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農書《四民月令》的時間秩序、知識書寫與社會建構

[摘 要] 從書籍史和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分析《四民月令》的成書環境，探討《四民月令》中“四民”的真正意涵與指向，闡述《四民月令》在農業知識書寫中的農時秩序與內容特征，總結《四民月令》通過規范農事活動秩序建構社會秩序的路徑。

[關鍵詞] 《四民月令》 月令體農書 知識書寫 農時 社會構建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3） 06-0113-07

The Temporal Order， Knowledge Writing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bout the Eastern Han Agricultural Book of the “Simin Yueling”

Li Shasha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k history and knowledge society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riting environment of the “Simin Yueling” ， discusses the true meaning and direction of the “Four People” in the “Simin Yueling” ， expounds the order and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 time of the “Simin Yueling”in the writing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summarizes the path of the “Simin Yueling” ， to build social order by regulating the order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Key words] “Simin Yueling” Agricultural book of Yueling Knowledge writing Agriculturd time Social construction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古農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21&ZD332）階段性成果；武漢大學自主科研項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作者簡介] 李莎莎，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2020級博士生。

以書籍為物質載體的知識流通總是自上而下的，但農業知識恰恰相反，它源于基層民眾對日常農事生產的總結和積累，多以口口相授、師徒、家傳等方式傳播，范圍有限。伴隨著文字書寫、造紙術、印刷術等發明創造，專門記載農業知識的書籍開始出現，農書實現了農業知識從民間走向官方，再從官方擴散到民間的動態循環傳播，在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歷來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推崇。

《四民月令》是東漢后期文學家、農學家崔寔（約103—170）[1]編撰的一部月令體裁的農書，它開創了月令體農書的體例先河，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月令體農書。該書上承《氾勝之書》，下接《齊民要術》，是西漢到北魏500多年間唯一一部記載農業生產知識的農書著作[2]，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此前學界多圍繞作者與成書原因，以及該書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農業教育思想、農業商品交易[3]等方面進行分析和研究，但從書籍史和知識社會史視角的研究尚未可見?！端拿裨铝睢废到y記錄了農業生產技術、農時節令、生活習俗、農田規劃和管理等知識，不僅為農民和農業管理者提供具體指導和規范，而且傳承了農事知識，塑造了社會秩序，有助于社會穩定發展。

因此，本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從書籍史和知識社會史角度，首先分析《四民月令》中“四民”的具體指向；其次探討《四民月令》在農業知識書寫中，呈現的編撰理念與內容特征；最后闡述《四民月令》通過規范農事活動秩序建構社會秩序的路徑。

1 《四民月令》的成書環境

崔寔所處的東漢后期，政治斗爭激烈，皇位更替頻繁，外戚、宦官輪流掌權、專政，政治局面極度不穩、內部斗爭加劇，腐敗嚴重。崔寔曾撰《政論》論述此種政治風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風俗凋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4]。伴隨內部政治斗爭，地方豪強地主勢力不斷增強，豪強地主是東漢政權建立的基礎，貴族官僚地主背景出身的光武帝劉秀為扶持豪強地主勢力而采取“柔道”[5]政策，使得豪強地主不斷兼并土地，建立武裝，壯大勢力。

政治和經濟是相輔相成的，政治不穩使得經濟發展衰退，在農業上的表現為從事農業生產的土地和農民數量上的減少。據統計，東漢后期的人口數量，從中期的5325萬銳減至1500萬左右[6]，土地的兼并、人口的流失、豪強地主的割據，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影響力和統治能力。

與政治局面內憂外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化發展相對繁榮，學術研究興盛，書籍市場十分活躍，出現了大量的書肆和書商，廣陵、洛陽等地成為當時著名的書籍流通中心?！逗鬂h書·王充傳》曾載，“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7]，這說明東漢都城洛陽已出現書肆。據《后漢書》記載，東漢時期出現了平民書店，如洛陽的金光書館和長安的藏書閣等，這些書店不僅提供廣泛的書籍選擇，還經營租借服務，使得更多的人能夠方便地獲取和閱讀書籍。書籍以商品形式在社會上流通，推動了書籍市場的繁榮，也為書籍知識的傳播和推廣提供了客觀條件。

私人藏書的出現推動了書籍的傳播和流通。東漢時期，私人藏書的規模和數量顯著增加，一些知識分子和富有的商人擁有大規模藏書，私人藏書的活躍使得圖書編撰活動盛行。據《后漢書》記載，蔡邕、杜林、鄭玄、班固等人藏書頗豐，編撰出版的著作涉及歷史、哲學、醫學、農業等領域。如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撰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古文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編撰了我國第一部根據字形結構解說字義、字音的文字學專著—《說文解字》；文學家、農學家崔寔編撰了我國第一部農家月令書—《四民月令》等。

2? ? 《四民月令》的真正意涵與指向

作為書籍的唯一標識符，書名具有概括書籍內容、吸引讀者閱讀等作用?！端拿裨铝睢返臅饘W界的關注和思考，他們認為《四民月令》中的“月令”指記載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進行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及各類事項的時令，但對“四民”的理解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四民”指“士農工商” [8]。這一觀點最初由農史學家石聲漢先生依據書籍記載的內容和性質在《四民月令校注》中明確提出，后逐漸被學界接受并廣泛使用。另一種認為“四民”指“一年四季的編戶民”，其中“四”指“四時、四季”，“民”泛指“編戶民”[9]。明確提出這一觀點是霍耀宗，他結合“四民”的歷史解讀和書中內容綜合分析，認為“四民”指“一年四季的編戶民”。本文在分析、比較、考證史料的基礎上，贊同后者觀點，認為“四民”指的是“一年四季的編戶齊民”，原因有三。

第一，秦漢時期“編戶齊民”已是主要的人口管理制度?！熬帒酏R民”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皬那貪h起，凡能獨立立戶，進入地方戶口登記序列的人戶，統稱‘編戶齊民’。編戶者，指由國家統一編制。齊民者，指不管是官是民，是農是兵，在形式上一律平等?！盵10]出于統治和賦役征稅的需求，東漢政府對戶籍管理十分嚴格，全國的人口都在戶籍制度下嚴格有序地組織起來，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在制度上都是“編戶齊民”。尤其是崔寔所處的東漢后期，地主、官僚和工商業主于一體的豪強地主經濟成為主要模式，原本的群體劃分和管理方式早已不存在，作為任職過議郎、太守、尚書等職的崔寔，對政府出臺的戶籍管理制度肯定是熟悉和精通的，在此背景下，他不可能用“士農工商”來指代“四民”。

第二，《四民月令》敘述以四時節律的時間秩序為主。石聲漢先生曾指出，“《四民月令》的主題，是依一年十二月的次序，將一個家庭中的事務，作有秩序有計劃的安排?！盵11]崔寔將一年中的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事項置于四時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等自然節律為主導的時間秩序中，彰顯了自然節律在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客觀性和決定性，也強調不論何種類型的生產和生活，都必須因循自然節律，逐時施行。此外，四時節律作為《四民月令》敘事的時間秩序，而書名作為書籍的標識符，崔寔有理由將表現書籍主要內容的時間體現在書名中。由此可見，“四民”中的“四”更多指向“四時、四季”，而非“士農工商”四個職業類別。

第三，《四民月令》記載的內容是由社會群體共同完成?！端拿裨铝睢分杏涊d了農事、祭祀、教育、藥物、買賣等9種，較大篇幅是指導人們按照時令物候安排作物的耕、種、收獲，強調糧食、油料、蔬菜生長的季節性以及糧食加工釀造、農田水利工程等農事活動的敘述[12]，這些活動雖與“士農工商”的工作有相似之處，但并不是傳統意義“四民”工作。因為崔寔描述這些農事生產和社會活動的基礎是豪強地主擁有的田園，田園是包含農、林、牧、副、漁、手工業、商業、綜合經營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單位，田莊中設有大學、小學和武裝等[13]，從《四民月令》中記載的“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盵14]“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盵15]可看出，崔寔描述的活動是田園之中的事情，而這些事情不是單獨的社會職業類別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社會群體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如農忙共同從事農事生產，農閑從事教育、手工業等其他活動，這些是群體組織下的“編戶齊民”所能實現的勞動劃分，而非“士農工商”。

3 《四民月令》的農時秩序與內容書寫

如前所述，無論是目不識丁的普通民眾，還是擁有莊園的地主、貴族、士族和其他識字民眾，只要符合立戶要求，在制度上都是“編戶齊民”。這樣的受眾范圍決定了《四民月令》的編撰既要達到傳播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的目的，也要實現讓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對書籍內容易于理解和掌握的目標。在此背景下，《四民月令》具有體例時序性與內容實用性、風格通俗化與語言口語化等特點。

作為農書，《四民月令》不僅填補了《氾勝之書》到《齊民要術》之間有關農業生產系統記載的空白，而且它從重視“農時”思想出發，仿《禮記·月令》的體裁，從“民”的視角記載了一年十二月需要從事的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等，開創了我國農家月令書的編撰體例，在中國古農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四民月令》首創農家月令體“以時系事，編類成秩”的編撰體例?！耙詴r系事，編類成秩”是指把一年四季中需要從事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按照時間秩序進行系統整理，便于指導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這一體例體現在目錄和正文中，如《四民月令》的目錄從正月到十二月依次展開，簡潔明了的目錄便于閱讀者直接查找相應月份的活動，正文記載的農事生產和各項活動也遵循“農時”，如三月“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涂隙穴，具槌、、薄、籠”；“是月也，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時雨降，可種秔稻及植禾、苴麻、胡豆、胡麻。別小蔥?；鑵⑾?，桑葚赤，可種大豆，謂之上時。榆莢落，可種藍”[16]。從此可以看出，農事活動與自然物候變化緊密相關，農事時間遵循自然時序，所以其安排嚴格按照自然節律的變化。

除農事生產外，《四民月令》對日常生活的記載具有實用性?！端拿裨铝睢分星f園主或“家長”具體安排指導著農事活動，從田地耕作到作物播種、栽培時間、作物種類、農副、手工業，都有細致的安排和規劃。如食品加工釀造是《四民月令》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時節可以釀造不同的食品，二月釀春酒、做魚醬、肉醬、清醬、榆醬；四月立夏節后，做鲖魚醬、酢醬、棗泥干糧；五月之后做酢、麴、干糧、葵菹、干葵、釀冬酒、做脯臘等。這些食品加工釀造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極具實用性。

作為農家月令書，不識字的農人是《四民月令》的主要受眾，但這些農人“閱讀”農書的最大障礙可能是看不懂文字和無法理解其意思，前者可以借由識字的民眾通過口述等方式解決，后者卻無法由他人代勞。崔寔曾任五原太守，曾教當地農民種棉麻等技術，深知推廣農事知識的重要性，為讓農人真正理解農書中記載的農事知識，他編撰農書的風格較為通俗，用語也較為口語化。

校注是崔寔農書風格通俗化和語言口語化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以農家生活為視角。如“距立秋，毋食煮餅及水溲餅?！弊椤跋脑嘛嬎畷r，此二餅得水即強堅難消，不幸便為宿食作傷寒矣。試以此二餅置水中，即見驗。唯酒溲餅入水則爛矣?！盵17]又如，“至廿八日，溲，寢臥之”。注為“‘臥之’，凡臥寢之下十日，不能十日，六七日亦可”[18]。崔寔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誤食“煮餅及水溲餅”的情況出發，通俗易懂解釋了誤食的嚴重后果以及臥床的時間規定。再如“可斷瓠作蓄”校注為“瓠中有寶，以養豬，致肥；其瓣以燭，致明者也”[19]從民眾視角分析了瓠不僅可以用來養豬，使其肥大，瓠瓣還可以當作蠟燭照明，以達到物以盡用的目的。這在農業生產力較低的東漢后期無疑是提升農作物使用效率的一種方式。

第二，生僻字采用常用字讀音輔助。東漢后期的民眾識字率雖無明確記載，但從整個古代農業社會發展歷程看，農人的識字率普遍低下，即使識字多的農人，碰到生僻字也可能存在不認識、不會讀的情況。作為文學家且有過務農經驗的崔寔意識農事知識存在的生僻字會影響民眾“閱讀”農書的效果，故采用常用字讀音輔助認識生僻字解決此問題。如“弛竹木弓及弧”，注為“‘弧’，木弓謂之弧，音孤也”[20]?！叭罩梁?，可糴?”注為“‘?’音敷；，音摷”[21]。采用此種方式，不僅幫助閱讀者更好理解文本內容和知識，降低閱讀難度，而且可以激發民眾之間的互相交流和討論，使其準確理解其含義，提升“閱讀”農書的積極性。

4 《四民月令》中的農事秩序對社會秩序的組織與構建

東漢后期，政治腐敗，社會動蕩，豪強地主崛起，地主莊園林立，傳統禮法制度崩塌，作為王朝的政令—《禮記·月令》已逐漸失去對社會秩序的約束，地方的莊園之時逐漸分擔了王官之時的規范與服務社會的職能。崔寔痛感禮制的敗壞，決定從基層重建社會秩序。對此，民俗學家蕭放先生曾言：“《四民月令》是崔寔在王官之時失效后，依照當時莊園生活的具體情形，對世族莊園的時序作的具體的設計與規范而完成的?！盵22]其目的是通過規范田園的農事秩序來建構社會秩序。

東漢時期的地主田園為協調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保證田園生活的秩序，形成了田園特有的社會時間。在古代農業社會，這種社會時間有著明顯的自然節律屬性，它根據自然節律來規范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從而維持田園的秩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月份為綱目，闡述不同月份的農事活動和社會生活。月份是古代歷法的時間單位，《四民月令》采用的“以時系事，編類成秩”體例開創了月令體農書的先河，總結了一年的農事生產、祭祀、宗教、文化和生活等內容，在每月敘述時，多以月份開頭。如“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23]，“八月，筮擇月節。后良日，祠歲時常所奉尊神”[24]，“九月，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樜逍?，習戰射，以備寒凍窮乞之寇”[25]。

第二，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節點開展相應的活動。二十四節氣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其發展經歷從兩至、兩分到四時八節，再到二十四個節氣逐步完善的過程，在戰國時期基本成型，秦漢時期完全確立。西漢劉安著《淮南子·天文訓》記載了二十四節氣名稱和順序，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已將二十四節氣運用到農事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安排中。如“春分中，雷且發聲。先后各五日，寢別外內”[26]?！八脑铝⑾墓澓?，蠶大食，可重生姜，取鲖子作醬”[27]；“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日，后十日種美田”[28]。凡此種種，無不彰顯二十四節氣在農事活動中的指導作用，也讓每月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二十四節氣的指導下更為明確、具體、有秩序。

第三，借助干支紀日法和歷法呈現具體農事活動。干支紀日法是我國民間使用天干地支記錄日序的方法，也是農歷和各代歷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叭薄叭睢奔词歉芍Ъo日法和歷法共同推算的結果，《四民月令》中多運用“三暑”“三伏”來記載農事活動。如“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是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后，可種冬葵……大暑中伏后，可畜瓠……”[29]。

社會秩序的構建需要有規律的生產和有序的社會組織。隨著中央統治權力的削弱，地方兼并勢力不斷崛起，封建地主經濟對土地的占有和依附人口的管理進一步強化，成為具有規律生產和有序的社會組織。作為漢代社會經濟結構的典型性文獻[30]，《四民月令》以“農時”為時間秩序來規范田園社會組織的秩序，從中也建構著整個社會秩序。

首先，通過規范和安排農事活動和社會生活來構建莊園秩序。莊園的正常運轉離不開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雙重發展，崔寔的《四民月令》不僅記載了土地耕作、作物播種、食品加工、房屋修繕、蠶桑養殖、植被種植等物質層面的需求，還敘述了祭祀祈福、社會交往、文化教育等精神層面生活的內容。與其他農書不同的是，《四民月令》還強調要加強軍事力量建設，以應對外來賊寇的入侵。如二月“順陽習射，以備不虞”[31]，“繕修門戶，警設守備，以御春饑草竊之寇”[32]，“得涼燥，可上角弓弩，繕、治、檠正，縛徽弦，遂以習射”[33]，“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34]以上都說明，崔寔對田園的農事生產、社會生活和安全保障規劃得詳盡、有序。這樣的規范性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糧食供應，穩定社會經濟基礎。

其次，從地主莊園的管理構建社會秩序。崔寔所在的家族博陵崔氏是東漢的名門望族，他熟讀典籍且擁有莊園管理經驗，編撰的《四民月令》對地主莊園的經營管理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舉措，被稱為“地主莊園經營的指導手冊”。在書中，他從“管理者”角度提出農忙時節，要遵照“農時”積極從事農事生產，但若有不積極的，則需處罰，“有不順命，罰之無疑”[35]，這一處罰措施旨在保障莊園內的“編戶齊民”都要按照規定積極生產，以此維護理想的莊園秩序，從而維護東漢王朝的統治。

《四民月令》的內容圍繞一年四季所需從事的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展開，這些不僅是莊園地主田園的活動安排，也是整個政權正常運行的基礎，從此方面看，《四民月令》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種規范農事、提高生產和生活效率，建構社會秩序的新路徑，并以此穩定社會、改善民生。

5 結語：《四民月令》的發展與影響

人類在與自然的相處過程中，既要與自然環境相協調，也要人類群體內部相協調，對協調的追求，產生了計時?！稗r時”是計時的重要體現，它既是對自然節律的適應，也是維持人類社會秩序的基礎?！抖Y記·月令》從官方視角按照月份記載了政府的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等事項，《四民月令》則從農家視角仿其體裁記載了“編戶齊民”一年四季所需從事的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

作為農書，《四民月令》的編撰具有跨時代的意義。首先，它開創了月令體農書的體例，影響了后世月令體農書的編纂范式。唐韓鄂《四時纂要》、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明桂萼《經世民事錄》等都仿《四民月令》體例成書，使得月令體農書成為古農書的一個重要類型。其次，通過建立莊園秩序來重構社會秩序。東漢末期，官方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遭到嚴重破壞，作為一部農業生產規范和農事指南性質的農書，《四民月令》不僅為“編戶齊民”提供了系統的農業生產內容指導，而且為政府解決土地生產和制定農事政策提供治理路徑，借助“農時”管理農事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時間秩序對建構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從書籍史和知識社會史角度看，作為以農事知識為主的著作，《四民月令》通過對農事知識的系統總結和規范管理，推動了農業知識在東漢晚期的傳播和普及，促進了知識的流動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塑造了“四民”的自我認同和價值觀念，使得“以農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也使得統治者意識到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之間的密切聯系，在東漢晚期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義。

注 釋

[1] 解成.崔瑗、崔寔生卒年考[J].河北學刊，1995（4）：111

[2]石聲漢.中國古代農書評介[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0：17-20

[3] 具體參見：陳越，沈志忠，郭安寧.崔寔《四民月令》成書原因考論[J].文教資料，2012（25）：1-5；吳天鈞.《四民月令》的經濟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黑龍江史志，2014（3）：178+180；張睿.崔寔思想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12；張景書.《四民月令》農業教育思想初探[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1）：177-180；柳春藩，沈捷.《四民月令》完整反映地主田莊經濟說質疑[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6）：64-69

[4]（漢） 崔寔著；上海第八鋼鐵廠工人理論小組注.政論注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3

[5] “柔道”政策：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為扶持地主勢力而頒布的一項政策?！逗鬂h書》曾載“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改變西漢堅決打擊豪強地主的政策，堅決為豪強地主服務，撤銷遷移豪強地主的政策；（2）放棄西漢為監督各地豪強地主設立十三州刺史政策；（3）堅決維護食封貴族的地位，除本人謀反外，封爵一般不被剝奪等。具體參見：陳順增.土地管理知識辭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97

[6] 袁延勝.東漢人口問題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03：14-24

[7]（宋） 范曄撰.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7：479

[8][11][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1][32][33][34][35]（漢）崔寔撰；石聲漢校注.四民月令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5：89，89，9，60，26，44，53，61-62，63，46，19，60，65，20，31，62，49-52，20，29，63，65，26

[9] 霍耀宗.《四民月令》之“四民”新解[J].史學月刊，2017（6）：131-133

[10] 宋昌斌.中國戶籍制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397

[12] 吳平.古代農業文明進程中的古農書發展研究[J].出版科學，2023，31（5）：5-13

[13] 陳順增.土地管理知識辭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97

[22] 蕭放.歲時記與歲時觀念：以《荊楚歲時記》為中心的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08

[30]（漢） 崔寔撰；繆啟愉輯釋.四民月令輯釋·序說[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5

（收稿日期： 2023-03-29；返修日期：202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