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老爸黃佐臨及我們的“暖巢”

秋風送爽，金桂飄香?？諝舛际乔迩逄鹛鸬?。

十月，老爸（黃佐臨）的生日到了。

今年，他應該117歲。

媽媽出生在1912的新年新春，她應該111歲了。

兩個純粹的人，相識、相知、相愛、結婚，生下了我們五個。1941年，爸爸與他的岳父金峻軒，合資買下衛樂園一號，就是那棟衛樂園后弄堂走到最后，偏僻矗立的二層小洋樓——我們的家。

人人都羨慕我，出生在名門世家。

有同學說，你多好啊，出身好，又有錢，又榮耀；學校組織我們去機場歡迎外賓，爸爸媽媽作為貴賓，并肩緩緩走過我們的列隊，這個時候，同學們的羨慕，想必達到極致。名與利，光鮮的外表，過于炫目，遮擋了一些人的目光。我想，我幸運地出生在這個家，最最引以為傲的，絕對是它的內在，它的誠實，它的質樸，它的率真。

若說爸爸媽媽是名人，不如說他們是“忙”人，忙碌至極。他們以全身心投入熱愛的戲劇、電影藝術，竭盡全力。他們沒有參加過一次我們的家長會，我們除了自己的生日，不知道所有的節假日，例如中秋、端午乃至元宵，因為，他們每逢佳節倍忙碌。

可是，他們又非常愛我們，非常愛我們這個家。

他們會擠出時間，帶我們全家出游。有一次，盼了好久的中山公園終于成行，才走到弄堂口，爸爸的朋友魯韌先生來了，我們只好打道回府，那個喪氣就不用說了。最后，五個小人唱起了《達坂城的姑娘》泄憤，因為，魯韌先生曾經在跳這個新疆舞的時候，褲子松了。一次去漕河涇的冠生園，調皮的弟弟爬在大金魚缸上撈金魚，竟然掉了下去。自此，弟弟黃學良有了掉入金魚缸的黑歷史。暑假，我們舉家去了依山傍水的乍浦，學會了在大海里游泳，一歲多的弟弟學會了在沙灘上走路?；厣虾?，弟弟在打蠟地板奔跑，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撞碎了陽臺門的玻璃。1947年暑假，我們乘船去臺灣探望三姑姑，臺灣剛好放映黃蜀芹參演的電影《不了情》，熱情的觀眾把黃蜀芹圍了起來要求簽名，最后，9歲的黃蜀芹被嚇哭了……

炎炎夏日，累了一天的媽媽下班回家，跌坐在花園的椅子上，由衷地嘆道：“走到哪兒，還是家里好??！”媽媽在日夜兩場的演出間隙，騎自行車從卡爾登戲院趕回來，給孩兒們喂奶，每天每天，匆匆忙忙，終于得了嚴重胃病，但是她堅持母乳喂養，讓我們五個得以健康成長。

等我們長大一些，爸爸帶我們練習騎自行車，第一次上街去，他在前面，我們跟在后面。出了弄堂，越加緊張。才到泰安路小菜場，姐姐就撞翻人家一個竹簍子，綠豆芽撒了一地。爸爸趕緊下車，拙嘴笨舌賠禮，誠心誠意賠償。我們在弄堂里闖了禍，爸爸就帶我們上門道歉，回家以后，不打不罵，只是說：人家講，你們父母都是文化人，孩子們怎么那么沒有教養（我想，他是讓我們自行慚愧）。妹妹崴了腳，爸爸把她背上背下。我過生日，爸爸會送我一個景德鎮的貓咪瓷壺，因為我的小名叫毛毛，等等。所以，我們的名人爸媽，也面對各種家庭瑣事，和別人家的爸媽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的爸媽，也有他們自己的教育方式。對待我們最大的獨特之處，就是很尊重我們的意愿。弟弟拉小提琴很有天賦，可是他自己沒有興趣，爸媽就同意他放棄。弟弟喜歡上了京劇老生，爸媽就支持他每周去天蟾舞臺看京劇演出。老五黃小芹，耳朵特別靈，就支持她考進上海音樂學院附小，學習鋼琴。老三黃汝芹高中畢業，成績優異，被內招進剛成立的上海計量局，一個保密單位，這說明老三不能讀大學了。去還是不去？老三想去，爸媽就同意她邊工作邊讀夜大學。事后，爸爸還老愛逗她：“老三，今天都干些什么了？”老三照例一瞪眼說：“保密！”大家都笑了。挺嚴峻的問題，就這么輕松解決。老大中學畢業放棄高考，班主任老師追到家里，請家長說服她不要放棄，太過可惜。結果，爸媽同意了老大的意愿。老大為此下鄉兩年，等電影學院招生，才再去追考自己喜歡的電影導演專業。我呢，偶爾說起，喜歡心理學，第二天，桌上就堆了一疊巴甫洛夫學說；說起一個學校發生的小故事，爸爸就會有意無意地說，可以試試寫個小電影，等我真的寫好了，爸爸竟然拿去請電影廠的叔叔看，請人家提意見，像真的一樣。

記得我初中畢業，爸爸去北京拍《魯迅傳》，我就跟去了北京。他忙著拍戲，我一個人玩，在故宮后門一條小街，迷上了外殼琺瑯質的、五彩繽紛還會打鳴的懷表。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對我說：“你把你寫的小詩拿去投稿，我就給你買懷表?！蹦鞘俏业谝淮蔚奖本?，有感而發，大約的意思是：讓我們把腳步放得輕輕，不要把辛勞的領袖驚醒……聽了爸爸開出的條件，我想了許久，終是沒有膽子把稿件投出去，當然，懷表也沒有得到。

長大以后，姐姐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分配回上海電影制片廠。老三本來就在上海計量局。弟弟中學畢業，正逢上山下鄉，因為他勞動賣力，老師傅喜歡，留在上鋼三廠當電工。老五音樂附小畢業，正是特殊時期，無法考入音樂附中，分去上海圖書館書庫工作。

1963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在福州軍區。爸媽有些不舍，專門去問了南京軍區的朋友，回來以后，鄭重地對我說：“部隊對女同志而言，比較局限，有的地方連女廁所都沒有?！比欢?，我年少氣盛，自信滿滿，爸媽只好為我準備行裝，送我從軍。

這一走，就是18年。

家里五個孩子，就我一個離家遠行，那么，所受到的呵護，也必定是最多。朋友們好奇，家里給我帶什么行李？爸爸趴在飯桌上，把一條綠緞子面的鴨絨被一剪為二，一半給姐姐，一半讓我帶走。我不肯帶，綠緞面，太奇怪了。爸爸說，帶吧，行軍背著，可以輕一點。然后，他用白被套套上。我勉強說：“好吧?！毕虏筷?，我的被子鼓鼓囊囊，在一堆四四方方的被子里，尤其突出。老同志說，來，你個新兵蛋子，我教給你怎么打背包！他打了半天，不是東突就是西翹，愣了好一會，說：“我的個媽呀，你這是什么被子？鴨絨被？”戰友們都向我看來，像看外星人。當時能擁有鴨絨被，有如天方夜譚，我羞得恨不得鉆地底下去。

18年中，家里給我寄些什么呢？不是吃的，不是穿的，也不是什么化妝品。1960年代中，他們給我寄了一個半導體收音機，那是稀罕物，大概連部隊首長都沒有吧。害怕過于特殊化，我只敢半夜偷偷聽。1970年代中，我收到爸爸寄來的帶輪子的旅行包，讓我下生活的時候，可以省力些。那時候旅行包有輪子，也是很稀罕的。我拉來拉去的風光了好一陣。最叫我啼笑皆非的是，他們給我寄來了一件爸爸自行設計的“防蚤服”。這是一件白紡綢的套頭睡袍，袖口和褲腿，都是全封閉的，唯有臉部是一方深墨綠的蚊帳布，用以透氣。我試著穿上，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因為我曾說過，福建鄉下跳蚤多，把我咬得體無完膚?？墒沁@件奇裝異服，雖是防了跳蚤，夜半三更，穿了會嚇死人的，我把它又寄了回去。我安慰老爸說，這個創意，可以得諾貝爾獎，可我們是前線，民兵看見會以為是對過偷渡過來的特務水鬼，要把我抓起來的。這樣，他老人家才算作罷。

在離家的18年中，爸媽沒有以任何借口讓我回家看看。連外公過世，都沒有及時告知?？墒?，僅有的一次，說要陪媽媽看病，把我叫了回去，實質上，是攜媽媽去北京觀摩爸爸導演的《伽利略》。我看過《伽利略》譯本，晦澀難懂。而爸爸導演的舞臺劇，引用了古希臘的幕前說唱，生動順暢，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爸爸傾注的心血，難以估量。我知道，爸爸是要和我們共同分享演出的成功和喜悅。我和媽媽連看三場，其中，伽利略懇求神父們看一看望遠鏡，看一看天體的真相，他求一次，神父們往后退一步，求一次，神父們再退一步，再求，再退……我看得熱淚盈眶。幾十年過去了，這個場景，依然記憶猶新。

哇！當時朋友們評論，讓你們坐飛機來回，就為了看一個戲！

哇！是有點匪夷所思。

但是，那些“哇”，那些“匪夷所思”，那些潛臺詞，那些爸媽胸中默默的涌動，我懂。

順境中，爸爸媽媽忙著、累著、努力著、奮斗著，對我們呢，牽掛著、關心著、注意著。殊不知，逆境中的愛，才是最直擊心窩的。

特殊時期，我們抱團取暖。

我回上海探親。每天，和家人一起，喝三分錢的冬瓜湯。當時，爸爸每個月工資15元。有一天，爸爸下班，他找到我，塞給我一個咸鴨蛋，悄聲說，革命群眾偷偷給他的。我傻站著，不知所措。這個鴨蛋太沉重，我怎么能夠接受？又怎么能夠拒絕？

又一次，路過上海。爸爸忽然問：你的手表呢？那還是考上初中，他給的獎勵。中學六年、大學四年直到工作，近20年我一直戴著這塊半鋼的小女表沒有換過。我實話實說，表太老了，九江（我們已經到江西生產建設兵團21團，在九江廬山腳下）修不好，我托人帶到南昌去修了。說完，我立即后悔。果然，離滬前，爸爸非要帶我去靜安寺舊貨店買手表。那時候，手表要券，所以，爸爸只好買二手貨。他一定要買一塊東風表（天津出的，他的第二故鄉）。當時，他每月只有15元，經年累月，他哆哆嗦嗦地積攢了100元。革命群眾問：“你哪兒來的100元？攢錢做什么！”他說：“我擔心我的孩子們?！?/p>

于是，這塊普通的東風二手表，絕不普通。對我來說，壓在心頭，重過千斤……

最難以接受的，是他們決心替我帶我的二女兒郭茅。在我們小時候，媽媽就宣布，帶你們五個就夠了，將來，我決不幫你們帶你們的孩子?？墒?，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硬是留下了郭茅，給了她最真摯的愛。茅和她外公，成了忘年交，一老一小，有說不完的話。姐妹們開玩笑，說她排行老六。于是，郭茅得了個“阿六頭”的雅號。

我給家里寫信，收信人是“黃全家”，爸爸媽媽給我寫信，署名是“馬巴”，一個自創的、所有字典里沒有的字，以示他們不連累子女，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爸爸媽媽的愛，有如黑夜的繁星，數不勝數，又如冬日的暖陽，環繞在我們身邊，默默地、無聲地、又無時不在。

爸爸去世后，一位哲人來到我們家，說：你們爸爸走得急，來不及交代，家里有三件寶，要珍惜哦。于是，我們五個面面相覷，哪三件寶??？一件，大概是蕭伯納先生送的相冊，蕭伯納先生的親筆題詞，以及爸爸的藏書，我們捐給了上海圖書館；第二件，大概是爸爸的房子。我們遵循他的意愿，沒有作為紀念館；第三件，是什么呢？猜來猜去，不知所以。

我自己想，第三件，是我們的家呀！我們這個充滿愛的家，無價之寶。1950年代初，爸爸從北京開會回來，高高興興帶回來一張白石老人的畫，這不是一幅普通的畫，是白石老人根據爸爸的意愿，構思而成。畫面由一只雄壯的公雞（象征爸爸）、一只溫柔的母雞（象征媽媽）組成，左上方是三只小雞（應該是黃蜀芹、黃海芹、黃汝芹三個姐妹），左前方是一只啄螳螂的小雞（是弟弟黃學良，男孩子，1952年左右，正是“打敗美國野心狼”的時候）。最后，拖在后面在奔跑的小雞，一只小腳還蹺著（那是小老五黃小芹，我們最小的妹妹）。

無疑，這是我們家的縮影。

爸爸把畫掛在大廳里，凡有國內外貴賓來訪，他總要興致勃勃地講解一遍，介紹這一幅畫，介紹白石老人，介紹他喜愛的家。這是怎樣一幅和睦的景象啊，主人講得喜氣洋洋，客人聽得津津有味，每個人的心里，都呈現一個美好的家。

可惜，動亂中，這幅畫不翼而飛，至今無有音訊。

我們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畫，很難過，很惋惜。但是，我們心愛的家還在，我們之間的愛還在。爸爸媽媽做人的榜樣還在。溫暖的情誼，有如清澈的小溪，源源不斷地流淌，流傳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還是在九江的時候，我想要添加一件棉襖。星期天，“黃全家”們騎著自行車全體出動，幫我在大街小巷尋找。當我重新回到寫作崗位，姐姐黃蜀芹想方設法搞到內參電影票，給我補課。那時候很嚴格，要憑工作證和電影票才能進。于是，姐姐看第二場，我看第三場，我們在新光電影院對過的上海食品商店碰頭，姐姐把工作證借我，我冒充她進去觀摩，竟然一次也沒有“穿幫”。我們的孩兒們，聚在一起，拍起了小電影，于是，有了《泰安路的星期天》：白發的外公，開著老人車，和他的兒孫們嬉戲；遠赴海外的堂弟們，至今心心念念的，就是星期天的家庭聚會。我們沒有滿漢全席，我們吃面條，或是餛飩，再不就是一大鍋沙拉，大家喜歡的不就是聚在一起，不戴面具，赤誠相待嗎？家，家風，讓每個人挺起胸膛，讓每個人驕傲。

我們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畫，也可以說，沒有失去。我們的家還在，我們的愛還在，刻在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里。

盜畫的人得到了畫，但也可以說，他什么也沒有得到。

畫的靈魂是無法盜走的。

每每憶起往事，更加懷念溫暖的家。

我愛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