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動態評價研究

王業寧，張小磊，趙永江，裴穎春，李 雅，李春發

(河南省科學院 地理研究所,鄭州 450052)

0 引言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綠色、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1-2]?！包S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強調流域的發展方式必須體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相統一的理念。研究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可為新時代流域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精準的科學依據,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學術界尚未對“高質量發展”形成統一且明確的定義。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進行了探討[3-5],一種主流觀點將其定義為“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的高效率、公平和綠色可持續的發展”[6]。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要更注重社會、生態等方面的發展,體現在生態優先、產業支撐、以人為本等方面[7],其內涵包括經濟發展高質量、生態環境高質量和人民生活高質量[8]。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學者基于不同學科構建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9-13]。任保平等探討了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判斷標準、決定因素和實現途徑[8]。馬茹等從高質量供給、高質量需求等維度構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14]。宋冬林等從經濟創造力、社會支撐力、制度保障力和環境承載力方面對東北地區高質量發展進行分析[15]。孫久文等從經濟增長、創新能力、對外開放、綠色發展上剖析了沿海地區高質量發展問題,構建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剖析中國287座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進格局與驅動因素[16-17]。苗長虹等從經濟、社會和生態維度構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對流域79個地市的發展狀態進行分析[18]。左其亭等提出了包含社會和諧穩定、經濟增長有序、資源安全供給、生態健康宜居和文化先進引領的判斷準則,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進行評價[19]。在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設置方面,學者多聚焦于創新、協調、綠色等維度,側重于國家、區域、省域等宏觀尺度上的研究,城市尺度的空間格局有待深入探討。此外,因部分數據缺失或統計口徑變化,長時間序列的定量化研究較為匱乏。

作為黃河流域關鍵的經濟帶和文化帶,河南省在高質量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19]。受自然條件與經濟結構的限制,區域發展不充分不協調,發展相對滯后[18]。當前,河南省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面臨著產業結構欠完善、資源環境承載力較低、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20]。構建河南省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并進行實證測度,闡明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影響要素,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研究選取河南省2005—2020年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數據,厘清經濟發展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脈絡,構建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分析其空間格局與演變規律,并探討其驅動因素及影響機理,提出針對性的政策與建議。

1 研究區域

河南省是中國農產品主產區和重要的礦產資源大省,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已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和人流、物流、信息流中心。全省總面積16.7萬km2,占全國的1.73%。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9 936.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7.04%;地區生產總值為54 988.94億元,第三產業產值為26 797.40億元。為全面反映河南省及城市尺度上高質量發展的時空特征,本研究將河南省17個地級市和1個省直轄縣級市(濟源市)作為評價對象。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評價不應僅僅統計經濟增長,還應涵蓋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內容。指標選取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獲得性等原則,借鑒前人評價體系[10,13],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準則層選取26個指標,以科技要素如人才、經費的投入及產出表征創新發展,以城鄉與區域協調及產業結構表征協調發展,將自然稟賦、資源利用效率及環境污染治理納入綠色發展,以對外經濟、區域間要素流通、文化交流作為開放發展,以教育、醫療、就業保障及信息共享作為共享發展,構建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表1)。

數據來源于2006—2021年《河南統計年鑒》《河南國土資源年鑒》《河南科技統計年鑒》、河南省生態環境狀況公報、河南省水資源公報及各轄市的統計年鑒等,研究時期為2005—2020年,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

2.2 研究方法

基于構建的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借鑒已有成果[11,21-22],選用熵值法來計算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采用線性加權的綜合評價模型對2005—2020年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刻畫河南省及其各市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格局,并深入剖析其驅動因素。

2.2.1 熵值法綜合評價模型

熵值法是一種客觀的評價指標賦權方法,指標權重取決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反映了指標的相對重要性。為消除量綱不同的影響,利用極差法分別對正向、逆向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具體公式見閆麗潔等的研究[4]。

2.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評價高質量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維度之間的協調發展水平,識別不同區域不同準則層的協同或競爭水平[20]。參照前人研究[17],將耦合協調度分為拮抗、磨合、協調3種狀態,其耦合協調度區間分別為[0,0.40),[0.40,0.60),[0.60,1.00]。

2.2.3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基于空間方差分析的空間分析方法,可探測空間分異性并揭示其內在驅動力,廣泛用于地理空間分異研究,常用因子探測和交互作用探測模塊分析地理現象的驅動力及多因子交互作用[23]。兩個自變量的交互作用從弱至強分為非線性減弱、單因子非線性減弱、雙因子增強、獨立、非線性增強5種類型。

表1 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3 結果與分析

3.1 省域尺度上高質量發展水平

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及各維度發展水平的時空差異均較強(表2)。2005—2020年全省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呈增長趨勢,且增速較快,由2005年的0.08增至2020年的0.94;增幅由“十一五”期間的低于0.04分別提升至“十二五”的0.04～0.07、“十三五”的0.06～0.11。在各維度上,創新發展維度的權重最高,為24.44%,共享發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的權重分別為22.93%,21.10%,19.26%,而開放發展的權重最低,僅為12.17%,說明河南省高質量發展在省域尺度上側重于科技綠色的均衡發展,充分反映出創新驅動、生態優先、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在時間演變上,全省創新發展指數的增幅最大,由2005年的接近于0增至2020年的0.24,“十三五”期間的變化趨勢更為明顯,反映出全省科技投入與產出能力明顯提升,充分反映出“科技驅動”的新發展理念;共享發展指數呈直線增長態勢,反映出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傾向,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協調發展指數在“十二五”期間的增速遠高于“十一五”“十三五”;綠色發展指數在2005—2012年基本上無顯著變化,甚至略呈下降趨勢,表明該時期資源開發利用效率不高,而在2014年環境保護法修訂后,加上“水十條”“大氣十條”等政策的實施,綠色發展指數在后期呈明顯上升趨勢;開放發展指數呈階段增加趨勢,在2013—2014年出現下降,且在高質量發展中處于較為弱勢的狀態。

表2 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

3.2 城市尺度上高質量發展水平

全省18個城市2005—2020年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大致呈以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分布(圖1)。高質量發展指數年均值由高到低依次為鄭州、三門峽、濟源、洛陽、焦作、鶴壁、信陽、許昌、漯河、南陽、開封、新鄉、平頂山、安陽、駐馬店、濮陽、商丘、周口(表3)。其中,省會城市鄭州的高質量發展指數最大(0.54),周口市的高質量發展指數最小(0.29);豫西城市高于豫東,豫北地區高于豫南,與自然稟賦、地勢、交通、經濟水平等因素有關。

在時間序列上,鄭州高質量發展指數由2005年的0.34激增至2020年的0.77,明顯高于其他17個城市,年均增長率達5.70%,反映出省會城市產業集聚與經濟高速發展的優勢。周口高質量發展指數由2005年的0.14增至2020年的0.43,處于全省末位。年均增長率最高的為商丘(7.84%)和周口(7.83%),反映出各市在高效實施高質量發展。洛陽(7.75%)、濮陽(7.35%)、平頂山(7.36%)次之,體現出工業型城市的比較優勢。

圖1 河南省各市高質量發展指數時空特征

表3 河南省各市高質量發展指數

聚類分析發現,2006年、2007年、2019年河南省18個城市分為3類,其余年份分為4類。鄭州在2005—2020年位于第一梯度,一直處于絕對領先地位;洛陽、三門峽、濟源等在大多數年份中位于第二梯度,開封、平頂山、南陽、駐馬店等在大多數年份中處于末位梯度。2005—2008年的聚類有較大差異性,2009—2020年則處于較為統一的聚類格局。除洛陽、焦作、濟源等變化較大外,其他城市基本上處于平衡狀態。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而有所提升;2019年,可能受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下降。各個城市的聚類梯度有一定的空間異質性,而時間序列上波動不明顯,也反映出各市發展的差距較大,鄭州、洛陽等大城市的溢出效應和輻射帶動作用仍有待提升。

3.3 不同維度上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

分析不同維度上的各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協調發展指數最大(0.07～0.15),綠色發展指數(0.08～0.14)、共享發展指數(0.08～0.12)、開放發展指數(0.03～0.09)次之,創新發展指數(0.00～0.04)最小。

各市不同維度發展指數有較大差異性(圖2)。(1)各市協調發展指數差異性最大,鄭州的協調發展指數最大,為0.13～0.18,濮陽僅為0.02～0.14,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各個城市協調發展指數在2005—2020年均有明顯的增長,側面體現了各市在城鄉協調與產業結構優化方面的積極作為和顯著成效。(2)各市綠色發展指數差異次之,作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和國家森林城市,鄭州綠色發展指數為商丘的1.36～2.01倍,其差距呈先擴大后縮小趨勢,在生態保護與修復方面仍有巨大潛力。(3)各市共享發展指數的異質性也較為顯著,鄭州的共享發展指數(0.07～0.19)高于其他城市,且各城市在2005—2020年的增幅均較大。(4)濟源的開放發展指數最大(0.03～0.13),遠高于其他城市,表明各市同省外尤其是國外經濟貿易往來的異質性很強,地區間差距不斷擴大。(5)作為全省科技文化中心,鄭州的創新發展指數(0.01～0.10)遠高于其他城市,且呈指數級增長趨勢,國家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不斷凸顯;洛陽、新鄉的次之。創新發展指數反映出各市高校、科研單位、高科技企業的數量與規模,全省整體上科技水平仍較為欠缺且不均衡,亟待制定新時代科技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方案。

3.4 城市發展五維度的耦合協調度

河南各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異質性,且在2005—2020年均為增加趨勢,大部分城市表現出結構性不協調狀態。鄭州、洛陽的耦合協調度遠高于其他16個城市,周口、駐馬店與鶴壁的耦合協調度處于全省末位水平。鄭州的耦合協調度由2005年的0.49激增至2020年的0.86,年均增長率為3.79%;周口則由2005年的0.18增至2020年的0.52,年均增長率高達7.46%,低耦合協調度的城市趕超其他地區的速率較大,而高耦合協調度的城市因基數較大其耦合協調度增長速率受到限制。

圖2 河南省各市維度層發展指數占比

鄭州在2005—2008年處于磨合階段,而“十二五”“十三五”期間均為協調發展狀態。洛陽在2006年由拮抗過渡至磨合狀態,且在2015年進入協調發展。新鄉、焦作、許昌、三門峽、南陽在研究前期處于拮抗階段,僅在近兩年進入協調發展階段。鶴壁、周口、駐馬店均于2013年過渡至磨合狀態,且在2020年仍未達到協調階段。濮陽、漯河、商丘等在“十一五”期間均為拮抗狀態,之后分別在2011—2012年過渡至磨合階段?？傮w上,大多數城市處于磨合階段向協調階段過渡時期,表明各準則層處于相互平衡、相互制約的欠協調狀態,在研究后期仍有部分準則層面呈嚴重牽制高質量發展態勢。

3.5 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因素

遵循系統性、完整性、可得性原則,參考前人研究成果[21-22],從自然、經濟、社會三方面選擇指標作為驅動因素?？紤]全省地處華北平原,地形地勢較為一致,基于水、熱條件,以年平均氣溫(X1)、平均年降水量(X2)表征自然環境;基于經濟產出、基建投資等要素,同時為避免人口集聚效應的影響,以人均GDP(X3)、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X4)、第三產業就業比重(X5)以及土地城市化率(X6)來表征經濟要素;基于教育、就業、政策等要素,以常住人口增長率(X7)、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X8)、失業率(X9)以及城市定位類型(X10)來表征社會因素,并利用分位數法對連續數據作離散化處理。

以2005—2020年總體樣本及分時期開展驅動力動態分析,自變量不同等級對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的影響有較大的差異。因子探測分析發現,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土地城市化率、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城鎮失業率、城市定位類型等的p值小于0.01,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人才隊伍、城市定位等因素深刻作用于各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充分展現了全省科技驅動、政策方針的巨大效益與影響力。平均年降水量、常住人口增長率可解釋度分別為8.47%,6.46%,而年平均氣溫表現為不顯著的驅動因子。自然稟賦在不同模型中的差異性較大,而社會經濟要素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解釋力度更大,符合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表象,體現生態保護、社會保障、產業結構等因素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作用程度較大,充分驗證了“生態優先”“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各因素在不同時期內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不同?！笆晃濉逼陂g平均年降水量、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土地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增長率、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均達到極顯著性水平,可解釋度分別為27.92%,61.62%,57.86%,53.55%,38.10%,27.00%,40.68%;“十二五”期間常住人口增長率在統計學水平上為不顯著,“十三五”期間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又降為顯著性水平,且可解釋度在3個五年規劃期中不斷降低,分別由60.54%,28.22%降至39.61%,22.44%。經濟產出與結構、固定資產投資、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定位等因素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較為一致,自然環境、人口等要素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驅動力度較弱。

交互探測分析發現年平均氣溫∩城市定位類型、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人均GDP∩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土地城市化率5組為雙因子增強作用,其他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均為非線性增強,說明各驅動因素的聯合比單因子對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的影響更強(表4)。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大多屬于雙因子增強,作用強度達到0.80～0.89,表明經濟總體產出與固定資產投資會大大促進其他因素的提升,從而提高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反映出產業結構尤其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科技人才隊伍擴大對社會其他因子也起增強效應,且作用強度分別高于0.65,0.41。各驅動因子兩兩交互產生的影響力大于單個因子,即多要素交互后的驅動作用高于單要素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程度。不同時期內的因子交互作用較為一致,表現為時間變化的不敏感性,但隨著年份的增大,因子交互作用程度有所擴大。同一因素在不同城市的影響程度不同,其交互作用更表現出空間異質性,因而在制定某一城市的發展策略時應充分考慮投入產出比與本地稟賦特色。

表4 河南省高質量發展驅動因素的交互因子解釋力 Tab.4 Interaction detection of driving factors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4 討論

河南省及其轄市在2005—2020年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但全省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間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年均增長率依次降低,分別為28.73%,17.17%,14.57%;高質量發展指數在城市尺度與5個維度上也出現較顯著的增速減緩,表明河南在當前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高速增長,各市亟需探索富有本地特色的新發展模式。相較于高質量發展指數高值的山東省、內蒙古自治區,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發展極其不協調,區域差異明顯[18,24],而與長江經濟帶相比,河南的產業結構欠合理,粗放式發展帶來極大的生態壓力,近年來全省的生態保護協同或超前于高質量發展[25],但各市在流域中仍處較低位置[5]。

本研究結果與前人成果[14,19]類似,但在發展指數的增幅和增速上有所差異,主要取決于相對的空間范圍與評價指標體系。馬茹等[14]主要側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以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為研究對象;左其亭等[19]構建黃河流域省級尺度的評價體系,河南在九省區的排序差異很大。對于城市尺度與準則層面及驅動力分析的研究結果[11,18],尚缺乏相似文獻以開展橫向對比,表明在中小尺度上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方面仍有較大潛力,且研究范圍與尺度依賴性的影響尚需界定。

以往對高質量發展評價的研究多側重于經濟或農業單方面[9,14,26],考慮生態、文化等角度的研究較少;對省域、流域尺度的應用較多,而城市、縣域尺度上的案例偏少;單一年份的研究成果較多,長時間序列的案例分析不足。因此,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時期、視角,將歷史時期與未來預測相結合,長時序多尺度的系統性評價是高質量發展研究的重要內容。下一步研究需持續完善評價體系,增加人文、政治、生態等指標,滿足“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發展要求;充分考慮主客觀賦權和空間分析模型[10,27],深入刻畫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規律。同時,闡明不同地區、不同類型高質量發展的程度及其驅動因素,針對性提出相應的政策與建議,是深入探討研究成果應用實踐的重點與難點。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2005—2020年河南省高質量發展指數呈增長趨勢,且增速較快,各維度的權重由大到小依次為創新、共享、綠色、協調、開放。各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呈以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分布,豫東南城市較低,豫西北城市較高。

(2)城市高質量發展在協調發展的指數最大,且其空間異質性較強;其次是綠色發展,創新發展指數最小。

(3)高質量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維度的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異質性,大部分城市呈結構性欠協調狀態。鄭州、洛陽的耦合協調度遠高于其他城市,周口、駐馬店與鶴壁處于末位水平。

(4)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土地城市化率等指標對高質量發展指數有極為顯著的影響,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比之間的交互作用程度較高,為各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

5.2 建議

(1)借助中原崛起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等政策紅利疊加效應,加強河南與其他省市區的聯動,增強核心城市如鄭州、洛陽的影響范圍與輻射能力,充分挖掘經濟發展潛力;南陽、信陽等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生態旅游、茶文化等特色產業。各地要緊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著力在補短板、強弱項、揚優勢上下功夫,爭創具有本地特色的新發展模式。

(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持續加強民生改善工作;將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居民健康、生態環境等緊密結合,促進全域共建、共融、共享,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加強城郊及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扭轉區域發展不均衡、城鄉差異擴大的態勢;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充分滿足高校畢業生與務工人員的就業需求,持續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

(3)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深化城市間及其與省外的創新要素合作,建立共建共享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加大實施創新驅動、科教興省、人才強省戰略,助力河南省建設國家創新高地。

(4)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發展生態產業;提高土地、人力、資本、科技等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開展封山育林、水源涵養、土壤修復等方面的技術攻關與工程示范,構建黃河中下游生態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