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及影響因素研究

楊星, 周勇杰, 黃薇, 許宏, 王建, 鄒宏宇

精神分裂癥作為臨床常見重性精神障礙之一,病情常常遷延且慢性化,嚴重危害患者生命質量和社會功能。社會認知指對他人和自己的信息進行感知、編碼、儲存、提取和調節的心理過程,包括社交線索感知、經驗分享、推斷他人的想法和情緒,以及管理對他人的情緒[1]。精神分裂癥的社會認知是一組潛在的社會互動心理操作,受到不同社會背景下解釋和預測他人行為能力的影響[2]。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受損已成共識,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視社會認知帶來的損害[3]。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認知障礙對個體的社會功能如人際、學習、工作以及生活狀況造成直接的負面影響[1]。共情是社會認知被廣泛關注的一個方面,指個體感知情緒并以適當的情感作出反應的能力[4]。共情可廣義地定義為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4]。認知共情關注個體對另一個體心理狀態的認知理解,情感共情關注個體對另一個體心理狀態的情緒反應。精神分裂癥患者普遍存在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持續缺陷[4]。鑒于共情對于適應性社會互動的必要性,研究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與共情的相關性對理解其社會功能的缺損尤為重要。以往國內外有關精神分裂癥癥狀與共情的研究存在樣本量小、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問題[5]。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差異,如受過高等教育、非西班牙裔和白種人的共情更好[6]。在本土情境下探討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影響因素,能促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認知功能損害的了解,同時為精神分裂癥患者提供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提供新的實證證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于2019年5-12月抽取全國九家精神病院(武漢精神衛生中心183例,占18.8%;武漢市優撫醫院152例,占15.6%;武漢市新州區精神衛生中心239例,占24.5%;荊州市精神衛生中心24例,占2.5%;常熟市第三人民醫院50例,占5.1%;廣州惠愛醫院301例,占30.8%;山西省康寧醫院20例,占2.0%;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3例,占0.3%;安醫大附屬巢湖醫院4例,占0.4%)的精神分裂癥穩定期住院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①由兩名精神科醫生根據《DSM-IV臨床結構訪談》(SCID)診斷為精神分裂癥[7];②年齡≥18歲;③非首次發病;④病程1年以上;⑤能夠提交書面知情同意書并參與精神病理學測量,如無法提交書面知情同意書則由其法定監護人或意定監護人念給其聽,在其同意后進行簽署。排除標準:①伴有嚴重軀體疾病、傳染性疾病;②伴有智力發育遲緩者;③孕婦、哺乳期婦女;④近2周患者精神癥狀有明顯波動。本研究方案經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文號:H18031)。本研究共回收問卷1 680份,去除存在題目答案為空的問卷704份,有效問卷976份,回收率58.10%。

1.2 調查方法

采用橫斷面調查的方法,對976例患者進行調查。調查內容包括:①自編的基本人口學信息調查問卷;②通過病歷和臨床訪談獲得患者發病年齡、病程、近一年內是否有沖動行為、近一年內是否有自殺意念等內容,包括次數、確切日期和方法。

采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評估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共有30個條目,由3個子量表組成,即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和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8]。研究前,每家醫院派出兩位經驗豐富的精神科醫生參加關于如何使用陽性和陰性綜合征量表(PANSS)的培訓課程,培訓后PANSS總分的評分者間相關系數均達到0.85以上。

采用人際反應指數量表(Inter 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評估共情,它是精神分裂癥等疾病患者最常用的共情評價指標[4]。該量表包含28個條目,這些條目被分為4個維度(觀點采擇、想象力、共情關心和個人痛苦)。參與者使用Likert 5分評分格式回答了從0(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的問題。分數越高反映更高的共情。本研究中該量表評分者間相關系數均達到0.83以上。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2.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對符合正態檢驗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癥狀與共情的相關性;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影響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976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平均病程為20.5年。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占64.90%;年齡在35～<56歲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最多,占49.80%;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占59.20%;教育程度以初中為主,占41.90%,近一年內無沖動行為的占94.00%;自殺情況調查中,從無自殺念頭和行為的占74.80%。見表1。

表1 976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一般社會人口特征及其與共情的關系

2.2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共情及單因素分析

本研究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總分為(85.08±14.87)分,各因子中,觀點采擇(21.87±5.19)分,想象力(19.97±5.61)分,共情關心(22.46±5.13)分,個人痛苦(20.79±4.86)分。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受教育時間長短、近一年是否有自殺意念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共情總分存在差異。見表1。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陽性癥狀、陰性癥狀、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和總評分分別為(16.40±5.44)分、(21.40±6.54)分、(39.40±8.29)分和(77.19±16.58)分。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患者的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與個人痛苦呈正相關(r=0.10,P<0.01),患者的陰性癥狀、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與觀點采擇呈負相關(r=-0.23,P<0.001;r=-0.17,P<0.001),患者的陰性癥狀與想象力呈負相關(r=-0.13,P<0.001),患者的陰性癥狀、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與共情關心呈負相關(r=-0.19,P<0.001;r=-0.09,P<0.01)?；颊哧幮园Y狀、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與共情總分呈負相關(r=-0.18,P<0.001;r=-0.08,P=0.015)。見表2。

表2 PANSS各分量表與IRI及各分量表的相關性分析

2.3 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以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總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和精神分裂癥陽性癥狀評分、陰性癥狀評分、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評分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線性回歸分析(α入=0.05,α出=0.10)。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受教育時間、婚姻狀況、近一年自殺意念情況、精神分裂癥陽性癥狀評分、陰性癥狀評分、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評分8個變量進入回歸方程,調整后的R2=0.058,說明納入的變量可以解釋精神分裂癥共情5.8%的變異量。年齡大(β=-0.11,P=0.004)、受教育時間短(β=0.42,P=0.005)、從無自殺意念(β=1.96,P=0.004)及陰性癥狀重(β=-0.42,P=0.000)的共情總分低于年輕、受教育時間長、有過自殺意念及陰性癥狀輕的患者。各自變量賦值情況及結果見表3、表4。

表3 自變量賦值表

表4 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現狀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總分為(85.08±14.87)分,各因子得分分別為:觀點采擇(21.87±5.19)分,想象力(19.97±5.61)分,共情關心(22.46±5.13)分,個人痛苦(20.79±4.86)分,均高于挪威一項平均病程為13年的93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各因子評分:觀點采擇(16.45±4.86)分,想象力(13.81±5.53)分,共情關心(17.82±4.52)分,個人痛苦(13.57±5.33)分[9]。主要考慮與樣本來源差異有關,本研究中9家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平均病程20.5年,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評分平均分77.19(37～141)分高于挪威該項研究的平均分[62.96(30～102)分],共情各因子分值均高于挪威該項研究,可能是國人癥狀更重,自知力受損更重,自我報告的共情評分有美化傾向,造成年齡更大、病程更長、癥狀更重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評分更高的情況。挪威該項研究發現,不同群體在自我報告的認知共情方面存在差異,自我報告測量容易產生偏差,包括侵擾性癥狀偏差、認知狀態偏差和價值觀以及社會比較偏差[9]。本研究采用人際反應指數量表原始版本,國內其他研究采用人際反應指數-C版本[10],因條目和分值設置差異,國內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報告的共情研究較少,造成國內本土對比研究存在困難。

3.2 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與共情的相關性

多數研究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陰性癥狀與共情相關[11],也有研究表明陽性癥狀嚴重程度與共情呈顯著相關[12]。本研究未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陽性癥狀與共情的相關性。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與觀點采擇、共情關心、共情總分呈負相關,與個人痛苦正相關。一般精神病理性癥狀量表條目有16條,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條目中占53.33%。其中不合作、注意障礙、定向障礙、自知力缺乏和主動回避社交條目都預示患者更少觀察、想象或推斷他人的情感,理解情緒和分享情緒的過程減少,與他人產生相似情感的概率下降。一項有關全球多個國家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薈萃分析證實,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觀點采擇有缺陷[5]。精神分裂癥患者觀點采擇缺陷,反映認知成分中對他人感覺和需求的理解下降。以往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可能會經歷過度的個人痛苦[5]。個人痛苦加劇可能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反省和更好的洞察產生反作用,進一步導致精神分裂癥患者減少社交,形成惡性循環。

陰性癥狀與觀點采擇、想象力、共情關心及共情總分呈負相關。陰性癥狀量表共7個條目,其中情感遲鈍、情緒退縮、情感交流障礙、被動/淡漠/社交退縮、交談缺乏自發性和流暢性,都是有關患者與人互動存在障礙的表述。陰性癥狀評分高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對他人情緒狀態的估計會因為觀察、互動的不足而導致判斷錯誤,不管是得知自己判斷錯誤,還是無法理解對方的真實情緒,都會導致雙方交流的受阻。研究已證明,陰性癥狀與想象力呈負相關[5]。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顯著的想象力缺陷,即他們理解虛構人物的感受和情感能力不足[5]。陰性癥狀評分高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傾向離群索居,很少閱讀書籍和欣賞影視作品,對人際互動不感興趣,與人共情的能力缺損。

3.3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共情影響因素分析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共情受年齡、受教育時間、有無自殺意念、陰性癥狀評分的影響。年輕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總分評分更高,可能是年輕患者有好奇心、尋求與人聯結和社會認同的需求更強烈,他們受益于善于表達的人的暗示情緒,而年齡大的人可能會錯過這些暗示。共情的認知成分在精神分裂癥早期階段受到的影響更小。有研究發現早期精神分裂癥的共情明顯好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13]。受教育時間長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注意力受損更少,文化程度更高,對他人情緒狀態的估計所依據的信息多,理解和接納他人的能力更強,從而表現出更高的共情。本研究發現,從無自殺念頭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低于有自殺念頭的患者,有自殺念頭無自殺行為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與有過自殺行為的患者共情總分無統計學差異。這與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認知成分優先受損有關。精神分裂癥患者對生活中發生的變化更為敏感,會增加自殺風險[14]。精神分裂癥患者認識到自己的病情和后果容易變得無望,生活質量下降,自殺風險增加。陰性癥狀重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對他人的關注減少,理解他人的能力下降,減少利他和親社會行為。有研究證實,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嚴重的社會功能缺陷,這些缺陷似乎出現在精神病發作之前,并預示著精神病發作[3-4]。

本研究發現,癥狀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解釋度不好,可能有幾點原因:第一,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是他評問卷,人際反應指數量表是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我報告的問卷,評分者的不同造成結果的不同;第二,人際反應指數量表是對自身能力進行評判的量表,測評者在能力測試上存在美化、掩飾的傾向,與現實狀況下的共情可能存在出入;第三,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與共情無顯著相關性,基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去推測患者的共情缺陷程度是一種偏見,需要辨偽存真。

局限性方面,首先,本研究問卷的回收率不高,存在信息偏倚,模型有統計學意義,但解釋度不好;其次,本研究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與共情基于橫斷面數據,不能得出因果關系;再次,本研究只將自我報告的共情作為社會認知的概念,未來的研究應該包括深入探討更多其他的社會認知功能與精神分裂癥共情的關系;最后,這項研究沒有健康對照組,無法提供精神分裂癥患者是否存在共情缺陷的進一步證據。

綜上所述,年齡、受教育時間、是否有自殺意念,陰性癥狀評分是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影響因素。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陽性癥狀對共情存在影響,但影響并不顯著。要了解現實生活中精神分裂癥患者共情的困難,需要納入更多的測量工具,以便更好地量身定制早期干預措施,防止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共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