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合力:農村代際關系演變的新趨勢

蘇運勛

(鄭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一、問題的提出

代際關系是家庭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關系形式,也是社會關系的基礎。［1］家庭代際關系主要包含撫育、贍養、繼承、交換和交往等類型。費孝通較早對家庭代際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從中西比較的視角指出中國代際關系是一種“撫育—贍養”關系,是下一代都要對上一代反饋的模式。［2］反饋模式的維系需要建立在均衡互惠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反饋模式的本質是代際交換,只不過這種交換并不具有即時性。郭于華(2001)認為,傳統的代際關系不限于經濟和物質性的交換,還包含儀式、情感、象征和文化資本交換,遵循付出與報償相均衡的公平原則。［3］賀雪峰(2008、2009)把時間、空間和文化價值等納入到家庭代際關系的研究脈絡之中,極大地豐富了家庭代際關系的內涵,指出隨著農村父母對子女養老預期的降低,父代可能會減少對子代的投入,農村會逐漸形成更加理性化、較少的親情友好、較少的宗教關懷的代際關系［4］［5］,而這種觀點還得到了部分學者的驗證［6］［7］(P.203)。王躍生(2008)從家庭生命周期的視角對家庭代際關系進行全新考察,認為撫養行為發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間,贍養行為存在于壯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間,而在成年子女和壯年父母之間還有交換關系。［8］這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家庭代際關系的整體性、連續性和實踐性,把家庭代際關系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總體看來,既有研究為認識和理解農村代際關系特別是轉型時期農村代際關系危機打下了堅實基礎。［9］［10］［11］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既有研究基本上是在“代際交換模式”的框架內進行分析?！按H交換模式”的基本假設是父代通過對子代的付出來換取子代對自己的贍養,雖然在多數情況下這種代際交換并非即時的和均衡的。目前,在我國農村的養老方式中,仍以家庭養老和個人自養為主。［12］從理論上講,如果親代通過自養或社會化養老等方式減少對子代的依賴,那么他們就無需通過一系列的代際投資行為換取子代的養老回報。［13］然而,現實情況是,很多親代在明知子代反饋不對稱、不及時的情況下仍然會無限制地對子代付出,顯然代際交換理論難以對此進行解釋。第二,雖然既有研究注意到了宏觀社會結構變遷對家庭代際關系的影響,但大多忽視了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在應對宏觀社會結構變遷時所具有的整體性、主體性與能動性。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家庭不僅具有超越家庭成員個體之上的價值,而且具有獨立于社會系統的自主性。［1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農民家庭代際關系納入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宏觀背景中進行研究,試圖在“代際交換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一個全新的解釋框架,即代際合力模式。代際合力主要發生在成年子女與有勞動能力的父母之間,處于農民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階段。然而,把成年子女與沒有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之間的關系界定為交換關系,越來越不符合當前農村的代際關系實踐。隨著農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養老服務體系的逐漸完善［15］［16］,家庭代際交換的前提逐漸消失了。事實上,在社會結構轉型的背景下農民家庭作為一個整體需要面臨更多的來自于外部的壓力和挑戰,如城鎮化［17］、教育流動［18］和婚姻擠壓［19］等。為了克服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危機和挑戰,農民家庭內部進行了理性的人力動員,其基本目標是在保持家庭完整的前提下,妥善處理好家庭倫理、經濟理性和家庭發展等多方面的關系,從而順利地實現家庭再生產和現代化轉型。

需要說明的是,代際合力與代際合作并不相同,二者具有明顯的區別。代際合作主要發生在基本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城市家庭。在這類家庭內,不管是親代還是子代都比較從容,代際之間具有強烈的情感取向。［20］［21］而代際合力則主要發生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農民家庭,家庭內部成員圍繞著共同的目標高度動員,甚至不惜“自我開發”,家庭策略十分明顯。［22］本文主要以北方農村為例,探討新形勢下農村家庭代際關系演變的新特征。由于中國農村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有學者依據村莊的社會結構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區域。［23］也就是說,北方農村在村莊社會結構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此外,北方地區農民家庭現代化轉型更加劇烈和明顯。這給觀察中國農民家庭代際關系的變遷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窗口。本文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所用資料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訪談資料。筆者通過對普通村民、村民組長、村干部和鄉村社會精英等進行訪談,形成了本文最主要的資料來源。二是參與式觀察。調研期間,筆者采用駐村的方式,近距離觀察農民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實踐和情感互動,獲得農民家庭的真實圖像。

二、家庭再生產與農民家庭危機

農民家庭再生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背景下,農民家庭再生產開始深受現代性的影響,出現了新一輪家庭經濟危機。

(一)遭遇現代性的農民家庭再生產

“樹大分杈,子大分家”。麻國慶(1999)認為,分家意味著新的獨立家庭的產生,是家庭再生產的表現。分家是“分中有繼也有合”,“繼”表現為“繼人”和“繼宗祧”,“合”是指母家庭與子家庭之間種種文化上的約定。［24］家庭再生產不僅指分家,而且還包括求偶、結婚、性愛、生殖、撫育和養老。傳統時期,農民家庭處于相對封閉的鄉土社會,是集生產、生活、政治和文化認同等于一體的綜合性單位。在鄉土社會,人們“生于斯、長于斯”,社會流動性弱,家庭再生產比較簡單、穩定。家庭再生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家庭人口再生產,即家庭人口生育。尤其是男性人口生育。二是家庭結構再生產。一般而言,家庭結構依據男性的出生、成婚以及分家而發生轉變,因男性的出生會形成核心家庭,男性通過成婚過渡為直屬(或聯合)家庭,而男性在成婚后分家則意味著新的核心家庭產生。三是家庭文化再生產。由于家庭文化是宗族文化,家庭文化再生產主要表現為宗祧繼承和祭祀權的代際交接。其中,宗祧繼承是指宗族世系關系的延續,所有兒子皆可繼承宗祧,而祖宗祭祀權則由嫡長子承擔。

在新形勢下,家庭再生產不再局限于縱向家庭結構的“分—繼—合”,而是深深地被卷入到宏觀社會結構之中,表現出與傳統家庭再生產不一樣的特征。一是農民家庭再生產開始脫離相對封閉的鄉土社會,被卷入到高速流動的現代社會和日益統一的市場體系之中;二是農民家庭再生產與現代化轉型同步進行且高度互嵌;三是經濟理性和發展主義逐漸滲透到農民家庭再生產之中,家庭再生產的成本急劇升高。對于一般的農民家庭而言,單純的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顯然都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家庭消費支出,農民家庭再生產遭遇了經濟危機。

(二)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

農民家庭首先是一個經濟組織和生產單位。［25］(P.60)［26］(P.35)一直以來,農民家庭的經濟問題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領域,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農民學對此問題特別重視。斯科特基于對東南亞農民反叛行為的分析發現,農業的商品化以及官僚國家的租佃和稅收制度逐漸破壞了農民收入的穩定性,這導致的經濟危機使得農民家庭處于生存的邊緣。［27］(P.9)而恰亞諾夫認為,農民的經濟行為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成員的消費需要,實現家庭消費與勞動的辛苦程度之間的平衡,因此并不能說他們瀕臨生存的邊緣。［28］(P.60)黃宗智從多個層面論證了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及其形成機制。［29］(P.6)可見,傳統時期中外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普遍存在且大多與生存掛鉤,家庭經濟危機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生存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入推進,農民家庭通過勞動分工和多元化就業等方式解決了生存問題,但經濟危機并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其一,表現為家庭再生產成本的提高。以婚姻締結為例,婚姻締結是農民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關鍵節點,婚姻締結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了家庭人口的生育、家庭結構的調整以及家庭文化的延續?；橐鼍喗Y需要以一定的經濟基礎和地方性規則作為前提,具體來說就是彩禮。近年來,受性別結構失衡、地方社會競爭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華北農民婚姻締結的成本驟然上升,高額彩禮十分普遍。［30］［31］高額彩禮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彩禮名目增多,如見面禮、訂婚禮、上車禮、下車禮、改口禮等都以貨幣的形式呈現;二是彩禮金額的增加,筆者在河南農村調研過程中發現,彩禮普遍在10萬元(專指訂婚禮一項)以上,形成了諸如“萬紫千紅一片綠”“一動不動”(1)“萬紫千紅一片綠”是指一萬張5元人民幣,一千張100元人民幣,一片綠是指若干50元人民幣;“一動不動”是指要有車子和房子。近年來,對房子的位置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般要求處于所在縣市。等民間表達。折算下來,華北農村結婚的直接貨幣支出一般不會低于40萬元。除了結婚成本增加之外,農民家庭再生產還涉及其他高額開支(如子女教育、人情往來和家庭日常生活等),這些支出增加了農民家庭再生產的經濟成本。

其二,表現為家庭發展目標的增添。一直以來,發展問題是農民家庭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社會政策干預的基本對象。［32］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對家庭發展問題有了新的理解并賦予其新目標,如城鎮化。區別于學界對農民城鎮化的抽象理解和爭論,一般農業地區的農民對城鎮化的理解比較簡單、具體,即在城鎮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最好還具備滿足城市基本生活開支所需的、獲取城市相應經濟機會的能力。［17］顯然,這種全新的發展目標會加重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以豫南W村為例,“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耕半工”是當地農民家計的基本形式,人均年收入為1～2萬元。近年來,當地村民先后在鄉鎮、縣城、地市以及省城等城鎮購房。W村S組共有41戶,其中,在鄉鎮購房2戶,在縣城購房9戶,在地級市購房0戶,在省城購房2戶,共計13戶。如果房屋以一套100計算,那么,在鄉鎮購房最少需要20萬元,在縣城購房最少需要35萬元,在地級市購房最少需要80萬元,在省城購房最少需要150萬元。受制于家庭發展能力,多數農民家庭只能選擇在縣城購房,這不僅便于他們在新房和老家之間往返,而且能使其享受到縣城較為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優質的公共服務等。當然,農民家庭新增的發展目標并不止于在城鎮購房。

總之,當前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不再是傳統時期的生存危機,而是家庭再生產危機和家庭發展危機。這就意味著,農民家庭的有限且穩定的經濟收入難以支撐持續增加的消費支出,從而會使其遭遇新一輪的經濟危機。

三、代際合力:家庭危機下代際關系的重構

農民并不會被動地接受現代性的沖擊,而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經濟收入水平是農民應對經濟危機的關鍵。對于華北地區的普通農民家庭而言,以代際合力為主要形式的家庭人力動員模式成為農民家庭應對經濟危機的主要策略。

(一)子代:完全就業與勞動力變現

代際合力建立在具有主體性和能動性的兩代家庭成員的基礎之上,其中,參與代際合力的子代主要是指具有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成年人。剛成年的子代最初并不像父代一樣具有推動家庭再生產的強烈意識,也難以感受到家庭再生產的壓力,但他們參與市場就業與家庭再生產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當子代面臨著具體的家庭再生產壓力時,他們會逐漸形成與父代共同推進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發展的意識。特別是對于出生在普通農民家庭的子代而言,他們參與市場就業的時間更早,他們與父代合力的現實需求也更為強烈。只有這樣,子代才能順利地締結婚姻以及實現其家庭發展性目標。具體來說,子代參與代際合力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子代成年之后且未生育之前。成年是農村青年分流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一部分青年通過高考進入高等學校繼續學習,另一部分青年因種種原因離開學校外出務工。參與代際合力的子代主要是指那些離開學校并外出務工的農村成年人。這部分年輕人可以較早地外出務工,最大限度地將自身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經濟收入,同時,他們也較早地面臨著結婚成家以及城鎮化等方面的現實壓力,甚至于在子代結婚以后,年輕夫妻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同時外出務工。

第二階段是在子代生育之后。在此階段,子代外出務工會受到孩子的牽制,也就是說,子代需要在外出務工與撫養孩子之間做出選擇,由此代際合力的形式變得比較復雜。一般來說,子代在生育孩子并短暫哺育后就會將孩子交給父代照料,然后再次外出務工,這樣就可以繼續把其自身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經濟收入。隨著孩子逐漸進入學齡階段,由于很多爺爺奶奶難以承擔學生的教育問題,子代就會從外出務工中退出一個人來專門回家陪讀,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并輔導其學業,直到孩子考上大學。陪讀期間,一部分陪讀家長會爭取在當地就業或創業,以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傮w來說,子代將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最大化地轉化為經濟收入是這一階段的主流形態。

(二)父代:機動就業與勞動力輔助

這里所說的父代是指子女已經成年且沒有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親。對于普通農民家庭而言,子女(主要是指兒子)成年意味著子代已經具備立業成家的基本條件,而父代已經人到中年,其職業和經濟收入趨于穩定。顯然,父代比子代更早、更敏銳地感受到家庭再生產的壓力,他們會在子代成年后積極地開展各種準備工作,并依據家庭生命周期靈活地做出調整。父代參與代際合力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子代成年到未生育之前。父代一般會通過外出務工經商等方式實現家庭經濟收入的最大化。在子代剛成年的時候,父代的年齡集中在40～50歲,這是勞動力最為充沛而家庭牽絆較少的階段,父代(主要是指父親)在此階段會密集地外出務工,最大限度地把自身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經濟收入,從而為將來子女結婚成家做好準備。

第二階段是從子代生育之后到父代喪失勞動能力之前。當子女成婚且生育孩子以后,撫育孩子成為農民家庭再生產中的重要任務之一。如果子代想要親自撫育和教育孩子就意味著至少一個青壯年勞動力要從勞動力市場退出,從而導致家庭經濟收入銳減。在此階段,父代為了兼顧家庭收入和子代撫育會調整自身的人力配置,把重心放在照料和撫育孫代上面,即隔代照料。在隔代陪讀期間,父代為了更好地與子代形成合力,代際之間會形成新的分工,即父代(之母親)直接參與陪讀,照顧孫代的日常生活起居,而父代(之父親)則會通過務工或非正規就業等方式獲取一定的經濟收入。甚至于父代在進入老齡階段仍然會對子代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33］通過這種靈活機動的就業安排和勞動力配置,父代不僅給子代外出務工提供了空間,而且能夠兼顧孫代撫養和教育問題,進而維持家庭再生產。

(三)“自我開發”:代際合力的本質

“自我開發”是蘇聯農民學家恰亞諾夫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農民家庭作為一個經濟組織主要是為了滿足其家庭成員的消費需要,而不是為了追求最大化利潤。農民對勞動能力的開發受到家庭消費需求的制約,當消費需求出現增長時,農民勞動自我開發的程度就會隨之加深。［28］(PP.41～63)“自我開發”對考察我國當前農民家庭代際關系的變遷有很大的啟發。在華北農村,遭遇現代性的農民家庭面臨著比較嚴重的經濟危機,突出表現為各種經濟開支的增長。在這一外力的作用下,農民家庭通過代際分工和選擇性消費等策略應對日益增長的消費支出。所謂的選擇性消費是指農民家庭壓縮生存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把經濟收入更多地投放到發展性消費上。其中,子代會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資本優勢廣泛地參與市場就業,最大限度地把自身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經濟收入。父代的人力資本相較于子代稍差一些,隨著孫代的出生,父代會通過隔代照料等方式為子代的充分就業提供空間,其代價是父代和子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開發”,并會直接導致家庭生活的離散化。與恰亞諾夫所提出的不同,華北農民家庭“自我開發”的終極目的是推動家庭再生產以及實現諸多發展性目標,從而為最終的階層流動提供可能。在此目標的驅動下,農民家庭不僅要增加勞動強度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而且要盡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享受型消費,甚至壓縮生存型消費。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親代還是子代,他們在面臨家庭經濟危機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開發”,但代際差別十分明顯。相對于子代而言,父代的經濟投入和人力投入更多,尤其是在子代婚姻締結過程中父代扮演著難以替代的角色。然而,父代較少會享受回報,代際合力的最終成果在家庭再生產的制度性背景下自然而然地由子代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講,代際合力的背后其實隱含著代際剝削的意味。

四、代際合力的文化倫理基礎與分布情況

(一)代際合力的文化倫理基礎

筆者認為,代際合力的本質是農民家庭的“自我開發”。在此過程中,父代和子代在身體、精神和情感等方面均會遭遇不同程度的損害。那么,這種以“自我開發”為核心特質的代際合力是如何實現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需從農民家庭倫理和村社倫理當中尋找答案。

一方面,梁漱溟對家庭倫理有比較經典的論述,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關系,故倫理首重家庭。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義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34］(P.78)。實際上,農民家庭倫理并不局限于“橫向家庭結構”,而是通過整個“縱向家庭結構”的繼替而延續下來。具體來說,在傳統家庭倫理中衍生出了一套現世人與過去人和未來人的聯系方式、生活方式與文化。［35］(PP.223～242)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尊重祖先。父代出于對祖先的責任而有對兒子進行教育和投入的義務,會盡一切可能保證家庭的延續。二是延續香火。延續香火實際上就是生兒子,有了兒子就意味著祖宗牌位前的香火不會間斷,從而保證整個家族的血脈綿延。尊重祖先和延續香火其實是“一體兩面”,都以父代對子代的“無限責任”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代際合力得以實現的家庭倫理基礎。

另一方面,村社倫理是影響代際合力的重要因素。在華北農村,村莊大多是小親族結構,村莊內部的社會競爭面向非常強烈。在這種競爭氛圍中,有沒有兒子就顯得異常重要,是所有社會競爭的基本前提。傳統時期,有兒子不僅可以傳宗接代和保證(甚至擴大)農業生產,而且能夠使其家庭在村莊政治和輿論生活中處于優勢地位。在現代性的影響下,農業生產和村莊政治等已不再重要,家庭再生產的順利推進顯然已經成為村莊競爭的新指標。具體來說,兒子能夠順利成婚、進城買房以及其子女能夠享受更優質的現代教育等成為華北農民家庭最為關心的事,也是他們相互競爭和獲取臉面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對于父代而言,他們更能直觀地感受到這種來自于村莊社會的競爭壓力,這就會促使他們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去支持子代(尤其是兒子),從而獲得來自于村莊社會的積極評價和尊重。

(二)代際合力的實踐與分布情況

通過對代際合力形成的背景、特點和倫理基礎等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代際合力的形成有很多限定性條件,其分布也比較特殊。概言之,可以從農民家庭生命周期、農民經濟分化和農村區域差異等三個層面呈現代際合力的分布情況。

首先,以家庭生命周期為標準。按照生命(人口)事件可以把家庭劃分為若干周期,如按照結婚、生育、成年、衰老和死亡等人口事件劃分為起步期、撫養期、負擔期、穩定期、贍養期和空巢期。［36］代際合力發生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特定階段。如前所述,代際合力意味著子代和父代都意識到了現代性對家庭再生產造成的壓力,同時兩代人也都有意愿和能力去共同應對這種壓力。因此,代際合力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一般集中于從子代成年之后到父代未喪失勞動力之前,也就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起步期和撫養期。在此期間,父代與子代任何一方失去勞動意愿或能力都意味著代際合力的瓦解,進而給家庭再生產造成非常大的困難。

其次,以農民經濟分化為標準。農民經濟分化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以職業分化為主要特征的水平分化,二是以收入差距擴大為主要特征的垂直分化。［37］例如,有研究者按照農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將農民劃分為貧弱階層、中間階層、中上階層和富裕階層。［18］對于富裕階層而言,經濟問題已經不是家庭再生產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因而也就不需要代際合力。而貧弱階層雖然面臨的經濟問題最為棘手,但他們連最簡單的家庭再生產都難以實現,甚至于連代際合力的人口基礎都難以保證,如“光棍”群體。中間階層和中上階層的家庭大多能夠提供代際合力,也有推動家庭再生產以及家庭發展的愿望和潛力,這就為代際合力的發生提供了空間。也就是說,代際合力主要發生在具有家庭發展意愿和能力的中間以及中上階層的農民家庭。

最后,以農村區域差異為標準。不同區域的村莊結構塑造出類型迥異的代際關系模式。對于團結型和分裂型村莊而言,代際關系的倫理屬性比較厚重,父代與子代之間具有雙向倫理責任,尤其是父代對子代有無限責任倫理。而原子化村莊中的代際關系比較理性、松散,代際合力主要依靠代際情感來維系。換句話說,代際合力主要發生在具有濃厚代際倫理責任的南方和北方地區,雖然在中部地區也會零星存在,但規模相對較小。此外,以經濟發展水平區分的東部、中部和西部農村對代際合力的發生也有不同影響。

五、結論

把家庭再生產置于宏觀社會結構變遷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農村代際關系演變出新特征?，F代性進村不僅提高了農民家庭再生產的經濟成本,而且為農民家庭增添了新的發展目標,這些都加重了農民家庭的經濟危機。為了順利推進家庭再生產,農民以家庭為基本單位,通過充分的家庭人力動員積極應對現代性的沖擊。一方面,農民家庭通過代際合力比較順利地推進家庭再生產,實現家庭的現代化轉型;另一方面,代際合力使農民家庭不得不在城鄉之間分離與流動,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要面臨身體、情感和精神等諸多方面的挑戰。令人慶幸的是,“自我開發”所帶來的創傷可以從傳統的家庭倫理和村社傳統中尋求安撫,這是農民“自我開發”能夠存在和持續的核心所在。

通過對代際合力的分析可知,農村代際關系的變遷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緊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入推進,經濟理性和發展主義逐漸滲透到農民家庭,沖擊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交換式”代際關系。同時,養老社會化減輕了父代對子代的養老預期,代際互動更加注重情感和“文化的家”的統一性。正是在此背景下,代際合力才有發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