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收入分配與共同富裕
——基于fsQCA 的組態分析

于吉潔，唐華倉 ，胡笑天

(1.河南農業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2.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07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痹谙^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又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發展的倫理目標[1]。在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時，共同富裕就成了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著力點[2]。

經過長期的積累與發展，中國實現了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和社會長期穩定繁榮的奇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 萬多美元，擁有4 億以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并且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為推進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3]。雖然2011 年以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增幅一直高于城鎮居民，城鄉之間的不平衡程度在逐步降低，但中國仍存在比較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4]。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長期釘在0.46 以上的高位，財產基尼系數更是在0.7 以上，收入差距總體呈高位徘徊的相對穩定狀態，庫茲涅茨假說中的倒U 曲線的拐點并沒有出現，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依然較大[5]。共同富裕是發展與共享的有機統一，而對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進行完善，是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徑[6]?；谑袌鰴C制的初次分配與依靠政府力量的再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發展目標不可忽視的制度保障。要實現此發展目標，必須構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安排，兼顧效率與公平，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緊抓經濟高質量建設、深入研究收入分配理論、探尋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調配合的科學路徑，對于縮小收入差距與促進共同富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7]。本文基于全國31 個?。▍^、市）（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下同）的相關數據，利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從理論上分析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組態，探索適合不同地區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為國家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一、文獻述評

縱觀東西方國家對共同富裕思想的探索，早在16 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學者托馬斯·莫爾就寫下一部關于空想社會主義的作品《烏托邦》，其中描繪出一個財產公有、人民平等的理想社會，可以將其視為共同富裕的雛形。但國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的研究較少，對共同富裕問題的探討一直是社會主義研究的重要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為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學術界也對共同富裕目標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富有創意的見解。關于共同富裕內涵的研究中，沈斐在對西方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研究后提到，“均富”意味著共同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兩極分化是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8]。李海艦等學者注意到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持續處于高位，由此得出“共同富?！卑ā白龃蟮案狻钡男屎汀胺趾玫案狻钡墓絻蓚€層面[9]。程沖等基于對2001—2020 年中國共同富裕水平進行動態評價發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生產力發展、收入分配公平、保障人民福祉之間共同發展的綜合體現[10]。關于共同富裕內涵的研究，學術界基本理解為共同富裕是消除兩極分化與貧窮基礎上的普遍富裕，達到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需要建立堅實的物質基礎，合理推動發展的相對均衡，使社會得到全面和諧的發展。

關于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問題，學術界在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究后，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學者們主要認同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關鍵環節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嚴芝清等選取2007—2020 年我國31 個?。▍^、市）的面板數據，研究得出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其次為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最低，共同富裕的發展程度與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有著緊密的聯系[11]。羅楚亮等利用（CHIP）2013 年和2018年住戶調查數據，探究收入分配對共同富裕產生的影響，認為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極化的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12]。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收入分配來探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途徑，對如何利用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進行了研究。我國居民收入分配體系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過去為追求效率與公平而進行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13]。周文等學者分析了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關系，認為共同富裕并非否定市場經濟，而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為社會發展提供內生動力[14]。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不僅需要市場機制初次分配帶來的效率，更需要政府再分配對于促進社會公平發揮的作用。魏傳光提出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政府的再分配能力關系到分配公平與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15]。學術界對僅憑市場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持否定看法，認為經濟基礎、市場和政府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6]。李楠等認為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市場和政府合力發揮作用，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17]。之后，金培也指出，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構建新型政府、市場之間的關系，對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具有重要作用，這種關系可以通過經濟增長、制度支持和分配調節來影響[18]。因此，不同地區要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條件，科學處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有力的政府調控來促進居民、城鄉、地區之間財富分配的相對均衡[19]。

在政策實施、制度安排、經驗借鑒等方面，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但研究主要側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較弱，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都有待進一步深化和拓寬。而這正是進行經濟總量、初次分配、再分配對共同富裕影響的經濟學研究原因所在。鑒于此，本文的主要邊際貢獻在于：一是選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滿足了因果關系具有復雜性的經驗性論證；二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影響共同富裕因果分析的理論框架，選擇前因條件，厘清不同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組態；三是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縮小城鄉和區域間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建議，為政府和相關部門提供策略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較分析（QCA）綜合了定性與定量分析手段，以案例分析為基礎，求解導致結果發生的不同條件組合，這種因果推理構型研究方法最初由美國社會學者查爾斯·拉金[20]創立，QCA非常適合建立強調因果復雜性的經驗性論證[21]。該方法綜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果邏輯關系更加清晰，能夠解釋復雜的因果關系[22]，適用于公共政策、企業創新等方面的研究[23]。QCA 包括清晰集（crisp set）、模糊集（fuzzy set）和多值集（multi value）三種具體操作方法，本文根據案例的指標特征，選擇使用模糊集分析方法（fsQCA）。

（二）理論框架

共同富裕的基礎是要有足夠的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分配，社會財富在成員之間的分配方法，一般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以市場為主導，按生產要素進行配置，追求效率；再分配由政府主導，通過稅收和預算支出進行分配，追求公平。

按照以上邏輯，將影響共同富裕的因素分為三個模塊：蛋糕的大小，即經濟基礎（E）；初次分配的效率，即市場發育的水平（M）；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即政府調控的能力（G）。E、M、G 三個模塊構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框架，每個模塊下再列若干個二級條件（前因條件），就是QCA 分析使用的解釋變量（variable）。鑒于QCA 的特點，前因條件的數量是有限制的，因為隨著變量的增加，組態數量會呈幾何級數增加，相對于有限的案例，會產生大量的剩余和矛盾組態對分析造成干擾。所以，前因條件一般以4～＞7 個比較適宜[24]。本文在EMG 框架下共設置6 個二級條件（見圖1）。二級條件數量有限，一定要確保其代表性和權威性，對所屬框架模塊有較大的解釋度，既符合理論邏輯，又要經過大量的實證檢驗，一般都是采用綜合性的權威指標作為具體的變量數據。

圖1 理論框架

（三）變量的選擇

1.結果變量

本文選取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水平為結果變量（CMP）。共同富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全國31 個?。▍^、市）中，相對收入較高且差距較小的定義為高共同富裕水平，否則就是非高共同富裕水平。

共同富裕的標準綜合考慮收入的絕對水平和分配的均衡水平，前者使用各地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后者使用各地區城鄉收入基尼系數，CMP值為二者之比，即收入越高，基尼系數越低，表達的共同富裕水平越高，計算方法見式（1）。

式（1）中：I為某地區居民可支配收入，G為該地區城鄉分組基尼系數，即將城鄉分為兩組，按照各自的常住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實現共同富裕需要縮小城鄉、區域和群體之間的差距。其中改善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最為迫切，達到的效果收益最為深遠，所以本文選取了不同區域的城鄉收入差異作為指標來衡量我國的共同富裕程度。與簡單的城鄉居民收入之比不同，CMP增加了收入的絕對水平和城鄉人口兩個權重，更加全面和客觀。

2.條件變量

根據建立的理論框架，設置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等6 個前因條件。

（1）GDP規模（GDP）

使用人均GDP數值衡量。GDP是一定時間內國民新創造的價值，反映了可以供居民分配的財富總量，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為了公平對比，采用人均GDP作為具體的指標，人口為不同地區的常住人口。

（2）產業化水平（IND）

第二、三產業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衡量我國產業化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第二產業是現代化的基礎，第三產業代表現代化的高度。從理論上分析，第二產業越發達，經濟就越穩定，第三產業的發展越快，則越有利于增加就業和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3）市場發育水平（MKI）

本文采用的市場化指數來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25]。市場化指數綜合反映了政府和市場、非國有經濟、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市場中介和法律等五個層面的發育程度，指數越高，市場競爭力越強，越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創造和資源相對公平的分配。

（4）市場主體規模（PRI）

使用每千人擁有的私營企業和個體戶數量衡量。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數量越多，市場就越具有活力，參與第一次分配的人口也越多。因此，私營企業和個體化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

（5）地方預算支出（EXP）

使用人均預算支出作為衡量指標。地方政府預算支出反映了一個地區占有的公共資源的規模，體現了中央政府在地區之間的財富調節力度。地方預算支出的規模越大，越有利于財富的均等化分配。但轉移支付利于財富均等分配，只是有一定的門檻效應[26]，只有達到一定的規模，其作用才能發揮出來。

（6）個人所得稅（TAX）

使用人均個人所得稅負擔作為衡量指標。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使用了級差較大的超額累進稅率，收入越高，稅負越重。而低收入者，不僅稅負低，還有各種減免項目。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個人全面開征財產稅，個人所得稅是我國對個人收入進行調節的主要手段。

在經濟基礎、市場發育和政府調控三個模塊中，每個模塊的第一個二級條件都是綜合性的，是衡量整體發展、發育水平和宏觀調控能力的指標，第二個二級條件是補充，進一步解釋該模塊的基本結構，如在經濟基礎模塊，人均GDP是綜合指標，產業化水平則是GDP的結構性指標。在市場發育和政府調控模塊，也是按照這一原則構建二級條件的。

（四）數據構建

1.數據采集

本文采用數據的時間節點是2020 年，其中市場化指數得分的時間節點為2019 年。6 個前因條件中，除市場化指數外，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其他官方數據。為保證數據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可比性，6 個前因條件全部采用相對值或者指數。除產業化水平和市場化指數外，均采用人均水平，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采用人均指標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2.測量與校準

在原始的數據集中，不同條件之間的數據不具有對比性，必須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在fsQCA分析中就是數據的校準，即將條件的原始數據校準為介于0～1 之間的數值，一般采取直接校準法[27]，即按照預定的標準直接校準。大多數情況下，因果之間變量的統計數據都有一定的規律，在前因條件變化的初期（比如前5%）和后期（95%以后）對結果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中間點（一般設為50%）則是影響由強變弱的轉折點，也是區分結果水平高低的分界。這三個標志并不適合所有的情況，所以還有間接校準，根據數據的具體變化規律確定校準點。觀察本文的原始數據，比較適合采用直接校準將各數據集轉換為模糊集隸屬數值，完全隸屬和不完全隸屬的標準為0.95 和0.05，交叉點校準標準為0.5。結果與前因條件變量的校準標準見表1。

表1 結果和前因條件變量校準標準

三、分析與結果

在QCA 分析中，主要是確定前因條件和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首先要判斷二者之間的充分必要關系，判斷前因條件是否為必要條件；然后進行組態分析，尋找實現結果的各種條件組合。

（一）必要條件的識別

由于在選擇前因條件時，已經從理論上確定了原因的“充分性”，但是否為必要條件，并不能確定。因此，在進行組態分析前，需要檢驗各個前因條件的“必要性”。本文將結果條件分為“是”與“非”兩個集合，即“高共同富裕水平”與“非高共同富裕水平”；6 個條件變量同樣劃分為“是”與“非”兩個“子集”，通過計算一致性檢驗是否存在必要條件。當結果發生時某個條件始終存在，該條件就成為結果的必要條件。當一致性系數達到0.9 時，就可以認定該條件為必要條件。表2 是利用fsQCA3.0 軟件的檢驗結果，在兩個子集合中，均沒有發現一致性水平大于0.9 的前因條件，即沒有必要條件。也可以這樣理解，沒有一個條件必然會導致結果的發生。

表2 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分析

在“高共同富裕水平”集合的6 個二級條件中，“GDP”和“IND”的一致性系數最高，接近于必要條件，說明實現共同富裕，經濟實力和產業化水平非常關鍵；“EXP”的一致性系數最低，說明政府調控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輔助性手段。

（二）條件組態

組態分析就是尋找多個條件的組合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因果關系，單一的必要條件不一定存在，但條件組態一定存在必要性，否則只能說明選擇的條件與結果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理論框架分析這一步存在錯誤。即便只有6個前因條件，也可能出現64 種組態，其中大部分是沒有案例支持的，遴選組態的方法和檢驗必要條件一樣，只是一致性的標準低一些，默認為0.8，一般不會低于0.75，在fsQCA 分析中，校準交叉點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28]。本文“是”集合設置的一致性閾值為0.8，PRI 一致性閾值為0.72，案例頻數閾值為1，共解釋北京、上海等10 個案例（去重）；“非”集合一致性閾值為0.8，PRI一致性閾值為0.9，案例頻數閾值為1，共解釋甘肅、云南等14 個案例。條件組態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共同富裕的條件組態

經過fsQCA3.0 計算，共獲得復雜、簡單和中間三類組態解。在進行標準化分析時，沒有識別出必要條件，全部默認“present or absent”選項，得到的中間解與復雜解一致，高共同富裕水平集獲得4 個組態，非高共同富裕水平集也是4 個組態，簡單解與中間解交集后區分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詳見表3。

在高共同富裕水平的4 個組態中，只有GDP和IND2 個核心條件，并且是所有組態的核心條件，MKI在4 個組態中全部存在。說明實現共同富裕，經濟實力和結構至關重要，良好的市場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對而言，政府的宏觀調控在不同的組態中作用各不相同。下面是高共同富裕水平4 個組態的具體分析。

1.組態1：GDP*IND*MKI*～EXP*～TAX

解釋的案例有安徽（0.55，0.44）和山東（0.54，0.61）。這一組態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市場化水平較高，盡管政府宏觀調控較弱，仍能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在這一組態中，安徽省的結果隸屬度只有0.44，作為高共同富裕水平的案例，稍顯勉強。

2.組態2：GDP*IND*MKI*EXP*TAX

解釋的案例有上海（0.94,0.98），北京（0.77,0.96），天津（0.67,0.92），浙江（0.59,0.94），江蘇（0.53,0.82），重慶（0.53,0.52），廣東（0.51,0.7）。這一組態各方面的條件非常均衡，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市場化水平和政府調控能力，在全國都名列前茅，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最好的地區。

從圖2 可以看出，這7 個共同富裕的先進地區，除重慶市外，結果隸屬度均大于組態條件隸屬度，處在最優效率的三角形區域，說明“GDP*IND*MKI*EXP*TAX”組態是目前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最可靠的路徑，夯實經濟基礎、發展市場經濟、強化政府宏觀調控，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相結合，有助于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圖2 組態2 解釋的案例

3.組態3：GDP*IND*MKI*PRI*～EXP

解釋的案例有福建（0.74,0.7），山東（0.63,0.61）。與組態2 相比，在這一組態的條件中，增加了PRI，EXP變為～EXP，說明了私營企業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

4.組態4：GDP*IND*MKI*PRI*TAX

解釋的案例上海（0.89,0.98），浙江（0.76,0.94），廣東（0.7,0.7）,北京（0.69,0.96），江蘇（0.64,0.82），福建（0.64,0.7），重慶（0.53,0.52）。這一組態與組態2 比較接近，只是EXP和PRI互換了位置，解釋的案例天津由福建替代，說明后者的私營企業發展得更好。

在“非高共同富裕水平”集合，4 種組態共解釋了7 個案例，其中1 個重復案例。

～GDP*～IND*～MKI*～PRI*EXP: 新 疆（0.72,0.83）,青海（0.66,0.91）,甘肅（0.51,0.97）；

～GDP*～IND*～MKI*EXP*TAX: 海 南（0.55,0.5）,新疆（0.53,0.83）；

～GDP*～IND*MKI*～PRI*～EXP*～TAX: 河 南（0.55,0.6）；

～GDP*～IND*～MKI*PRI*～EXP*～TAX: 吉 林（0.53,0.49）。

由于設置了較高的PRI 閾值（0.90），這4 個組態解釋的案例只是部分“非高共同富裕水平”地區，主要是經濟條件比較落后的西部地區，還有河南、海南和吉林等省份。這4 個組態的共同特征是經濟基礎相對較弱，盡管一些省份具備較好的政府調控或者一定的市場化發展水平，但并不能改變經濟落后，貧富差距相對較大的現狀。

四、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文章基于經濟基礎、市場分配和政府調控的理論框架，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探討經濟總量、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對不同地區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分別解釋了典型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不同路徑。研究結果顯示：第一，我國不同地區的共同富裕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共同富裕水平高的城市和省份，都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當前中西部地區實現共同富裕任務較為艱巨；第二，經濟發達地區多是市場發育成熟度較高的地區，浙江、廣東、江蘇等地區的民營企業活躍、市場秩序良好，為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實現了地區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第三，新疆、青海、甘肅等省份市場經濟發育不完備，需要通過政府宏觀調控進行二次分配來達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以上結論說明，經濟總量規模大、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有力的政府調控是共同富裕水平較高地區的標配，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必須在充分發揮“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的基礎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啟示。

1.推動產業優化調整，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通過細化園區產業準入要求，嚴格執行產業項目投資預審制度，加快招引、培育綠色低碳新興產業，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推動開發區產業結構優化，同時對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提升產業集聚度程度，增加行業競爭力。在中西部地區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增強地區人口承載力和輻射帶動能力，同時加強現有的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發展，充分發揮各開發區在推動城鄉融合、產業集聚等方面的優勢，利用公共服務設施提標擴面、產業培育設施提質增效等補短板強弱項工程，縮小與區域之間的差距，拓展新的投資空間，以做大經濟“蛋糕”，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

2.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系，創新企業發展路徑

要充分利用市場規律的功能和效用，將社會資源投入在經濟效率高及效益好的部門和企業中，以提高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競爭力。同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監督管理和考核評估體系，實現對資本和平臺經濟的合理利用，加快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解決資本的無序擴張和平臺經濟的壟斷問題。此外，要用科技創新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以數字科技賦能企業轉型，積極推動企業數字化升級，鼓勵企業實施股權、分紅、專利發明、管理創新、業績突破等獎勵計劃，增強企業的發展活力，并加快構建凸顯公平正義的生產要素市場，引導企業向民生領域、落后地區投資布局，改善落后地區人民生活水平，助力企業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3.實施政府科學的宏觀調控，優化市場治理模式

一方面，要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優化，增加保障性和民生性支出所占的比例，對保障性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進行完善，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增加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投入；另一方面是加快構建共同富裕導向的經濟治理體系，打造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現代化經濟管理新模式，運用政府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推進重大經濟戰略的部署和落實，增強各項戰略舉措的協調性，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負面清單制度，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貫徹落實共享發展理念，加快相關頂層設計，構建共同富裕導向的社會保障體系、區域協調發展支持體系和鄉村振興發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