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與經濟文明的建構

陳 飛

(重慶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重慶 400044)

相對于傳統文明,現代性文明是一個斷裂,它標志著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歷史性特征。世界各國走向現代性文明的道路是多樣的,各有其特征,即使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文明也各有不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建設由于在社會制度上與西方國家存在本質區別,因而更具有自身的鮮明特色,即“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然而,現代性文明又總是具有一些普遍適用的客觀尺度,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關系、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顯示出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并成為客觀精神滲透到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之中。發展中國家在建設現代性文明過程中必然包含著對現代性文明的普遍性特征的追求。如何避免發達國家出現的弊病、開啟新文明類型,是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的挑戰與考驗。盡管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理解現代性文明,但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可以推斷,現代性文明的本質與核心是經濟文明。在推動現代經濟文明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資本是“主動輪”,是處于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形式。資本促進了中國社會諸多方面的進步,社會關系、思維方式、交往活動等都發生了重要變革,但同時也給中國道路帶來了亟須解決的社會問題?？朔Y本的弊病,建設新型經濟文明,對于解決現代性文明的弊端無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對此,本文以共同性為視角對資本文明進行反思,旨在發現建設新型經濟文明可能性的思路,以期深化和拓展對中國道路所開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解。

一、資本文明與倫理共同性的瓦解

資本是現代社會運動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它是自我運動的主體,同時又是持存性的實體。它在不斷地塑造生產過程和社會關系,顯示出巨大的文明意義,而“資本不過是文明的另一名稱”［1］(P.587)。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資本被理解為結構性的生產關系或實踐形式,它是現代性文明本質的、普遍的規定。作為自我增殖的價值,資本沒有倫理性或價值性的內在目標,只是為了持續而持續,為了生產而生產,顯現為純粹的自我運動過程,這顯然不同于傳統文明形態。在傳統文明形態中,商品沒有成為勞動產品的普遍性形式,商品生產與交換也并未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決定性要素,而且還受到倫理、宗教、血緣、風俗、權力等因素的影響。在自我運動過程中,資本獲得了結構化的、系統化的性質,它逐漸瓦解、吸收、同化、取代其他文明形態,并擴展至全球,使一切民族卷入到資本文明中去。近代以來,中國通過各種形式卷入到資本文明體系之中。在這一過程中,孕育和發展的中國道路呈現出文明類型的兩種向度。一是中國道路必須吸收資本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促進生產方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二是警惕和批判資本文明的消極因素,在資本邏輯之外逐漸締造新文明類型。

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資本文明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資本追求相對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促進了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有效運用,勞動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生產過程發生了徹底的革命,生產力獲得巨大發展,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整個世界因而成為技術化的世界。二是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促進了生產方式、社會組織、社會交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普遍理性化,或者說資本只有通過理性原則和理性精神才能夠高效有序地組織起來。正如韋伯所言:“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現代文明的諸構成部分中的一個成分是在天職觀念的基礎上對生活進行理性組織?！保?］(P.116)理性精神的實質是超越個人主觀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偶然性、隨意性,它會在一個普遍而客觀的真理體系中確定人的行為的合理性。三是資本文明的普遍理性逐漸消除了社會關系的非理性因素,促進了社會關系的空前發展,拓展了人的活動空間。資本文明瓦解了傳統文明中人與人之間的依附性,掃除了社會關系發展的一切倫理的、宗教的、宗法的限制,使其能夠在一個共同的理性平面上向社會的各個方面延伸。西美爾曾指出,客觀普遍理性的形成與發展能夠使社會關系同具體的個人色彩發生更明確的分離,這不僅會導致個人與他人的隔離,而且還會使個人與他人因此而能夠發生廣泛的聯系。四是由于理性化和邏輯化的世界消除了社會關系的非理性因素,為個人的主體性發揮留有最大可能的余地,因而使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成為可能。個人的理性能力和認識能力通過為自然或道德立法的形式、通過世界的技術化獲得了巨大發展。資本的文明作用是理解其根本性質的一個先在前提,否則,如果只是抓住資本文明無法克服的弊端,那么我們就有可能犯某種消極浪漫主義的錯誤。

吊詭的是,現代資本文明呈現為自反性的現代化運動趨勢,在塑造主體性的同時又終結了主體性的凱旋,原本作為主體的個人卻又被客體化,而理性化和科層化的組織形式、無所不在的技術體系、數字化和信息化的網絡空間等卻由客體反轉成為新的實體化的主體。吉登斯指出:“現代生活的理性化,尤其是體現在官僚制組織形式中的理性化,越來越將人們帶入了某種‘牢籠’?！保?］(P.233)“集置”“裝置”“座架”“牢籠”等這些理性化和技術化的力量具有絕對實體地位,催逼著具有自由幻覺的人不斷地投身于其中,從而控制著人們的全部生活。韓炳哲結合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新變化指出:“功績至上的主體自認為是自由的,實際上卻是一個奴仆,是沒有主人強迫卻自愿被剝削的絕對的奴仆?！保?］(PP.2～3)資本雖然使社會關系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但卻使這種社會關系變得同質化和單一化,如馬克思所言,“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5］(P.34)?，F代社會因而進入高度私人化的社會狀態,個人利益最大化是其核心特征。資本不斷地形塑生產方式、社會關系和人性觀念,使其滿足交換價值無限增殖的要求,因而瓦解了社會生活的倫理共同性,生活世界的統一性因此而陷入危機。

傳統社會生活的倫理共同性是指,在共同生活中,人們通過某種普遍承認的倫理規范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整體性,其根本特質表現為社會生活的“單一性”“靜態性”“未分化性”。人們通過一致認可的方式形成一個休戚與共的倫理共同體,維持其有序運行的是同質性的價值規范和精神信仰。整個社會是以共同體為本位的社會,個人是共同體的一員,并沒有獲得自足性意義,共同體是個人生活的完整空間。在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中,倫理共同性和以此形成的生活世界的統一性具有“自然而然”的性質,個人無條件地服從共同體所要求的客觀價值規范,整個城邦以所有成員一致認同的倫理共識為紐帶,維系著自身的共同生活。倫理共同性在價值排序上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個人無條件地服從其需要是精神或行為的最終旨向?！白罡咧颇嗽谟趨⑴c雅典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動,而家庭以及朋友和財產,只有構成這種最高之善的要素,才能充分為人們所享所用?！保?］(P.40)在傳統社會的倫理共同體中,個人生活或個人價值被囊括進共同生活結構之中,個人與共同體是牢牢地結合在一起的。在馬克思看來,個人“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1］(P.25),這里的整體即是共同體。只是隨著資本文明的興起和發展,個人才從共同體中脫離出來,倫理共同性才被逐漸瓦解,經濟關系才成為純粹的市場關系。倫理共同性的解體又為資本文明消除障礙,促進資本文明在廣度上和深度上更大程度地發展。

在資本文明的視域中,維系社會存在和運行的基礎不再是倫理共同性,而是私人需要、私人利益以及普遍的商品關系和商品結構。資本文明既塑造了個人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又確立了普遍性秩序以使個人活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內?！百Y本悖論性地既是社會的、又是反社會的——社會的說的是:它把我們推向一種統一的、由商品統治的社會秩序;反社會的說的是:它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個人反對個人、讓階級反對階級,這是一個不斷加深的原子化進程?！保?］(P.20)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它具有社會性,并能利用其他社會關系使自身增殖。然而,這種社會性只是實現個人利益的手段,個人利益才是最終目的。如果資本要想實現這個目的,就只能按照社會性的普遍方式來規定自身的意志和行為,并使自己成為社會關系中的一個環節。資本又是反社會的,它把個人欲望和人性自私推向了極端,其必然表現的是社會分裂與對抗。自斯密以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人性有兩個基本理解,一是人是理性的個人,二是人的欲望是合理的,每個人都可以運用理性能力以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欲望成為資本文明的普遍精神狀態,每個人都可以遵循利潤最大化邏輯以滿足自己無止境和無限度的欲望。資本文明使現代社會進入到個人欲望被無限放大的私人社會狀態。

面對由私人社會的興起和倫理共同性的瓦解所帶來的社會分裂,近代西方政治哲學通過國家和人權進行了共同性重建,以期解決這一現代性危機。近代的契約論傳統認為,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全體契約人的認同,國家是作為人民的代表在行使權力。近代西方政治哲學有明確的共同性指向,其表現是國家不僅是全體成員簽訂社會契約的結果,而且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行、保護個人權利的制度保障。然而與古典政治哲學中的倫理共同性不同,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締造的政治共同性只是形式上的共同性,其功能只是頒布普遍性制度或法律以調節沖突和維持私人利益,并不具有把社會生活中的私人團結在一起的價值共識和共同精神。馬克思認為:“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作社會存在物;后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保?］(PP.172～173)在資本文明時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了分離,國家是異化的政治共同性,表現為每個人都被平等地賦予了普遍性的權利。然而在馬克思看來,這與宗教中和諧優美的理想化世界同等虛幻。國家共同體并不能拯救共同性的危機,資本文明使每一個人埋頭于個人利益,對共同性的存在和發展根本沒有興趣。

資本文明瓦解了傳統社會的倫理共同性,生活世界的統一性必然隨之消退。個人的理性精神得到空前覺醒,人獲得重大思想解放,但這也成為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即主體形而上學。每個自我都成為實體化的主體,都把他人或自然看作實現自己目的的客體。個人利益、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競爭成為資本文明理性精神的核心原則。以科學技術為典范的理性精神曾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然而卻與資本聯結在一起成為支配一切的邏輯化體系。資本文明及其蘊含的理性精神在給人類帶來福利的同時,又給人類文明帶來危機。后現代主義對差異性和非同一性的強調是為了消解資本文明的同一性,揭露其理性中心主義和技術體系的控制權力。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完成了對存在者的宰制,遮蔽了存在的意義,成為奴役人的力量?；艨撕Ｄ桶⒍嘀Z指出:“已經啟蒙的文明在現實當中又倒退到了野蠻狀態。合理性不僅包含著觀念中的自我毀滅趨勢,也包含著實際上的自我毀滅趨勢,而且從一開始就這樣,而不是在自我毀滅趨勢出現之后才是如此?！保?］(P.5)結果,以理性喚醒世界的啟蒙倒退成為“神話”,人類將毀滅于自身的成功。傳統文明也有風險,但這種風險通常是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科學技術不發達所導致的,而資本文明時代的風險卻是由人的理性自身的無限發展和利潤最大化邏輯帶來的。要克服資本文明的私人社會困境,在倫理共同性已經解體的今天,我們需要借鑒思想史中的理論資源,在非物質勞動等新的生產方式日益崛起的時代中重建新的共同性形式,以建構超越資本文明的新型經濟文明。

二、共同性的重建與新型經濟文明的建構

超越資本文明、建構新型經濟文明需要重建共同性。這種新型共同性具有什么樣的內涵、特征和存在方式呢?總體來看,它超越了理性經濟人的思維方式和原子化的社會關系,在互依性的社會關系和共享共在的價值觀念中理解人的存在。新型共同性具有雙重旨趣。一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共在共享關系中理解每一個生命存在,尋求“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10］(PP.73～74)。它要求一種既實現共同利益又充分尊重個人差異的社會合作模式,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再僅僅是手段,而是通過提高另一個人的自由而實現自己的自由?；裟吞卣f:“自我實現必須具備完善的主體間條件……平等和個人主義這樣的普遍主義成就都體現在互動模式中,以至于所有主體都將作為獨立的、個性化的、平等的和特殊的個人而得到承認?！保?1］(P.182)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互依性關系中才能確立自我身份認同和實現自身發展,否則只能成為孤立封閉的存在者。二是每一個人的幸福和自我實現都是以他人的幸福和自我實現為條件的,唯此才能夠確立個人對他人的道德義務和責任。資本文明的延展一再證明,排斥他人、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使占有欲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等,根本無法使人獲得幸福和自我實現,反而使人永遠生活在焦慮、緊張的巨大壓力之下,這恰恰是對生活意義的否定。因此,新型共同性反對資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維和利己主義精神。那么,在倫理共同性已經解體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重建共同性以建構超越資本文明的新型經濟文明呢?

首先,應重新挖掘和確立生產方式中的共同性的因素和價值導向,超越以私人利益無限增長為主導的資本文明的發展邏輯。新型經濟文明與資本文明的根本區別不在于有沒有市場和資本,而在于社會發展的最高原則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新型經濟文明不再把無限占有和消費作為最高原則,經濟不再具有絕對的實體性和自足性,而是與所有人生命的自我實現關聯起來。真正的財富不再是對貨幣的無限占有,而是“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12］(P.466)。新型經濟文明以人與人之間的共在共享的共同性為價值導向,把社會性或共同性的內容整合到自身的全部建制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家庭經濟思想將給我們建設新型經濟文明以深刻啟發。他在《政治學》中指出:“致富技術要是納入家務管理范圍以內,就應該有限度;家務管理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數量的生活所需］不追求無限度的非必要財富。一切財富倘使從生活方面著想就顯見得各有限度。然而世上竟反其道而行,從事發財的人們正在無止境地努力聚斂他們的錢幣?！保?3］(PP.28～29)在城邦文明時代,家庭經濟根本不具有自足性,它的目的是服務于城邦的共同生活和成員德性的共同實現。馬克思繼承了這一點,也認為經濟的目的是“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14］(P.177)。經濟的目的是類存在的普遍自由發展,是真正共同體的實現。新型經濟文明克服了資本文明“惡無限”的增長邏輯,以共同性為基本原則正確處理了個人與社會、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系。

哈特和奈格里在生命政治生產的語境中對共同性的闡釋也為我們克服資本文明提供了深刻啟發。他們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勞動范式發生了轉型,即從物質勞動轉型為生命政治勞動。語言、關系、交往、協作、符號等共同性形式既是生命政治勞動的產品,又是生命政治勞動得以可能的前提,因而“對共同性的維護、生產和分配越來越具有關鍵意義”［15］(P.2)。哈特和奈格里充分挖掘了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解放意蘊,并從中窺見了超越資本文明的共產主義曙光。生命政治主體在生產、共享和利用共同性中得以鍛煉,從而傾向于自主的社會協作模式,以擺脫資本對生命的管控。撇開他們基于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解放所陷入的主體政治的烏托邦不談,他們對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共同性的闡釋為建構新型經濟文明提供了深刻洞見。人與人的協作生產了共同性,對共同性的共同占有和使用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向度,并在這種使用中越來越豐富。語言、關系、交往、協作等共同性形式在超越私有財產的邏輯平面上實現了對生命形式和社會關系的塑造。在私有財產和利潤無限增長之外,共同性成為個人生命獲得自我實現的另一種形式,積極塑造新的共同性形式成為建設新型經濟文明的一個基本向度。

其次,建設新型經濟文明需要重新挖掘和建構社會關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在人與人之間的共在社會關系中實現經濟發展與人的自我實現的良性互動關系。每個人都是社會關系中的個人,不能被蒸餾為單一的“普遍本質”,也不能簡化為與他人對立的占有式個人。個人價值的實現不可能僅僅通過孤立的私人性活動就能完成,而是依賴于由所有個人構成的共同性社會關系?！吧鐣P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16］(P.295),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規定了個人的生存品性和生活狀態。根據這種觀點,要使人獲得自我實現,就必須改變與人的全面發展不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建構合乎人性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在共享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對立的原子式關系。新型社會關系不再以實體性的個人為中心,也不再僅僅把他人當作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性存在,而是個人之間的自由聯合。海德格爾在生存論的意義上揭示了人的“此在”的共在結構。他指出:“他人作為在世界之內的存在者就是向這種存在開放的。他人的這種共同此在在世界之內為一個此在從而也為諸共同在此的存在者開展出來,只因為本質上此在自己本來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質上是共在?！保?7］(PP.139～140)海德格爾通過對共同世界和共同此在的揭示,表達出社會關系的共同性品質。建設新型經濟文明需要充分挖掘社會關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和人的共同性品格,以超越資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維和利己主義。新型經濟文明內蘊著共同意識和共同精神,在這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要承擔起社會共同性建設的責任。

再次,建設新型經濟文明需要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工具理性思維向類思維或共同性思維的轉變。工具理性思維是指從工具的視角去理解人的存在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進行人的自我理解,必然導致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人生態度,進而瓦解生活世界的統一性,使人與人陷入分裂和沖突。資本文明在不斷延展過程中逐漸塑造了工具理性思維,而工具理性思維作為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不斷地使資本文明走向自反性?？朔Y本文明的危機、走出自反性的生存困境需要新的思維方式。類思維就是要超越人在自我理解上的工具理性思維,強調人與他人、與社會的相通性的思維方式。類思維把人的特殊性與社會共同性內在地統一起來,克服了對人的實體化理解,把人理解為與他人處于內在一體關系中的存在。類思維中的類不是經驗性的人類總和,更不是人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實現個人的類屬性與全人類相統一的具體普遍性。類思維是在尋求差異的同時又超越差異并尋求共同性的思維,它向自然、他人和整個世界開放,并與之結成內在一體的共同性關系?！鞍凑瘴覀儗λ季S方式的理解,它是人們內在的基本的認知結構和價值態度,它決定了人們的致思取向、價值選擇和行為方式?！保?8］(P.173)我們雖然不能直接用類思維解決現代資本文明中的具體問題,但是它一旦成為人們內在的價值態度和認知結構,便會作為一種人格教養顯示出超越工具理性思維的巨大作用。建設新型經濟文明,需要自覺地激活和提升人的類思維,并以之作為基本原導向,尋求個人、民族國家、全人類和自然的四位一體。深入反思資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維方式,充分吸收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類哲學的相關思想資源,推進對類思維的研究,讓更多的人掌握類思維的辯證本性和實踐智慧,是哲學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最后,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中國傳統文化關于自然、生命和德性的領會,對超越資本文明、建設使人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型經濟文明將重新煥發出思想力量和實踐智慧。在資本文明的歷史潮流中,理性精神發生了技術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偏轉,從而出現了自反性的困境。如果我們用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思考世界,那么這個世界即是邏輯化的、范疇化的世界。從這種觀點出發,自然成為技術控制的對象,通過邏輯化范疇完成了對自然的分割和控制。中國傳統文化對自然葆有敬畏和感恩,強調天、地、神、人的融通,自然成為“性”“命”的本體,因而在自然面前人類應該保持理性的謙遜。異質于西方文化個人本位的理性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仁者愛人”的倫理共同體本位的德性精神?！耙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保?9］(P.121)以德性精神的實踐自覺、以“不忍人之心”的社會倫理的共同性意識樹立家國情懷,努力踐行自己的天賦生命本性和人倫責任,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成為中華民族歷經磨難卻又綿延不斷的精神密碼。在超越資本文明建設新型經濟文明的過程中,需要重新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樹立超越占有式個人的共同性意識。

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內在地超越資本文明,不是照搬西方發達國家建設現代化的成功經驗,而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特有的存在境遇中開啟新型經濟文明。這一新型經濟文明充分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充分尊重和彰顯人的理性,實現社會生活和生產的理性化,推動生產力的增長,拓展人的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然而,在后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中,在人的具體生存境況中,我們看到了資本文明的諸多弊端,資本文明在本質上是自反性的文明形態。超越資本文明、建設新型經濟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在此問題上,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共同彰顯的共同性視域,現代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將為我們建構新型經濟文明提供思想啟示和現實關懷。

三、新型經濟文明與中國道路

馬克思從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變動的歷史性結構中展開對現代資本文明的本質性批判,使我們能夠把握到這一文明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前提和歷史限度。那種把現代資本文明看作自然永恒的學說只不過是特定意識形態的幻象,因其理論外觀的“自洽性”“嚴密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資本的歷史限度。在馬克思的視野中,以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正是這一意識形態的典型表現,它通過抽象的方法混同各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從而凝練出“生產一般”這一范疇,卻未看到不同時代生產方式之間的異質性。這就使資本文明成為自然化、永恒化的文明形式,其歷史性的存在限度被遮蔽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視作“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1］(P.28)。馬克思反對從人與自然變換的物質性原則理解資本,而是深入到現代資本文明的歷史特殊性之中,從勞動二重性所建構的結構性生產關系出發理解資本的本質。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穿過了商品交換的外在表象,在資本矛盾運動的過程中揭示其內在的歷史限度,指認了資本文明產生、發展與消亡的必然趨勢。只有在對資本文明的本質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劃清與資本文明的原則性界限,進而超越資本文明,并把致思的方向引到新型經濟文明的建設上來。那么在共同性的維度上,新型經濟文明呈現出哪些異質于資本文明的特征呢?

首先,新型經濟文明超越了資本文明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致力于每一個人的全面發展。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以一種合乎人性的方式實現對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理性經濟人假設把人看作是致力于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或理性動物,它與經濟發展的唯GDP模式相對應。新型經濟文明致力于實現人的共同全面發展,超越了僅僅把人看作是經濟動物的片面式理解。新型經濟文明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互隔絕的基礎上,也不是為了實現某一個階級或階層的全面發展,而是在人與人相互結合的基礎上實現所有人的共同發展,這體現了超越資本文明的社會性或共同性向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新型經濟文明有沒有資本和市場,而在于社會發展的根本宗旨是利益的無限增長還是人本身?！案挥械娜撕透挥械娜说男枰媪藝窠洕鷮W上的富有和貧困。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總體的人的生命表現的人,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實現作為內在的必然性、作為需要而存在?！保?］(P.308)其次,新型經濟文明超越了個人主義價值觀,是以社會性或共同性為價值導向的經濟文明形態。所謂社會性或共同性價值導向是指用社會的價值規范、價值標準、價值理想引領和規范個人的價值選擇、價值行為,樹立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和團結精神。最后,新型經濟文明既超越了資本文明的控制論思維方式、普世主義的價值觀和霸權邏輯,也超越了民族主義和宗教主義的狂熱,致力于建設開放包容、共同繁榮、持久和平的世界共同體。中國道路及其蘊含的新型經濟文明的宗旨即是要構建這樣一個世界共同體,其根本路徑在于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邏輯的駕馭與控制?！拔覀兏愕氖怯兄袊厣纳鐣髁x,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保?0］(P.328)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須主動進入世界文明進程之中,利用世界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充實中國道路,并積極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立。

中國道路的形成和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歷經磨難才取得了輝煌成就。鴉片戰爭以來,資本文明在世界體系中呈現出一種絕對權利,中國被通過殖民主義的方式拋入到資本文明的體系之中。馬克思在關于東方社會的一系列評論中指出,盡管西方資本文明的殖民統治給東方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先進的資本文明取代落后的東方農業文明卻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拔逅摹边\動之后,中國無產階級開始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這一發展路向最終走向了實踐。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完成了社會形態的躍遷。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早期具有強烈的排斥資本文明的傾向,雖然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集體的優勢,把工業化、現代化推到一個嶄新的高度,但其中所經歷的曲折卻使我們認識到不能抽象地、外在地否定資本文明,而應該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收其合理成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對資本文明進行有限度地承認,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融入到全球化的資本文明體系之中。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批判地吸收了資本文明的積極要素,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盡管資本成為組織社會再生產的重要力量,但中國道路卻從資本文明主導的支配體系中脫離了出來。［21］

中國道路一方面要積極吸收資本文明的優秀成果,例如普遍的理性精神、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高效的社會組織,對個人的主觀情感進行理性地調節和教化,從而建立和諧共生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團結;另一方面也要對資本的負面作用有充分的警醒,資本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個人主義價值觀危機、精神生活的物化等現代性問題在中國道路發展過程中也日益凸顯,這些都倒逼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辯證法,中國道路不可能與資本文明體系隔絕開來,既要繼承資本文明的合理性,促進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發展,也要清醒地意識到資本文明的負面后果會阻礙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不以資本的無限增殖為原則,而是樹立以人民為價值主體的生產原則,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財富的合理分配,讓資本為民生服務,因而是以共同性為根本特征的新型經濟文明。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認識論范式、價值論范式、實踐范式和歷史唯物主義范式,都在學理上證明了人民群眾是認識的、價值的、實踐的和歷史的主體,理論上的范式證明和呼應了中國道路的實踐要求。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國道路的宗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要破除一系列限制人民群眾生產、發展、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創造一個公平、開放、流動的活動舞臺,使生產力能夠得到全面釋放和發展。

中國道路確立了人民主體共同富裕的價值導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發展邏輯,用社會主義的共同性力量(如國家政權、公有制、核心價值觀等)引導、駕馭和控制資本,使其為社會主義服務。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帶來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的價值觀偏失,如何在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內在地超越這一資本文明的弊病?如何在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等西方價值觀迅速涌入的時代確立自我的同一性和本體的安全感?這需要中國道路樹立和弘揚以社會性或共同性為本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克服資本文明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構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精神—文化”建制,因而其超越了個人主觀精神的隨意性。它不是以個人的原子式或占有式為原則來建立中國道路的精神基礎,不是以個人的主觀精神和自由意志來形成中國道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基本建制,而是把社會主義的共同性或社會性等實體性內容整合到自身的存在基礎之中。

中國道路開創了新型經濟文明,它不只是經濟總量的提升,也不只是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提升,甚至也不只是把綜合國力提升到世界首位,而是超越了當代世界居于主導地位的資本文明形態,創造出更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級經濟文明形態。這是中國道路最為深刻的精神和涵義,具有深遠的世界歷史價值。中國道路并不像西方資本文明那樣憑借自身在世界歷史特定階段上的優勢地位,確立一種具有支配與從屬關系的“絕對權利”,也不主張輸出自己的文明形態,而是為世界的發展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文明方案。一些西方學者仍然在資本文明的邏輯框架內思考中國道路,例如亨廷頓就指出,“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以及恢復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國家要么‘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么‘用均勢來平衡’和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22］(P.195)。然而,中國道路決非是一國獨霸的文明形態,而是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的共同體文明。中國道路作為新的文明形態對資本文明的基本邏輯和特質的把握,對資本文明歷史正當性和消極性的睿智處理,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了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