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世紀北方游牧民族族源敘事中的“華夏認同”
——以鐵弗匈奴、拓跋鮮卑、柔然為例

胡玉春

(內蒙古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東漢初年,南匈奴大規模南遷入塞,屯駐在北地、上、朔方、五原、云中、代等北方沿邊八郡。同一時期,活動于大興安嶺、老哈河流域、陰山山麓、蒙古高原腹地的鮮卑、烏桓、丁零等族正逐漸擺脫匈奴的役屬。北匈奴龍庭西遷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古族經歷了大規模的遷移:漠北貝加爾湖地區的丁零各部向南、向西遷徙,一部分進入東漢障塞內,還有一部分進入西南方向的準格爾盆地以北地區;原活動于烏桓山的烏桓經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又進一步遷入廣陽、上谷、代、雁門、太原等十郡障塞內;烏桓南徙后,東部鮮卑順勢南下、西進,占據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區;生活在呼倫貝爾草原的拓跋鮮卑人也經過兩次遷徙,從大鮮卑山經“大澤”遷到陰山北麓的“匈奴故地”(1)目前,學界關于“匈奴故地”的具體方位未達成共識,但多數學者主張拓跋鮮卑遷入的“匈奴故地”在五原郡塞外陰山北麓地區。如馬長壽認為在漠南陰山之北的頭曼城(參見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241～244 頁);宿白認為在匈奴始祖頭曼、冒頓發跡之所,即今內蒙古河套東部一帶(參見宿白《東北、內蒙古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載《文物》1977年第5期);佟柱臣認為在今河套北部固陽陰山之地(參見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燾祝文石刻考》,載《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舒順林認為在河套陰山地區(參見舒順林《“匈奴故地”初探》,載《內蒙古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曹永年認為匈奴故地的核心部分在河套頂端陰山以北草原(參見曹永年《拓跋鮮卑南遷匈奴故地考古學研究的文獻反證——重讀宿白先生〈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載《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等等。。這次人口遷移活動規模大、人群多,延續時間長,從東漢初期一直持續到北魏初期,波及范圍廣,從蒙古高原北部、大興安嶺北段直至整個黃河流域。此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中國北部地區形成了多民族交錯雜居、共存共生的局面。

西晉時期,北方邊郡的游牧民族人口比例明顯增加。西晉初年郭欽上書說:“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后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1］(卷97P.2549)江統也曾描述當時北方邊郡的人口情況是“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而“并州之胡”又“過于西戎”。［1］(卷56PP.1533～1534)

在長期雜居共處過程中,北方各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出現了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交融。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華夏族是炎黃子孫的傳說逐漸被北方游牧民族接受和認同,他們在追述自身族源時,往往將本族先祖歸入到黃帝之后、大禹之裔的譜系之下。這種尋根溯源中的自我塑造和宣明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華夏認同”基礎上對其政治身份的重申和確認,也是“華夷”走向一體的重要推動力。研究4～6世紀北方游牧民族族源敘事中的“華夏認同”,有助于從不同角度理解各個時期“華夷”關系的特點,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古代民族互動交融的內在邏輯,對于進一步夯實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根基具有重要理論意義?；诖?本文以鐵弗匈奴、拓跋鮮卑、柔然為例,探討其在族源敘事中對“華夏”“中華”認同的具體表現及其產生的根源,進而闡明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在認同華夏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的客觀史實。

一、鐵弗匈奴與夏后氏之苗裔

鐵弗匈奴是十六國時期大夏政權的建立者。關于鐵弗匈奴的族源,《魏書·鐵弗匈奴傳》中稱鐵弗匈奴部帥劉虎是“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2］(卷95P.2054)。從《魏書》提供的線索和信息來看,鐵弗匈奴是匈奴人與鮮卑人融合后形成的新部族,南匈奴左賢王去卑(2)《晉書》卷130《赫連勃勃載記》記作“右賢王”。參見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3201頁。一系在鐵弗匈奴形成初期和發展過程中成為其核心家族?！稌x書·赫連勃勃載記》和《太平御覽·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夏錄》也都記載劉虎家族與去卑有直接關系(3)參見房玄齡等《晉書》卷130《赫連勃勃載記》,中華書局,1974年,第3201頁;李昉等《太平御覽》卷127《偏霸部·夏赫連勃勃》,中華書局,1960年,第615頁。。除此之外,也有學者根據文獻中相關聯的史事提出鐵弗匈奴屬于屠各或烏桓的說法(4)參見吳洪琳《鐵弗匈奴的族源、族稱及其流散》,載《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鐵弗匈奴的族源,在1600多年前大夏政權官員撰寫的《統萬城銘》中有一段重要文字記錄。413年,大夏國主赫連勃勃發嶺北十萬民眾修筑都城,419年,都城竣工,取名“統萬城”。隨后大夏秘書監胡義周、胡方回父子奉命為新都定鼎刻石作銘,即《統萬城銘》。該銘目前沒有實物資料出土,但其文字內容保存于《晉書·赫連勃勃載記》中?！督y萬城銘》是大夏政權留存至今的最完整的一份文獻資料,其中留下了關于鐵弗匈奴對其族源歷史敘事的重要信息。

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辟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昆山之外……爰始逮今,二千余載,雖三統迭制于崤、函,五德革運于伊、洛,秦、雍成篡殺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于上……故能控弦之眾百有余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1］(卷130P.3210)

從《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等相關記載可知,上引《統萬城銘》中所記錄的“故能控弦之眾百有余萬……平陽挫漢祖之銳”這段史事,實際上指的是戰國秦漢時期匈奴的歷史。而《魏書》所載“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的相關信息,在《統萬城銘》中并沒有提及?？梢?以赫連勃勃為代表的鐵弗王族在追述族源時,采取了強化“匈奴”記憶的敘事模式?！督y萬城銘》中對于犬戎伐西周(5)犬戎為西戎的一支,其與匈奴的關系尚不明,或為匈奴統一草原后的一支部族?！妒酚洝贰稘h書》認為北方草原上早期活動的葷粥、獫狁、山戎與匈奴有相承關系。參見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879頁;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3743頁。銘文所用“偏師”一詞說明胡義周或者大夏王族認為犬戎應該屬于匈奴的一支。,匈奴對秦、趙、燕三國構成的軍事壓力以及匈奴在平城包圍漢高祖劉邦等史實的鋪敘,意在通過回顧匈奴歷史展現匈奴往昔的輝煌業績,對鐵弗匈奴先世進行歌頌和贊譽,從而強化其為匈奴后代的族源敘事。在大夏建立之前,鐵弗匈奴人經歷了一百多年夾縫中求生的艱辛歲月,不斷地遭受拓跋鮮卑的驅逐和追擊,甚至面臨滅族危險。大夏政權建立后,鐵弗匈奴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利用共同的族源紐帶來維護鐵弗匈奴內部的凝聚力,重塑政治自信,鞏固統治,成為大夏政權統治階層的迫切需要,自認匈奴后代的族源敘事和對匈奴歷史文化的宣揚,正呼應了大夏政權當時的社會現實需要。

在自認與匈奴一脈相承的基礎上,鐵弗匈奴還進一步認同司馬遷提出的匈奴人是夏朝后裔的觀點,并將其先祖直接追溯至大禹?！督y萬城銘》開篇即稱“我皇祖大禹”,將鐵弗匈奴人列入大禹的直系,接著對大禹的文治武功進行了高度評價,顯示出對“大禹之后”的高度認同和自豪。同時銘文對匈奴北遷也給出了解釋:夏朝滅亡后,殷商建立,匈奴先祖“長轡遠馭”率眾北遷,至大夏政權時期已有兩千余年。根據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先祖名淳維,是夏后氏之苗裔。而《史記·夏本紀》《史記·殷本紀》和《淮南子》中都提到夏都被商攻破之后,桀奔鳴條,湯與桀曾經在鳴條開戰,夏桀敗亡,夏人四散遷徙?！妒酚洝に麟[》引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樂產《括地譜》中進一步解釋:“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粥(另作獯鬻),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6)參見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校注,中華書局,1959年,第2879～2880頁?！独ǖ刈V》除將淳維的名字換成獯鬻之外,更明確指出匈奴是夏人北遷的一支?！督y萬城銘》中采用了這個說法,即夏被商滅亡后,夏桀之子淳維率領部眾北遷,發展成為后來的匈奴。

以西晉十六國時期中原士族流行的“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觀念來看,鐵弗匈奴王族宣揚匈奴是夏朝嫡系后裔的舉動有利于維護其政權的穩定。當時,大夏轄境內除了鐵弗匈奴人外,其根基之地幽州地區主要活動著鮮卑、丁零、烏桓、氐、羌、漢等不同族屬的人群,新占領的關中、嶺北地區主要是氐、羌、漢等各族的活動區域。這些不同族屬人口中,除部分鮮卑、雜胡因為較早接受了鐵弗匈奴的統治,對大夏政權較為認可外,其他很大一部分人口或者是在戰爭中掠奪來的或者是在擴張統治區域過程中控制的新降戶。這些人群多非自愿接受大夏統治,特別是關中和嶺北地區經常發生叛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赫連勃勃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以“朕大禹之后”的身份,提出了“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1］(卷130P.3205)的口號。這一舉動既宣揚了“華夷同源”的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夷夏之辨”對鞏固政權的不利影響。

此外,鐵弗匈奴“大禹之后”的族源敘事模式也與北方地區各民族文化交融密切相關。鐵弗匈奴活動的朔方地區是農牧交錯地帶。從南匈奴依附東漢開始,匈奴人已經習慣了在此與漢族人口共同生活,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這里經歷了從碰撞、沖突到并存、交融的發展過程。赫連勃勃為代表的鐵弗匈奴人在此過程中,受儒學文化的影響很深,對于“正統”“大一統”觀念的認同逐漸增強。比如在政權建設方面,大夏吸收傳統中原職官制度,設置三公、三省及御使臺。赫連勃勃大量任用漢族文臣,史稱“以王買德為謀臣,拔之羈旅,以皇甫徽為記室,玩其文辭”(7)參見繆荃孫《夏百官表》,本書編委會《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95年,第4077頁。。大夏以漢字為官方用字,“大夏真興”錢、“大夏龍雀”刀都是用漢文刻字,《統萬城銘》《北涼盟書》均用漢文書寫而成。赫連勃勃將鐵弗王族姓氏改為“赫連”意在凸顯“帝王者,系天為子,是為征赫實與天連”［1］(卷130P.3206),表明大夏統治的合法性?！按笙摹眹柕拇_定也強調了對夏朝正統的承襲,而國都取名“統萬”,也體現了國主赫連勃勃“統一天下,君臨萬邦”［1］(卷130P.3205)的大一統思想?？梢?在當時的北方地區雖然多民族交錯雜居,各種文化并存,但各族對漢文化的吸納已然成為一種趨勢。正是在文化交融基礎上,才有了“大禹之后”的族源敘事模式。

《統萬城銘》雖為胡義周、胡方回父子所寫,卻也是奉君命而為,具有官方性質。因此,《統萬城銘》所透露出的族源信息反映了以赫連勃勃為代表的大夏政權統治階層真實的情感和思想活動,即希望以大禹之裔、匈奴之后的身份來敘述鐵弗匈奴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脈絡,并通過選擇、規范族源敘事兼顧族體利益和政權利益,實現兩者密不可分的鏈接。大夏政權建立者赫連勃勃對“華夷同源”理念的提倡和“大一統”思想的積極踐行,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君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二、拓跋鮮卑與黃帝之裔

拓跋鮮卑是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段簳ば蛴洝烽_篇即追溯拓跋鮮卑的族源,以寥寥數語交代了鮮卑的族源以及“拓跋氏”從傳說時代到秦漢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2］(卷1P.1)

《魏書》書寫時,史料來源多據北魏時期已完成的鄧淵的《代記》、崔浩的《國書》以及高允、李彪、邢巒、崔鴻等編著的當朝起居錄。其中《序記》的內容多出自鄧淵的《代記》。而《代記》中的北魏早期歷史當以《代歌》為本,對于這個問題,田余慶先生有過詳細的論述［3］?！段簳肪?09《樂志》記載《代歌》為北魏宮廷音樂,其內容“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2］(卷109P.2828),可見《代歌》中確有可能提及拓跋鮮卑早期歷史。遺憾的是《代歌》歌詞失傳,其真實內容無法確知。而《代歌》在北魏時期也并非完本,鄧淵是授命集輯《代歌》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說北魏時期經鄧淵整理輯錄的《代歌》也當有所本。按照《魏書·序記》的記載,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記述來源于“人相傳授”。然而若非烏洛侯使者的報告,北魏皇族尚且不知在大興安嶺北段有鮮卑舊墟的存在,民間卻能口傳更久遠的昌意、始均、女魃、田祖等人名和遠祖史事,顯然這段“拓跋氏”早期歷史的文字記載并非來源于“人相傳授”。

查昌意、始均、女魃來歷,可以探尋《魏書·序記》開篇來源。昌意,最早見于先秦史籍。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黃帝妻雷祖,生昌,昌降處若水?！保?］(P.349)先秦古籍中這樣的記載有很多,如《鬻子》說“黃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5］(P.60)?！妒酚洝の宓郾炯o》即采用了這一說法,《索隱》進一步注曰:若水在蜀地,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為妻,生有一子顓頊。［6］(卷1P.11)關于始均,先秦文獻中僅《山海經·大荒西經》一處提到“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4］(P.321),但并沒有文獻提到始均和受封蜀地的昌意存在關系。而《魏書·序記》中提到的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的事情,在《山海經》中則系于叔均之下?！洞蠡谋苯洝吩?“(女)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保?］(P.342)這里的魃是黃帝之女,其所到之處無雨。叔均把這個事情報告給黃帝后,女魃被驅逐到赤水之北,叔均被封為田祖。但同書中叔均又是后稷之弟臺璽之子［4］(P.320),按照傳說中的世系,他是黃帝曾孫帝嚳之孫,和黃帝之孫始均不應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以上《山海經》所記述的傳說在時間上本身就比較混亂?！段簳ば蛴洝穼⑦@些傳說黏合在一起,對其中的部分內容做了節選和重新整理編排。因《山海經》所記始均為黃帝之孫,所以《魏書》將他記作昌意之裔,而始均無他事可載,故將叔均的故事錄于始均之下。叔均之后的歷史,《山海經》沒有寫,《魏書·序記》自然也無從書寫,故記作“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考慮到前文鄧淵輯集《代歌》之事,則編寫拓跋鮮卑族源及早期歷史的工作,最有可能是由鄧淵來完成的。而關于拓跋鮮卑族源和早期歷史的內容得以保存下來,顯然是得到了拓跋鮮卑皇室的認可。在上古時代眾多的神話傳說中,史家們選擇將鮮卑的歷史系于黃帝—昌意—始均一脈,這其中除了因為這一顯赫的身世既可為政治、文化服務又契合了當事者追求正統的思想之外,還可能與《山海經》中所記“始均生北狄”所體現的北狄出于黃帝一脈這樣的觀念有關。

《魏書》有對“拓跋”一詞的解釋說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保?］(卷1P.1)《北史》沿襲了這一釋義。盡管有學者對此釋意提出了懷疑,但沒有證據表明,北朝時期的拓跋鮮卑人對這一解釋有過質疑。另外,按照《魏書》卷23《衛操傳》的記載,拓跋猗去世時,衛操為其立碑頌德,其中就提到“魏,軒轅之苗裔?！保?］(卷23P.599)可見早在代政權之時,已經有了拓跋鮮卑是黃帝之裔的說法,衛操作為西晉舊臣主動提及這一說法,說明至少在當時這一說法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至于刻文中出現“魏”的稱呼,大概是因為史家在為衛操作傳時,北魏已經建立,且猗已被北魏皇室追封為“桓帝”。除此之外,《白虎通·號》說“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7］(卷2P.60),而《晉書》記載慕容鮮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1］(卷108P.2803)?？梢娔饺蒗r卑也認為他們是黃帝的后裔。顯然,無論是慕容鮮卑還是拓跋鮮卑,在對族源進行追溯時,都表明鮮卑與黃帝存在某種關聯。

事實上,關于鮮卑的族源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F在學界主流觀點認為鮮卑源于東胡,此觀點源出文獻記載,同時得到了考古學的支持,當無疑竇。就文獻反映的信息來看,東胡在西周時期出現于人們的視野時,已經活動于燕北地區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不可否認,在此之前,東胡必然經歷了若干年的發展歷程,而這些具體的歷史已不為人所知。他們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又是從何而來的?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大致有屠何說、山戎說、土方說、通古斯說等。其中土方說和屠何說可合為一說。據金岳先生考證,屠何與夏商時期的土方有關,東胡可能源自土方,土方主要活動于兩土河(老哈河、牤牛河)流域,而古東胡也世居兩土河之間的紫蒙之野［8］。又《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記載黃帝曾孫高辛氏少子曾經在紫蒙之野活動,亦號曰東胡(8)參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121《偏霸部·前燕慕容廆》,中華書局,1985年,第583頁。。此信息與“始均生北狄”等文字分別被載于不同時代的漢文史籍中,至少提供了一種信息:在鮮卑人強盛時期,他們在對族源的追溯中有過這樣的聯系,且在一定程度上被當時的歷史書寫者所認可,因此鮮卑是黃帝后裔身份的敘事模式才得以記錄并流傳。

漢文史籍的記載雖受史官主觀想法、政治塑造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內容是經得起推敲的,也有好多事例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因此古籍之中多處提到的北方民族與黃帝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并非完全沒有可能。如同華夏族通過熟知的神話傳說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后裔一樣,當時鮮卑人記憶中的傳說時代也可能與黃帝有關。拓跋鮮卑在族源認定上傾向于“黃帝之裔”正與鮮卑的這種歷史觀有關。北魏建立后,稱東晉為“僭晉”,將南朝視為島夷,主張“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2］(卷62P.1394)。孝文帝三次南征,有“南蕩甌吳,復禮萬國”［2］(卷7下P.185)的志向。北齊魏收編修國史,也以北魏為“諸夏”和“中國”之本。這種北魏即“中華”,北魏即“中國”的政治主張和舉措都反映了拓跋鮮卑自認華夏、主動融入“中華”體系,并力爭擔當傳承“中華”統緒之責的決心和政治目標。

三、柔然與“光復中華”的口號

3世紀末4世紀初柔然出現于陰山南北,5世紀初建立了橫跨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權,6世紀中葉柔然政權被突厥滅亡。關于柔然的族源問題,僅南北朝時期的相關記載就各不相同。

《魏書》《北史》認為柔然是“東胡之苗裔”,同時兩書還提到柔然自認為“先世源由,出于大魏”［2］(卷103P.2299),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北魏朝廷的認可?？梢?北魏和柔然政權官方均認為柔然與鮮卑同源。然而在《魏書·蠕蠕傳》同卷中,魏收在闡述個人觀點時又稱“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2］(卷103P.2323)。而記錄南朝歷史的相關文獻又有不同說法,如《宋書》認為柔然是“匈奴別種”［9］(卷95P.2357),《南史》《梁書》記載大同小異?！赌淆R書》卷59《芮芮虜傳》記載柔然為“塞外雜胡也”,但在同卷中又提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10］(卷59P.1023)。這里的“河南”指的是吐谷渾,吐谷渾與鮮卑同源有明確的記載。從上述可知,不僅不同文獻之間的記載有出入,像《魏書》《南齊書》在同一史籍不同卷次的記載中也有前后不一致之處。這種分歧和混亂與柔然早期歷史發展有很大的關系,也與各家史書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有關,同時反映出與柔然政權同時并立的北魏和南齊,對柔然族屬信息所知也是有限的。

柔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世紀后期。始祖木骨閭在拓跋力微末年時為拓跋鮮卑的奴隸,后免為騎卒。大概在建興三年(315)以后,木骨閭因軍事失期當斬,于是集合百余人逃亡到了純突鄰部。木骨閭此次軍事上的“失期”,不會只是他個人的行為,和他一起逃亡的百余人也有同樣的遭遇,他們都是拓跋鮮卑中地位較低的奴隸或者士兵。至于這百余人的族屬身份并無記載。從柔然早期的歷史發展來看,他們曾經接受拓跋鮮卑的統治并且是從拓跋鮮卑中分離出去的,可見早期柔然人長期與鮮卑人共存共生,甚至自身可能為鮮卑人。因此《魏書》記載柔然為東胡后裔的說法當是以木骨閭和這百余人從拓跋鮮卑中出逃事件為依據的。

而《宋書》《南史》《梁書》記載柔然與匈奴有關,但并沒有提出實質的證據?！端螘分杏昧恕靶倥珓e種”的表述,即柔然是從匈奴部族中分離出來而獨立發展的一個分支。柔然曾長期占據匈奴故地,即使在他們建立政權之前,柔然所依附的各部落中也有很多匈奴人口,因此柔然部眾中存在匈奴血統的人口當是沒有問題的。柔然族源的另一種觀點“塞外雜胡”與“同出胡種”同時見于《南齊書》中,“塞外雜胡”中的“胡”更傾向于匈奴,而“同出胡種”因與吐谷渾有關,則與東胡關系更大,可見《南齊書》所指“胡”并非明確的指代某一具體古族,而是指柔然之前北方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南齊與柔然關系較為密切,雙方互派使臣,有國書往來,且兩個政權無實際利害關系,在這種歷史情境下,南齊對柔然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南齊書》也只記錄柔然為“胡”,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柔然族屬的復雜性。

實際上,單從木骨閭從拓跋鮮卑中逃離出去這一事件是無法判定他本人的族屬的,至于和他一起逃亡的其他百余人的族屬成分更無從知曉。史書明確記載木骨閭兒子車鹿會時期始有部眾,自號“柔然”,這些部眾可能包含了先前和他父親一起逃亡的百余人,但絕不僅限于此,還應包含了當時草原上分散的、力量相對較小的各種“胡”。至于《魏書》所記載的阿那瓌言“先世源由,出于大魏”,顯然是針對柔然王族而言的,即其先祖木骨閭曾經是北魏人。而柔然部眾早期的血緣世系和歷史發展脈絡是比較模糊的,如曹永年先生指出的那樣,“柔然部根本就不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原始部落組織的自然發展”［11］?！赌淆R書》將柔然記錄為“雜胡”“胡種”當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而即使是記錄柔然“出于大魏”的《魏書》和《北史》,在史家的評述中也不得不指出,“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余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2］(卷103P.2313)。

在柔然族源問題上,北朝時期出土的墓志中還有另一種敘事模式。北齊時期南遷的柔然人稱他們的祖先“始則分源白帝,終乃光宅幽都”［12］(P.421),“夏有淳維,君其苗裔”［13］(卷11P.269)。這種族源敘事上的關聯是北朝后期南遷柔然人的個人行為,還是柔然政權時期統治階層存在這樣的觀念并對柔然族源進行過類似的敘述,目前無法確知。但是從柔然政權給南齊的一份國書中可以發現,盡管柔然的政治中心遠在蒙古高原鹿渾海(今蒙古國鄂爾渾河東側的烏吉淖爾)一帶,但其與進入黃河流域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樣,也受到了中原正統觀的影響,并明確提出了對“中華”認同的思想(9)曹永年先生較早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參見曹永年《關于柔然自號“皇芮”并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俱僭大號,各建正溯”的潮流》,載《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

劉宋升明二年(478),劉宋派遣使者王洪軌出使柔然,約期共伐北魏。次年,柔然按照約定發兵30萬南侵。其時恰逢南朝朝代更迭,蕭道成迫使劉宋順帝禪讓,劉宋滅亡,因此柔然與劉宋這次“共伐魏虜”的約定未能實行。南齊建元二年(480)、三年(481)柔然兩次遣使南齊,再次相約共伐北魏。柔然國相邢基祇羅回在此期間出使南齊,并遞交柔然國書。這份國書的內容保留在《南齊書》中。

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實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今皇天降禍于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窺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陛下承乾啟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

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義同唇齒,方欲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于并、代,鳴和鈴于秦、趙,掃殄兇丑,梟剪元惡。然后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鄰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余歸仰,豈不盛哉!［10］(卷59P.1024)

在這份國書中,柔然首先承認南齊代宋是順應天命、應運而生,在表達了對南齊政權的認可和支持后,話風轉向國內,自稱“皇芮承緒”(南齊稱呼柔然為“芮芮”)。這個稱呼顯然是與劉宋先前提出的“皇宋屬當歸歷,受終晉氏”［9］(卷95P.2338)相比肩的,意在表達柔然也繼承了皇統。對于如何解決其中的沖突,柔然方面提出了“吳漢殊域,義同唇齒,方欲克期中原,龔行天罰”。這里柔然將天下分為吳、漢兩地,南齊占據的區域為吳地,北魏占據的中原為漢地,柔然承認南齊是天命所歸、合法的吳地統治者,而占據中原的北魏則是不合時運的“兇丑”“元惡”,所以柔然約南齊共同出兵驅逐掃平北魏,然后“皇輿遷幸,光復中華”。這份國書反映了柔然對其政權的定位是接續正統中原政權,并與南朝并列,認為由柔然統治中原、南齊統治吳地,雙方永敦鄰好,才是“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余歸仰”的統治秩序。這與北魏大臣主張的“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2］(卷62P.1394)的觀點如出一轍。國書內容體現了柔然貴族有較高的儒學文化修養,他們提出的“光復中華”的口號表明柔然受中原正統觀思想的影響并不遜于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北方各族。除了這份文書上的申明之外,柔然政權在漠北地區實行年號制度和設置中原職官名號可看作是這種思想的具體實踐。

綜上,鐵弗匈奴、拓跋鮮卑、柔然等族均將本族源流歸入華夏譜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在十六國北朝政權林立的政治環境中爭取正統、鞏固統治,但從中也可看出北方游牧民族統治者心向華夏的思想傾向,構建統一的中華正統政權是他們共同的政治目標。魏晉以來,類似于這樣的族源敘事模式較為普遍,比如獨孤部后人認為他們是東漢光武帝之子沛獻王的后代,其先祖因戰敗亡入匈奴,被單于封為谷蠡王,號獨孤部［14］(卷75下P.3437)。宇文部人在建立北周之后,追溯祖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15］(卷1P.1)。這些族源敘事中的“華夏認同”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集中體現了北方游牧民族對“炎黃子孫”的身份認同和對“中華”的政治認同,這種思想認同既是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驅動的結果,也是“華夷”走向一體的重要推動力,對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