老師的支持和幫助！

馬迎雪：您非常注重將自己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識背景、民俗學教學與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請問您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的關系？

陳紅兵：前面說過，我之所以研究傳統生態思想文化，是因為我攻讀碩士和博士期間學的是中國哲學，有自身的知識背景和知識結構基礎。2012年我給本科生開設民俗學課程，之后我們的社會學碩士點設立了民俗與地域文化方向專業，所以對民俗及民俗學科有了較多的了解。2018年完成生態環境部環境教育專項課題“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之后，生態環境部有意讓我繼續主持新的項目，而我在完成“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研究”項目過程中，意識到系統研究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的重要性，所以接下來的兩年帶領團隊完成了環境教育專項課題“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民俗研究”，并在《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北方民族大學學報》《鄱陽湖學刊》等期刊陸續發表了相關論文。

您問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確立個人科研方向的問題。我覺得一個人要做出科研成績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確立適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將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這個方面。而要確立自身的科研方向，除了要結合自己的學科背景、知識結構、興趣愛好之外，還要將自身的科研納入國家戰略主流中，因為一個人的科研方向只有與國家戰略相合，才能得到國家（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支持，就好比我們個人的研究工作只有與學校學科發展方向相結合，才更能得到學校層面的支持。從科研的責任感、使命感來說，我們的科研方向與時代需要、時代精神相結合，也更容易作出重要貢獻。

馬迎雪：我了解到您非常注重給研究生傳授科研及論文寫作的經驗、方法，能請您簡單談談自己科研及論文寫作的經驗、方法嗎？

陳紅兵：我從讀碩士研究生開始就比較注重科研，在30多年的學習、科研過程中注重向前輩及編輯老師學習，因此摸索和學習到一套自己的科研經驗和方法。這些年指導研究生課程論文、畢業論文，希望他們能夠從我掌握的科研經驗、方法中學到一些東西，少走彎路。我一般會給研究生系統講解并訓練他們從搜集資料到撰寫論文過程中主要環節的要求和方法。

首先是資料搜集與閱讀力求系統全面。一是在資料搜集方面，我要求研究生對知網上的相關論文，通過不同的關鍵詞進行全面系統的檢索，檢索出來的論文標題要求全部瀏覽，并將相關論文全部下載到文件夾中；相關著作能借閱就借閱，不能借閱的想辦法買到，一些專著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就能夠買到。二是閱讀要全面系統，不能因為怕花時間功夫而不愿意去閱讀，閱讀過程中要將相關材料整理到筆記中。實際上，我們假如養成系統閱讀材料的習慣，就會發現閱讀某一類主題的論文，往往只需要認真細看論文前面30%的內容，后面70%的內容與前文基本類似，所以會看得很快，不能被下載的兩三百篇論文嚇倒。之前我參與導師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近現代佛教入世轉型研究”，負責撰寫前面兩章，即搜集、閱讀了2000多篇論文，做了60萬字的筆記。剛開始閱讀的時候，沒有必要細看具體內容，直接將相關內容復制粘貼到相關筆記文檔中就行。待全部筆記完成后打印出來，再認真細讀筆記，這時候就會知道哪些材料更重要。

其次是要做好筆記索引。這是我個人在科研寫作過程中摸索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在做筆記的時候，每一段話來自哪篇論文或著作的第幾頁要用簡要符號在段首標記出來；二是設計好寫作綱要后，將筆記的相關內容的標記符號索引到綱要的相應部分。這樣在撰寫論文的每一部分時，通過綱要索引，就能了解該部分能夠參考的資料有哪些、在哪里，要用的時候能夠快速找到，做注釋或參考文獻的時候也能準確、快速做好。索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避免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找不到自己先前已經閱讀過的資料。

再次是要注意論文撰寫的整體性、條理性。一是要理清楚整篇論文從哪些方面圍繞主題展開論述，各個部分之間是什么樣的邏輯關系，注重論文框架的整體性和邏輯性。二是要注意語言表達的條理性，每一節要首先寫一段引言說明本節的主題，下文將從哪些方面論述。每一段話的第一句話要點明本段主題。我在指導學生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學生不大注意這一點，往往看到最后才知道他這一段的主題是什么，乃至一段話可能存在好幾個主題。我在讀博士的時候，導師洪修平教授曾專門為我們講了一堂課，強調這些要求與方法。此外，研究生論文初稿往往是材料堆砌，不知道將自己潛在的思路表達出來。只有將自己的思路通過引言、段首語、段落層次的銜接、結語表達出來，論文才會呈現出整體性、層次性和條理性。

最后是語言表達要符合學術規范。我在指導學生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發現有的學生表達口語化。實際上，我們看的學術論文多了，注意揣摩期刊論文的引言、段落主題及展開、結語，無形中就會受到學術語言的熏陶。我也曾為一些期刊審稿，發現有些作者喜歡生造詞語，所用的概念、詞語不是學術界通用的，讓編輯或者讀者讀起來很費勁。我們寫的文章是給讀者看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語言的規范。從某種意義上說，你隨意生造詞語、自說自話，等于沒有將自己的學問融入學術界的語言環境中。我讀博士的時候，南京大學校長張一兵教授為我們開設了西方哲學思潮課程，他每次課前10分鐘都會給我們講一個如何做學問的主題，有一次曾講到論文的選題、觀點應站在學術前沿，只有這樣才有創新性，但又要特別注意不要跑得太遠了，脫離了與當下學術界的聯系，那樣的話別人看不懂你在說啥。我們要站在學術前沿，是指在學術界前面領跑，并不等于說脫離學術界。

馬迎雪：您最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是“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研究”，看得出您非常注重學術研究的國際視野，請您談談學術研究中國際視野的重要性。

陳紅兵：學術研究的國際視野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今天進入全球化時代，網絡發達，有更好的條件獲得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資源，而且即便在同一領域，不同國家學術界研究的時間和研究方法也都不一樣。假如某一領域有的國家已經研究很長一個時期了，研究方法也很成熟了，你還局限于國內學術資源，眼界就很有限。比如大陸學術界真正重視佛教生態思想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但是歐美學術界最早關注佛教生態思想的是美國桂冠詩人斯奈德，他早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就開始論述佛教生態思想。又如護教論者最早于1990年出版《法蓋婭：佛教與生態文集》；建構論者施密特豪森1991年在日本作《佛教與自然》的報告，1997年發表《早期佛教傳統與生態倫理》；①哈里斯的批判論研究系列論文大多發表于1994—1997年間；德性論研究稍晚一些，斯朋伯格最早在哈佛大學《佛教與生態》論文集（1998年）中發表的論文提到德性論研究，但德性論真正成熟的代表作是英國杜倫大學庫珀、詹姆斯分別于2004年、2005年出版的《佛教、德性與環境》《禪宗環境倫理》兩部著作。①由此可見，到2005年，歐美學界佛教生態思想研究無論是研究成果還是研究方法都已經很成熟了。因此，我們要研究佛教生態思想就需要有國際視野，這樣能夠讓我們少走彎路，及時站在國際學術前沿。

我覺得大多數學者囿于國內學術成果，一是因為缺乏借鑒國外學術成果的意識，二是因循學界傳統。我們這一代學者一般英語口語聽力不大好，會以此作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障礙。但實際上，只要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就可以很好地參考、借鑒國外學術資源，而且現在語言翻譯軟件功能強大，翻譯的準確性甚至能達到80%，我們在熟悉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借助語言翻譯軟件充分借鑒國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我的個人體會是，借鑒國外學術研究成果還需要結合自身課題研究進行。如果你不是為了自身課題研究需要，只是去看國外的那些論文、著作，可能會有很多內容被你忽略掉，但假如你是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要應用那些材料，要將其要點表達出來，就會認真細讀、揣摩，真正消化這些材料，將其變成自己的東西。比如哈里斯就佛教生態思想的批判論研究發表了系列論文，雖然我之前也認真讀過并做過筆記，但在具體論述其對佛教生態整體主義的批判時，才抓住了其中的思想要點：一是批判護教論者沒有意識到佛教與生態倫理的根本區別。生態倫理強調生態環保是建立在自然生態環境有價值有目的的觀念基礎上的，而佛教并不關注自然的價值，因此無法在佛教基礎上建立生態倫理。二是認為佛教生態整體主義實際上無意識當中吸收融合了過程神學觀念，在佛教緣起論中加入了應急的目的論，因此佛教生態整體主義不同于傳統佛教世界觀，是以過程神學改造過的新的佛教世界觀。

責任編輯：胡穎峰

①陳紅兵、譚洪進：《傳統生態觀與范式轉型》，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①陳紅兵、唐長華：《生態文化與范式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臧佩洪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③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化建設》，《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①參見陳紅兵：《佛教生態哲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②參見陳紅兵、張子禮：《以德性論為核心研究佛教生態哲學》，《哲學研究》2013年第7期；陳紅兵：《佛教生態德性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①陳紅兵：《歐美學界佛教生態世界觀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②Hunt Allan-Badiner， Dharma Gaia： A Harvest of Essays in Buddhism and Ecology， Berkeley： Calif. Parallax Press 1990; Stephanie Kaza and Kenneth Kraft， eds.， Dharma Rain Sources of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0.

①Fabio Rambelli， Vegetal Buddhas： Ideological Effects of Japanese Buddhist Doctrines on the Salvation of Inanimate Beings，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1.

①陳紅兵、秦克寅：《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①參見陳紅兵、楊曉春：《傳統生態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當代轉型》，《思想戰線》2019年第2期；陳紅兵、秦克寅：《傳統生態民俗內涵、傳承機制及其當代建設》，《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②參見常麗霞、崔明德：《藏族牧區生態習慣法文化的當代變遷與走向——基于拉卜楞地區的個案分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常麗霞、袁崢嶸：《藏族生態倫理觀的當代變遷——生態習慣法文化的視角》，《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③陳紅兵：《存在論視域中的生態哲學》，《河北學刊》2005年第3期。

①Lambert Schmithausen， Buddhism and Nature，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1; Lambert Schmithausen， “The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 4， 1997.

①David E. Cooper and Simon P. James， Buddhism， Virtue and Environment，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5; S. P. Zen James，? Buddh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ldershot： Ashgat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