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
——基于ESG表現的調節作用分析*

羅擁華 劉思源

(湖南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一、引言

資金短缺是管理層實施避稅行為的主要動機。在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為25%。政府強制分享企業的稅前利潤會減少企業現金持有量,避稅作為一種低成本稅收籌劃策略,可以將更多的資金留存在企業內部。此外,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種類繁多,導致會計準則與稅法存在差異,加上內外部信息不對稱以及稅收征管力度不足等因素,為企業避稅創造了可能的外部條件。然而,盡管避稅行為能夠在短期內提高企業自有現金流水平,但也會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一方面,避稅行為會減少國家的財政稅收,不利于社會公共資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避稅活動加劇了企業經營短視和管理層謀取私利等問題,最終損害了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因此,有效遏制企業的避稅行為不僅有助于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提高政府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還能夠保障股東和投資者的權益。

國內外學者主要從企業層面和外部環境層面考察影響企業避稅的因素:一是內部審計委員會等企業內部治理因素(Gallemore,2015);[1]二是機構投資者等外部治理因素(蔡宏標等,2015)。[2]然而,很少有文獻研究分析師關注與企業避稅之間的內在聯系。證券分析師能夠通過搜集整理信息,對證券市場相關的各種因素進行研究和分析,在緩解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企業在做出決策時,不僅要考慮該項決策對企業價值帶來的直接影響,還應考慮證券分析師的關注所帶來的影響。

企業層面的ESG是將環境、社會和治理等因素納入企業管理運營流程的一種行為。在國家大力推進ESG發展、投資者愈加重視企業ESG表現的背景下,證券分析師能夠更加迅速敏銳地捕捉到政策導向和需求方向,也會更加關注企業的ESG 表現。換言之,企業ESG表現會吸引專業分析師跟蹤關注。與此同時,ESG 表現提供了關于公司經營發展的增量信息,這有助于改善分析師的信息獲取效率,使其能夠準確預測企業價值(孫光國等,2023)。[3]因此,研究分析師關注對公司避稅行為的影響、作用機制以及企業ESG表現在分析師關注與企業避稅關系中的調節效應,具有理論和實踐層面的雙重意義。

為研究分析師關注如何影響企業避稅行為,本研究以內部控制為紐帶,利用2009—2021年的滬深A股上市企業數據,從理論邏輯和實證檢驗兩個方面,考察分析師關注度變化對企業避稅程度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與現有文獻相比,本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豐富了企業避稅影響因素和分析師關注經濟后果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以內部控制為視角,揭示了分析師關注影響企業避稅的作用機制,并進一步考慮了企業ESG表現的調節作用。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監管機構和企業更好地理解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現有文獻主要從影響上市公司行為決策和市場效率兩個方面,對分析師的信息中介功能展開研究。在企業層面上,分析師作為一種獨立的外部監督機制,通過降低企業內外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能夠有效地識別公司的盈余操縱,減少代理問題和盈余管理。運用專業知識去挖掘公司特質信息,從而減少有損企業價值的并購發生以及違規行為(Chen,2016)。[4]其次,分析師還能夠通過信息效應提高企業實物資本、研發資本與組織管理資本投資(趙勝民等,2021)。[5]尤其是明星分析師及團隊分析師,相比于一般分析師能更好地抑制企業成本黏性,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宋常等,2016)。[6]最后,分析師追蹤有助于緩解企業代理問題和融資約束,提高集團內部資本市場效率(臧秀清,2023)[7]以及管理層從事研發創新的積極性(邱洋冬,2022)。[8]然而,分析師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因為他們的關注也可能導致高管的短視行為。當分析師對企業過度關注時,管理層的外部監督壓力會更大,為了追求短期業績目標,可能會采取一系列短視行為,最終可能降低企業內部的創新水平(He等,2013)。[9]

在市場層面上,分析師的關注點主要集中于市場行為、股票流動性以及股價信息含量等方面對市場效率產生的影響。就市場行為而言,分析師著重研究通過提高股票流動性或減少投資者信息不對稱這兩種機制來遏制市場操縱(李志輝,2022)。[10]一些學者指出,分析師還能夠擔當信息中介人的角色,促進市場內信息共享,從而提高股票流動性(孔東民等,2019)。[11]另外,在股價信息含量方面,提高分析師的關注度可以增強股價反映公司層面信息的能力,強化股價反饋效應(黃宇漩,2023),[12]從而有助于改善股票市場的信息環境。根據Green(2014)[13]的研究,依據分析師建議進行投資,可以獲得更多的超額收益。[10]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認為分析師的盈余預測(特別是長期盈余增長)和薦股意見過于樂觀,而這恰恰導致了參考分析師建議的投資收益較低(Corwin等,2017)。[14]

綜上所述,大多數文獻認為分析師的關注對于企業的行為決策和市場效率能夠產生積極影響,這表明分析師關注是一種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能夠對公司的行為起到約束作用。已有文獻主要集中研究分析師對企業投資和創新的影響,對于分析師關注如何影響企業的避稅行為,相關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還未被充分深入地剖析?；诂F有研究的貢獻和可能存在的不足,本研究利用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基于內部控制和企業ESG表現視角,研究分析師關注度的變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以及作用機制。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避稅代理理論認為,作為受托人的管理層和作為委托人的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是影響公司避稅的關鍵因素之一。管理層可能為了個人利益而從事復雜隱蔽的避稅活動。有效的內部和外部治理機制可以制約管理層通過避稅活動謀取個人利益。因此,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治理機制,確保管理層的行為符合公司整體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優先考慮他們的個人利益。已有研究發現,有效的內外部治理機制能夠制約管理層通過避稅活動謀取個人私利,例如提高內部控制質量(陳駿,2015)[15]以及增加機構投資者持股(蔡宏標,2015),[2]均能夠緩解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抑制管理層自利動機下的避稅行為。監督效應假說認為,分析師作為信息的挖掘者和傳播者,通過跟蹤上市公司發布的財務報告和現場調查等手段來行使其監督職能。分析師擁有分析方面的專業知識,能夠發現上市公司披露的任何重大虛假或欺詐行為,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成本,從而對管理層起到了監督作用。此外,分析師能夠有效揭露公司財務造假(Dyck等,2010),[16]降低外部用戶的信息獲取成本,提高外部投資者對內部管理的監督力度。通過分析師的積極分析,可以有效減少公司高管逃稅行為的發生,提高公司避稅行為的透明度和合規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設1:分析師關注對企業的避稅行為存在抑制作用,即企業所受分析師關注度越高,企業避稅程度越低。

在分析師的監督下,公司內部控制問題會得到更高的關注。分析師關注帶來的外部監督效應可以改善公司治理,進而優化和改善公司內部控制。一方面,當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較差時,分析師的關注會放大內部控制缺陷對公司形象的負面影響(袁芳英,2022),[17]進而影響到管理層的績效評估和個人聲譽,這迫使管理層積極主動地解決內部控制缺陷。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內部控制質量不僅能向外部信息使用者傳遞積極的信號,而且能使溝通更加有效。這在無形中加強了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的聯系,從而增強了債權人的投資信心(陳漢文等,2015)。[18]內部控制質量不僅體現了公司內部機制的設計運行合理性,同時也是衡量公司控制環境和監管環境有效性的重要指標?；诠局卫砝碚?有效的內部控制不僅能改善公司治理,還能進一步提高公司績效。當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較低時,管理層往往會凌駕于內部控制之上,通過隱蔽的避稅活動來謀取私利(Desai等,2009)。[19]公司的稅務職能部門同樣會采取避稅行為,以減少公司的實際稅收負擔,為自己謀取利益。相反,高水平的內部控制可以極大地抑制企業避稅行為。一方面,完善的內控機制有助于相互制約和監督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從而有效地減少管理層為獲得個人私利而使用避稅手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明確劃分各部門的責權以及內部控制提供的監督機制可以識別和制止高風險的避稅活動,強化稅務職能部門人員的風險管理意識,并且減少不合理的避稅行為。通過這些措施,企業可以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并為其聲譽提供保障。

基于此,提出假設2:分析師關注能夠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通過有效的內部控制抑制企業避稅行為。

ESG表現與企業績效和經營風險相關,因此,分析師可以利用企業披露的ESG信息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并提高分析師的盈余預測質量。首先,良好的ESG評價通常意味著企業愿意投入盡可能多的資源在綠色生態環保、社會公益事業和優化公司內部治理方面,從而使得其信息披露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通過利用企業ESG報告披露的信息,能夠為分析師對企業進行分析提供其所需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進而大大縮短獲取這些信息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提高分析師的盈余預測質量。其次,為了實現高水平的ESG績效,上市公司必須優先考慮內部和外部的風險管理,同時積極主動地減少任何可能在未來影響公司可持續發展的不確定因素(李增福等,2022)。[20]這可以減少分析師信息預測風險的可能性,最終提高其盈利預測的準確性。最后,良好的ESG表現不僅提升了企業形象,也增加了外部投資者、監管機構和社會公眾對企業經營的關注和期望,從而增加了對違規行為的聲譽成本(權小鋒等,2022)。[21]在聲譽成本的壓力下,企業往往會主動減少避稅行為等違規行為。因此,良好的ESG表現能夠為分析師提供更多的高質量信息渠道,提高分析師的盈余預測效率和效果,進而增強分析師的外部治理效用。

基于此,提出假設3:企業ESG表現能夠正向調節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設定

借鑒溫忠麟[22]等采用的方法,設定研究模型如下:

BTDit=β0+β1Analyst_numit+β2CVit+Year+Industry+εit

(1)

ICit=β0+β1Analyst_numit+β2CVit+Year+Industry+εit

(2)

BTDit=β0+β1Analyst_numit+β2ICit+β3CVit+Year+Industry+εit

(3)

BTDit=β0+β1Analyst_numit+β2ESGit+β3Analyst_numit×ESGit+β4CVit+Year+Industry+εit

(4)

其中,BTDit表示企業避稅程度;Analyst_numit表示分析師關注度;ICit表示內部控制質量;ESGit表示企業ESG表現;CVit表示所有控制變量;Industry為行業固定效應,Year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下標i表示企業,t表示年份。實證模型(1)用于檢驗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模型(1)(2)(3)用于檢驗內部控制質量的中介效應;模型(4)用于檢驗企業ESG表現的調節效應。

(二)變量定義

1.分析師關注度(Analyst_num)。以杜亞飛(2023)[23]的研究為基礎,采用跟蹤上市公司的分析師人數之和的對數值作為衡量該公司受到關注程度的指標。當分析師關注該公司的數量增多時,相應的對數值也會隨之增加,反映了分析師對該公司的關注度上升的情況。這種方法能夠客觀地反映出分析師對該公司的重視程度,并有利于深入探究分析師預測準確性與分析師關注度之間的關系。

2.企業避稅程度(BTD)。參考張乾(2023)[24]的做法,采用會計、稅收差異來衡量企業避稅程度,其計算公式:BTD=(稅前會計利潤-應納稅所得額)/期末總資產。一般認為,BTD越大,企業避稅程度越大。

3.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IC)參考陳紅(2018)[25]的做法,使用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數據庫(DIB數據庫)內部控制指數的自然對數衡量,IC數值越大,表明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高。

4.調節變量。企業ESG表現(ESG)借鑒李增福(2022)[20]的研究,采用華證指數評級進行衡量。該指標得分越高,ESG表現水平越高。

5.控制變量。參考國內外文獻,選取了與企業避稅相關的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如下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與說明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利用了2009年至2021年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了保證樣本的合理性,剔除了屬于金融行業的樣本、存在財務異常的公司、稅前利潤小于0的公司、實際稅率大于1或小于0的公司,以及變量缺失的樣本。此外,本研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以消除異常值。最后,共獲得了26896個有效觀測值。分析師關注以及上市公司的財務指標數據從CSMAR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中獲取;內部控制質量數據來源于DIB數據庫;企業ESG評價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匯報了樣本總體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其中企業避稅程度的平均值為0.017,中位數大于0表明企業避稅可能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分析師關注度平均值為1.390,表明在我國股票市場中,分析師的整體覆蓋率較高;標準差為1.196,表明不同規模的樣本企業所受分析師關注存在一定的差異。

表2 描述性分析

(二)基準回歸結果

為了驗證上述假設,根據豪斯曼檢驗的結果,本研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由表3列(4)可知,在考慮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之后,分析師關注和企業避稅的回歸系數為-0.002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即當某企業的分析師關注提高1個單位時,該企業的避稅程度會下降0.27%。表明分析師關注度可以降低企業采取避稅措施的程度,假設1得到驗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替換分析師關注度的衡量方式。將研報關注度(Repatt)作為分析師關注的替代衡量方式,其計算方式為:樣本上市公司被研究報告數量加一取對數?；貧w結果如下表4所示,回歸系數均支持前文結論。

表4 穩健性檢驗

2.替換企業避稅的衡量方式。為剔除盈余管理對避稅的影響,將標準化處理后得到殘差(DDBTD)作為企業避稅程度的替換指標帶入回歸模型中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4列(2)所示,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

3.排除其他非線性關系。為了排除分析師關注與企業避稅之間可能存在的其他非線性關系,在模型中加入分析師關注度的平方項進行回歸,已排除兩者之間存在U型關系。表4列(3)結果顯示,分析師關注度一次項系數不顯著,表明分析師關注與企業避稅不存在U型關系。

4.隨機改變樣本量。為了驗證不同樣本量情況下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隨機挑選80%的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列(4)所示,表明改變樣本容量之后結果依然成立。

(四)內部控制質量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之上,加入內部控制質量(IC)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檢驗。從表5列(2)結果可以看出,分析師關注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分析師關注度越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表5列(3)數據表明,內部控制質量的間接效應系數相乘為負,與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影響的回歸系數符號一致,表明分析師關注通過改善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來抑制企業避稅行為,但主回歸系數的絕對值減少,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與此同時,采用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直接效應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間接效應的95%置信區間為[0.0001,0.0002],未包含0,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此外,利用回歸結果進一步計算內部控制質量在中介效應模型中的效應量,結果表明內部控制在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效應中發揮了6.11% 的中介效應作用。由此,假說2得到驗證,即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可以通過企業內部控制的中介作用來實現。

表5 內部控制質量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6 bootstrap檢驗結果

(五)企業ESG表現的調節效應檢驗

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之上,加入企業ESG表現和分析師關注的交互項進行調節效應檢驗。由于交互項(Analyst_num×ESG)與分析師關注和企業ESG表現之間會存在高度共線性,使得模型估計產生偏差。針對這種問題,通過對企業ESG表現和分析師關注變量中心化處理來進行修正。從表7列(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之后,企業ESG表現與分析師關注度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影響的系數符號相同。該結果表明,良好的企業ESG表現能夠增強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此外,企業ESG表現是由環境(E)、社會(S)和公司治理(G)這三個評價指標構成,考慮到企業在這三個方面對分析師關注影響企業避稅的調節效應可能存在差異,分別將經過中心化處理后環境(E)、社會責任(S)和公司治理(G)與分析師關注的交互項變量加入到回歸模型中進行檢驗?；貧w結果如表7列(2)—(4)所示。環境表現和社會責任表現與分析師關注的交互項系數均不顯著,公司治理表現與分析師關注的交互項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即公司治理在提升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抑制影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環境表現和社會責任表現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該結果可能是因為企業公布的環境和社會責任投入與實際支出之間存在差異所致,分析師對此可能會持有更加謹慎的態度。此外,從企業是否實施避稅通常與其環境和社會責任表現無關。這也導致了前兩項表現的作用效果不如公司治理表現顯著。

表7 企業ESG表現的調節效應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在我國,隨著分析師隊伍的不斷壯大,其在企業的外部監督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分析師關注度不同的企業,避稅動機也會存在差異。將2009—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了分析師關注度與避稅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采用雙重固定效應模型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果依然成立。同時,中介機制檢驗結果表明,分析師關注通過提高樣本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抑制企業避稅行為。企業ESG表現能夠增強分析師關注對企業避稅的抑制影響,其中公司治理(G)表現能有效發揮調節作用,而環境(E)和社會責任(S)表現的影響有限。

(二)政策建議

分析師的關注對企業避稅行為有明顯的監督作用。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分析師關注對企業合法合規經營的外部治理效應。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相關部門應根據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完善證券分析師行業的制度。在保證分析師獨立性的基礎上,增加我國資本市場認證分析師的數量,加強對分析師職業能力的質量評價,實現分析師關注度的普及化和專業化。其次,積極引導證券公司和分析師團隊關注內控質量差的上市公司,最大限度地發揮分析師關注的外部治理作用。分析師關注可以幫助股東、投資者、稅務機關及時發現企業的避稅行為。上市公司應把企業的長期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積極配合分析師的調查,充分利用分析師的盈利預測報告,并優化內部控制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質量,防止企業內部出現涉稅違法行為。最后,企業需要關注ESG信息披露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方面。積極優化企業的內部控制,可以增強股東和投資者對公司可持續經營的信心。此外,分析師也要關注公司的ESG表現,充分利用ESG披露信息,提高盈利預測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