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三檔案思想研究30 年（1992—2022）：回顧與展望＊

蘇筱紅 王閆芳 唐 蕙

（1.桂林旅游學院，廣西桂林，541006；2.全州縣檔案館，廣西桂林，541500；3.桂林信息科技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曾三（1906—1990）是新中國檔案事業和檔案理論的開拓者，作為國家檔案局首任局長和中央檔案館首任館長，他始終致力于建設和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檔案事業，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和探索檔案工作的經驗和規律，形成了由其檔案形成觀、檔案價值觀、檔案利用觀、檔案編研觀等所構成的較為系統的檔案思想。筆者希冀對三十年來曾三檔案思想研究的相關成果進行回顧和展望，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的繼續發展和檔案學理論的拓展研究提供啟迪和借鑒。

1 研究的發軔：1992—2005

曾三于1990 年11 月28 日逝世，此后一年間，與曾三并稱為“檔案三老”的裴桐、吳寶康分別在《檔案工作》（現《中國檔案》）和《檔案學通訊》上發表《追悼曾三同志》《沉痛悼念曾三同志》等文，既體現了對曾三的深情懷念，也表明了對曾三檔案思想的高度認可。同時，地方省市的檔案工作者也紛紛發文回憶曾三，以此追憶他對當地檔案工作的要求和指導。從1992 年起，一批關于曾三檔案工作經歷、曾三檔案思想內容及地位的專題研究成果相繼出現，曾三檔案思想研究的序幕正式拉開。

1.1 傳記類成果

早年在曾三身邊工作過的田真、賴世鶴從20 世紀80 年代中期起就對曾三進行采訪并獲得了大量訪談材料，二人以此為依據著手撰寫長篇傳記性文章《曾三傳》。曾三逝世后，《北京檔案》分十六期對《曾三傳》（上卷）進行了連載。其中，1992—1993 年的載文詳細回顧了解放戰爭時期曾三帶領檔案工作人員進行“中央檔案大轉移”的歷史過往。通過這次檔案轉移，曾三對“如何進行檔案分類”這一問題有了自己的思考：其一，他提議除絕密文件外，其他檔案可不按照以往的“中央”“地方”兩類分法，而改為“總類、黨務、政權、軍事、民運、國民黨區（包括海外）、黨內刊物”等七種類型[1］；其二，各類型檔案應再按照其內容、地區分綱分目，并分別交由專門的工作人員進行整理、研究和保管?？紤]到當時緊張的戰爭環境，田、賴二人認為曾三這個提議非常有利于保持文件的歷史聯系。[2］從后來的檔案工作實踐來看，曾三關于檔案分類的思考，既適應了戰時背景下保管檔案的實際需要，也為后來新中國確立集中統一管理檔案的制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原則和思路。

1.2 關于曾三檔案思想主要論域的研究成果

檔案學家陳兆祦認為曾三所提出的“由文書部門或有關人員立卷歸檔形成檔案開始，經過檔案室，最后集中到檔案館”這一內容包含了檔案的形成和運動等方面的重要思想，與歐美檔案界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十分相似。[3］同時，從我國檔案工作的一般流程來看，檔案室工作是國家檔案事業的基礎，有學者據此指出，健全歸檔制度是曾三創建機關檔案室工作的成功之道，集中統一管理機關檔案是曾三創建機關檔案室工作的基本原則。[4］在這一研究階段，王傳宇著重對曾三關于科技檔案管理的相關論述作了分析，認為其深刻揭示了科技檔案工作同科技、生產活動的本質聯系，對我國的科技檔案工作有巨大的指導作用。[5］霍振禮也指出，曾三等檔案前輩的努力使我們能夠區分科技檔案與科技資料的不同，從而為我國科技檔案的集中統一管理奠定了理論基礎。[6］

曹喜琛等依據曾三關于檔案館“要做研究工作，要參加歷史研究”等論述，指出曾三的檔案編研思想體現了我國優良的歷史文獻編纂傳統，為全面理解和開展檔案編研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7］在裴桐看來，曾三之所以如此重視檔案編研工作，是由于檔案常常是零散細碎的史料，并且可能存在內容失真的情況，因此需要進行整理和考證。[8］

1.3 關于《曾三檔案工作文集》的研究成果

1990 年7 月，由國家檔案局編撰的《曾三檔案工作文集》（以下簡稱《文集》）正式出版，曾經分管過國家檔案局工作的習仲勛為此書封面題簽并作序，認為其反映了“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許多情況，是一本有歷史價值的好書”[9］?！段募肥珍浟嗽?951—1986 年期間所作的71 篇文章、講話、報告等文獻，既集中反映了新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的基本歷程和寶貴經驗，也直接體現了曾三關于檔案工作實踐的核心觀點和主要方法，可謂是曾三檔案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面對《文集》極為豐富的內容，吳寶康從“建立檔案制度”“培養檔案干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宣傳工作”“科技檔案問題”“注重檔案利用”等角度對《文集》內容作了概括和解讀。[10］同時，王德俊和陳普元分別對貫穿《文集》內容背后的理論主線進行了梳理，前者認為書中提出的“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從自己的實踐經驗中作出總結”體現了曾三檔案學思想的靈魂和核心[11］，后者則指出《文集》所體現得最為基本和突出的思想是曾三科學全面的檔案價值觀[12］。也因為如此，有研究者提出《文集》作為我國檔案工作理論和實踐的科學結晶，已經闡述了我國檔案工作的發展規律和中國檔案學的基本思想。[13］通過上述觀點多元、認識深刻的研究成果，可以預見對曾三檔案思想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階段即將到來。

2 研究的深入：2006—2022

一項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現，在于研究論題的多元化、成果類型的多樣化等。以2006 年紀念曾三百年誕辰為契機和起點，研究者們基于不同的學術視角和研究旨趣，對曾三檔案思想的歷史地位、重點論題等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探討。

2.1 曾三檔案思想歷史地位的確認

曾三誕辰百年之際，國家檔案局原局長馮子直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曾三領導檔案工作之初即已開始研究檔案工作的規律，其關于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思想、觀點應是一個完整、系統和科學的理論體系，且這一理論“是超越時空的，今天對我國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4］。2009年，國家檔案局原副局長劉國能從九個方面總結了曾三開創新中國檔案事業的卓越貢獻，認為曾三對“從芬特到全宗”“檔案與資料的區分”等問題的研究，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檔案學術思想。[15］吳寶康在《中國檔案》發文指出，曾三的貢獻涵蓋了檔案事業中的教育、科學、學會等所有領域。[16］其中，針對檔案學理論基石之一的檔案形成觀，宗培嶺認為對檔案形成規律作出最具代表性論述的當屬曾三[17］，而徐擁軍、閆靜在回顧曾三檔案思想的內容演變歷程后，也指出曾三尊重檔案的自然形成規律和工作規律，對“中國式檔案學理論”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貢獻[18］。丁海斌則通過梳理曾三、吳寶康等老一輩中國檔案學者所注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則，認為曾三在領導建立檔案工作體系的過程中所探索出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是具有中國風格的理論成果。[19］

2.2 重點論題研究的逐步深化

“什么是檔案”是檔案學的基本理論問題，而曾三檔案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厘清了檔案的基本概念。王景高對曾三關于檔案與資料區分問題的三次討論進行了總結，認為曾三對檔案的定義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即“檔案是本機關在工作和生產中形成的文書材料、技術文件、影片、照片、錄音帶等經過一定的立卷歸檔制度而集中保管起來的材料”[20］。這一概念既明確體現了檔案的社會性、原始性、客觀性等重要特征，又完整地反映了曾三對檔案形成以及檔案工作規律的認識，不少研究者也因此將其稱之為“檔案自然形成論”[21-23］或“檔案自然形成觀”[24］，并把它確認為曾三檔案思想的基礎性理論。

在曾三為檔案事業所做的諸多貢獻中，他對科技檔案工作的開創是一個主要亮點。在這一研究階段，吳寶康認為科技檔案工作的開展以及科技檔案管理學的創立既是新中國檔案學和檔案事業的重大特色，又是“曾三同志檔案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25］?；粽穸Y在上一階段研究曾三科技檔案觀的基礎上，將曾三在1980 年全國科技檔案工作大會中的一段講話稱之為“三納入”思想，即“科技檔案工作納入科技管理制度，納入生產科研計劃，納入科技人員職責范圍”，并認為這是曾三關于科技檔案工作的一條“健全的思想理論和法規”。[26］此外，劉前程[27］、張詩敏[28］等在其學位論文里也對曾三的相關論述進行了回顧和分析。

2.3 研究論域邊界的不斷擴展

檔案因其原始性、可靠性等特點而具有獨特的信息價值，曾三在領導和開展檔案工作期間就檔案的利用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述，學界也因此對曾三的檔案利用思想給予了較多觀照。馬仁杰等研究者認為曾三等前輩的努力為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奠定了基石[29］，徐擁軍等在這一階段系統梳理了曾三從重視收集保存檔案到將檔案利用作為中心任務再到有條件開放檔案的思想演變歷程，并指明了曾三對待檔案利用問題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作風[30］。羅吉鵬在其學位論文中則全面分析了曾三檔案利用思想的形成基礎、具體內容、主要特點，并對其歷史地位和基本精神進行了細致的總結。[31］

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曾三主張檔案館應積極地開展檔案編研工作以做好檔案服務，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和看法。鄧君通過分析曾三關于檔案館應開展檔案史料匯編并參加歷史研究工作的相關論述，總結了曾三提出的“邊整理，邊研究”“先急后緩”等四條原則[32］，這一成果可謂是在上一階段曾三檔案編研思想研究的基礎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曹建忠基于曾三關于檔案館要積極參加編史修志的思想，提出了成立檔案、史志、黨史三部門“檔史合一”工作機構的建議，他結合貴州等地已開始施行的做法，認為這一模式是對曾三“檔案與地方志結合起來”觀點的大膽創新和成功實踐。[33］

進入21 世紀以來，以云南大學華林、楊毅為代表的學者為推動民族檔案事業和研究的發展，以曾三關于做好少數民族歷史檔案工作的相關論述為基礎，闡述了加強民族檔案文獻遺產資源保護開發[34］、加大中華民族共同體檔案挖掘力度[35］的重要意義和實踐路徑。

3 研究展望

盡管業界、學界三十年來對曾三檔案思想這一主題始終抱有較大的學術關切，且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目前的研究至少在兩個方向依然有繼續深入的空間。

3.1 考察曾三檔案思想形成發展的哲學根基

任何一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應當有自己的哲學根基。馮子直認為曾三始終較好地運用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來解釋檔案工作與其他事務的關系。[36］馬婷婷在其碩士學位論文里則是將曾三檔案哲學觀的主要內容總結為“實事求是”“辯證唯物主義觀”“走群眾路線”等三個方面。[37］上述表明，研究者們已經對曾三檔案思想中的哲學元素做出了十分可貴的理論探索，但既有研究主要還停留在哲學方法論層面，如果不多從這一思想形成發展的哲學根基角度進行思考，就難免會有“碎片化”的觀感，使人難以從整體上把握曾三檔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脈絡。

從曾三關于檔案形成的相關論述來看，檔案本質上是記錄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種原始信息，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實踐是以人為主體、以客觀事物為對象的一種現實活動，因此，檔案的形成應該是人們的一種實踐活動，檔案的內容則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運動的一種認識?；谶@一分析，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維度去考察曾三檔案思想的哲學根基：一是在認識論維度上，這一思想是如何客觀反映檔案活動這一社會實踐的；二是在價值論維度上，這一思想是如何有效指導檔案實踐活動的。除此之外，如何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問題導向和價值實現相統一”等角度思考曾三檔案思想形成發展的哲學成因，有待業界、學界進一步發力。

3.2 拓展曾三檔案思想的研究內容

如前文所述，目前關于曾三檔案思想中的檔案形成、檔案利用、檔案編研、科技檔案等議題的研究已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但縱觀曾三領導和開展檔案工作的完整歷程，仍有較多的研究內容尚待拓展或深化。譬如，曾三在新中國成立初曾不遺余力地宣傳檔案工作的特點和重要性：“如果其他同志不了解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他解釋?！盵38］他的這些大力宣傳檔案的做法以及強調檔案宣傳重要性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增進了社會對于檔案的了解。因此，加強對曾三檔案宣傳工作論述的研究，對于今天繼續破除“檔案神秘”的誤解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此外，曾三關于農業檔案、檔案研究、檔案教育、民族檔案等論域的思想和觀點同樣需要學界深耕，他對地方省市檔案工作指導的一些新史料也需進一步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