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代詩僧的文學活動*

張建偉

(山西大學文學院,030006,太原)

元代詩僧數量眾多,楊鐮先生《全元詩》收錄了181詩僧的詩作,①其中不乏釋大圭、釋大、釋來復這樣有文集傳世、詩作超過百首的。目前學術界對元代詩僧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總體研究有楊鐮先生《元詩史》第五卷《釋道詩人》,分析了子溫、文珦、釋英、善住、惟則等十幾位詩僧的存詩情況與詩歌特點。此外,楊鐮、張頤青《元僧詩與僧詩文獻研究》“對元僧詩基本情況做了概括,并就詩僧別集的散失、輯佚、考釋等,作了專題研究”。[1]鄧紹基《元代僧詩現象平議》認為:“元代詩壇發生的重要潮流、傾向和事件,詩僧都有介入?！盵2]彭茵《元末釋道詩人與釋道詩初探》提出:“元末釋道詩人明顯地呈現出世俗、頹廢甚至放蕩的一面,這正是元末文學發生胚變的一種征象?！盵3]他們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異,重在尋求精神上的慰藉。②個案研究主要集中于釋來復、釋梵琦等少數幾人,涉及到詩僧生平事跡的考證、文學活動與詩歌特色。③

綜上所述,元代詩僧的總體情況與重點詩人都得到學者的關注,但是詩僧作為元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宏觀審視還是個案研究,都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元代詩僧積極參加詩歌唱和、同題集詠等各類文學活動,甚至成為文學活動的組織者,還編撰了幾部本朝人的詩歌總集,這是詩僧文學活動的高峰,也是元代重要的文學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前輩學者已經指出,元代詩僧多為江湖詩風,他們與南宋江湖詩人的異同是什么?元代詩僧與多族士人圈、與域外文化交流之間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是本文著力解決的。

1 元代詩僧的交游、漫游與江湖詩風

元代詩僧樂于交游與漫游,關心時政,廣泛參與各類文學活動,他們的行為與創作都體現出濃郁的江湖詩風。生活于元代前期的釋道惠具有代表性,他的友人包括汪元量、馮子振、程鉅夫、吳澄、貫云石、盧摯、釋大等人,地域方面涵蓋南北,身份具有多樣性,程鉅夫等人為館閣文臣,汪元量為遺民詩人,貫云石為西域人,屬于維吾爾族。元代后期的釋來復交游更為廣泛,他的朋友遍及南北各地,身份非常豐富,從民族看包括了蒙古、色目各族,從宗教信仰來看,其中僧人33人,道士1人,也里可溫(信仰基督教的人士)2人,其余的漢族文人多為儒士?？梢娺@是一個超越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的群體。道惠、來復的友人的共同點是都屬于文人,詩歌贈答唱和是交游的主要內容。

元代詩僧還樂于漫游,釋道惠為廬山東林寺僧,他去過南昌、宣城、金陵、儀真、大別山、岳陽等地,涵蓋了今天的江西、安徽、江蘇、湖北、湖南各省。他寫過《汴京懷古》《大明殿早朝和楊侍御韻》,有可能到過北方。釋梵琦,字楚石,象山(今屬浙江)人,他游歷的地方更為廣闊。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曾奉召入大都(今北京),還到過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④釋梵琦的文集名為《北遊詩》,收錄了他北上大都、上都所做的詩歌,包括沿途所見風景,比如《曉過西湖》《揚州》《沛縣》《任城》《通州之南彌望北沙隴丘墟與中原異矣因僧還吳于此送之》等。比如《初入經筵呈諸友三首》作于大都,序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崇重佛教,古所未有。泥金染碧書佛菩薩羅漢之語滿一大藏。由是圣子神孫,世世遵之,甚盛事也。趙孟頫、鄧文原聞入選仔肩?；实奂次恢?詔改五花觀為壽安山寺,選東南善書者書經以鎮之。三百余人,余亦預焉。賦詩呈友?！盵4]元朝流行多種宗教,但是帝王極為推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選東南擅長書法的人書寫《大藏經》,梵琦入選其中,他滿懷自豪賦詩贈友。

梵琦詩歌中值得注意是上京紀行詩。元代的館閣文人多有扈從皇帝前往上京的經歷,他們創作了大量的上京紀行詩,也有文人慕名而來,領略草原風光與蒙古族文化。僧人身份使得梵琦成為上京書寫中獨特的一位,他描繪了漠北地區的自然地理、風俗人情等內容,比如《漠北懷古十六首》其二:“北門寒露野,西域引弓民。有地長含凍,無花可笑春。紫貂裁帽穩,銀鼠制袍新。萬甕蒲萄熟,聞名已醉人?！盵5]寫出了漠北地區氣候寒冷,春天也無花可賞,人們多以動物皮毛制衣御寒。葡萄酒則是西域特色的飲品,其美味令人向往。梵琦的上京紀行詩不同于文士的特點在于,他“在自然、歷史與現實中參悟因緣無常之理,散發出佛徒特有的澹泊氣息”。[6]

元代詩僧并非隱居于山林而不問時事,他們普遍關心時政。釋道惠寫過多首反映農民遭災的詩歌,其《山莊有感》題下注:“其年夏蟲,早秋多雨?！痹娫?“忍聞白叟憂填壑,無復烏鴉邪載滿車。五馬侯門賢太守,官倉紅腐急宜賒?！盵7]農民遇到災害,無法生活下去,道惠呼吁官府應該及時開倉賑濟。釋克新《壯丁行》描繪了壯丁被抓的慘狀,詩曰:“爺娘頓足妻招手,號哭向天淚如雨。陰風蕭蕭黃塵飛,日落哭聲猶未已?！庇蛇@一事件引向更廣泛的批判,“今聞河北新戰平,血流如海尸如城”。這些壯丁被充軍只有死路一條,而這樣的悲劇不斷上演。詩人最后呼吁說:“嗚呼!安得盡銷天下之甲兵,鑄作農器驅民耕?！盵8]希望天下早日太平,農民可以安居樂業。這首詩寫得催人淚下,繼承了杜甫憂國憂民的精神。

道惠筆下也有喜悅之事,《延祐開科舉詔》曰:“彩鳳銜書下玉樓,陽春如日麗神州。九天文象開奎壁,四海儒風盛魯周?！笨婆e重開,是元朝以漢法治國的標志,儒生的出路增加了,作為僧人的作者像儒生一樣欣喜與興奮?！鞍装l試官嚴棘令,青衫舉子慶槐秋。有誰丈二騰光焰,十九人中占上游?！盵9]他甚至于迫不及待地期盼舉子及第了。

鄧紹基先生認為,詩僧參與了元代詩壇的各類活動,“元代著名文士普遍與詩僧們交往結緣,與在這以前堅守儒家門戶、力排佛老的唐宋文學大家有明顯差異”。[10]楊鐮和張頤青先生總結說:“江湖詩風,這是元代僧詩的主流?！盵11]元代詩僧學習江湖詩派體現在兩個方面,生活方式與詩歌特色。

江湖詩派產生并流行于南宋后期,張宏生先生《江湖詩派研究》指出,這派詩人“身份多為布衣、清客”,[12]他們漫游江湖,奔走于權門,主要通過干謁權貴來謀生。元代詩僧多樂于漫游,由于生活于大一統時代,他們漫游的足跡更廣。

從詩歌內容來看,元代詩僧與江湖詩派有相似之處。南宋江湖詩派對時政有所關注,“對國事的憂慮和對農民的悲憫,是他們詩中的重要的政治內涵”,“他們詩中所反映的,多是身邊的生活瑣事,各人的喜怒哀樂”。[13]元代詩僧寫詩既關注時政與社會,更多是個人游歷生活與唱酬活動。從風格上看,南宋江湖詩派“追求纖巧之美,重視真率之情”。[14]元代詩僧也具有這一特點,比如元代前期的釋英與道惠。楊鐮先生評價釋英《客夜有感》時說:“這種詩情,幾乎就是江湖詩人的‘專利’,一個釋子似乎不應作此語,可見釋英與江湖派的距離相當有限?！盵15]“道惠詩整體的風格是江湖詩派餘脈?！盵16]元代中期的詩僧也有這個特點,比如釋善住,“意境清雋、筆觸細致入微,在這些特點上近于南宋的四靈派、江湖派……他是元代體現出江湖詩派風格的最成功、最典型的詩人”。[17]

如何評價詩僧的江湖詩風呢?黃溍《會上人詩集序》談到僧人作詩,他說:“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于詩詞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秉S溍先論證了僧人作詩的合理性,他接著說:“是以昔之高人上士,游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靈者,比比有之。而于今為尤盛?！盵18]黃溍認為,在體悟自然以怡悅情性這一方面,僧人和其他人一樣,將這種感受表達出來,就是詩詞創作。在《覺隱文集序》中,他以儒佛異同立論,“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于此乎、于彼乎?受其教者,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人一理,則道豈有二哉”?[19]既然儒家與佛教的道存在相通之處,那么,僧人就可以和儒士一樣寫詩作文了。元代詩僧學習江湖詩風,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關,也與詩法路徑相關,畢竟江湖詩派中就有一些僧人,而江湖詩派學習的晚唐詩人賈島也曾為僧。

元代詩僧與南宋江湖詩派詩人也存在差異,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時代背景不同,江湖詩派產生于南宋政治、經濟情況惡化的情況下,但元代詩僧的江湖習氣從元初就開始了,這一時期正是元朝國力鼎盛,經濟繁榮之時。二是生活方式不同,元代詩僧雖然漫游江湖,但并不靠干謁權門,以寫詩獲取生活資料。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潛山集》提要評價釋文珦曰:“所與倡和者,又不過褚師秀、周密、周璞、仇遠數人,皆一時高人文士,亦足征非干謁之流?！盵20]詩僧即使交游朝廷文臣,也是尋求詩友之間的贈答唱和,交流切磋詩藝。釋來復將友人贈答唱和之作起名為《澹游集》,揭汯序道出了其中的緣由,他說:“然其所與,或爵為公卿,或位當權要,或儒家者流,或道家者流,不獨其叢林之中。而總謂之澹游者。吾之游以澹耳,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而姑與之面也。彼之與吾游者,亦以其澹而非有所挾也。記所謂君子之交澹如水是也?！盵21]如果說有一些功利目的,主要是謀求聲譽,提升自己在詩壇的地位?！昂芏嗌藶榱说玫绞看蠓虻馁p識和肯定,想法設法接近文人士大夫,與他們相互酬唱,或請他們為自己的詩文品題、作序?！盵22]另一方面,文人與詩僧交往則體現出他們對超凡脫俗的生活的羨慕與追求。這種互補關系成為文人與詩僧之間互動的基礎。

張宏生先生說,南宋江湖詩派“是較早的一支以寫詩為職業的隊伍”。[23]元代詩僧同樣癡迷于寫詩,癡迷于以詩交友,以至于他們對詩歌的重視超過宗教,他們更多是以詩人而非僧人的身份出現在社會上,“詩壇是不同地位的人群以同一身份相聚的惟一場所”。[24]這與元代后期文人追求獨立品格具有某種契合。

2 詩僧的贈答唱和與多族文人圈

蕭啟慶先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指出,蒙古、色目人在漢化的過程中,與漢族士大夫形成了多族士人圈,各族間都認同漢文化,包括思想、倫理、書畫、詩歌等眾多方面,他們共同的群體意識已經超越了種族的藩籬。[25]元代詩僧也是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與社會各界人士以詩歌結交,不分地域、民族、宗教信仰、官位高低,組成了一個以詩歌為紐帶的多族文人圈。

道惠與畏吾人貫云石就成為好友,他作有《酬貫酸齋學士歸隱韻》,詩曰:“玉堂十載掌編修,一旦歸來萬念休?！睂ω炘剖募ち饔峦吮硎举澷p,“獨有當年陶靖節,秋香三徑酒千甌”,[26]只有陶淵明可與之相比?！柏炘剖ナ篮?釋道惠寫挽詩悼念,……對貫云石甘于放棄榮華的文人品質加以贊賞?！盵27]釋惟則與貫云石、阿里西瑛等唱和于錢塘(今浙江杭州)。⑤釋惟則作《懶云窩》,阿里西瑛有[雙調·殿前歡]《懶云窩》,貫云石、喬吉等皆有和曲。西瑛善吹篳篥,釋惟則為他作《篳篥引》,貫云石也作有《篳篥樂》,贊美友人吹奏技藝之高超。

元代后期的釋克新也有贈給北方各民族友人的詩篇,比如《又送禮儀院邁奴》《送貼尚書還朝兼簡危參政》《送達丞相承恩詞次張員外韻》等,從題目看都與北方民族人士有關。釋至仁同樣與虞集、與黃溍、貢泰甫贈答唱和,與蒙古、色目人也有詩歌交往。⑥釋來復的交游更為廣泛,他的朋友遍及南北各地,“其中蒙古、色目有19人之多”,[28]包括蒙古人月魯不花、乃蠻人答祿與權、回回人吉雅謨丁、畏吾人廉惠山海牙、葛邏逯氏乃賢、雍古部雅琥、拂林人金哈剌等。

元代詩僧中值得關注的是釋魯山,他是高昌回鶻(維吾爾族),“他有三重身份,色目人,寫詩的色目人,虔誠的釋子”。[29]魯山與黃溍、鄧文原、干文傳、柳貫等文臣有交往,還與同族貫云石同游賦詩。他作有《寄酸齋貫學士》,頗能形容貫云石的人格風采與詩歌特點。他還為幾位漢族文人的文集題詩,⑦完全融入了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多族文人圈。[30]釋沙啰巴為吐蕃(西藏)詩僧,他讀儒家書,喜歡和儒生交往,喻謙《新續高僧傳》卷二有其事跡,[31]他的詩今存《惠山寺》。

元代流行各種宗教,除了本土的道教、中國化的佛教,還有外來的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盡管元初有過佛道之爭,但是整個元代各宗教能和平共處?！岸喾N宗教并存,各種廟宇林立,多種多樣的宗教活動連年不絕,聲勢之盛為前代所未有,成為這一時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觀?！盵32]信仰不同宗教的文人淡化其宗教背景,以詩歌作為交往的媒介。例如,釋克新作有《寄杜尊師》《奉寄張伯雨外史并簡袁雪真人》《茅山道士瑯玕所》,都是寫給道士的詩歌。道士馬臻《松鶴吟寄儒魯山》,是寫給色目人釋魯山的?！斗罴膹埐晖馐凡⒑喸┱嫒恕返湫腕w現了元代不同宗教間的互相包容與欣賞,詩曰:

玉室金堂紫翠間,寒夜龍虎守玄關。丹經每向松根讀,詩草多從月下刪。靈石云高黃鵠遠,太湖天闊白鷗閑。老仙東隱頭如玉,欹枕飛樓雪滿山。[33]

張伯雨即著名道士張雨,號句曲外史,他長于詩歌書畫,在元代文壇具有相當的影響。釋克新在詩中運用了很多道教名詞,如龍虎、玄關、丹經等,塑造了一個兼通修道與詩歌的道士形象,突出了他的超逸脫俗。

詩僧對儒家教義也能接受,甚至還給與贊美。釋道惠《題張生孝義詩軸》曰:“江北江南著令名,孝慈三代壽雙親。一堂萱草宜男女,百世荊花美弟兄?！盵34]完全是以儒家的倫理歌頌孝子張生。釋魯山《柳道傳借維摩經》寫的是“儒林四杰”的柳貫(字道傳),詩曰:“名教有真樂,昭揭如日月。旁搜窮異端,意以及史闕?！盵35]是站在對方儒家的立場上發表議論。不同地域、民族、社會地位、宗教信仰的文人組成的多族文人圈是元代文學的一大特色,而詩僧豐富了這一群體,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詩僧與域外人士的交往

元代詩僧的贈答唱和還涉及到很多域外人士,其中多為日本僧人,共同的宗教信仰與詩歌喜好成為他們之間的聯系紐帶。

釋克新寫過多首贈日本僧人的詩篇,《送日東成上人》曰:“浮海東來一葉身,鷗波浩蕩孰能馴。十年風雨南游楚,萬里關山西入秦?！闭f明成上人孤身一人來到元朝,在十年之間漫游南北各地?！皶霓金Ч蕠?詩題蕭宇送青春?！盵36]如今上人返回日本,克新題詩相送。釋克新還作有《送歲上人皈日東》。

釋至仁《送謙上人還日本并簡天龍石室和尚》曰:“密意西來端有得,新詩東去豈無傳。若逢石室煩通問,歲晚南湖學種蓮?！盵37]《送奯上人還日本并簡雙林明極和尚》曰:“為問雙林老尊者,尺書還寄北來鴻?！盵38]可見他與日本僧人多有交往。此外,元朝詩僧贈別日本僧人的作品還有釋道惠《送瓊鐵山禪師赴日本國》、釋良琦《定水堂上見心和尚禪師尊道契侍者送哲愚隱上人歸日本二首》、釋妙聲《送僧歸日東》、釋契了《贈日本僧周及東歸》等。釋妙聲《送僧歸日東》曰:

碧海蓬萊外,扶桑日本東。居然成絕域,久矣染華風。王化能柔遠,遐琛亦會同。佛書龍藏古,梵夾象胥通。問道來飛錫,浮生若轉蓬。中朝師法在,厚往圣恩隆。歸羨偏偏鶴,吟瞻肅肅鴻。片帆唯就日,萬里若游空。洗缽鮫人室,焚香海若宮。將迎煩國主,感嘆聚鄰翁。告別行何遽,題詩愧未工?？h知音信絕,徒望海霞紅。[39]

在釋妙聲看來,日本“久矣染華風”“遐琛亦會同”,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王化能柔遠”完全是儒家的口吻。在佛教方面,日本僧人來華,同樣得益匪淺,“中朝師法在,厚往圣恩隆”,除了展示中華佛教的主導性地位,還歌頌了元朝對周邊王朝的恩典。詩歌最后歸結到送別的主題,“縣知音信絕,徒望海霞紅”,表達了依依惜別之情。

通過中日僧人的交往,元代詩僧的文集有多部流傳至日本,比如釋英的《白云集》四卷有日本慶安七年刻本,收詩較全。釋至仁的《澹居稿》一卷今存日本寬文年間(1661—1672)刻本,釋宗衍《碧山堂集》五卷為日本東洋文庫應安五年(1372)刊本,釋克新的文集《雪廬稿》一卷今存日本南北朝時期刻本,他編的總集《金玉編》三卷現存刊本為日本“和刻本漢詩集成”本。釋來復的畫像存于日本萬歲寺,這些珍貴的文獻因傳播到域外才得以保存下來。

除了給日本僧人多次贈詩,元朝詩僧還與安南文人黎崱有過詩歌交流。黎崱為陳朝流落到元朝的文人,他“與趙孟頫、曹伯啟、程鉅夫、虞集、傅若金、釋道惠等人有過詩歌酬答”。[40]道惠《酬黎東山知事用前韻》描繪了黎崱淡薄功名的生活狀態,并贊揚了詩歌成就?！独钖|山僉事山居和韻》二首其一曰:“溪堂雨過竹生涼,薝蔔花開滿院香。心地更無愁半點,熏風枕簟日偏長?！盵41]刻畫了黎崱居處的幽靜清新,塑造了一個無憂無慮的隱士形象,是作者自己理想生活的投射。

據《元史》卷二零八《外夷傳·日本傳》,元朝曾通過派出使者與征討等手段讓日本臣服,均以失敗告終,因此與日本的官方交流不多。但是元朝與日本的民間交往不斷,僧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元代來華僧人名字可考者有200多人。[42]元朝詩僧贈給日本僧人的詩歌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見證,具有重要的價值。

4 詩僧組織、參與詩歌活動與總集編纂

元人的總集編纂包括通代詩歌選本和斷代詩歌選本,斷代詩歌選本又分為前代與當代,當代詩歌選本為元人編選本朝人詩歌,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很多元人編選的元詩總集都是詩歌活動的產物,作為文學活動的組織者與總集的編纂者,詩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梅花百詠》一卷為馮子振與釋明本唱和詩的總集,他們的相識還有一段故事。四庫提要記載:“(馮)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承事郎、集賢待制。明本姓孫氏,號中峰,錢塘人。居吳山圣水寺,工于吟詠,與趙孟頫友善。子振方以文章名一世,意頗輕之。偶孟頫偕明本訪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詠》詩。明本一覽,走筆和成。復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遂與定交?！盵43]馮子振與釋明本因梅花詩唱和而成為好友,成為文壇佳話。今存《梅花百詠》有二人梅花詩七絕各100首,后附錄明本七律100首,馮子振原唱已佚失。元人詠梅是承繼宋人而來,林逋、蘇軾等人的創作具有很大影響,加上江湖詩人、理學之士、南宋遺民對梅花的塑造,梅花的品格象征主要有三種情感意趣,一是以林逋為代表的山林野逸之清趣,二是體現儒家思想的道義與氣節,三是政治失意之士的貧寒生活體驗。[44]馮子振與釋明本詠梅詩從各個角度描寫梅花的形態與神韻,塑造了梅花高潔超脫的品格,傾向于第一種文人野逸之清趣,體現了二人的審美趣味。

除了兩人唱和外,元代還有詩僧與多人贈答唱和的總集。釋克新將友朋交往的詩文編為《金玉編》,后毀于兵火。至正二十二年(1362),其侄兒將尚存的作品重編刊刻,由釋至仁作序。今存《金玉編》三卷本,收錄的作品既有釋廷俊、釋志海、釋清欲、釋至仁、釋良琦等詩僧,也有張翥、周伯琦、程文等朝廷文臣,還有顧瑛、成廷珪、邾經等普通文人。釋來復編的《澹游集》規模更大,與他詩歌贈答唱和的文人有177人,他將這些詩歌編為《澹游集》二卷。釋來復的友人身份階層各異,涵蓋多種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不同,構成了元末明初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詩人群體。

除了圍繞一個人的贈答唱和總集,還有詩僧的詩文總集,釋本誠(號覺隱)與大(笑隱)、圓至(天隱)并稱“三隱”,他們三人的《覺隱文集》《蒲室稿》《牧潛稿》被時人匯刻為《三隱集》。[45]

同題集詠是元代重要的文學現象,詩僧在其中的作用值得關注。順帝至元年間,釋祖瑛曾與釋大亨、釋蕙、釋元遜、釋永祚、釋慈感等詩僧同詠《菊山詩》,謝師善、馬夷中、鄧汝礪、程敬直等文人也參與其中。這是一次詩僧與文人共同完成的同題集詠,盡管沒有編成總集,但是他們的詩保存于明人趙琦美《鐵網珊瑚》卷十。釋祖瑛《菊山詩》序曰:

吳興黃君,隱德不仕。賁于丘園,自號菊山,蓋有慕于靖節者也。靖節之時,八表同昏,南山蔽于陰霾,采菊之際,悠然見之,不能不以之興懷。其不書“義熙”,更字元亮,其志將以有為也。其賦“歸去來”而徜徉乎松菊之間,蓋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豈若吾黃君,老于太平之世,幅巾杖屢,優游田里,為太平之民。蒔菊東籬之下,對南山之蒼寒,舉杯獨酌,挹爽氣而咀秋香之為樂也。其靖節之自謂羲皇上人,愿為之而不得者也。若黃君者,其無慊矣。為賦詩一章,歌以侑酒。[46]

據詩序,吳興(今浙江湖州)人黃君,仰慕陶淵明,隱居于丘園,自號菊山。釋祖瑛提出,陶淵明生活于易代之際,在政治上忠于東晉,不滿于劉裕篡位,不得以才歸隱田園,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黃君比他幸運,生活在太平盛世,自愿過隱居生活,可以充分享受山水之美。陶淵明想做羲皇上人而不得,黃君真正實現了這種淳樸自然的生活。作隱士是文人悠久的傳統,自陶淵明以來,菊花以其高潔堅貞的象征與隱士結合到一起。釋祖瑛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僧人身份,他站在文人的立場上,歌詠黃君的高尚品格,他對陶淵明遺民身份的認識,延續了南宋以來的傳統,所謂黃君實現了陶淵明夢寐以求的生活,自然有歌頌太平的意思,但也不無道理。順帝至元年間,尚未發生大規模戰亂,隱居生活是很多文人的夢想,釋祖瑛等詩僧流露出贊美之意,比如釋蕙《菊山詩》曰:“丈人愛菊菊滿圃,良時剩把芳心吐。紛紛桃李不足數,晚色秋云稱獨步。霜明攜客為登臨,千載陶令亦回顧。興來應插滿頭歸,貞松配德為知我?！盵47]詩歌以菊花為中心,贊美黃君高潔的品格,最后提到的松樹,在文化傳統中也帶有堅貞不屈的品質?？梢娫娚浅ＵJ同文人的思想品格,在文化傾向上與文人基本相同。詩僧參與的書畫類同題集詠還有《題高尚書夜山圖》《題王叔明琴鶴軒圖》《長江偉觀圖》《竹深處詩》等。

元代后期與詩僧有關的同體集詠還有岳飛墓、靜安寺、師子林題詠,都編為總集。為杭州的岳飛墓題詩這一文學活動從元初持續到元末,期間的感情色彩不斷變化,元初文人面對江山易代,對岳飛蒙冤而死有憤恨不平之氣,流露出自己的憤恨之情,比如趙孟頫、董嗣杲、林景熙之詩。元代中期多為惋惜與敬重之情,比如何師善、臧湖隱之作。元末有所變化,除了贊頌岳飛忠心報國之外,還用詠史的方式表達對當時社會的批判,比如張昱《岳鄂王墳上作》等。[48]泰定三年(1326),釋可觀重修了岳飛墓與祠,又收集整理時人所作的悼念岳飛的詩文,編為《岳忠武王廟名賢詩》一卷,包括72位作者的92首詩和幾篇文章,[49]成為元人選元詩中獨特的一種。他自己也作有《詠岳忠武王》,詩曰:“有生誰不死,公死死猶生。強敵聞風退,奸臣忌業成。復仇言不合,上書譖方行。冤借輿人口,如今說未平?！盵50]贊美岳飛雖死猶生,他的威名震懾了敵人,為奸臣害死,人們都為他的冤屈憤憤不平。詩歌平白如話,表達了釋可觀對岳飛的贊頌與惋惜之情。

釋壽寧居住的松江(今屬上海)靜安寺建于三國吳大帝赤烏年間,歷史悠久,有古跡七處:赤烏碑、陳檜、鰕子潭、講經臺、滬瀆壘、涌泉、蘆子渡,壽寧種植檜竹桐柏,經十年而樹木參天,自號為綠云洞,匯聚為八處勝跡,向各處文人征詩。這次同題集詠,歷時十年,受邀參與的詩人眾多,包括貢師泰、成廷珪、楊瑀、鄭元祐、王逢等20人,其中不乏詩壇名家。釋壽寧把這些詩作編為《靜安八詠詩集》一卷,請楊維楨作序并加以評點。這次同題集詠不僅豐富了元末的松江文學,也提升了靜安寺的知名度,使靜安寺成為上海地域形象構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1]

《師子林紀勝集》二卷雖然是明代的釋道恂編撰,但該書與元代的釋惟則關系密切?！皫熥恿衷谔K州府城內。元至正中,天如禪師居寺中,倪瓚為之疊石成山。地址逼仄,而起伏曲折,有若穹谷深巖,遂為勝地。頂一石,狀若狻猊,故名曰師子林。勝流來往,題詠至多?！盵52]天如禪師即釋惟則,釋道恂編的《師子林紀勝集》二卷收錄的是時人與釋惟則的投贈之作,和對師子林的題詠詩歌,可見釋惟則是這一總集的中心人物。

至于詩僧參與詩歌唱和與同題集詠,進而詩作被編入總集的,更是數不勝數。例如釋可觀編《岳武穆王墓名賢詩》、顧瑛編《草堂雅集》、楊維楨編《西湖竹枝詞》、徐達左編《金蘭集》等。

唐代就出現了詩僧廣泛參與文學活動與總集編纂,有悟真編《長安兩街名僧送悟真歸瓜沙詩》等,[53]主要是唱和詩與贈別詩,但是這些總集都散佚不存了。據《宋史》卷二零九《藝文志》,宋代有“《四僧詩》八卷”“陳充《九僧詩集》一卷”[54]“《送僧符游南昌集》一卷(原注:范鎮序)”[55]“楊杰《高僧詩》一卷”[56]等總集,元代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達到了高峰。

5 余論

元代詩僧廣泛結交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各類文學活動,甚至成為詩歌活動的組織者,并編纂了多部總集。在詩僧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元代成為一個高峰。目前可知釋克新、釋來復等十余人由元入了明朝,他們的命運如何呢?

在洪武前期,這些詩僧還能受到朱元璋的優待,但是,后來風云突變,釋守仁“與錢塘僧德祥皆在明初被召,未幾俱罹禍”。[57]有64名詩僧因為胡惟庸有交往而卷入所謂的“謀反”大案,只有釋宗泐幸免遇難,年過古稀的釋來復竟然被凌遲處死。[58]其他詩僧雖然沒有遭受如此厄運,但是元代寬松的政治環境與多元的文化氛圍不復存在?！懊鞒醴酵庠妷纳鷳B,與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變遷休戚相關?！焙槲渲泻笃?明太祖對佛教的態度由尊崇逐漸轉為抑制,很多詩僧被卷入胡惟庸案或文字獄中,被殺、被流放者眾多?！按朔N叢林生態,深刻地影響著明初詩文僧的創作,他們一方面以‘善世’、‘遍應’等莊嚴佛曲歌贊新朝,另一方面則曲晦地表現出畏禍的心態?！盵59]釋克新的詩歌“大率望庚申之中興,美張氏之內附,而于明多指斥之詞焉?！盵60]盡管詩僧不會像遺民一樣,在易代之際忠于前朝,但是釋克新對元朝多有留戀。然而,元代寬松的政治環境一去不返,詩僧的輝煌時期宣告結束。

元代詩僧的繁榮是伴隨著元代文士追求獨立品格出現的,在元末達到頂峰,以玉山雅集為代表的文士“將園林與城市、山林統一起來,盡力達到自適與適性,并將其上升到審美的層次,在對美的不斷追求過程中實現文士的自身價值,得到群體性的贊同和共鳴,最終固化為民族的理念”。[61]玉山雅集的參與者中就有眾多詩僧,包括釋良琦、釋自恢、釋行蔚、釋克新、釋遂出、釋來復等20人,釋良琦參加了52次,參與次數排名第三。[62]釋來復與友人交往,強調“以其澹而非有所挾”,也是追求獨立品格的表現?？傮w而言,元代詩僧身上的宗教色彩不濃,而文人色彩很重,他們的詩歌表現佛教思想的不多,更多是贈答唱和、紀行等題材,體現了元代詩歌的特點。元代中期以后,臺閣文人倡導的雅正詩風成為詩壇的主流,詩僧保留了江湖詩風,與廟堂文學保持了距離,體現了元代詩歌的豐富性。

元代詩僧的世俗化、文士化,是在唐宋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自唐代詩歌普及以來,詩僧日益成為文壇重要的群體,他們不但與文人交往,寫詩,評論詩歌,還參與或主持詩社。元代詩僧參與甚至組織各類詩歌活動,為多民族士人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域外僧侶進行宗教、文學等多方面的交流,還編輯總集,成為文壇一股活躍的力量。明清時期的詩僧雖然并未斷絕,但是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影響力不大,元代可謂詩僧最后的輝煌。

注釋：

① 劉秉忠等人曾出家為僧,情況比較特殊,本文不包括這類人物。

② 相關研究論文還有韋德強《元代中后期詩僧地域分布考述》《論元代詩僧的世俗化》、蔡晶晶《元末明初詩僧群研究——以來復、宗泐、姚廣孝為中心》等。

③ 關于釋來復的論文有何孝榮《元末明初名僧來復事跡考》、谷春俠《釋來復主持鳳陽圓通寺始末及交游考述》、劉嘉偉《詩僧來復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動考論》、朱家英、張晴晴《詩僧來復見心生平及文學創作考述、劉建建、劉嘉偉《元僧來復“送別詩”的特色》、陳芳《釋來復〈澹游集〉研究》等。關于釋梵琦詩歌的論文有李舜臣《楚石梵琦“上京紀行詩”初探》、王雙梅《元代詩僧楚石梵琦的草原之旅及其詩歌創作》,關于魯山有王亞偉《畏兀兒詩僧儒魯山與元代江南詩壇》等。

④ 釋梵琦生平見釋至仁《楚石和尚行狀》和《西齋凈土詩》附錄等。

⑤ 參見元李祁《云陽集》卷六《師子林詩序》、明張昶《吳中人物志》卷十二、《元詩選》初集壬集天如禪師惟則小傳、《元詩紀事》卷三十六。

⑥ 參見釋至仁《送帖穆兒尚書督漕還京》《定惠院海棠再花次斡克莊僉事韻》。

⑦ 參見釋魯山《題孔路教真卿文集》《題潘明之宿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