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活”的“藏書樓”研究*
——對藏書史和圖書館史中若干概念與方法的審思

□孫巖

藏書在今天已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但各大文明在歷史中對藏書的理解與實踐不盡相同。中國具有悠久的藏書傳統,相對完備的藏書機構始于周代,老子即曾任“周守藏室之史”[1]。秦漢及其后的王朝承續并發展了這一官藏制度,使之成為歷代政權自居文化正統的重要象征。伴隨著唐宋以降地方文教建設與書籍文化的發展,各類藏書活動也得以漸次擴散。曹培根曾回顧了近百年來中國藏書研究的概況[2],劉嬌嬌、何朝暉則對2000年至2015年藏書史的新成果進行了系統闡述[3]。本文不再進行綜述,而是以問題為導向展開討論。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藏書樓不僅是我們了解古代文化及文明傳承的重要論域,也是建立中國圖書館學自主話語和特色圖書館體系的本源所在。因此,本文擬重審“藏書樓”和“圖書館”等概念的生成與指涉,反思藏書史、圖書館史既有研究理路的局限所在,嘗試提出破解路徑,推進對相關問題的探究。

1 “圖書館”的古代鏡像:重審“藏書樓”的指涉與層次

“藏書樓”和“圖書館”是藏書史及圖書館學界的核心概念,但二者本身經歷了多重的建構過程,既關涉中西之間的“權勢轉移”,又和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政治變革緊密相關。

1.1 “藏書樓”的古代意涵與近代建構

人們慣用的“藏書樓”無法準確地統攝古代的藏書處所。因為古代各類藏書空間的名稱紛繁蕪雜,在同類機構中也多有差異。如明清府州縣學的藏書處所便有“書庫”“典籍庫”“崇文閣”“尊經閣”等名?！皶鴰臁薄暗浼畮臁蓖ǔＴO于狹小的庫房中,只能滿足最低層次的貯書需求,在空間上并非“樓”,在功能和文化意涵上也無法與真正的藏書樓/閣相提并論。至于宋以降逐漸出現的“御書”“尊經”等樓閣,系指兩層及以上的閣樓式藏書建筑,其名稱已不僅是一種符號標記,更是文化與權力的反映。盡管書庫與尊經閣等閣樓在藏書的核心功能上相似,但若籠統地以“藏書樓”稱之,不僅會誤將“庫”當作“樓”,造成語義和研究上的多重分歧,而且化約了它們在空間、功能和政治、文化意涵上的差異,容易遮蔽這些問題背后鮮活的歷史內容。

由于“藏書樓”的意涵并非不言自明,故有必要重審以下問題。

(1)“藏書樓”術語的源頭與指涉。程煥文曾指出,“藏書樓”不可作為中國古代藏書處所的通稱,因為它完全是一個“近代化”的名稱,“它的產生和流行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結果,尤其是外國人在中國創辦西式圖書館和中國人創辦近代圖書館的結果”[4]?！安貢鴺恰庇梅ǖ姆夯倘皇墙漠a物,但該術語本身亦有歷史淵源。據江向東考證,“藏書樓”之名至遲出現在南宋,發源于地方學校的設置[5]。南宋時期的揚州州學藏書樓便是作為獨體建筑出現,其“層樓杰出其上”,故稱“樓”[6]?！安貢鴺恰北厝划愑跁鴰?否則既無需單獨營造,也不必撰文以昭鄭重?？傮w上,宋元時提到“藏書樓”的文獻有限,明清兩代雖有增多,但同樣主要是指地方官學的藏書樓閣,僅在少數情況下被用來概稱私家藏書建筑。在地方官學中,“藏書樓”的使用也遠不如“尊經閣”普遍(1)比如在明代福建曾建有的51座官學藏書樓中,僅有4所學校不是以“尊經閣”命名其藏書建筑。參見:孫巖.以昭文明之象:明代福建府州縣學藏書樓與地方社會[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21.。因此,雖然“藏書樓”在宋代就已出現,且有區別于書庫、書室等一般藏書處所的意義,也偶有近代以來“藏書樓”術語的泛指意涵。但它主要用于指代地方學校的藏書建筑,與尊經閣和各類私人閣樓名稱相比,“藏書樓”僅具有邊緣性的地位。

(2)“藏書樓”概念的流行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安貢鴺恰迸c“圖書館”含義的重塑都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起初人們轉譯“Library”(圖書館)時,指向并不明晰,常以“書館”“書樓”等中國原有的詞匯翻譯(2)參見:郭嵩燾.光緒三年二月初九日[M]//郭嵩燾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2:153.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藏書[M]//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97.。但這些名稱既不能區別出西方“Library”的特殊所在,也無法提供一種語義明晰的近代化指向。于是,融匯新舊的“圖書館”一詞脫穎而出,并在清末新政以后逐漸普及。需注意的是,當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說發生了“轉型”,不如說在后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了再創造[7]。這種“跨語際”轉換不僅使“圖書館”在中國被逐層附上了公開、共享等“現代”屬性,更反向重塑了“藏書樓”一詞的內涵。因為不論是“Library”還是“Bibliotheque”(均作“圖書館”),在西方本無古今之別,中世紀及以前的藏書處所亦是以此為名。在中國,轉譯來的“圖書館”與“火車站”“博物館”相似,構成了一套有別于傳統的現代化詞匯?！皥D書館”也由此成為近現代基礎設施建設的組成部分,以及人們希冀廣開民智、喚醒中國的重要媒介。

當時人們批判古代藏書樓重藏輕用、私而不公,也是在建設現代圖書館的浪潮下定格的。如杜定友曾說“蓋古之藏書者,皆以保存珍儲為專責,故雖琳瑯滿架,不免藏石之譏。有消極的保全,而無積極地運用。與乎今之圖書館之意義,大相徑庭”[8]。圖書館學家劉國鈞也曾“以書籍為公有而公用之”區分近代圖書館與昔日之藏書樓[9]。人們為了區別出現代“圖書館”,回溯古代,并以“藏書樓”這一化繁為簡的術語統括各類藏書機構,最終使得古代藏書樓與近代圖書館成了互為鏡像的主體。

一方面,“藏書樓”映射出了“圖書館”的古代形態,代表著歷史的延續。梁啟超等早期引介西式圖書館的學人,多肯定古代“藏書樓”的價值與轉換可能。比如在清末各地創設公共圖書館的運動中,廣東士紳認為各地的尊經閣“名義與圖書館為近”,決定“以各府廳州縣學宮內原有之尊經閣改為圖書館”[10]。人們相信,一旦國人接受新的理念,“藏書樓”也能變成現代圖書館,我國的圖書館學事業也得以向前追溯,并在中國悠遠的歷史文化中得到定位。

另一方面,“藏書樓”進一步彰顯了“圖書館”的現代特性,二者內含封閉、落后與開放、先進的二元預設。伴隨著五四運動后對傳統的批判以及圖書館學的發展,封閉的“藏書樓”逐漸成了與清朝閉關落后形象一脈相承的歷史符號,“圖書館”則關聯著公共、先進等要素,被嵌入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建構當中。因此,“藏書樓”既有其歷史語義,也經歷了晚清以來被構建的過程。我們必須注意兩者背后的意義生成過程,勾勒其中蘊藏的社會變遷圖景,如此才能避免踏入諸多誤區。

1.2 “藏書樓”術語的邊界與層次

如今“藏書樓”已長期作為“圖書館”的古代鏡像而存在,以之泛指中國舊式的藏書機構未嘗不可,但泛化使用難以避免前述的一些預設和歧義,必須在運用時先行界定,同時要能區分出“藏書樓”本身具有的層次之別。

本文主張從特指的維度使用“藏書樓”。因為在古今語境下,“樓”都是藏書樓區別于其他藏書處所的特征。一般只有兩層及以上的單體建筑才被稱作“樓”,部分具有政治、文化地位的,或是被賦予特殊意涵的建筑,則會以“閣”來彰顯其尊。如“四庫七閣”以及府州縣學中的尊經閣,均有文化正統的指向,它們與各類書院和私家大院中以“樓”“閣”為名的單體藏書建筑才屬于“藏書樓”。不少士紳家中有藏書室,但未必有“樓”,研究時只能以“藏書”或“藏書處所”論之。因為藏書樓比一般的藏書處所具有更獨特的空間架構與文化意涵,在藏書之外還有建筑形制、經費籌集、工程建設以及與之相關的命名、裝飾、空間利用、日?；顒雍臀幕瘷嗔Φ乃茉斓葍热?。

此外,根據不同藏書建筑的性質、功能與歸屬情況,大體可將中央設立的藏書樓閣歸為上層的藏書樓。如清代的“四庫七閣”、明代的文淵閣、元代的奎章閣、宋代的太清樓等,它們與王朝正統性的建構等問題相關。著名的天一閣、過云樓等士大夫的藏書建筑,數量眾多,并且在藏書樓建設和功能利用等方面均具有個人性質,屬于私家層面的藏書樓。至于明清時期廣泛分布的府州縣學尊經閣與書院藏書建筑,介于中央與私家之間,屬于中層的藏書樓,與之相關的工程建設、藏書活動、儀式、象征等內容,呈現出鮮活的社會圖景,有助于審視明清文化史中的諸多問題[11]。許多寺觀“藏書樓”同樣具有中層性質,內容關涉僧俗和官紳的多元互動與權力整合等等(3)關于寺廟及其藏經閣的“中層”性質,參見:卜正民.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士紳社會的形成[M].張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當然,皇家寺觀更接近上層的藏書樓,而中層的尊經閣則同樣關涉朝廷文教正統的建構。即使是私家藏書樓,也不免在清廷修書、禁書的規訓下與皇權發生關聯。正是這種多層次的互動關系,蘊藏著藏書樓議題的鮮活面相。

以往的藏書樓研究從屬于藏書史的框架,兩者雖有交疊,但均有彼此無法涵蓋的內容。藏書是一個廣泛的社會現象,即便沒有建立藏書樓,也有大量與藏書相關的問題值得探討。而藏書樓往往既包含人們藏書的務實考量,也關涉文化象征的建構等問題,蘊藏著歷史學、圖書館學、建筑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的內容,絕非單一的藏書維度所能統括。這是因藏書樓也有“活”的一面,它蘊藏著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社會活動,是一種既承載意義又生產意義的空間。有鑒于此,我們需要重審過去的研究理路。

2 藏書史研究中的“路徑依賴”及其局限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曾針對近代西方經濟演進中的問題,提出制度變遷存在著“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現象,即一旦人們選擇了某個體制,那么慣性力量會使該體制沿著某種特定的方向不斷自我強化,而無法輕易轉變到其他路徑[12]。學術中也有“路徑依賴”的現象,每個領域都有長期形成的規范和理路,不僅有效,且能被反復運用,可如果我們長期被其支配,便難以跳脫出既有的問題意識。

2.1 藏書史“路徑依賴”的形成與表現

現代藏書史研究結合了文獻學和圖書館學等學科的方法,主要關注不同藏書機構及藏書家藏書的數量、內容、版本、流傳、保護、價值等方面的內容。百余年來,人們沿此學術理路整理藏書史料、編排藏書目錄、梳理藏書內容,完成了頗多基礎性的研究。以往學界一般在藏書史的框架中考察藏書樓,而圖書館史研究同樣是以古代的藏書機構與圖書分類法為考察對象[13]。因此,藏書、藏書樓及圖書館史在研究對象和方法論上多有交疊,很難相互剝離。為便于敘述,本節在分析舊有的研究理路時,主要以藏書史進行統括,在倡導開拓藏書樓的研究時,才對它們進行一定的區分使用。

新世紀以來,史學研究隨著新史料的拓展和學術理念的更新得以深化。但藏書史幾乎未受當代學術思潮的影響,近年來愈發興盛的書籍社會史,似乎也不自覺地在劃清與傳統藏書史的界限。雖有學者以新理念研究私家藏書,但成果的數量、范圍和深度尚且有限。

為何近年來興盛的新書籍史未對藏書史研究產生顯著的影響?這與該領域的深厚底蘊、關注重心及學者群體的知識背景相關。明清時已不乏藏書研究,依托的是傳統目錄學的路徑。20世紀初,葉昌熾、葉德輝承襲先輩,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藏書史研究,為后繼者樹立了典范與充足的延伸空間?！恫貢o事詩》不僅形成藏書傳記模式,而且集結了豐富的私人藏書史料[14]。加之乾嘉以降藏書家的活躍,以及私家藏書在規模和版本上的優勢,均使私家藏書成了學界的焦點。此后人們融合葉昌熾、葉德輝的路徑,逐漸形成一套理路。簡言之,即首先闡述藏書家的生平或某一藏書系統的源流,接著考察其藏書的內容、種類、版本、管理、利用,最后探討其藏書的命運和價值。既然重視以上內容,那么對藏書樓問題的關注,自然就放在了更具規模和文獻價值的中央藏書與著名的私家藏書樓上。該模式也確實契合此種問題意識。2000年以來,藏書史學界不僅收獲了《中國藏書樓》和《中國藏書通史》兩部巨著,而且私家藏書研究也日趨深入,區域藏書史研究蔚為大觀[3]。多數研究延續著藏書史的路徑,一方面是因該模式較成熟且仍具價值。另一方面,藏書史研究者多是文獻學、圖書館學等專業出身,不少學者任職于各地圖書館,其知識結構與工作現實,同樣牽引著他們從上述角度開展研究。這些學者具有突出的專業知識,但未必接觸史學前沿,抑或受制于“路徑依賴”而難以在短期內突破原有的研究理路。

2.2 藏書史研究面臨的困境

目前藏書史和圖書館史研究面臨以下困境。

(1)與傳統政治史、經濟史曾遇到的瓶頸相似,即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宏觀、靜態、游離于歷史情境之外的文本主義藏書史和圖書館史,忽略了藏書和藏書樓相關活動背后動態的運作過程,從而極大地忽視了人的活動。盡管不乏對藏書家的考察,但許多研究更像是藏書家的傳記,一項項對藏書家生平、書目和藏書價值的程式化敘述,致使多數人的個性和活動被淹沒在了模式化的描述當中。在官府和學校藏書的研究中,更難以看到鮮活的社會活動。人們往往只是梳理藏書機構的背景、目錄、規模、來源、管理等內容,如同羅列一條條靜態的章程。以此種模式開掘藏書議題不失為積累個案的方法,但這也造成大量重復性的研究。若不加強研究的整體感和鮮活性,那么零碎的個案只會變得索然無味,很難發生質變。

(2)局限于書籍本身,視野和方法亟需開拓。不少研究就藏書而論藏書,忽視了藏書背后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圖景。人們常常只是將政治、經濟、文化問題作為背景介紹,既未將之融通于具體的研究當中,也沒能以藏書回應更加廣闊的歷史問題。長此以往,不少學者便失去了從其他角度挖掘深層問題的敏感度,容易陷入自話自說的境地。

(3)研究重心的失衡。學界對藏書及藏書樓問題的關注呈現出“兩頭高、中間低”的情況,即重視對朝廷內府和私家藏書的研究,中層的官學藏書樓和寺觀藏書樓長期受到忽視。近年來,有些學者梳理了個別地區的官學藏書情況(4)如:馬玉蕻.明清時期河西走廊學校圖書收藏及其特點——以四篇藏書目錄為中心[J].甘肅社會科學,2009(4):192-195. 陳冠志.明代江西地方官府藏書事業研究——以各級儒學為考察中心[J].圖書信息學刊,2015,13(2):29-66.尚有數篇碩士論文考察了福建、江蘇、浙江等省的官學藏書問題,茲不贅列。,但多以描述藏書目錄為主,缺乏深入的分析。其實尊經閣等學校藏書樓廣布于地方社會,其藏書規模和版本價值的確有限,但這才是各地士子能較多接觸的藏書處所,與之相關的問題恰恰提供了貫通上層政治與地方文教的切入口。再如,藏書思想和藏書文化研究雖已嶄露頭角,但仍處于邊緣地位,且不少研究換湯不換藥,僅僅將古人有關藏書的表述提煉為“思想”,并未真正觸及思想文化史的縱深之處。

當然,傳統目錄學和藏書史的方法仍很重要,沒有那些扎實的基礎,許多討論都會失去前提。但藏書史研究亟需拓寬視域,西方的新書籍史就是建立在突破傳統書籍、文獻研究之上興起的交叉領域,“它以書籍為中心,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等書籍生命周期中的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探討書籍生產和傳播形式的演變歷史和規律,及其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15]。然而,具有社會文化史功底的書籍史學者,其研究建立在另一套理路之下。由于藏書活動多少限制了書籍的流通,出版史、閱讀史則關涉書籍的社會流轉與多元互動,它們是書籍史中令人感到新穎的領域。同時,書籍社會史是舶來品,印刷業極大推動了歐洲歷史的進步,新書籍史研究自然主要是從書籍的印刷、出版、流通與閱讀入手,視之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相比較下,看似社會性不足的藏書,本就難以獲得這些研究的青睞。

不過,藏書活動其實也頗具社會性,同樣具有意義。要真正使書籍史研究“在地化”,就不能忽視藏書這一深具中國文化底蘊的領域。書籍社會史雖然突破了文獻學的局限,但它更多是與印刷出版史結合,并沒有為藏書和圖書館史研究帶來多少改變。如何突破舊有的理路,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 藏書樓研究的前景與潛在可能

已有的藏書及藏書樓研究出現瓶頸,主要是因方法論的長期固化。今后應在開拓史料的同時,結合傳統政治史、文化史的核心議題與數字人文等現代方法,擴展研究的視域和呈現方式。

3.1 從傳統概念中汲取資源:公私、政教等視域與藏書樓研究的突破

學界熟知的一些概念本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我們應以西方概念為參照而非標準,從中國歷史中的核心概念汲取資源。如“公私”“政教”“文教”等概念貫穿于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的運作,與藏書樓的發展及其近代轉型也緊密相關,以這些視域切入,有助于重審學界原有的一些論斷,并提供整合性的話語框架。

首先以“公私”為例。近現代圖書館關聯著公共、開放等要素,即涉及公私觀念的中西互動與現代轉化。與日本以國家和機構為公領域之極限不同,中國古代以“天”“道”為公領域之極限,“公”是具有普適意義的標尺,“私”在“公”面前則始終是道義性匱乏的反面[16](9-11)。這種悠久的“公”本位思維似乎沒給古代藏書樓帶來多少公共性,其緣由并不在于古人重藏輕用、私而不公,而是我們往往不自覺地以西方的標準裁量中國古代的“公私”問題[17]。如“公共領域”的出現被視作西方步入現代的標志之一,中國是否具備此種要素也一度成為了學界著力的問題。

而人們也習慣以現代標準裁量古代藏書的公私表征,認為“藏書樓的本質是文獻的‘藏’,圖書館的本質是‘用’”[18]。這就將“藏”的功能與其他職能相對立,陷入了“古代重私藏——近代重公用”的兩極式預設。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性被視作是現代化的表現,“封閉”“只為少數人利用”的私性則被視作古代藏書樓的本質[19]。從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也就成了變私有、封閉、獨享特性為公共、開放與共享特性的制度進化過程[20]。另一類觀點肯定古代藏書樓的公共性。如韓永進認為古代藏書樓其實具有同當時社會環境相適應的開放性,亦有“圖書館”的性質[21]。劉馳則提出,明清士人“書藏”觀中的公共理念,代表著中國藏書史近代轉向的內在理路[22]。有的學者亦建構起書院藏書具備近代公共性的認知[23],雖未套用“公共領域”理論,但其運思邏輯卻具有相似的起點。

然而,明晰可辨的公私劃分源自西方經驗。中國的“公”概念內含天道、多數、均、連帶等有關共同的含義,衍生出共同與獨私、利他與利己、融他性和諧與排他性對立等多重結構關系[16](86)。過去人們并未斟酌這種結構,在討論藏書議題時把公與私錯解成了模糊的“全體之公”和“個體之私”,故其批評古代公藏不“公”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晚清以來,學界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近代公共圖書館的相關理論,而“重藏輕用”等說法其實反映我國既沒有認真探究藏書樓,也未能深入了解西方圖書館的歷史[24]。

我們需要在藏書樓與人和社會交集的具體歷史情境中,把握古代“公”與“私”邊界的緊張感及其張力。許多今日看似不“公”的現象,在當時恰恰是足以稱道的“公”。因為古人常在具體范疇的共同體中理解公私問題,可以是天下生民,也可以是針對具體事務之“公私”展開的階層性共同體。以明清尊經閣為例,其開放性因地而異,分別有為廣義上的士人、本地讀書人和官學師生開放的情況。但時人仍從“公”的角度鼓勵社會捐贈,并構建“公”藏言論。當時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學校藏書樓就是介于官府和私人之間的地方性藏閱機構[25]。而官學藏書的旨趣體現了“群體連帶”“利他”等道義之“公”,只不過這里的“群體連帶”具有文化身份的限制。由于尊經閣實質上是以士人為中心,成為士階層之“公”便可謂“公”,即使百姓未受益,也無礙其公藏之義?？梢?古代有關藏書樓“公”的表達不是二元的全體之公和個體之私的關系,而是在一定范圍內的局部和共同的關系[17]。

由“公私”衍生出的問題既關涉實證研究,又指向本土理論的提煉。而“政教”和“文教”視域同樣值得注意。與西方注重區分政治和宗教權勢的關系不同,傳統“政教觀”強調王政和儒家教化體系的相維合一[26]?！拔慕獭眲t指廣義上的文化教育實踐,亦可指代特定地區的文化設施及其發展水平,兼具實際指向和象征意涵。兩者都是先秦以降中國內部自然衍生的表述,有助于我們從貫通上下層的視域把握藏書樓及藏書史研究。

比如,明清藏書樓的發展與朝廷政教和地方文教的實踐緊密相關?！翱たh之有官書,輔助政教之一端也”[27]。官學藏書及尊經閣的建設,便是上承朝廷的政教布局,下應地方的文教期望。朝廷希望通過頒書將正統的知識權威傳到地方,但是在市場和地方因素的影響下,中晚明福建、江南等地的官學藏書呈現出與朝廷規范相分離的趨勢。不僅原先被“勿列學宮”的書籍滲透到官學陣地,而且出現各類雜書和清人眼中的異端文獻[11](120-131)?！毒V目》《春秋》等闡發“夷夏之辨”的明代藏書,亦不利于清朝正統的建構。故而清廷勢必重整天下官學的藏書秩序,“使人知國家頒行經史,崇重實學,咸能窮探根本,而不雜以異端曲說”[28]。在明代,邊遠的學校得不到多少頒書,文教水平和距出版中心的遠近,仍是左右學校藏書的重要因素[25]。清廷的政教實踐彌合了上述問題,如西寧、思南府及其轄縣等邊遠學校所獲賜書及其藏書結構,也大體與江南各地一致(5)參見:道光思南府續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46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171-172.。這說明官學藏書成了清朝規范文教的重要憑借,當然,這也壓抑了學校藏書的多元性。

與此相應,江南三閣則是清廷向南方士人昭示政教一統的產物,象征著嶄新的政治文化豐碑和知識教化體系的形成。江南士林也以修建藏書樓等行動響應清廷,如崇明縣學獲賜欽定經史書籍后乃“重建尊經閣五楹庋書”[29]?？梢哉f,清帝在制約和導向著各地學校的藏書結構時,亦刺激著尊經閣等文教建筑的擴散。時人認為“我朝右文重道,超越前王,內則有詞垣、四庫之藏,外則有文宗、文瀾之閣,煥乎炳乎,與三代同風已”[30]。這種對藏書樓體系的表達帶有濃厚的政教色彩,而江南三閣和各地的尊經閣,上承朝廷盛世之“政”,下啟士林觀覽之“教”,在此意義上,清廷構建了一個由私到公、政教相通的藏書樓體系。

以上視點具有重要意義,不論我們的研究是否與此相關,都有必要以之作為知識底色與核心關懷。

3.2 適當借鑒跨學科的方法:以數字人文的運用和挑戰為例

藏書樓研究還涉及藏書的規模、結構和建筑的空間分布等問題,適當借助數字人文等方法,有助于彌補文獻的局限,甚至開拓出新的論域。

“數字人文”致力于借助量化方法、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開展人文研究,近年來已成為多學科匯聚的學術增長點[31]。藏書史學者較早借鑒了量化方法,如范鳳書曾統計歷代藏書家的人數、身份和區域分布,頗具價值[32]。但以往的量化研究集中于區域私家藏書,統計對象有限,計量結構單一,與地方史的結合程度也有待深入。近年有學者融匯區域史的方法,對明代福建官學藏書樓的增長率、覆蓋率和維護率的時空分布特征,以及藏書規模、修建人員的構成進行量化統計與可視化呈現,并緊密結合了各地的歷史文化進程[25]。今后藏書樓、藏書史研究與數字人文的結合更是大有可為,方向如下。

(1)對各級藏書樓和藏書問題的量化分析與整體歸納。一方面,數字人文能讓我們超越個案,將各層級藏書樓的量化納入其中,從而能以大數據為基礎,對不同時空下藏書家和藏書樓的結構、分布等問題進行整體的分析。另一方面,有助于將紛繁的史料高度歸納,優化統計效率。對一些問題的計量和構圖,還可能使原本未必引人矚目的史料和現象得到新的解讀。

(2)藏書及藏書樓相關問題的時空分析與可視化呈現。數字人文為大規模分析藏書樓和藏書家的時空分布問題提供了條件。如借助GIS(Geo-Information System)空間分析手段和LoGa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等工具,有助于宏觀把握地方藏書樓的發展與明清大一統布局的關系、藏書樓和藏書家分布的跨區域比較,等等。楊璐嘉便運用GIS宏觀展現了唐宋以降私家藏書樓的時空分布特征和演變規律[33]。羅寶川則利用LoGaRT收錄的410種地方志,將檢索到的清代官學藏書樓信息輸出至LGmap(中國歷史交互式地圖),生成“全國”官學藏書樓的分布圖像[34]。該文的數據缺陷較大,但昭示了呈現藏書樓分布全景的可能。

(3)問題的結構化。數字人文方法可以將藏書家的信息、藏書樓的分布、書籍的規模和結構、修建人員和經費問題與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要素進行縱橫交錯的關聯,幫助我們從不同層次的聯系中找到觀察藏書樓史的新途。有學者借此發現福建尊經閣經費結構和書籍秩序的變動與晚明社會變遷的關系[11](120-150)。倘若這類議題不借助量化分析,則無法提供文獻之外的佐證,也難以將問題“結構化”。而數字人文既可激活上述議題,更提供了一種優化史料及其呈現方式的路徑。

(4)社會網絡分析。不同藏書家形成的社交關系,學校尊經閣和寺廟藏經閣事宜背后的文化網絡,恰恰是藏書樓“附加”意義形成的關鍵。徐雁平曾依據黃丕烈等人的文獻,梳理吳中藏書家與百名文士的書籍交流網絡[35]。如果能結合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等數字工具,則可更清晰地呈現藏書家的核心交際圈及其逐層擴散的社會網絡。借CBDB形成關系圖[36],還可助力我們追蹤某些隱性關系在藏書活動中的作用。又如,尊經閣的修建是一項社會活動,從其倡修、集資、募工、督理到落成儀式的舉行,都牽動著地方社會。各地官紳在修閣后常常會利用關系邀人作“記”,以增加自身的社會影響。而“閣記”的書寫與尊經閣內外的文教活動,亦牽涉社會網絡問題,同樣可以借助數字人文來考察。

不過,作為一種探索,數字人文與藏書樓及藏書史的結合仍深具挑戰。一方面是數據的開放性不足,通常每個藏書家或藏書樓的相關信息都需由研究者自行考訂,很難全面公開?；蚩上刃型瞥鲇嘘P藏書家名號、籍貫、年代等基礎信息庫,在征詢學人意見的基礎上,將后續已公開發表的內容擴充入庫。部分考訂數據的成果應允許發表,形成數據建設與開放的回饋機制。另一方面,數據基礎不牢靠,或計量不科學,均可能造成舛誤。前述羅寶川檢索了LoGaRT收錄的地方志,但總數較少且地域分布不均,即便各地至少都有一部方志得到統計,結果也離準確甚遠。因為一部方志僅能提供官學藏書樓在方志成書前的某些片段,必須詳考各府縣不同時期方志中的“學校志”“藝文志”“名宦志”等內容,方能將信息間的差異化碎為整,以碎立通。在一些“修學記”中,尊經閣的信息常被簡化成“閣”來描述,這些都需要研究者進行嚴謹的考訂。同時,若過分依賴數字工具而未顧及史料內在的背景、關聯和話語機制,那么數據的堆砌既可能淹沒信息,也可能導致研究的僵化,消磨“人文”的靈性,故而應當在定量與定性、數字與人文之間尋求平衡。

綜上,把握傳統核心概念,同時內化運用數字人文等現代方法,不僅可以開拓藏書樓研究的新途,而且能在建立本土話語的基礎上,真正與西方學界展開對話。

4 如何開展“活”的藏書樓研究

“活”的制度史具有啟發意義[37],不論是延續舊路,還是借助新的方法,都應該讓藏書樓研究“鮮活”起來。尤其需要突破以往藏書史的文本闡釋框架,將單一的藏書問題“還原”到鮮活的歷史場景,呈現出藏書樓及藏書現象背后廣泛的政治、社會活動與觀念意識,動態而多維地解析相關問題。

4.1 重審有關各級藏書樓的相關假設

其實藏書樓如同土地、陶瓷、書籍、人類一樣,有著它們自身的歷史,可供揭示藏書內容之外的大量史實?？裳由斓穆窂绞菍㈥P注點從簡述各類藏書樓的差異和從區分藏書內容及其價值之間的差異跳脫出來。比如,以往對四大藏書體系(官府、私家、書院、寺觀)的劃分是一種橫向歸類,直接圈定了不同藏書系統的問題范圍,今后應融入前述藏書樓的縱向結構及其多層互動的討論。同時,如果我們能將不同藏書樓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環節(如修建、命名、藏書、管理等)及其各類要素都納入思考,那么諸如尊經閣和藏經閣等藏書樓,就不應只被視作藏書建筑,它們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廣泛牽涉地方利益和社會關系的建設活動,一種表達觀念和訴求文化權力的介質,等等。由此,我們便可從單一的藏書維度延展到其他層面的問題。

4.2 把握各級藏書樓與“大歷史”的關聯

所謂“大歷史”,包括那些能在全局上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具體如改朝換代的歷史、治亂興衰的歷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歷史等[38]。過去的藏書史和圖書館史研究多是將“大歷史”作為背景介紹,籠統而不深入,少有研究真正融匯某一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內容考察相關議題。那么,如何將藏書樓關聯“大歷史”?以尊經閣為例,這類藏書樓廣泛分布于地方社會,以之切入,便可觸及明以降社會的諸多問題。它可以被當作一種文化邏輯的表現來審思,以考察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的延伸,以及科舉制度、文教政策及區域文化的影響,關涉朝廷的正統塑造、央地關系、地方經費、書籍秩序等問題?？梢苑此疾煌貐^尊經閣的建設,反映了怎樣的地域特色與時代變遷?其藏書結構如何受各時期政治權力、出版市場和學術風氣的影響?它與朝廷的政教布局及跨地區的文化融合之間有何關聯?諸如此類問題,不僅能通過藏書樓的歷史進行講述,而且能從該角度獲得新知,甚至修正過往的一些認識。

4.3 把握藏書樓背后人的社會活動與思想觀念

有“人”才有“活”的歷史。尊經閣、藏經閣等藏書樓往往成為各方關系聯結與互動的媒介,從人的社會活動而言,應把所有參與尊經閣提議、建設、藏書、儀式、管理和話語建構的人都網羅進同一段歷史,包括地方官、教官、生員、文人、學者、鄉紳、商人乃至普通民眾。在某一尊經閣的生命史及其歷史記憶的詮釋中,他們各有其位,相互互動并發揮作用?？煞此甲鸾涢w等藏書樓的發展體現了時人怎樣的精神訴求?這些訴求如何貫穿其建設始末?人們又如何通過尊經閣構建一套服務于權威的話語體系?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尊經閣背后關涉明清士人的知識崇拜與經學權威的變動,顯然與私家藏書樓和承載功德觀念的寺廟藏經閣不同。從更宏觀的層面而言,尊經閣在許多地區連接了國家正統、地方文化和士人的知識權威,成為了文化的象征性符號[11](186)。象征,是中國文化中最為普遍但又未被充分重視和理解的文化現象之一[39]。以往對藏書樓的研究同樣忽視了此點。盡管實用功能是許多藏書建筑存在的前提,但如果止步于對“實用”的理解,不僅會簡化尊經閣等藏書樓背后復雜的政治文化內涵,而且容易使研究流于表面和刻板。明清尊經閣得以被廣泛建立,正因其順應了人們對藏閱空間的需求,同時又符合國家意志和地方精英互動的模式。藏閱、學術、科舉、權力乃至更廣泛的交流形式和文化實踐都在尊經閣相關的活動中交織,并從中獲得某種調和與統一?？梢?藏書樓本身是“冰冷”的建筑,但其背后鮮活的社會活動,賦予了它復雜的樣貌。

4.4 挖掘藏書樓的多維度面相,架構多學科對話的橋梁

藏書樓關涉的內容本就提供了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平臺。從史學的角度,藏書樓代表的是歷史環境中形成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考察各類藏書樓內在的歷史(如建制、名稱和藏書結構的流變等),以及它們與外在“大歷史”的互動,自是應有之義;從圖書館學的角度,可以探討各類藏書樓中圖書的管理、保護、開放等問題與近現代圖書館的延續或斷裂所在;從空間和景觀的層面探討藏書樓,則可借鑒人文地理的研究;從教育學的角度,尊經閣的發展是明清學校教育資源完備,設施趨于健全的體現,據此可分析地方文教資源的分配、發展與科舉成就的關系;此外,各層級藏書樓都有相應的建筑形制和地域特色,如果能在其環境營造、儀式開展和象征建構等方面吸收建筑學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則有助于理解藏書樓背后深層的意涵。葛兆光認為“一旦教育史、技術史、建筑史、文獻學史等等知識領域的問題都成了思想史解釋的資源時,思想史已經開始了重寫”[40]。藏書樓研究顯然也可以在圖書館史、文化史、教育史乃至建筑史等角度,成為我們理解古代思想和社會文化的一個媒介。充分考慮上述因素,才能在看似難以深入的藏書樓研究中找到突破口。

當今人類社會正處在多元文明的激蕩之下,如何解釋中國文明的獨特性,正日益驅動著學界向內關注各自學科的歷史,并從中尋求答案。藏書史和藏書樓研究的終極意義并非藏書及其建筑本身,而在于應結合傳統史學議題和當代的學術思潮,從藏書樓多元而鮮活的歷史中認識中華文明傳承的深層邏輯。同時,為書籍社會史的本土化路徑探索,以及中國圖書館學自主話語和特色圖書館體系的建立,提供些許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