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目的順應論的農學典籍《齊民要術》科技術語翻譯研究

袁慧，馮煒

（湖南農業大學東方科技學院，湖南長沙，410128）

農學典籍《齊民要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傳播農耕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農學史上專著之一。我國曾有經濟史學家預言：“未來的農業是傳統農業精華與現代科學成果的結合?！薄洱R民要術》中的農業技術、農業生態等內容對后世農業的發展及社會經濟、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這部農學典籍進行深入研究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著作中的科技術語承載著濃厚的中國文化底蘊，要做好典籍科技術語翻譯對譯者來說任務繁雜，挑戰性很大。本文基于目的順應論，以《齊民要術》石譯本為案例，分析譯者在典籍科技術語翻譯過程中如何順應語言、交際和文化三個層面的語境并有效精準傳遞中國農業知識文化精髓，以期為農學典籍科技術語的翻譯實踐提供些許借鑒和啟示。

一、術語翻譯的國內研究動態

術語是翻譯實踐中一大難點，嚴復曾經感慨：“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被谛g語學的重要性，其研究一直被學者們關注，雖然術語學起源西方，但國內學者結合本國語言和文化環境積極地探索術語翻譯理論與實踐，并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據此，筆者在CNKI 鍵入主題詞“術語翻譯”，檢索文獻種類為CSSCI 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時間段設定為2018 年至2023 年7 月，共得到180 篇文獻，同時人工甄別剔除評書、訪談、小語種、方言等無關內容，篩選之后得到137 篇。相關研究主題如表1 所示。這種檢索方式雖不能窮盡術語翻譯研究領域全貌，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國內近五年術語翻譯研究主題分類

從表1 可以看出，國內近幾年大部分術語翻譯研究聚焦于熱門學科術語英譯研究。此類研究中包括的學科有醫學、哲學、法律、文化、科技、經濟、建筑、政治、軍事，農業、音樂、工業、交通、新聞、氣象學、檔案等，其中醫學術語研究最多，共有文獻28 篇，主要是關于中醫的針灸、藥劑等術語英譯分析。文獻數量排第二，僅次于醫學術語研究的是法律術語研究（12 篇），緊跟其后的是文化術語研究（10 篇）。關于農業典籍類科技術語英譯研究的文獻卻寥寥無幾。為了填補此類研究的空缺，筆者以農學典籍《齊民要術》石譯本為案例，從目的順應視角分析譯者主體性對典籍科技術語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為農學術語翻譯實踐活動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

二、農學典籍《齊民要術》科技術語分析

農學典籍記載了我國先進的傳統農業文明成果，跨越時間長，數量大且涉及門類眾多，在世界農業科技史上地位居高。大多數農業典籍術語產生自古代，因此受到古代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具有自身獨特性。

首先是歷史性。古代農學形成時間久遠，因此農業典籍術語也具有歷史性，術語多以古漢語形式呈現。有的表現為字即是詞，如；有的短句也被視作一個詞，如尋手勞、白背勞、為春谷田等。此外，典籍中的科技術語映射了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及政治機構在組織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如天子舉辦郊禮，田司、田官如何組織、指導農民生產，展現了農為國本，使我們對當時的社會生態與農耕文明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其次是人文性。古代農學是以種植與養殖為主，與其他學科相交融發展的同時，深受古代人文哲學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反映在農業典籍術語上。如《收種》章“五木、五谷”，《種谷》章“順天時、量地利”之類，具有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韻味。此外，《齊民要術》征引了百余種古書和當代著作中的文字記錄，書中所包含的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通過詩詞、諺語歌謠、典故等文學形式承襲下來，使術語更具文學性。

再次是民族性。賈思勰生活在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時期，也是我國歷史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相互融合的特殊時期，這種時代特點從《齊民要術》的術語能夠體現出來。如“安石榴”“胡麻”都是從西域傳入我國的，并被詳細記述了栽種和收獲的方法。此外，中國特殊的地理分布和風土人情也衍生出地域性很強的農學科技術語。如“濕耕堅垎，數年不佳”，垎即土壤干燥而堅硬，現在湘中一帶方言中有“干得殼殼一樣”的話，應當是“垎垎”。

最后是同義性。賈思勰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實踐，閱讀前人書籍，許多農業科技術語有俗名和書面名稱?！陡N》章中“漫擲黍穄，勞亦再遍”，穄為作物名，跟黍所指相同?！逗椤氛轮械摹稄V雅》曰“狗虱、勝茄，胡麻也”；《本草經》曰“胡麻，一名巨勝，一名鴻藏”。狗虱、勝茄、巨勝、鴻藏均是胡麻的書面稱謂。

綜上所述，《齊民要術》中的典籍科技術語與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審美方式、哲理思想緊密相連，具有概念符號和文化內涵的混合特質，體現著語言、社會、歷史和建構的意義。［1］對其進行外譯，不僅能夠傳播農業科技知識，更擔負著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

三、目的順應論與翻譯

隨著語用學的發展，出現許多新理論，如順應、模因等，但由于語言使用涉及的維度和影響因素眾多，很難用一種理論從根本上解決多重問題。學者們對語言使用理論進行了諸多研究和探索。語用學奠基人維特根斯坦曾指出，說話人應該把目的視作決定語言選擇的根本因素。著名翻譯學者紐馬克認為，翻譯活動是在特殊語境進行的，具有確切的翻譯目的；同時，翻譯也是順應語境的語用活動，這符合維索爾倫的語言順應論的觀點，即翻譯是人在不同語境下不斷篩選言語的過程。［2］華中師范大學廖美珍教授帶領的團隊把維索爾倫的語言順應論和萊斯與費米爾的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整合后構建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目的順應論。目的順應論不僅把語言順應論擴展到語用學研究領域，也給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提供了語言學理據。

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的研究重心由原文轉向了譯文，認為原文的功能只是給譯文提供信息，譯文的目的主要是由翻譯發起人和譯者根據目標讀者的需求而定的，而原著作者的意圖被忽略，這種忽略造成了譯者過度闡述。譯者可以按照翻譯發起人的要求隨意刪改原文，最終導致一些交際信息在翻譯過程中喪失。而語用學理論觀點合理解釋了這一現象的出現。語用學研究彌補了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原文作者意圖被忽略的缺陷，關注了翻譯過程中各方交際目的，綜合考察了翻譯的語用效果。語言順應論認為語言使用是一個不斷篩選的動態過程，作出的選擇是對宏觀語境和微觀層面語言結構的順應。但順應論的概念涉及太過寬泛，幾乎所有的順應選擇都可以理解為順應語境和語言結構。譯者需要有一個指導原則供其規范選擇，與目的論相結合能夠克服順應論應用于翻譯研究中的缺陷。

目的順應理論構建以功能主義學派的翻譯目的論為基礎，語用學目的原則的引入加強了功能主義目的論對翻譯實踐活動的解釋力，順應理論的引入則解釋了翻譯過程中發生在語言各層面的翻譯策略選擇的動態過程，而目的原則指導著這一過程的動態選擇，因此翻譯過程中的任何選擇最終都是為了順應翻譯目的。［3］三種理論相互交融，互相補充，詳見圖1 所示的目的順應理論框架。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話語交際活動，活動中跨文化話語交際的本質就是最終形成的話語要順應發話人的交際目的。雖然目的是決定譯語選擇的根本因素，但同時也受到其他語言環境因素的影響。翻譯活動過程中譯者做的任何語言選擇最后都是為了順應翻譯目的，其實語言互動本質就是目的順應的結果。從目的的層次性角度來看，實踐活動的目的包括總目的和子目的，而總目的和子目的的地位不同。子目的為總目的服務，子目的之間可以劃分為對比、遞進、并列和闡釋等多種關系，子目的通過彼此之間交織的關系共同實現總目的。［4］目的種類和目的間關系的劃分也進一步細化了語言選擇的目的順應種類。所以目的順應論強調“翻譯過程實質是目的分析、目的理解和目的順應”的過程。因此，應綜合考慮如譯者、贊助方、目的語讀者、原文作者等參與翻譯活動各方的目的，這些會共同影響翻譯策略的選擇。語言的使用其實就是雙方在交際協商時順應譯者目的而作出用言語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言語的順應，還有言語的變異，都歸于協商后的結果。

圖1 目的順應理論框架構建

農學承載著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農學技術、農耕文化傳播的過程被看成是跨文化交際活動，在傳播過程中典籍術語翻譯擔負起重要的橋梁作用。順應論在我國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整合后的目的順應論作為一個新的理論視角目前在學界的研究范圍還有待擴寬，尤其是關于科技類典籍術語。筆者將目的順應論應用于農學典籍翻譯實踐，既可以得到多元方法的指導，也可保留譯者在目的語中文化他者的地位，進而有效而準確地達到傳遞中華農學典籍文化的目的。

四、《齊民要術》科技術語翻譯策略

石聲漢認真學習了校讀古書的方法，虛心求教考據學家，總結出了研究古代農業科學遺產的基本原則，即“尊重原書，嚴謹負責，對可疑之處只能詳細注釋不能主觀臆斷，想當然改動”。他非?？粗剞r學典籍研究，一直認為研究古農書就是弘揚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5］石聲漢所譯《齊民要術概論》的中文底本為自身校注整理的《齊民要術》的內容。通過原文與譯文之間對比發現，石聲漢在翻譯時對原文進行了一系列改寫與刪減，以期更好地迎合目標讀者的接受與理解。筆者依據目的順應論分析石聲漢刪改后的英譯內容，從農學植物術語、農學技術術語、農學作物術語三個方面探討典籍中科技術語的翻譯策略。

（一）農學植物術語翻譯策略

《齊民要術》的農學典籍術語蘊含著濃厚的中華民族文化色彩，雖然在目的語中很難尋找到對等的翻譯詞匯，但是不同國家、民族之間農業知識不排除有著相通性，仍然可以為術語翻譯作指引。其中很多中草藥植物術語的表達形式不同，但其實指代的是一種東西，此時就可以直接從目的語中精準選擇對等的詞匯翻譯進行匹配。此種方法簡單易懂，對于讀者的接受性更強。

譯文：Hand ointment：Take a piece of swine pancreas（having removed all the Eat），knead with some wormwood leaves in a little good clear wine.Knead so vigorously that a very slippery fuid results.Take 27 white peach kernels（peel off the brown skin，triturate，steep in some wine，and drain to oblain a clear liquid.）Wrap clove，betony，valerian and 10 crushed orange seeds in silk-floss and place in the mixture.［7］

（二）農學技術術語翻譯策略

語素是英語中最小的語言單位，每個語素都有其特定的意義，不同語素的結合可以構建出新詞，這就是英語詞匯為什么那么豐富的原因。［8］石聲漢在進行農學技術術語翻譯的過程中，靈活采用了語素辨析翻譯思路，創造性地構建了對等的詞匯譯文。目的順應論指出，譯者要結合目的語文化的傳統、習慣以及規范等諸多影響因素進行每個具體的翻譯實踐活動。這種思路通過目的順應理論指導加強了農學典籍術語的專業性，使術語中的含義得到彰顯。

例2 原文：去胡枲而已，慎勿揚簸！齊人喜當風揚去黃衣，此大謬！凡有所造作，用麥者，皆仰其衣為勢……大率：肉一斗，曲末五升，白鹽二升半，黃蒸一升。曝干，熟搗，絹簁。［6］

譯文：...only remove the Xanthium leaves，never winnow！The people of Ch'i district used to winnow off the yellow coating，that is a great mistake.Fermentation using wheat must actually depends upon the activity of the yellow coating...Take 10 parts of finelychopped meat，5 of starter powder，2.5 of white table salt，1 of yellow mould（vid supra）pounded fine when dry and sift（as with wine starter）.［7］

此原文節選自典籍中黃衣、黃蒸的制作技術。古代人采用小麥作為材料，先把麥子蒸熟，再從大氣、植被葉上取得的曲菌進行接種。等麥子在適溫的情況下長出黃色的菌孢囊，此時就得到了接種材料，稱之為“衣”?！耙隆敝傅氖敲诡惖木z體和孢子囊的混合物，即作醬不可少的曲菌，現在一般稱為“醬曲”。麥是用整顆麥粒制作的醬曲?！包S蒸”則是用帶麩皮的麥粉制作的醬曲。譯者從英語沒有找到相應的術語翻譯，于是根據加工技術過程和英語構詞法，采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翻譯策略把黃衣翻譯成“yellow coating”，麥翻譯成“wheatmust”，黃蒸翻譯成“yellow mould”。由此，體現譯者靈活的翻譯策略順應原文作者、譯文讀者的文化需要，使用語素創造源語的文化深層次含義，實現跨文化交際目的。

（三）農學作物術語翻譯策略

中西方語言之間存在著各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言結構、文化內涵、意義所指等方面，農學典籍術語翻譯從目的語中很難找到完全對等的名稱。文化空缺現象經常會出現在譯者的雙語翻譯過程中。有學者認為，拼音譯法被用在翻譯過程中并不算上乘翻譯法，但對于解決翻譯問題算得上是一個好策略。在進行農學作物術語翻譯過程中無法使用直譯法與意譯法得到源語譯文時，石聲漢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策略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這種策略能夠將原文術語蘊藏的內涵與外延意義解釋得清晰明白。

例3 原文：粟、黍、穄、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才雕反刈，高懸之。［6］

譯文：Seed corns for spiked millet，ordinary and glutinuous panicled millets，ordinary and glutinous Setaria，are always to be collected separately every year.Pick out plump cars uniform in colour；cut them down and hang up to dry.［7］

此原文節選自收種篇，古代人以種植各種作物為主，粟、黍子、穄子、粱米、秫米等農作物要年年分別收種，選出長得好的穗子，顏色純潔的，割下來，高高掛起。粟、黍、穄、粱、秫屬于中國獨有的農學術語，在英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術語翻譯。目的順應論指出，“翻譯活動的方法和策略選擇就是為了順應多層次、多維度的翻譯目的”。譯者須在語言層面、交際層面和文化層面的語境進行有意識的順應，才能使原作的中華農業內涵精髓得到有效傳播。石聲漢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策略，將原文“黍”譯成Shu（glutinous panicled millet），“秫”譯成Shuh（glutinous Selaria），“粱”譯成Liang（ordinary Setaria），提高譯文的可理解性，不僅順應源語的語境，也使目標讀者更加清楚原文的含義。由此可見，翻譯策略要根據原文作者的目的而進行選擇，不能一味忠實對等原文，還要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期待和接受。

以上列出的案例只是典籍術語翻譯中的冰山一角，基于目的順應論，筆者歸納了石聲漢在《齊民要術概論》英譯本中所使用的翻譯策略：（1）對農學植物術語的翻譯，因民族間的文化共性，譯者多采用直譯的翻譯策略，使讀者與作者間對話能夠順利進行，提高了譯文閱讀的流暢性，實現了譯者的翻譯目的。（2）對農學技術術語的翻譯，譯者主要采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翻譯策略，使自我文化在他者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獨有的色彩，保留下來的原文文化要素給英文讀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間。（3）對農學作物術語的翻譯，譯者采用了音譯加注釋的翻譯策略，雖然增加了原文術語的描寫信息，但降低了英文讀者的閱讀障礙，順應了讀者的需求?？傊?，這本譯作雖縮減了篇幅與成本，但仍然獲得讀者的認可和喜愛，也順應了出版者的要求。

五、結語

農學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典籍中的科技術語蘊含著深厚的哲學思想和豐富的文化內涵。農業典籍翻譯實踐不僅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而且能夠助力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通過梳理術語翻譯國內研究現狀，發現農學典籍科技術語存在研究缺失，為完善此方面研究，筆者基于目的順應論這一嶄新視角，分析農學典籍《齊民要術》中科技術語的特點，并且闡釋了目的順應論對農學典籍翻譯活動的指導意義，指出在農學典籍科技術語翻譯過程中譯者應動態順應目的語和源語的語言、文化，以達到跨文化交際目的。同時，提出了譯者對各種農學術語采用的符合語境順應的翻譯策略，為農學典籍術語翻譯實踐研究拓寬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