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城際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演變及驅動因素

嚴 翔,鄒 晨,錢昕怡

(1.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2.鹽城師范學院商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2)

一、問題的提出

長三角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代表,也是長江經濟帶等諸多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承載區。2022年《關于進一步支持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生態綠色是實現綠色經濟、高品質生活、可持續發展有機統一的關鍵,要把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擺在優先位置,堅持綠色發展、集約節約發展[1]。然而,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地區間的生態綠色發展關系日益復雜,尤其是在“城市”這一跨省級行政區、沒有行政隸屬關系、涉及多個平行行政主體的空間尺度體制框架下,城際生態綠色發展的邊界效應突出,使得單邊發展的管理措施存在一定弊端,現實聯防聯控過程中存在的諸多障礙壁壘導致“鄰避主義”盛行,尚待探索跨行政區域共建共享、生態文明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徑。

本研究從全局網絡范式角度,探討生態綠色發展情況,重點探究如下問題: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及演化趨勢如何?各城市在網絡中的地位與角色是什么?網絡中是否也存在異質性空間溢出板塊?空間關聯網絡格局形成的驅動因素有哪些?上述問題的研究及證據有助于各城市提升全局意識,將自身發展置于區域一體化大局,在協調打造“多中心、組團式、網絡化、集約型”的空間格局中精準定位自身發展方向,也有助于促進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更好引領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提供建議參考。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使人們開始意識到,傳統工業社會發展體系割裂了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良性關聯,忽略了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社會發展前提的必要性[2]。Meadows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指出,人類必須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構建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是支撐長遠發展的基石[3]。21世紀初,國內學者開始關注生態優先與城區環境保護規劃[4],進而認為人類經濟活動應置于生態本位論的基本框架,在各種社會實踐中不能僅關注經濟和技術的合理性,更應該追求生態合理性[5]。生態環境建設與資源合理利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優先地位是尋求可持續發展的邏輯起點,對改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6-7]。

“綠色發展”源于可持續發展系統論,是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的變革,強調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共生[8]。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世界銀行、國際ISO協會、歐盟等地區組織都已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評價體系,目前國外學者已對綠色發展的內涵功能、評價體系、效率測評、影響因素等方面展開了系列研究[9-10]。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獲得了高速發展,但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工業化和城鎮化促進了產業、人口向城市大量集聚,一定程度上侵占了諸如耕地、林地等生態空間[11],交通運輸密集、工商業活動加速、城市容量飽和等情況引致生產、生活的污染物排放不斷提升[12]。如果城市間在發展模式及環境規制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發達地區出于為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環境友好型產業騰出空間的目的,會有選擇性地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部分低附加值、非綠色的傳統產業,并借周邊地區獲得更大市場[12]。同時,在“晉升錦標賽”理論假說下[13],欠發達城市迫切需要發展經濟,很可能承接非綠色的落后產業轉移,以融入大城市群[14],極易成為發達地區的“污染天堂”。此外,跨區域多主體的行政管理壁壘在環境污染協同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定障礙[15],在交界地區甚至產生污染疊加效應,成為“公地悲劇”[12]。因此,相關學者呼吁,綠色發展要充分考慮城市間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16],關注不同等級城市間的資源配置能力及要素梯度轉移、重組再分布,并通過政府協商機制、環境聯防聯控機制、資源共享機制等,促進城市群的綠色協同發展[17-18]。

“生態綠色”的概念源于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提出的“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這是首次將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相結合,在汲取了早先探索綠色發展的成果基礎上,突出了自然資源承載力作為發展的剛性約束,強調要通過構筑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發展贏得更廣闊的空間[19],打破了傳統工業化發展路徑中保護和發展不可兼得的思維禁錮。近些年,學者們基于地方發展案例展開了內涵解析與實踐探索,認為生態優先是綠色發展的價值導向和前提條件,綠色發展是生態優先的實現路徑和支撐條件[20-21]。后續文獻也基于生態優先視域,對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等地區的若干問題進行定性探討[22-23]。在當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加速的發展背景下,學者呼吁要把握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的屬性與普惠特征,從整體上建立起“成本共擔、效益共享、合作共治”機制[24],所涉及的產業結構調整、人口密度控制、基礎設施建設、重大項目布局等,都應該首先考量生態利益的得失[25]。

基于相關理論梳理既存研究發現,一體化進程中的生態綠色發展不僅與當地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內在驅動要素相關,同時也受到政府、市場等外界環境的影響[24]。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開發空間的拓展,城市與產業迅速向外擴展,呈現由點到面的分布態勢,城市間的政府協商機制、資源共享機制、經貿合作機制等促進了區域一體化的發展,這一進程中的各種經濟活動為獲取外部經濟和規模效益,既可以跨越當地資源稟賦與政策規制限制,促進要素在不同等級城市間的梯度轉移、重組與再分布[17],也可通過區域社會經濟共生協同、生態環境聯防聯控,促進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具體驅動機制如圖1所示:第一,產業有序轉移可以促進城市間產業統籌互補,形成的集群效應可以降低生產運營成本,產業專業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可以降低污染治理分攤成本、強化污染專業化分工、促進污染集中監管[19];第二,交通基礎設施互通有利于增強地區經濟聯系與綠色要素流動,縮小通勤距離和成本,實現節能減排[24];第三,公共服務互聯有利于提高公共資源的共享性與使用效率,降低因為人口膨脹而帶來的能源消費與污染排放[11];第四,市場的競合開放提高了資源、環境及創新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也便于綠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26];第五,技術進步及知識溢出改善了各城市的能源結構,使其逐步向高效清潔型升級,區域間的污染排放也隨之降低并趨于收斂;第六,政策規制的示范效應及協同管理也倒逼傳統產業綠色轉型,進一步影響諸如FDI、產業轉移等配套的環境甄別機制[25],促進區域整體的生態綠色發展。

圖1 生態綠色發展驅動機制

既存文獻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仍存在值得拓展的空間:研究角度方面,學界大都聚焦綠色發展,“生態綠色”常被割裂為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兩個話題,缺乏對生態優先的明確定位,易造成指標體系構建的偏誤;研究方法方面,既存研究主要基于“屬性”數據,結合傳統空間計量模型檢驗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而非“關系”數據,導致地區發展的關聯網絡向量特征難以識別,亦難從全局視角剖析城市間空間關聯網絡的結構演進;研究對象方面,已有成果聚焦國家或省域層面的居多,鮮有針對長三角城市的空間尺度實證分析,而當前城市已成為生態綠色發展的最佳載體,是政府開展協調治理的最有效單元,在城市尺度上推進長三角生態綠色發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本研究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法,實證剖析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演變及驅動因素,以期能為促進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提供實證參考。

二、研究方法

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參考以往政策文件、研究報告及相關學術論文[8,27-28],結合《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總體方案》中以推進綠色經濟、高品質生活、可持續發展有機統一的部署要求,在保證城市面板數據可獲得性與統計口徑連續性基礎上,構建城市生態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1)本研究先后參考了由北京師范大學、西南財經法學、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2012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2016年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環境保護部、中央組織部制定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及后期諸如北京、廣州等省市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發現不少指標在市級層面存在缺失,個別代表性指標在近兩年才納入監測范圍,統計口徑的一致性與連續性不強。同時,本研究基于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突出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的優先地位,所以不能簡單套用既存綠色發展的指標體系。(表1):“生態優先”維度借鑒經合組織(OECD)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的PSR模型(壓力、狀態、響應),包含3個一級評價指標,12個二級指標;“綠色發展”維度涉及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2個一級評價指標及其13個二級指標。

表1 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2.數據來源及說明

以2019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規劃范圍中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共41個城市為研究對象,數據大體來源于2013—2020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各省各市的統計年鑒及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2020—2022年的部分數據波動較大,綜合考慮數據的連續性、完整性、科學性,將考察期設定為2012—2019年,近3年的數據不予統計分析。。數據處理過程中,首先采用極差法消除正向、負向各指標間的量綱差異,進行標準化處理。指標權重計算方面,為了區別既存綠色發展研究的指標體系,突出生態效益在經濟、社會、生態三大基本效益中的基礎性、前提性地位,本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中的聚合個體判斷(AIJ),形成綜合所有專家意見的共識矩陣,力求基于“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與國家部委戰略規劃文件精神,盡可能全面地綜合測評城市生態綠色的發展指數。最終,確定準則層的“生態優先”權重為0.589,“綠色發展”權重為0.411,二級指標權重則采用熵權法合成。因這部分不是本研究重點,且囿于文章篇幅限制,具體計算過程略去。

3.空間關聯網絡構建

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SNA)分析空間格局,由傳統“封閉”屬性視角轉為“開放”關系視角,有效彌補了傳統空間計量方法局限于地理上相鄰或相近的不足,同時也符合當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指向。關聯關系的構建是SNA的研究前提,識別城市發展的空間傳導關系是構建空間關聯網絡的關鍵。一個城市的生態綠色發展對周邊地區的溢出效應可能會先于其當前的變動情況,即某城市一定時段的生態綠色信息對其他地區一定時段的生態綠色發展具有預測能力。因此,參考前人做法[16,29],在VAR模型框架下建立城市間生態綠色發展的動態關聯關系,并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對城市間的空間傳導關系進行識別。假設,兩個城市間的生態綠色發展時間序列分別為xt和yt,則兩地區生態綠色發展的VAR模型如式(1)所示

式中:αi、pi、σi(i=1,2)皆為待估計值;εi,t(i=1,2)為殘差項,服從標準正態分布;m、n、p和q為自回歸項的滯后階數;{xi}檢驗城市x的生態綠色發展是否受到當地以及城市y生態綠色發展滯后期的影響,同理解釋{yi}。當VAR模型中的原假設被拒絕,表示序列{yi}可以解釋{xi}的變動,即{yi}是{xi}的Granger因,那么就存在一條由x指向y的矢量連線。根據同法迭代計算,最終可以構建41個城市間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3)本研究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了平穩性檢驗,對原始數據進行差分處理后得到I(1)平穩序列,根據信息準則標準及樣本時間跨度,最終選定滯后1階參與分析以避免自由度的損失,將顯著性檢驗水平設定為10%。。

圖2 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動態演進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1.區域整體網絡結構演變

通過Ucinet軟件中的可視化繪圖工具可展示出2012年與2019年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形態(圖2),其中每個節點表示相應城市。由圖2可以直觀看出城市間連線在增多,交互關系不斷增強,不存在孤立點。具體來說,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合肥等城市在空間關聯網絡中的核心地位繼續強化,對邊緣欠發達城市的橋梁作用顯現,之前位于非核心圈或屬于省際交界的城市節點關系數也有所提升。這說明,任一城市的生態綠色問題不可能獨立存在或解決,勢必會受到其他城市和整體空間關聯網絡的影響。

網絡關聯度與網絡密度變化如圖3所示,可知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日趨緊密。理論上,41個城市的網絡關聯數最大值為1640,但由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的最大年份的關系數僅達1/4(368),說明城市間的關聯關系仍較松散。網絡密度數值即便在2019年達到最高值0.224,才與2013年中國省際經濟增長的關聯網絡密度0.260相近[16],這意味著生態綠色發展要素的互動成本較高,存在較大改良空間。

圖3 空間關聯網絡的關系數與密度

網絡效率評測的是網絡中節點的連接效率,效率越低則多余連線越多,表明溢出或收斂的渠道越多,網絡結構也就越穩定。網絡等極度衡量的是有向網絡中節點間的非對稱可達程度,表征節點的等級結構和支配地位,若網絡中的兩個節點彼此可達,則具有互惠性;若存在非對稱可達,表示存在等級結構,等級越大網絡結構越森嚴,越多節點在網絡中處于從屬邊緣地位。如圖4所示,網絡效率由2012年的0.883下降至2019年的0.792,說明考察期內各地生態綠色發展的關系多重疊加現象增多,一定數量的冗余連線也表明關聯溢出渠道逐年增加,網絡結構日益穩定;網絡等級由0.930下降到0.859,表征城市間生態綠色發展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依賴逐步增強,存在對外關聯溢出的可能性提升,等級森嚴的空間結構被打破,但相較2013年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網絡等級0.129[16],說明長三角城市間生態綠色發展的關聯依賴仍需加強。

圖4 網絡等級與網絡效率值

表2 個體網絡關聯結構中心性分析

綜合上述整體城市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及特征演進趨勢判斷,當前長三角城市的生態綠色發展不僅受到本地影響,部分城市也已從原來的發展孤島逐漸融入區域一體化所形成的復雜、多線程空間關聯網絡,發展關系也超越了地緣空間的相鄰或相近,臨近連接和跳躍連接并存。由此可見,在當前區域高質量協同發展背景下,任何城市在生態綠色方面都不可能孤立發展,落后地區不能畫地為牢,發達地區更不可獨善其身,應該將自身發展置于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一盤棋”,從全局視角考量區域生態綠色的整體質量提升。

2.網絡內部個體特征比對

各城市在整體空間關聯網絡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會對區域生態綠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從個體節點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3個指標展開剖析(表2)。

點度中心度測算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城市呈上升趨勢,但相對排位并未有太大變化。上海、南京的生態綠色發展始終保持領先地位,超過40%的還有蘇州、常州、杭州、合肥,不僅反映出這些城市與其他地區間的聯系更緊密,也說明其外向輻射的需求與動能更強,對網絡邊緣城市的要素虹吸功能明顯;安徽大部分城市的入度高于出度,尤其黃山僅與跨省的杭州有聯系,反映了這些地區被動接受外部聯系,而主動輻射整網絡的動能乏力,同時面臨自身要素流失的危險,城市處于整個關聯網絡的邊緣地帶,這與前人相近研究結果一致,說明城市間的輻射與擴散效應不僅與經濟基礎相關,也受制于空間地理區位[28]?？傮w來看,網絡中各城市的出入度非對稱性明顯,存在多極化關聯分布,各城市間在生態綠色發展方面供給匹配程度還不高,網絡中心城市對邊緣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仍需提升。

表3 空間關聯網絡的角色劃分

中介中心度測算結果顯示,網絡中始終存在由上海及3個省會城市構成的4個核心中介節點。江蘇的聯系活躍度最高,這一方面與其地理中心區位有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江蘇所有城市都已處于許多地區間的連接捷徑上,在空間關聯網絡中控制其城市的能力較強,發揮著“橋梁”的作用。上海的不斷提升與三省會城市的下降說明,隨著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城際紐帶已不局限于省內,跨省合作交流增加。此外,諸如淮安、湖州、蚌埠等省際邊緣位置城市已成為生態綠色發展的“區域”中心,相較而言,衢州、舟山、臺州、淮北、安慶、池州等邊緣地帶難以對其他城市產生影響,亦難接受來自發達地區的輻射與擴散效應,這也成一體化進程中生態綠色發展的主攻方向。綜上分析,空間關聯網絡存在四大生態綠色增長極,網絡核心邊緣結構明顯,仍需促進邊緣城市的協同聯動力。

接近中心度測算結果顯示,超過30的城市達到73.2%,這與前文結論一致,說明長三角生態綠色發展的關聯網絡正趨于扁平化,空間網絡的關聯性及流動效率提升。排名靠前的除了省會城市外,也包括常州、蘇州、揚州,其與其他城市間“距離”更短,在獲取生態綠色資源能力方面更強,有助于形成區域性增長極,與之相鄰地區也勢必因溢出效應而受益。此外,黃山雖然離省會較遠,但近些年與杭州的互動加強,接近中心度有所提升,而亳州等地因為與發達城市較遠,獲得生態綠色要素的能力偏弱,不利于其在整體網絡中獲益,這類城市更應審視其在網絡中的角色,以增加關聯關系為導向,不僅要與鄰近城市學習交流,更應突破地緣限制,主動對接中心城市,加強與省外發達城市間的交流合作。

3.板塊聚類與關聯溢出路徑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各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的聚類結構與溢出路徑,運用CONCOR法,將網絡中處于相似位置的節點城市歸類于同一子板塊,測算結果見表3。從表3可知,整個網絡中存在368個關聯關系,4個板塊內部的關系數是222個,板塊外部關系數是146個,板塊間存在明顯的空間關聯與溢出效應。其中,板塊Ⅰ對板塊內和板塊外均產生了溢出效應,為“雙向溢出板塊”;板塊Ⅱ對其他板塊發出的關系數與接收來自其他板塊的關系數相當,在網絡溢出路徑中扮演著“橋梁”和“中介”的作用,是“經紀人板塊”;板塊Ⅲ的溢出關系數遠大于受益數,為“凈溢出板塊”;板塊Ⅳ接收來自其他板塊的關系數遠大于自身溢出關系數,為“凈溢入板塊”。由此可見,板塊的形成打破了傳統的行政邊界限制,各城市也逐漸從離散走向聯合,擴散輻射作用使區域城市間形成集群化發展。

為了更清晰地反映出各生態綠色發展板塊間的溢出效應及傳導路徑,根據各板塊之間關聯關系的分布測算出各板塊的密度矩陣,如果板塊密度矩陣中的格值大于2019年全局網絡密度(0.224),就可密度矩陣轉換為像矩陣并賦值為1,反之為0,具體測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像矩陣繪制出如圖5所示的四大板塊間聚類特征及關聯溢出路徑,以此剖析板塊間的關系傳遞方向、互動角色及板塊內外城市間的聯動效應。

表4 生態綠色網絡各板塊的密度矩陣與像矩陣

圖5 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板塊關系(2019年)

具體來說,板塊Ⅰ扮演著“雙向溢出”角色,是長三角對外聯系最活躍的地區,也是生態綠色發展的先行區,內部城市通過產業轉移、飛地經濟、共建園區等形式加速了內部生態綠色的協同發展,同時其發展動能及示范效應也傳遞到板塊Ⅱ中。譬如,上海為了拓展自身綠色產業鏈,嚴控人口總量、PM2.5濃度、能源消耗總量等,通過基礎設施互通、公共服務互聯、產業鏈延伸等形式,將發展空間擴展到浙江。板塊Ⅱ扮演著“經紀人”角色,由浙江所有11個城市組成,因為規制統一、地理鄰近、產業協同度高,所以內部城市間存在緊密關聯關系,同時因為受到上海、江蘇城市的溢出及示范效應,通過政策接軌加快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和上海同城化都市圈,所以也接收板塊Ⅰ的動能傳遞。此外,該板塊因為東部發展空間不足而向西拓展,與西部的安徽城市的聯系增多,對板塊Ⅳ產生溢出效應。板塊Ⅲ扮演著“凈溢出”角色,包含蘇北與皖北8市,囿于地緣區位及沿江城市形成的屏障,難以接受來自滬蘇發達城市的輻射,長期處于要素外流狀態。隨著《淮河生態經濟帶發展規劃》的批復,上中下游共同推進綠色生態走廊建設,加之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所以不僅板塊內部關聯得以加強,同時也提升了與板塊Ⅳ間同屬于淮河經濟帶城市的關聯。板塊Ⅳ屬于“凈溢入”,內部大部分城市因皖東城市形成的攔截帶,難以接軌滬蘇發達城市的關聯,囿于山地丘陵等地理區位,關聯西擴的可能性不大,雖然在生態資源方面儲備充沛,但綠色發展方面步伐較慢,所以合肥以行政中心與區位優勢成為串聯板塊內要素流動的關鍵節點,存在著一定的內部擴散效應。同時,大部分城市已被納入皖江城市帶建設,也是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新增地區,所以板塊Ⅳ同時接受來自板塊Ⅱ與Ⅲ的關系輻射。

綜上所述,長三角生態綠色的空間關聯網絡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與梯度溢出特征,未來應將城市間的關聯溢出路徑向更高層次的鏈式網絡階段推進,在空間邊緣地帶推進關聯開放與互嵌,發揮城市比較優勢,擺脫行政邊界束縛,不僅要增強本省城市間的協作聯動,更要關注包括外省城市在內的核心地區和重要城市,然后以這些地區為橋梁,發揮輻射效應,逐級擴散,推進全域生態綠色的協調發展。

4.驅動因素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中的變量均為關系數據,各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相關性,不符合常規統計方法的高斯條件,因此,本研究采用QAP回歸對以“關系”數據為前提的假設進行檢驗?；诩却嫖墨I結論[27-28],作出如下假設: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空間關聯網絡格局的形成主要受到7個驅動因素的影響,分別是經濟水平差異(PGDP)、對外開放度差異(OPEN,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表示)、環境規制差異(ER,排污費收入與工業增加值比值[30]、基礎設施投資差異(INV,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建設投資額)、政府科技資金投入差異(GST,選取各城市地方財政中的科技支出額)、人均受教育程度差異(EDU)、地理區位(GL,兩城市相鄰時賦值為1,否則為0)。建立的QAP模型如式(2)

REG=f(PGDP,OPEN,ER,INV,GST,EDU,GL)

(2)

式中:REG為被解釋變量,表示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的空間關聯網絡。這一變量的數據類型為矩陣形式,單元格數值越大,表明該單元格對應的兩個城市間綠色生態空間關聯越強[31]。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穩定處于同一板塊的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方式都較為接近,且在當前政府進行激勵的機制體系下,更需要強化生態綠色發展水平較高地區和較低地區之間的聯動,積極發揮高水平地區的試點示范作用,對低水平地區進行援助策略,而低水平地區也需要加強與高水平地區經驗和技術的學習。長三角地區經濟水平、對外開放度、環境規制、基礎設施投資、政府科技資金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地理區位等經濟數據發展差異更大的城市間更可能形成生態綠色關聯,反之則難以產生直接關聯。因此,以地區間指標的發展差異來構建該指標的關系網絡。借鑒李敬等研究的相關處理方法[32],取各城市樣本期間的觀察值平均值,然后計算各城市之間的觀察值平均值差值,再將差值取絕對值后構建相應的差異矩陣。數據規范化對于基于距離的算法尤為重要,鑒于不同矩陣單元的量度單位不同,因此運用Z-score法對網絡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使每個驅動因子矩陣的均值為0,標準差為1。

本研究選取的驅動因素在QAP相關分析中,都與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的空間關聯矩陣顯著相關,囿于文章篇幅,計算結果在此不再贅述。繼續選擇這些驅動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參與QAP回歸分析,選擇隨機置換次數為10000,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為0.646,在1%水平上顯著,具體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具體分析顯著促進城市間生態綠色關聯提升的重要驅動因素,其中,PGDP差異說明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生態綠色發展網絡符合梯度轉移客觀規律,經濟水平差距的存在是關聯建立的基礎,促進了要素階梯式流動及“共生”發展的可能性。OPEN差異說明,高開放度的城市出于拉動內需、開辟新市場以及規避本地競爭的需要,更易選擇向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滲透,即減少了對資源環境的浪費,也促進了兩地在生態綠色方面的合作交流。GST差異的影響解釋與前文PGDP的分析相似,科創投入作為生態綠色的關鍵環節同樣會遵循梯度轉移規律,從科創高地流向洼地,如果城市在科技資金上的投入較小,那么也可能促進民間資本投入與跨地區市場化資源配置[33],有利于激發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內驅力,主動與周邊發達地區交流合作。地理區位GL的正向影響系數最高,這與既存文獻結論相符合[28],說明地理距離的遠近直接決定著城市間要素流動、合作交流及動能傳遞的可能性。

表5 QAP回歸分析結果

在其他受檢驗變量中,ER差異表明,環境規制雖可提升本地環境水平與綠色產業發展,但在長三角城市間環境規制日益趨同的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城市間ER的過大差異只會加速傳統產業轉移,并不利于城市間生態綠色的協同發展。INV差異同樣阻礙了地區間關聯的建立,直接影響著城際間交通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的通達便利性與兼容共享性,差異過大將導致通勤距離和要素流動成本提升,城市宜居差異擴大,阻礙城市間的合作互通。EDU差異的影響系數并不顯著,事實上這也呼應了前人研究,客觀反映當前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進程對于人力需求已由“量”邁向“質”的發展階段,相較研發技術人員的數量差異而言,基礎受教育水平差異已經無法成為驅動長三角城市間建立生態綠色關聯的核心因素。

四、結 語

長三角城市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連線數逐年提升,交互關系不斷增強,但整體還不夠緊密,臨近連接和跳躍連接并存,網絡結構日益穩定,等級森嚴的空間結構被打破,城市生態綠色發展不僅與自身發展相關,而且受到來自其地區及整體空間關聯網絡的影響。網絡出入度非對稱性明顯,存在多極化分布,雖存在四大增長極,但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不足。板塊的形成打破了傳統的行政邊界限制,關聯傳導具有明顯的梯度溢出特征,城市發展逐漸從離散走向聯合。城市間在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度、政府科技資金投入、地理區位方面的差異是形成生態綠色發展關聯網絡的主要驅動因素,環境規制與基礎設施投資兩方面的差異則會削弱城市間生態綠色合作的意愿與動力?；谏鲜鲅芯拷Y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方面,完善區域更小尺度的合作協商機制、空間關聯傳遞機制,“局部促整體”。當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引領區域發展的活躍增長極和承載各種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因此在長三角生態綠色發展進程中,除了繼續加強省際聯系外,還需完善都市圈、共建園區、飛地經濟甚至專業鎮等更小尺度的跨區域政策協商、商貿交流、科創合作、利益補償等機制。依據各城市在空間關聯網絡中的角色與作用,激發雙向溢出板塊地區的活力,發揮好核心城市與“經紀人”板塊的橋梁作用,增強中心城市對周邊發展的帶動作用。網絡邊緣城市更要促進空間開放,拓寬生態環境聯防聯治的覆蓋范圍、推動人才、技術等綠色要素城際間低成本流動,提升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點帶塊,協同發展。

另一方面,培養“屬性-關系”驅動型發展思路,由“以鄰為壑”轉為“以鄰為伴”。各城市不能受困于地方保護與本位主義思想,僅從本地屬性視角謀求發展,而要擺脫對追逐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和工具理性的路徑依賴,培養區域競合共享思維,關注與他地建立合作紐帶。通過區域一體化,由行政引導向內生驅動轉變,由“以鄰為壑”向“以鄰為伴”轉變,在把握城際間生態綠色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基礎上,以增加溢出渠道為導向,結合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及比較優勢,對所供所需生態綠色要素,主動借力市場化政策組合,進行統籌配置與互補共享,尋覓優勢互補、錯位發展路徑,在綠色產業鏈延伸方面推進空間互嵌,加速高質量協同集聚,對環境污染擴散問題,積極參與聯控聯防與協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