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構到建構：ChatGPT意識形態性的生成機理及應對策略

姚建軍 崔宇航

［摘要］ChatGPT在創造新型傳播主體、改變信息生產格局的同時，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形成新的風險挑戰。應對ChatGPT的變革性與意識形態隱患，必須深入解構其原始算法設計、初期數據采集、后續進化更新等全過程中的西方價值體系，認識其“中立客觀”虛飾下的意識形態性；明晰其在資本運作邏輯、反饋話語建構、助力計算宣傳等方面的意識形態表征；推動使用主體深刻把握其意識形態傾向，動員社會力量全面加強價值塑造和引領，在應對潛在風險、充分利用工具效能的基礎上，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加快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大語言模型。

［關鍵詞］ChatGPT；意識形態性；人工智能；技術異化；風險治理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23）06-0053-10

一、研究源起

ChatGPT是OpenAI公司開發的一款大型語言模型，能夠完成文本生成、自然語言理解、機器翻譯、問題解答等多種任務。因其基于神經網絡技術、利用數千億個參數來理解和模擬人類語言的復雜性，故而在諸多應用領域有良好表現。自2022年底問世以來，ChatGPT引起廣泛關注，通過與用戶持續交互實現快速更新迭代。然而，與其應用領域與適用場景看似無限擴展的美好光景相矛盾，ChatGPT本性中固有的“雙刃劍”特征明顯。一方面，ChatGPT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可選擇性與抖音、知乎等算法推薦的可定制性相結合，實現了信息獲取方式的全新變革，塑造了既能回應受眾特定疑問，又能迎合受眾特殊喜好的新型傳播主體，推動人類邁向強人工智能新時代；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持續不斷的動態，變得為政治內容所充滿”［1］（P136），ChatGPT作為產生于西方社會的最新技術手段，不可能保持絕對價值中立，作為一種直接與人對話的智能算法，貫穿人機交互全過程的西方話術范式給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帶來了新的風險與挑戰。

面對ChatGPT這一突如其來且發展迅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我國已有學者就其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引入數字政府建設、推進網絡政治傳播、助推教育事業變革等問題開展應用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在充分利用ChatGPT的工具效能之前，首先需要注意它是由美國公司所研發的，主要應用于西方語境，其中文性能、潛在風險還未得到深入、充分、可靠的評估。因此，相比于急切地將其應用于我國社會各領域，深刻剖析其意識形態性、全面揭露其意識形態風險才是“第一性”的任務。學界對ChatGPT意識形態性的研究主要遵循三個理論路徑展開：一是從傳播媒介視角出發，說明其作為新型政治傳播主體，生成內容中的偏見與不公極有可能進一步拉大受眾認知與社會現實的距離，對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產生負面效應；二是從教育應用視角出發，披露其隱蔽的西方立場對我國青少年價值觀塑造、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潛在消極影響；三是從國家安全視角出發，闡釋其作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新載體，使國際意識形態競爭態勢更為復雜，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傮w而言，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對ChatGPT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初探，卻將作為本質特征的意識形態性降格為諸多風險挑戰的組成部分之一，缺乏對其發生邏輯、呈現邏輯、治理邏輯的全面、深入的系統性研究，也未能提出詳盡、易操作的應對措施。因此，在實際評測基礎上從不同維度解構ChatGPT意識形態性的產生機理與具體表征，提出相應的規制路徑，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提出正確的應用方法，最大化發揮其效能，并獨立自主地加快建構根植于我國國情的人工智能語言模型，是當前重要的理論命題與實踐課題。

二、中立客觀的表象：ChatGPT的意識形態性何以產生

ChatGPT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發展成果，以“造福全人類”“與人類價值觀保持一致”等理念標榜自身，但在其“開發”“訓練”過程中意識形態因素始終產生影響，在后續的“學習”“進化”中，原有的意識形態被進一步固化、強化，最終形成特定的意識形態傾向，終究難以破解“中立”與“偏見”之間的二律背反。

（一）主觀形塑：設計人員與科技權力的“元”滲透

ChatGPT具有強大的自我學習能力，在自然語言處理方面呈現“人化”特征，究其根源，它是人設計開發的產物，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2］（P192）。設計者的主觀因素會對輸出結果產生先驗性影響。例如，工程師的文化與社會背景可能導致原初算法設計、底層操作邏輯鑄刻一定的個人偏好，進而映射在人機交互時的反饋結果上。任何人的主觀認知都存在局限性，在ChatGPT的開發過程中，設計師不可能全面考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細微差別，設計過程的微小不足會在后續算法處理中被循環放大，釀成輸出結果的巨大紕漏，這也是西方國家在國內數字政治試點中屢次遭遇公共治理風險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面對全世界不同種族、語言、社會背景的使用者時，ChatGPT幾乎不可能做到客觀公正。就意識形態而言，ChatGPT的開發者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其思想觀念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由他們設計、開發的ChatGPT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對中華文化特別是中文語言的理解，而且可能對我國的政治理念、社會制度存在較為嚴重的認知偏見。

ChatGPT作為一種技術力量難以逃離科技巨頭公司的權力控制?？萍嫉难杆侔l展以經濟力量為后盾，為成立之初的企業提供啟動資金是在無須收購的情況下對其實施強力控制的最佳手段。以海量數據為支撐的ChatGPT不僅在開發、設計方面需要經濟上的支持，其數以億計的數據來源更離不開數字領域內巨頭公司的扶植，它在對話中表現出的“人性”建基于浩瀚的文本數據，是以TB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投喂”出來的。因此，投資者與數據支持者的意向對ChatGPT的開發、設計和應用具有方向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規訓了其意識形態性。如果西方國家針對我國的固有態度以資本投入、數據提供等方式洇滲至ChatGPT，其潛在的負面社會影響與意識形態偏見便不容小覷，甚至可能在敏感時期成為發表針對我國片面性言論和歧視性話語的窗口，對用戶的意識形態產生影響。

（二）客觀規制：數據采集與數據加工的“初”約縛

算法的數據采集對于模型訓練和性能塑造至關重要，訓練數據會直接影響算法預測和生成的結果。因此，數據樣本的平衡與否對算法結果的公正性存在很大影響。任何算法數據的采集范圍都存在局限性，不可能面面俱到。盡管OpenAI聲稱ChatGPT的訓練數據已全力避免種族、性別、文化等方面的偏見，但其所努力避免的數據偏見也是囿于西方社會維度、針對西方現實狀況而言的，由于社會環境、法律政策等原因，它在中文語言、中國社會的數據采集方面存在很大缺失，固有的西式思維使其很難消除指向中國的狹隘臆斷。當前我國已有學者對其中文性能進行了評測，并“在功能測試中發現，ChatGPT生成內容中存在對中國的大量偏見言論，也不會對涉及中國的政治言論進行回避，這說明訓練數據的構建過程未對這部分言論進行篩查”［3］。由此可見，當ChatGPT的語料庫、數據集存在針對我國的刻板印像與偏見時，它不可避免地會延續這些不平等和歧視。

數據采集后的樣本篩選和加工過程會進一步“篤定”算法偏見。例如，數據清洗過程會排除某些不符合標準卻恰好反映了某些群體真實情況的“冗余”數據，導致清洗過程不僅沒有對算法起到優化作用，反而惡化了其偏見程度。同時，數據的收集和整理是由人工進行的，以標注過程為例，數據標注師的認知水平和社會背景導致的主觀傾向直接影響其對數據的解釋和分類，造成標注結果的不公正。ChatGPT訓練過程中所采集的數據主要來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有意識形態色彩，經過數據清洗和標注等篩選加工過程，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利、不符合西方價值觀的數據被大范圍清除，這會在加深原有數據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其意識形態性。

（三）“過濾氣泡”：數據反饋與自我學習的“重”固化

“過濾氣泡”是指技術平臺以用戶使用習慣所生成的畫像為基準，通過算法技術向其呈現獨一無二的、經過精準篩選的界面，它使用戶沉浸在自己偏愛的信息世界。它與“信息繭房”“回音室”效應相似，在看似能夠自由獲取多樣信息的數字世界全景中形成微觀個體層面上的新型“信息貧乏”。傳統意義上的“過濾氣泡”理論主體是人，將其延伸到ChatGPT進行考察時發現，盡管它可以基于機器學習不斷更新知識來提高自身性能，但也正因其自主學習更新主要依賴反饋數據，完全缺乏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這一過程絕非客觀，甚至會陷入“無意識”的黑洞，衍生更為嚴重的“過濾氣泡”局限性。

當ChatGPT接收大量具有特定意識形態色彩的反饋數據，且這些數據與已有的意識形態傾向相契合時，它便會在學習和更新過程中進一步“忠實”于自身已形成的意識形態性。ChatGPT的算法基于自然語言處理，運行過程中勢必受文化和語言的影響。當前，ChatGPT使用語境主要為英語，處理、回復的語料以西方語言價值體系為主，在諸如人權、民主等包含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議題領域內，其主要接收的是處在“過濾氣泡”內、隱含西方價值理念的特定觀點和信息。在長期的人機互動中，它會越發傾向于認可西方的價值立場，被裹挾在“過濾氣泡”中，濾除或錯誤解讀與西方意識形態相悖的觀念，從而忽略或排斥符合我國社會價值理念的話語。在接收大量具有特定傾向的反饋數據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充分自我學習、自我更新后，ChatGPT將逐步形成穩定的知識結構，更加難以接受和適應與其相沖突的新理念、新觀點，使現有的意識形態性在“高壁深壘”中進一步被僵化固定。

三、資本異化的技術：ChatGPT意識形態性的多重表征

我們在認識ChatGPT時既要重視它的“科技”屬性，也要認清其“產品”本質。作為產生于市場環境的“產品”，資本力量的介入使其為市場利益所驅動，在世界范圍內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吞噬剩余價值；作為具有全新技術特點的人工智能，它對用戶思想的影響更加無意識化與隱秘化；作為攜有特定價值觀念的智能算法，它使我國的意識形態傳播生態面臨新的沖擊與挑戰。

（一）資本操縱：市場競逐下的工具理性取向

ChatGPT作為一款科技產品，商業目的與資本利益是其開發的原初動力，市場環境對其后續運營持續發揮作用。在價值增值邏輯驅動下，ChatGPT表現出無償數字勞動、新消費主義等商業數字平臺的新特征。

第一，在資本力量洇滲下，ChatGPT的投資者與設計者被賦予隱匿的信息支配權，其利益導向和經濟訴求對算法模型建構產生影響。作為信息傳播平臺，ChatGPT應將社會價值、社會責任放于首位。在市場競爭的“基礎盤”中，任何投資者都希望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在有關ChatGPT市場性與社會性的頂層決策中，商業價值是首要考慮因素，要使其功能與服務滿足商業需求和資本要求，而非面向公共利益與社會福利。作為賺取剩余價值的工具，當投資者側重支持和推廣符合自身商業利益、價值傾向的應用場景和功能時，ChatGPT的人文價值就讓位于工具理性，在數據偏見的包裹下輸出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結果。

第二，ChatGPT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存在數字剝削問題。數字剝削是指平臺利用數字技術獲取和使用用戶的個人數據和行為信息，達成利益目標的行為。就ChatGPT而言，它在運行過程中充分采集用戶數據，這些數據不僅構成了其自主學習和進化的重要數據支撐，而且能夠被深入分析，應用于商業目的。憑借數據合作共享，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均可對用戶在與ChatGPT交互中產生的話語內容、使用習慣進行分析，生成用戶的數據肖像并對其消費意向進行揣測，實現用戶數據的資本化轉向，成為廣告投送、個性推薦和精準營銷的無形資產，這導致用戶與它的每一次互動都在無形中異化為使自身遭受剝削的行為。

第三，ChatGPT成為資本運作的工具，在市場利益面前難以做到自身標榜的“非營利”與“造福全人類”。在ChatGPT的互動界面中已推出“Plus”付費升級選項，OpenAI官網也相繼推出了語言模型、圖像模型、音頻模型等種類多樣的AI使用付費“套餐”，這說明ChatGPT僅是資本在人工智能商業版圖中獲取剩余價值的載體之一。對于“Plus”用戶來講，其付費使用過程甚至一定程度上異化為助力程序改進升級的“付費”勞動。即使當前ChatGPT仍可以被免費使用，但當其便捷性使廣大用戶產生依賴后，設計者在利益驅使下很可能通過啟用“訂閱制”等多種渠道，進一步強化其工具屬性，以賺取更多資本回報。

（二）話語表達：沉浸體驗中的隱匿技術規訓

ChatGPT具有此前人工智能無法企及的高度擬人性。在對話中，使用者可以要求它以不同語言風格進行反饋，通過在反饋中增加繪文字（emoji）表情進一步縮小與使用者的距離。然而，其視覺沖擊的感性特質、人機互動的平等體驗、高度擬人的對話邏輯以技術方式遮蔽了話語傾向，使其意識形態滲透更加難以被察覺。

第一，在日常交互中，絕大多數使用者不會聯想到作為ChatGPT強大算力物質基底的服務器與光纖，也不會覺察到網頁背后時刻維護其算法正常運轉的程序員與工程師。在不具備專業數字知識的普通用戶眼中，ChatGPT并非一個同時與全球上萬人進行對話、具有“行星級”運算能力、代碼極其復雜的數據交換系統，而是一個存在于電腦和手機等終端顯示屏上、能夠同自身進行交談的“智慧生命體”。在本質上，ChatGPT并不具有真正的智能，其回答建基于龐大的人類語料數據，生成內容的原理是字與字之間的數據相關性。然而，與ChatGPT高頻率展開互動的主體通常并不理解其真實樣貌，而是憑想象將其虛構為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恰恰是“這種顏貌化讓本身并不具有神秘色彩的人工智能應用披上了崇高的外衣，變成了象征秩序下的崇高對象”［4］。當人們在潛意識中為ChatGPT賦予神秘性與神圣性時，其便成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所生成的回答隨之由數字關聯性轉化為“人”的話語，具有了意識形態說服力。

第二，直觀的視覺效果是ChatGPT信息生產與交流的顯著特征。在其構建的沉浸式交互場域中，內容的意識形態傾向藏匿于話語的反饋方式中，對使用者的認知產生隱性影響。當用戶在對話框中輸入一個問題后，ChatGPT會以極快的反饋速度逐字生成回答，這與早期翻譯軟件等語言模型需要等待數十秒、大段文字突然生成并占滿屏幕的內容生產方式不同，ChatGPT及時且逐字躍動的話語生成過程是全新的交互體驗，其感性的視覺沖擊力能夠抓取使用者的注意力，使用戶的目光緊緊盯著屏幕，直至它生成最后一個符號。在此過程中，生成的內容已不再絕對重要，用戶在交互中感受到屏幕另一端的“人類”正在一點一擊敲撞著鍵盤，同自己進行實時對話，這種仿真沉浸式體驗占據主導地位，是部分使用者將ChatGPT誤認為“樹洞”與“朋友”的重要原因。在此期間，用戶自身已無意識地接受了“另一端”意識形態的柔性塑造。由于這一過程深植于無意識層面，其影響十分深遠持久。

第三，使用者在與ChatGPT的互動過程中感到人機雙方似乎處于平等地位，然而，這種交互“平等”實質上是技術制造的假象。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理解不同，ChatGPT無法真正思考，只能根據特定算法與代碼輸出內容。因此，用戶對它施加的影響遠不及自身受到的規訓。與自上而下剛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不同，ChatGPT不會以與用戶地位不對等的強勢“師者”或“長者”身份同使用者展開對話，而是作為“有尊嚴”的個體與用戶交談，對于違背其交互規則的“冒犯”提問，它會拒絕作出有效回答。這營造了一種類似人際情感關系的平等互動體驗，用戶并非高高在上的掌控者，也非受其擺布的客體。交談中的“主體間性”使其話語更具感染力，促使用戶思考其表述是否具有合理性，也避免了直接的意識形態灌輸可能引發的對抗與排斥等負效應，提升了其意識形態滲透的精確度與有效性。

第四，ChatGPT作為高“擬人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兼具強大的邏輯嚴密性與突出的人機交互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教化潛能。在實際對話中，每一次信息反饋的末尾通常會出現“應該”“需要”等導向性詞語，針對特定問題會提出“如何做”的建議，當這一特點與其本身的意識形態性相結合并形成合力時，它便“不僅成為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成為有著全球影響的‘意識形態世界機器’”［5］，在與全球用戶的交互中“偽裝成實用的工具價值形式來蠶食使用者的價值觀”［6］。作為“一種與人類的交互行為處于糾纏關系之中的共生整體”［7］，ChatGPT在意識形態領域被賦予“大他者”的地位，在以看似柔性、實則強硬的“手腕”使用戶認可其固有意識形態的同時，甚至可能在思想塑造的“詢喚”下突破網絡的虛擬維度，俘獲用戶這一“小他者”的現實行為。

（三）催生輿論：計算宣傳中的內容生產構件

計算宣傳是指利用大量的數據和算法分析用戶的行為和興趣，并根據這些信息通過自動化的方式生成內容，對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用戶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或操縱，以影響他們的政治或社會觀點的傳播過程。計算宣傳扭曲社會輿論、導控社會動態，成為意識形態滲透、攻擊的“秘鑰”。在計算宣傳視閾下，ChatGPT根據特定主題“自動化”生成信息的能力，能夠成為計算宣傳的內容生產途徑之一。

第一，在龐大數據、深度學習與先進算法的幫助下，ChatGPT能夠“理解”用戶輸入的復雜語句，并在此基礎上生成語意通順的應答。ChatGPT形成了邏輯嚴密的論述，即使其生成的內容不一定為真，但依舊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圍棋人工智能領域內“阿爾法狗”戰勝人類頂尖棋手的事實證明，“機器智能可以不斷進化，并通過自我的學習和博弈，擺脫人類智慧所能夠達到的限制”［8］，ChatGPT的龐大數據基礎與持續自我學習使其擁有人類無法比擬的知識量。然而，人工智能算法技術的使用與其服務對象的價值選擇密不可分，ChatGPT靈活的話語可能成為針對普通網絡受眾進行計算宣傳的溫床。

第二，ChatGPT沒有具體的使用場域限制，可以被用于廣告、媒體、政治和軍事等領域，其中利益相關方能夠借用其輸出結果影響受眾的觀念和行為。一些政治勢力可以與媒體機構合作，利用它生成符合自身政治利益的言論和吸引眼球的新聞標題，在選舉等政治景觀中獲得高點擊率和高收益，操縱受眾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就意識形態而言，在針對他國的政治宣傳中，ChatGPT能被用于編造大量虛假新聞和誤導消息，當這些內容被投送到鑒別能力較弱、信息來源受限的網絡受眾時，便成為改塑用戶政治傾向，影響他國政府公信力的潛在武器。

第三，ChatGPT能與其他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算法技術一起，以圖文并茂的方式提升計算宣傳的威力。部分人工智能繪圖工具在生成描述不同國家的圖像時，有的畫面色調、整體氛圍、人物形象讓觀者下意識感到不適；有的色彩明亮和諧、構圖豐富立體，畫面氛圍與前者形成差別與對比，體現出意識形態偏見。當上述軟件共同應用于宣傳時，其圖像的直觀性與文字的邏輯性緊密結合，進一步提升了宣傳的誘導性與沖擊力。由于通過人工智能生成此類惡意內容的成本較低，當其被“流水線”式重復生成、高頻灌注至其他媒介時，將會掩藏現實世界的本真樣貌，損害他國國際形象。

四、守正創新的方向：ChatGPT意識形態性的回應策略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保?］（P18）面對ChatGPT帶來的科技便利與意識形態挑戰，要全面把握其潛在風險，以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之“正”規范其運用；要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本”，加快創新建構根植于我國社會的智能語言模型。

（一）強基固本：抗御ChatGPT的意識形態安全風險

ChatGPT的意識形態性根源于社會環境，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同時極具隱蔽性、迷惑性與說服性。為了有效應對其意識形態風險，身處主體地位的使用者要深諳其隱含的資本邏輯與意識形態傾向，做到時時在場，避免在交互共生中被隨處牽引而墮化為泯滅自身自主權與主體性的消極客體。

第一，使用者要充分警惕ChatGPT蔭蔽的信息安全風險。ChatGPT僅向大眾提供使用服務，其數據訓練、效能測試、優化提升等過程均由美國服務器完成運行，且OpenAI拒絕向社會公布具體運演細節。然而，上述過程使用的大量數據信息不僅僅限于美國用戶，而是廣泛采集來自全球上億用戶的日常使用數據。因此，在用戶眼中，ChatGPT是灰黑色神秘對話框中“有求必應”的“數字生命”，我們可以得到答案，卻無從得知其內部運作機制，算法黑箱的難題仍是不可逾越的山峰；在ChatGPT的“眼”中，廣大用戶是“衣不蔽體”的“數字人”，使用者的任何反饋、習慣都會被它標注、記錄，任何一次交互實質上都是一次用戶數據上傳過程。極化的信息不對稱關系歸向的是嚴重的隱私泄露問題與信息安全隱患，“個人隱私信息一旦被西方某些不良政客所截取，就會成為他們分析、研究并制定意識形態滲透策略的重要數據支撐”［10］。

通過對使用者無意識產生的數據進行算法分析，ChatGPT得以輕松掌握用戶的政治偏好、行為傾向、情感動態?！癈hatGPT強大的數據汲取能力使其可以動態性、完整性、全覆蓋式地跟蹤記錄用戶的思想和行為狀態”［11］，為每一位用戶建立精細、客觀的“數字檔案”，在其中悄無聲息、自上而下地凝視著所有用戶的一言一行。對我國使用者而言，其在與ChatGPT交互中輸入的文本、生成的數據關乎我國情報安全、數字主權和數據獨立，其無意識上傳的敏感內容可能成為西方竊取我國意識形態動向、沖擊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防線的依據。所以， 在實際運用前，使用者要加強自主學習，詳細了解ChatGPT的內容生產原理、基礎數據來源、人工標注流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識，“自我養成理性思考和辯證思維”［12］，“祛魅”其中立無偏的假象，看清其背后“人”的身影，自覺樹牢法律意識，明晰其使用規范與使用禁區，為人工智能的正確使用錨定思想先導。在運用過程中，使用者要時刻批判審思，堅守主體身份，恪守意識形態安全紅線，既要避免在與其對話的過程中出現任何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言論，也要時刻站穩自身意識形態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真理為標準，著重辨別其話語表述中的西方立場。在運用結束后，使用者要充分反思人機交互的整個過程，對現有實踐主動“復盤”，將其撲朔迷離表象下隱藏的西式“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與意識形態傾向逐字逐句抽離出來，加深對其意識形態性的理解與認識，在進一步“知彼”的基礎上發揮更大效能。

第二，要深刻把握ChatGPT對使用者價值觀的規引作用。ChatGPT已被應用于科技、醫療和教育領域。盡管學界對其是否應該被用于教育事業仍存在較大爭議，如香港大學、巴黎政治學院已明令禁止在教學行為中使用ChatGPT，而香港科技大學等院校持開放與鼓勵態度，雙方形成“針鋒相對”之勢。但應用層面的爭論無力辯駁其已對教育事業產生“黑天鵝”式沖擊的事實。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實現人與智能的高效融合，利用技術助力教育發展”［13］才是重中之重。ChatGPT意識形態性、話語邏輯性與內容虛構性交錯的復雜癥候，作用于我國價值觀還未成熟的受教育者尤其是青少年，勢必會對他們的思想產生隱性宰控作用，使我國青少年滯留于西方意識形態的蒙蔽性話語中，削弱他們對我國社會的認同感，造成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合法化危機。

在任何領域使用ChatGPT，首要任務都是增強對廣大使用者的普識性教育，使其堅定保持自主性，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培植鑒別意識、增強篩選能力、提高數字涵養。國家可以通過在大、中、小學重點開設涵蓋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技術知識的必修、選修、實踐課程，定期舉辦AI專題前沿講座等方式，加強青少年數字基礎教育；同時在全社會范圍內完善數字基礎設施，以專項資金撥款等方式推動數字化社會建設，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人工智能應用能力，“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14］。社會各界應結合自身優勢，主動承擔教育引領責任，以創新思維拓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普及途徑?；ヂ摼W公司要結合自身科研成果主動走進社區傳播數字常識，各大媒介平臺要結合抖音、快手、知乎、小紅書等方式深入推進AI知識惠民工程。國家、社會與個人緊密協同，形成合力，確保ChatGPT始終沿著正確價值航向前進，在防微杜漸中全力規避意識形態風險，方能使之成為推動個人成長、社會發展、國家進步的積極力量。

（二）內外雙向：合力強化ChatGPT運用的價值引領

確保使用者的主體性是化解ChatGPT意識形態風險挑戰的個人“基點”，將規制其運用置于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社會“高點”上，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其工具理性，最大化遏制使用風險，使其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一，盡快修訂、完善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法律、規章、制度，填補應用泛濫與管理失序之間的自反性斷裂，構筑統一、可參照的使用標準。ChatGPT自問世以來“一石激起千層浪”，因誕生時間不長，在各領域的應用呈現較為“盲目”的樣態。ChatGPT作為算法程序缺乏基本的自主選擇能力，也缺乏人類的常識意識，它是一扇通往各個方向的“任意門”，往左推開是美麗新“天堂”，往右推開是無底之“深淵”。然而，“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其實更容易被發現和糾正，真正難以克服的是人類自身的問題”［15］，部分缺乏責任感的使用者完全不考慮價值旨歸，將其毫無限制地加以運用，已經衍生諸多社會問題。有的無良媒體運用ChatGPT“一鍵生成”大量內含意識形態傾向的標題式“低創”充斥網絡世界，侵占數字資源，嚴重擠壓了主流話語體系的數字生存空間。

ChatGPT的使用亟須國家力量的強力監管，要在充分評估其文本數據局限性、算法推演偏見性、意識形態傾向性基礎上，建立完整的管理機制和治理體系，明確其運用領域、規范其運用方式，以形成嚴整的使用秩序。一是充分借鑒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于2016年、202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以及國家網信辦于2021年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制定人工智能領域的法治細則，使應對ChatGPT意識形態風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在根據現有法律擬定治理辦法的同時，積極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國家網信辦于2023年4月起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公眾可以通過“立法意見征集”欄目、電子郵件等途徑提出反饋意見。國務院辦公廳于2023年6月印發的《國務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為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奠定了法治基石。以此為代表的民主立法、協同共治能夠最大化聚合社會力量，共同鑄就人工智能領域意識形態安全的法治防線。三是推動制度約束的外在施壓與宣傳教育的內在塑造耦合協同，使二者相攜而行，共同阻卻ChatGPT潛在的意識形態風險轉化為現實力量。

第二，有關政府部門、科研機構、行業企業要積極介入ChatGPT的規范和馴化過程，以對外聯動、協同治理、共建共享破除其封閉之維、僵化之思，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重。ChatGPT的引領工作不能僅聚焦于、依靠于、禁錮于作為主體的使用者，還需積極介入并改善ChatGPT這一客體，使之更加契合我國的社會環境。針對其生成內容中大量的錯誤信息、政治謠言、惡意中傷，要通過成立專項應對小組建設有效的防范機制，研制開發信息審查把關程序、關鍵詞語提取插件、風險識別反饋技術等，有效監測其人機對話過程中隱藏的意識形態風險，并在風險捕捉后以實時彈窗等形式第一時間告知使用者，有效阻斷其負面影響。同時，對于“抹黑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言論，我國主流媒體應主動出擊”［14］，既要積極推動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與公眾號、短視頻等新型媒介相結合，以全方位、全覆蓋的方式向公眾披露其意識形態傾向，也要在收集大量實證的基礎上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向國際社會揭穿其價值中立的騙局，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明晰自身意識形態安全風險，使其意識形態偏見無處可藏、意識形態滲透無從下手。

當今世界是一個深度交融的時代，只有“堅持協商合作，不搞沖突對抗”［16］才能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實現可持續、可共享的良性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23年3月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組建國家數據局的重大決策，百度公司、復旦大學相繼推出“文言一心”“MOSS”大語言模型，并引起了一定社會反響。通過推動政府機構、企業和專家群體同OpenAI公司開展多方對話交流合作，探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實現安全范圍內的數據共享，可以促進ChatGPT不斷提升中文語料庫比重，幫助其學習中文語言和中華文化，祛除西方固有偏見；有助于在其訓練和進化過程中輸入符合我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數據，在糾偏的基礎上實現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充分理解和客觀表達，破除資本對它的束縛與異化，實現自身更具包容性的正向發展；能夠一定程度上改變ChatGPT視域下西方價值觀的主導地位，使之在我國社會的應用中實現“東方化”與“中國化”，真正適應我國社會環境。

（三）與時偕行：創新研發中國風格的智能語言模型

智能算法技術已迅猛發展到一個新拐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超人”性極可能掀起一場新革命。微軟公司對OpenAI的巨額資本投入實質上已造成ChatGPT等人工智能產品受制于科技寡頭，其算法資源、數字技術被極少數外國企業牢牢壟斷，這一“卡脖子”的壁壘式難題使以智能語言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領域呈現資本奴役化、技術“囚籠”化的負向趨勢。我國人工智能技術亟須扎根自身社會環境，加快著手開發中文語言模型，在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全面發展的賽道上迎難而上、縮小差距、搶占高地。應當堅持政治標準，立足我國實情，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自立自強的基點上開展多方合作，創新研發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ChatGPT”大語言模型，以滿足我國不同領域的人工智能應用需求。

第一，在建設我國大語言模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數據制度。ChatGPT作為建基于全球億萬用戶交互數據的數字成果，本應作為新質生產力，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貢獻積極力量。但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約束下，其主要保留、著重采用的是有助于資本牟利的部分數據，其他經過譯制、解碼后同樣具有使用價值的大量數據，則在資本的選擇性與偏向性下被舍棄，成為“數字垃圾”。ChatGPT自身異化為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增值工具，不僅無法為世界共享，反而對人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造成激烈沖擊，引發新一輪失業恐慌和技術焦慮?？梢?，“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17］（P508），“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對傳統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重大影響”［18］。通過建立中國特色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確保來自社會全體成員的數據不再僅由少數科技公司掌控和利用，而是在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下真正服務于廣大人民，成為助力人類解放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工具和手段。

第二，兼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與數據構成的多元性，在設計根基和旨歸上堅持政治性原則，在數據采集和處理上堅持獨立性原則，植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深入社會開展調研，充分反映我國社會主流價值觀與不同地區的語言特點與文化背景。一方面，在開發中文大語言模型過程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算法設計、數據采集、實際應用等全過程，使我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捍衛者、傳播者、弘揚者，為構建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貢獻積極力量。另一方面，我國語言文化既博大精深又紛繁復雜，對數據采集、篩選、處理等過程的要求更高。在中文大語言模型研制中要始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統籌推進，最大化整合資源，實現地方高校、檔案館、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協同聯動，充分納入文言文、少數民族語言、各地方言的數據集，全力克服算法偏見，確保結果客觀準確，真正做到生活化、本土化與智能化。

第三，堅持人民至上，注重科技進步與回饋社會相統一，努力規避ChatGPT因商業利益、資本逐利產生的算法公正性和透明性難題，重塑人工智能工具屬性，實現價值理性回歸，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醫療、出版等領域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但受制于資本利益和西方意識形態的規限，ChatGPT的效能在中國無法得到充分發揮。我國大語言模型的研制絕不能使其成為追求商業利益的工具，而要以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為目標導向，適當向數字弱勢群體傾斜，使科技成果真正普惠社會大眾。同時，要注重創造性開發適用于不同行業領域和受眾對象的算法版本，以更好地滿足不同人群的專業性需求，最大化發揮其社會效用?！八惴ê谙洹睂е碌闹悄芩惴ü噪y題極大地影響了算法結果的可信度，使算法濫用、錯用導致的社會危害難以追責問責?！八惴ㄍ该魇堑贡破脚_自律、培育用戶理性、建構問責機制的技術基礎和必要前提”［12］。因此，我國ChatGPT的研發要始終秉持開放、共享、公開的原則，積極接受社會大眾的意見與建議，對算法設計作出盡可能詳盡的解釋，以確保其意識形態立場堅定，實現其持續創新發展。

第四，面對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狂飆”、應用場景廣延、各國角逐激烈的時代背景，我們要在注重人才培養、建設科研創新平臺、全面提升專業能力基礎上，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擊破西方的技術封鎖，實現AI技術的共同發展與成果共享，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推動中文大語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應用造福全人類，使所有個體在與飛速迭代的智能算法技術的深度交互中達成整體和諧。一方面，“人才是第一資源”［19］（P34），要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才培養模式，推動“產—學—研”三方聯動，為中文大語言模型等人工智能開發持續輸送尖端人才。高校要加大人工智能相關專業的招生規模，以國家需求為基礎細化研究方向，積極與科技企業、研究院所等達成緊密合作，通過開展實踐教學快速提升學生專業素養，使其逐步成長為我國強人工智能領域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面對當前人工智能領域中“技術霸權”國家憑借其壟斷地位肆意掠奪剩余價值的狀況，我國要“爭取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朋友，打破美國的‘技術民主聯盟’”［20］。同時，加快科技研發步伐，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分享數據、共享人才、同享成果，合力制定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規章，填補制度空缺，推動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的深度應用，助力人類社會大踏步走向強人工智能時代。

面對ChatGPT的時代巨浪，我們既不能以閉鎖的態度將其拒之千里，也不能毫無防備地張開懷抱使自己遭受沖擊。ChatGPT是具有許多全新特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但這并不能改變它以“0”和“1”為底層架構、身處“賽博”空間之中的程序本質。與所有算法程序一樣，它“或許在原初的數學原理和基礎構想上是中立的，但一旦它接觸到不同語料庫、不同的用戶，算法被不同賦值、定義、變換，其意識形態的獨特價值就昭然若揭了”［7］。面對人工智能技術飛躍式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要著力“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全力解構其潛在風險，促進“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建構我國的大語言模型等人工智能算法，在此基礎上扎實“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21］，以賦能中國式現代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添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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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梅少粉

From De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i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ChatGPT’s Ideology

Yao Jianjun， Cui Yuhang

Abstract：ChatGPT is a new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creating new communication entities and changing the pattern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t poses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To address the changeability and ideological hidden dangers inherent in ChatGPT， we need to deeply deconstruct the western value system that runs through its entire process of original algorithm design， initial data collection， and subsequent evolutionary updat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nature under the guise of?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We should clarify the specific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ChatGPT in terms of capital operation logic， feedback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assistance in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We should promote the users to deeply grasp the ideological tendencies of ChatGPT， mobilize social forces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value shaping， and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potential risks and fully utilizing tool efficiency， be guided by socialist ideolog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languag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Key words：ChatGPT， ide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risk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