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模式下傳統產業升級多鏈聯動機制芻論

沈 滔

（1.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21110；2.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隨著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的到來，數字經濟成為戰略新高地，全球價值鏈正在以數字要素為核心進行整體重構。 為應對國際日益復雜的競爭格局，我國政府堅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厘清現階段我國傳統產業轉型困境、探知數字經濟驅動類型及其賦能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與路徑，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一、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及發展現狀

（一）理論內涵

“數字經濟”術語最早出現于20 世紀90 年代。 1996 年，美國學者唐·塔斯考特在《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前景與風險》一書中描述了互聯網對事物運作模式的改變及對經濟形式的影響。 2016 年G20 杭州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將數字經濟界定為“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2022 年10 月，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會議上強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边@充分體現出數字經濟與傳統實業之間的必然聯系，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及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具備重要意義。

（二）發展現狀

從經濟總量上看，十三五、十四五的克難攻堅，使得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有了“量”的積累和“速”的提升。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3 年）》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 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相比較“十三五”初期提高了9.6 個百分點。 截至2022 年底，5G 基站231.2 萬個，移動物聯網達18.45億戶，全球占比均超過60%，成為世界首個實現“物超人”的國家。

從發展內容上看，使用詞云圖可視化展現數字經濟的關鍵高頻詞信息（參見圖1），“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共享經濟”“新零售”等高頻詞反映出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及特點。

圖1 數字經濟關鍵高頻詞呈現圖

從區域比較上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空間不平衡特征。 一般而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廣東、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山東等），通常擁有較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大的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發展規模。

二、數字經濟模式下傳統產業面臨的機遇、挑戰與轉型難題

（一）機遇

“十四五”時期，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成為我國產業發展新的風向標。 牢牢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及構建“數字中國”等重大國家戰略疊加機遇，發揮數據資源在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引領性、功能性、關鍵性要素作用，建設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傳統產業必將借助數字經濟實現“提質培優”，加速彎道超車。

（二）挑戰

從全球經濟來看，世界主要國家已將數字經濟作為戰略重點，力圖搶占新的競爭優勢［1］。 面對國家競爭格局的重大歷史挑戰，傳統產業的數據流通堵點尚未得到疏通，數據要素價值尚未充分釋放，中小微企業的數字化升級難點尚未得到破解，部分企業尚存在“守舊”“畏難”“懼責”等轉型“旋渦”，使得產業整體轉型升級亟待提速。

（三）轉型難題

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步調參差不齊。 雖然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主體的部分產業已經進入到“數據驅動化”階段，但是大量中小微企業尚處于“數據數字化”的起步階段，其轉型困境表現在需求、技術、場景、平臺、人才等多方面。

1. 需求難題：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影響轉型方案選擇

首先，在需求端上，企業難以精準定位并傳遞轉型需求，供應商難以給出定制化、差異化靶向方案。 轉型的定位過程較為復雜，涉及技術、人力資源、信息化程度、管理層態度、資產運營價值鏈、業務履行價值鏈、產品生命周期價值鏈等數字化轉型的自評問題，多數大型企業及國有企業正在轉型的路上“摸著石頭過河”。

其次，在供給端上，技術服務類產品差異小且服務效果不明顯。 因數字化轉型技術的生產商類別繁多且差異化程度較小，企業普遍存在較強的數字化轉型方案篩選困難，使得服務效果不顯著。

2. 技術難題：制造企業生產數據的采集與應用不匹配

首先，數據采集階段中老舊設備數據采集改造困難。 數字化轉型試點企業尚存在數據協議多、設備老舊采集難等問題，加之自動化系統更新匹配度低、廠商水平參差不齊、早期數據文檔缺失等一系列問題廣泛存在，使得數字化轉型難點增加。

其次，數據集成階段中存在數據接入互聯方式問題。 一是現有設備的更新緩慢或無力采購，數據采集缺乏有效“入口”；另一方面，采集后缺乏應用場景的支撐，數據互聯缺乏有效“出口”。

再次，數據治理階段中建模難度較高且應用要求高。 由于數據治理要覆蓋數據全生命周期，因而需要考慮定制屬性強、無法復制照搬、生產運作數據的高實效性、強關聯性等治理階段的關鍵因素，對數字化改造模型的開發及應用增加了現實難度。

3. 場景難題：數字基礎設施與應用場景銜接機制乏力

首先，數字基礎設施與實際應用場景的結合不足。 同行業內以及不同行業間需要經常進行數據層面的共享合作，這要求不同企業的數據中心之間進行互聯互通。 然而，部分企業無力建設配套數字基建，使得以業務需求為導向的應用場景的實際利用效率不高，數字化服務延伸乏力。

其次，數字技術在消費領域的應用場景拓展不足。 數字技術在鏈接教育、醫療保健、文旅、數字休閑方式等消費場景的技術更新及產品拓展尚顯不足［2］。

4. 平臺難題：關鍵技術要素與信息化痛點是重要瓶頸

從點上看，缺工具，即工具產品繁多但不合身，性價比不高。 供應鏈上預測難、品控難、節奏快、誠信缺；平臺上能效低、人效低、成本升、流量降；營銷上獲客貴、粘性差、轉化低、復購少［3］。

從線上看，未打通，即分散數據不能聯通，無法實現協同合作。 數據分布在采購、配送、店面、營銷等多個平臺系統，共倉數據和流程缺乏標準化，智能化決策“力不從心”。

從面上看，不均衡，即能力發展差異影響數字化轉型整體效果。 渠道和店面數字化投入太多，平臺運營等方面的數字化能力相對滯后，需要企業全面規劃，提升協同效率。

5. 人才難題：數產復合型跨界人才是技術攻關的短板

數字人才流出隱患凸顯，人才競爭力整體不強。 不僅缺乏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經濟核心領軍人才，更缺乏具備數字技術能力、綜合素質能力、跨界融合能力及未來思維能力的數字化產業化復合型跨界創新人才。

三、數字經濟模式下產業轉型升級的多鏈聯動機制及路徑建構

（一）多鏈聯動機制

數字經濟賦能產業轉型升級在需求側、供給側、成本側、效益側、競爭側和生態側等多維度驅動力，形成動力變革、效率變革和組織變革等多鏈聯動機制。

1. 動力變革機制：需求側與供給側要素創新引發轉型內生動力

（1）需求側：數據激發消費潛能，重塑產業終端匹配方式

首先，大數據技術激發消費潛能，協助企業實現精準營銷。 數字經濟消除了消費者購物時空限制，增加了消費的可選擇性，通過信息挖掘，繪制消費者終端畫像，實現對消費的精準定位。

其次，平臺經濟加速產業鏈解構，重塑產業終端匹配方式。 在需求側的強力拉動下，供給側產業智改數轉與產業鏈重構亦迫力變革。 電商平臺重塑了產業鏈終端的供需匹配方式，提高了信息匹配效率，激發了消費潛能。

（2）供給側：實現分工邊界拓展，優化產業資源精準配置

首先，消費者與生產者界限逐漸模糊，分工邊界拓展。 數字經濟通過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共性技術創新應用等，降低了社會的信息成本，讓消費者與商家的信息對稱成為可能，使得傳統經濟形態中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界限逐漸模糊。

其次，數字經濟優化產業資源，帶來資源精準配置。 一方面，盤活沉睡資產，提高資產利用效率。 數字經濟通過高效配置資金、信息與物質資源，閑置資產被盤活，大大提高資產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生產決策精準化，精準定位消費需求。 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幫助企業精準生產，大數據精準營銷替代了粗放型、海投式的傳統營銷模式，進一步降低資源損耗。

再次，研發效率、制造效率和交易效率大幅提高。 一是研發效率提高。 通過數據資源整合技術，數字經濟能夠在各研發機構之間實現協同運作，大大縮短研發周期。 二是制造效率提高。 通過實時在線智能制造加工，實時在線質量檢測，數字化大大提高了制造效率。 三是交易效率提高。數字技術為消費者查詢商品與反饋評價提供便利，消除交易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交易效率和滿意度。

2. 效率變革機制：成本側與效益側數字滲透轉型升級整體過程

（1）成本側：發揮成本節約效應，網絡空間降低交易成本

第一，降低信息搜尋成本。 大數據快速提供企業原材料產品或服務的型號、質量、價格等信息，降低信息搜尋成本。 第二，降低價值鏈交易費用。 通過改造傳統流程和工序，數字經濟為產業鏈協同節約了大量成本，降低價值鏈交易費用。第三，降低信息溝通成本。 數字化瓦解了物理空間阻滯，通過信息融通技術，直接降低了企業線上談判、合同簽約、執行監督等環節的信息溝通成本。 第四，降低交易運作成本。 智能算法與物聯網等技術優化智能流量管理和物流安排，使運作成本下降，幫助提高運輸效率并節約運輸成本。

（2）效益側：拓寬價值增值空間，新型競合催生規模經濟

首先，數字經濟拓寬產業價值增值空間。 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化“資本-勞動密集型”組裝制造環節，使其遠超“知識-服務密集型”研發設計與營銷服務環節的價值增量，縮小了“資本-勞動密集型”與“知識-服務密集型”的價值量差距，有利于催生同時具備“規模經濟效應”和“高度協同效應”的價值共同體，拓寬價值增值空間。

其次，新型競合關系產生規模經濟效應。 智能化、柔性化與協同化的產業鏈網絡迫使處于同一環節企業間的競爭關系發生變革，由沖突型“強競爭”關系轉變為新型“競合”關系，這將有利于產業價值鏈良性發展、消費頻度總量增長和規模經濟效應的產生［4］。

3. 組織變革機制：競爭側與生態側驅動轉型組織多元模式變革

（1）競爭側：改善產業競爭秩序，優化產業競爭生態

數字經濟特色園區、數字經濟創新共享服務聯合體等去中心化產業生態，有利于改善傳統內卷的競爭秩序，優化產業競爭生態。 通過虛實結合、跨業態、多元化的競爭結構，數字經濟推動打造產業生態的靈活與創新。

（2）生態側：數字賦能創新效應，多維驅動業態升級

一是賦能商業模式。 數字經濟的業態創新，改變了傳統價值鏈上下游企業的商業模式，使得利潤透明、產銷對稱、盈利持續、運作快捷。 二是賦能產品衍生。 數字經濟將前沿科技植入產品與服務，為業態裂變與產品衍生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 三是賦能消費模式。 線上線下融合的新興商業模式不斷火爆，社群營銷、網絡直播、短視頻營銷等低成本、傳播廣、效率高的全民數字化營銷模式發展迅猛。

（二）路徑建構

從產業轉型困境出發，結合多鏈聯動機制的作用機理，構建數字經濟模式下產業轉型升級的多鏈實現路徑（圖2）。 根據數字經濟作用于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變革機制、效率變革機制及組織變革機制，謀求激發消費潛能、拓展分工邊界、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增值空間、改善競爭秩序和賦能業態創新的實現路徑，建構了基于“產供銷智能化”精準匹配數字方案的動力驅動路徑、“云邊端一體化”智能提升運作效益的效率驅動路徑及“產學院校地企”融合全價值鏈協同的組織驅動路徑，以期在數字經濟模式下提高傳統產業的快速反應能力、市場整合能力、數據利用能力、數字化人才力、數字化領導力及生態化系統力，助力產業轉型升級的內生本源。

圖2 數字經濟模式下產業轉型升級的機制與路徑模型

1. 動力驅動路徑：精準匹配數字方案

為應對來自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數字化轉型意愿與動能難題，數字經濟通過內部價值鏈、消費互聯及產業互聯，形成供應商、企業、消費者的信息對稱鏈路，既可精準捕捉消費者需求，又可精準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促進產、供、銷的對口能力及匹配度，提高企業應對市場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市場整合能力。

2. 效率驅動路徑：智能提升運作效益

通過機器學習、人機互動模式的嵌入，數字經濟用“智造＋”為企業賦能。 通過“云計算”“邊緣計算”及“端云一體”技術向傳統產業提供“云邊端一體化”的智能運作系統，幫助企業形成數據技術思維，實現“端到端”全價值鏈管理，降低交易成本，拓寬增值空間，提高數據利用能力和數字化人才力。

3. 組織驅動路徑：融合全價值鏈協同

以全流程產業鏈數據協同為基礎，融合技術支撐（云、5G、數字孿生）、自主支撐（領導、人員、文化）和政策支撐（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打造數字化企業架構，實現在業務、數據、應用、技術等維度上的全價值鏈的融合協同，改善競爭秩序，賦能業態創新，提高數字化領導力和生態化系統力。

四、數字經濟模式下產業轉型升級的對策建議

（一）堅持基礎先行，打造數字賦能型業務流程優化

第一，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力求打造安全可靠、集約高效、智能綠色、經濟適用的中國式現代化數字新基建，加快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等重大重點項目應用落地，布局傳統產業與數字新基建的融合應用。

第二，創設數字賦能業務場景。 智能應用場景顆粒度的不斷細化，有賴于企業能力的不斷積累與提質增效。 通過建設工業大腦，開發工業SaaS，將長期積累的數據代碼化、規范化，指導甚至替代人力進行決策，創新提升企業算力能力，賦能業務場景的技術開發。

（二）強化技術引領，構筑數產融合智能制造新支撐

第一，推進數字化改造項目。 一是要將數字社會建設與產業數字化改造相結合。 鼓勵擁有公共數據資源建設經驗的企業，為數據有序化和產業化提供建設經驗和技術支撐。 二是要著力培育一批“瞪羚企業”與“獨角獸企業”。 充分利用創新創業支持政策和產業互聯網優勢，發揮大型央企、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數字深度植入、產業園、經開區應用工程。 結合“獨角獸企業”“科創板企業”、“瞪羚企業”等新型培育工程項目，完善數字經濟領軍企業評價體系。

第二，推動數字化融合應用。 一是加快智能化融合推廣。 一方面，支持行業內標桿企業依托自身的技術優勢，輸出解決數字化方案和經驗，促進資源互補、優勢共享。 另一方面，扶持大中型企業的信息服務、軟件開發、系統集成等業務，面向行業與社會進行數字化融合服務。 二是完善數字生態服務體系。 一方面，發揮行業協會和產業聯盟的樞紐作用。 定期開展項目管理、技術交流、供需對接、政策宣講、業務培訓等服務，優化產業生態。 另一方面，政府牽頭建立企業數字化顧問制度。 通過政府現場調研，激勵企業開展數字化在線測評、數據分析、專家訪談等交流活動，持續跟進服務企業的數字項目融合應用［5］。

（三）推動產業升級，培育數字化多元平臺協同建設

第一，部署推進重大科技攻關專項。 部署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等國家級、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建設，建設升級版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國際科創中心，謀劃工業互聯網創新基礎設施等重大科技工程，推動數字技術創新集聚發展。 落實重點領域的研發計劃，切實發揮產學研、校地企的科技協同與智力協同。

第二，要積極培育數字化多元平臺。 構建覆蓋面廣、上下聯動、橫向協同的數字化經濟“運行協同平臺”，實現經濟調節數據化、經濟決策數據化、經濟管理數據化。 構建“數據分析平臺”“數據賦能平臺”和“數據運營平臺”，實現信息數據化、業務數據化、流程數據化及生態數據化。 構建數字化經濟運行“監測協同平臺”，積極推進政府數字化治理，推進產業轉型的監測預警。

（四）引進數字人才，提供長遠智力支持保障新紅利

第一，完善數字人才培育計劃。 一是走交叉培育路線，深化數產融合型應用人才培養。 鼓勵校、地、企深度合作，建立產業學院、企業大學、校企融合培訓基地等項目，圍繞企業急難求盼的實際問題設置基礎研究、技術創新等新興專業，開設滿足數字經濟市場需要的培訓課程，增加數字化運營、大數據分析、商業智能、先進制造、數字營銷等數字經濟前沿領域的科研型、專業型人才培養，切實培育懂技術、精管理、會營銷、敢創新的數字化人才隊伍。 二是走推薦選送路線，完善數字技能人才選拔體系。 深化政、企、學跨界整合，激發行業協會、咨詢公司等中介作用，設立數字經濟專業人才流動站等項目，做好企業人才選聘輸送工作。

第二，實施數字人才引進計劃。 創新引才模式，多引數字經濟“金鳳凰”。 一是走靈活引才路線，加強與社會引才中介機構的合作。 尤其是對推薦數字人才的國內外專家組織、海外孵化器、高端獵頭機構，要給予獎勵扶持。 二是走靈活用才路線，實抓人才使用與保障機制。 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數字人才引進專項基金，支持境內境外人才創新創業，強效吸引理論強、能立足、技術高的數融復合型領軍專家和骨干力量。 另一方面要實施人才引進的制度保障計劃。 抓細落實數字人才的“引進—培養—使用—評價—激勵—保障”機制，解決人才后顧之憂。 三是走靈活留才路線，加大數字人才補貼的政策扶持。 一方面，物質留才。加大數字人才的工資薪酬、科研補貼、股權激勵制度，給予人才事業發展的廣闊空間，讓數字人才“放心留下”。 另一方面，情感留才。 解決數字人才在住房安置、子女上學、戶籍辦理、出入境便利等方面的實際問題，為數字人才安居樂業創造便利條件，讓數字人才“安心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