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反哺: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研究
——基于中部地區B村的學術考察

趙紅勛 史可凡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與新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短視頻不斷下沉至農村地區,并日漸成為農村社會日常實踐的重要表征。尤其對于老年人而言,短視頻的娛樂化以及便捷性為其提供了融入數字化社會的有利契機。短視頻不僅承擔了獲取信息過程中的信源角色,而且為老人們提供了可視化傳播的展演空間,重構了農村社會實踐的既有方式。

盡管短視頻向農村的下沉加劇了一大批老年用戶的入駐,但他們的短視頻實踐仍然面臨諸多困境:一是資源困境,農村老年人在經濟收入、文化水平、設備接入、基礎設施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新媒體的覆蓋面積較小、接觸機會較少且使用成本較高;二是年齡困境,老年人的記憶結構、心理感知以及學習能力正在逐步退化,對于新事物、新技術、新觀念的認知心理也與時代發生脫節,存在生理與心理的雙重障礙;三是話語困境,已被資本邏輯深深裹挾的短視頻媒介往往將目光聚焦于具有消費潛力的年輕人和城市人,加劇了潛力群體與邊緣群體之間的實踐區隔。因此,需要在農村老齡化與社會數字化之間的重重困境中重新找到一個平衡點,才能更好地解決農村老年群體的數字化生存問題。

在此情況下,“數字反哺”實踐進入公眾視野,成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首要途徑。年輕子女、新鄉賢、返鄉青年、年輕村干部、先鋒老年群體等都是反哺行為的主體,他們通過對新媒介技術以及文化的知識傳授來引導農村老年人盡快適應數字化環境,并幫助他們進行短視頻實踐。那么,數字反哺行為究竟以何種方式進行?又給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帶來了哪些改變?帶著這些疑問,筆者在數字反哺的理論支持下,以農村老年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和敘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闡釋其短視頻實踐問題,以此勾勒老年人的數字媒介實踐圖譜。

二、文獻綜述

(一)數字反哺研究

“反哺”研究的源頭是探討工業革命社會轉型背景下文化傳承方向的相關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傳統的受教育者(晚輩)反過來對施教者(長輩)施加影響的“反向社會化”現象出現。[1]1987年,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描述,提出“前喻”“并喻”和“后喻”概念,其中“后喻文化”是指長輩向子輩學習的現象。[2]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洪流中迎來了新技術、新思潮,年輕一代以超強學習能力占據時代前鋒,中國社會也開始出現“反向社會化”浪潮?；诖?周曉虹提出“文化反哺”概念,認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變遷時代所發生的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進行廣泛的文化吸收的過程”[3]?！胺床浮币辉~極具中國文化意味,該名詞的提出也預示著“反哺研究”的開端。

隨著數字媒介的不斷浸入,“文化反哺”日漸生成了新的話語結構——“數字反哺”,即子代對親代在技術采納、媒介使用、知識傳授以及新文化語境等諸多方面進行傳授。[4]在國外,學界關注到了“數字鴻溝”問題,即“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理區域之間,在獲取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使用方面的差距”。[5]也有研究微觀層面的產生于代與代之間的數字鴻溝/代溝,主要是在家庭這一社會單位中兩代人的媒介使用差異,尤其是新媒介。[6]“數字反哺”便是作為“數字鴻溝”的一種制約關系而存在。同時,關于“數字反哺”的研究在跨國范圍內也廣泛存在,并將“數字反哺”視作“自下而上的技術傳遞”,側重年輕世代所發揮的作用。[7]

當前,學界關于“數字反哺”的研究熱度依舊不減。它被認為是與數字鴻溝相互制衡的一個概念,存在三個維度,即數字接入反哺、數字技能反哺和數字素養反哺。[7]在中國網民數量不斷攀升的今天,數字接入反哺已不再是學界關注的焦點,而數字技能反哺和數字素養反哺依舊是彌合數字鴻溝的關鍵所在,尤其是以“文化”為核心的素養反哺成為擺在老年群體面前的障礙。而“家庭代際關系”和“新媒介使用”是當前該領域研究的兩個重點方向。

一方面,家庭場域對開展數字反哺具有天然的強落實性和持續性,因而以家庭代際視角為切入點的研究占據半壁江山,主要涉及代際反哺實踐中的家庭關系/互動[4,8]、倫理建構[9]、社會老齡化[10]等問題。數字反哺作為抗衡數字鴻溝的救濟措施不僅對親代主體的數字實踐起到了促進作用,也對以家庭為紐帶的親密關系模式、互動模式有所影響。[11]

另一方面,通過切入新媒介使用行為來解讀數字反哺也是重點,例如針對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視頻、B站等新媒體而實施的數字反哺,主要圍繞新媒介反哺情況、反哺特點、反哺動因、反哺作用、困境等鋪展。[12-14]在數字媒介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代,關注老年群體新媒介使用行為和新媒介反哺實踐,對緩解老年“數字難民”生活困境和話語困境的意義日益突顯。

(二)鄉村媒介實踐研究

Nick Couldry于2004年發表《媒介的實踐化理論》一文,將媒介研究范式從媒介文本或生產結構轉向媒介“實踐”,[15]在該理論視域下,“媒介”成為進入并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的關鍵要素之一,更多地突破了其工具性意義而具備了濃厚的社會性意涵。進而,“媒介實踐”也被容納進社會結構,成為同眾多生產實踐一樣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媒介日漸下沉并嵌入鄉村日常生活的情境下,短視頻媒介實踐成了熱點話題,鄉村實踐主體也因自身特殊性相應地進入研究視野。媒介實踐轉向的行動主體是媒介研究實踐范式的關注點之一。目前,關涉鄉村短視頻媒介實踐的研究多以青年行動者為主體。鄉村青年的日常消費方式、休閑方式、交往能力和家庭婚姻生活都與網絡技術的影響息息相關,他們是鄉村媒介實踐浪潮的積極先行者,也是鄉村地區“后喻文化”的重要輸出者和踐行者。[16]自然成為學界的關注重點。相比之下,有關老年行動者的研究數量較少,且主要聚焦于“銀發網紅”這一先鋒群體,而對鄉村的普通老年人群缺乏針對性探觀。盡管也有學者對邊緣化鄉村老年人進行了深入闡釋,例如何志武等人對華北東村進行田野考察,發現老年的短視頻實踐是一種能動的、嵌套于日常生活的新型方式,映射出老年對數字生活的再嵌入。[17]該研究頗具代表性和啟發性。但對這一話題的研究數量和研究深度仍有不斷拓展的空間。

綜上綜述,第一,關于“數字反哺”命題的研究數量不多且內容較為分散,研究內容主要側重家庭代際的微觀關系場域;此外,雖然當下“接入反哺”研究的學術考察有所下降,但對于農村老年群體來說仍存在巨大鴻溝,有進一步挖掘空間。第二,從“媒介實踐”視角來看,雖有涉及農村行動主體的研究,但多聚焦于青年群體和“老年網紅”,鮮有關注處于社會弱勢地位且數量龐大的一般性老年群體。第三,在“數字反哺”與“媒介實踐”理論關照下,農村老年人所面臨的深層話語實踐困境尚未完全被納入研究體系,有待進一步考察補充?；诖?本文從“數字反哺”理論視角出發探討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主要聚焦農村年輕群體對老年群體展開的關于媒介接入、媒介技術與媒介文化的教授行為,為深入理解老年人的媒介使用提供一種新的思考角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調查地點選擇在中部地區的B村,截至2022年7月,該村有889戶,總人口3055人,其中包含60歲及以上的老人500名,占村總人口的16.4%。村中有兩家大型鋼鐵廠,占用了大量耕地,也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村中單純依靠種地為生的家庭相對較少,鋼鐵廠打工與外出務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獲得途徑。因此,B村雖人口眾多,但常住人口多為老年人與未成年人,村落“空心化”問題突出。隨著經濟發展,B村在基礎設施、道路交通、生活環境上有了較大改善,卻依舊保留了最初農家院落的住房環境;但與之前不同的是,村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提升,家電、無線網絡、智能設備也較為齊全。

之所以選擇B村的老年人作為調查地點,一方面,本文第二作者是B村的人,對該村莊的情況較為熟悉,能夠以“在場”的身份進入田野,并方便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另一方面,B村的互聯網覆蓋率較高,且老年人使用短視頻人數較多。村中的老年人都是土生土長,并且絕大多數屬于農民出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收入水平一般,智能設備普及率尚可,滿足開展媒介實踐的基本條件。

本次調研自2022年4月初開始,7月底結束。作者進入B村老年人的生活場域,觀察其短視頻使用情況,并在半結構化的訪談中形成訪談記錄并分析歸納。研究通過滾雪球的方式選取樣本,最終確定14個研究樣本(見表1)。訪談對象的年齡在60歲以上,職業不限,擁有智能設備并安裝使用一款及以上的短視頻APP或小程序。在訪談前夕,筆者根據初步擬定的問題進行了歷時半個月的小范圍訪談測試,此后依據前期存在的問題對訪談內容進行小幅度修改,最終確定下來的訪談問題主要圍繞以下方面展開:接受數字反哺的情況;短視頻媒介的使用情況;短視頻實踐的主要障礙?？紤]到老年群體的行動、心理以及媒介使用等問題,訪談以實地走訪的方式進行,事先征求其同意后進行錄音,與其進行30—60分鐘的面對面交談。

本研究14位受訪對象均來自B村,包含6位男性,8位女性;小學文化程度9人,初中文化程度3人,高中文化程度2人。為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也確保研究內容的客觀中立,文章對受訪對象進行編號。編號形式采用“性別編號-年齡”的形式,例如“W01-56”表示“女性,01號,56歲”;“M08-77”表示“男性,08號,77歲”。

本研究在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的基礎上,對訪談內容進行敘事分析。經過對全部訪談內容的整理、分析和歸納,從零散繁雜的敘事中提煉出如下主題。(見表2)

表1 受訪者的基本信息

表2 農村老年群體短視頻媒介實踐的敘事主題建構

四、研究發現

(一)反哺畫像:老年人短視頻使用的生動實踐

1.反哺類型:接入、技術與文化的三重實踐

過去三十年,與數字媒介有關的文化反哺幾乎每隔十年都延伸出一個新維度,從19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000年代的“技能反哺”,再到2010年代的“觀念反哺”,層層遞進地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7]而置身于數字化語境,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數字反哺再現了這個過程,依次表現為智能設備的器物“接入反哺”、媒介操作的“技術反哺”和媒介內容的“文化反哺”。

首先,接入反哺的媒介可供能力。美國學者Paul Attewell在闡釋“數字鴻溝”時提出了“接入溝”概念,即個體在網絡或媒介設備的擁有上存在差距。[18]農村老年人在ICT的接入實踐中存在明顯差距,資源配置、觸網機會、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生理機能等都成為他們“接入”短視頻媒介實踐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作為“數字反哺”順利展開的第一步,彌合老年群體的“接入鴻溝”尤為關鍵。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農村老年人的智能設備接入,多是由子女來完成,包括子女代為購買手機、使用子女淘汰的設備,行動主體表現出的積極性和完成度均較低。

我是在我兒子高三那一年換的智能手機,他不用了就給我了。(M12-59)

我不會自己下載,都是他們(指子女)給我弄好。(M14-78)

農村老年人所接受的數字反哺尚在接入維度已同其他群體拉開明顯差距,他們無疑成為新興媒介技術擴散過程中最晚也最難抵達的一部分用戶。B村老人的智能設備普及率雖已達到一定程度,但實際接入過程中其設備性能、功能利用率、更換頻率相較于年輕群體表現出明顯的不足與落后,并沒有做到真正的物盡其用,也沒有實現與智能設備的深層連接。

家里沒有網,我不讓他弄(安裝網絡),平時也沒用。這(智能手機)跟原來的老手機一樣,我也光接打電話,短信都不瞧。(M14-76)

甚至一些獨居老人擁有智能設備卻并不能保證觸網的可及性,他們的“接入端”反哺并沒有預想的順利和深入,只是單純實現了設備“從無到有”的過程。由此可見,擺在農村老人面前的是兩道“接入鴻溝”,一是智能設備的接入,二是互聯網的接入(Wi-Fi/流量)。于前者而言僅需購置設備便可;但于后者而言,觸網心理仍是一個關鍵的影響因素,晚輩針對此展開的反哺對于老年行動者能否開始養成媒介使用慣習至關重要,甚至決定著后續反哺實踐能否順利進行。

其次,技能反哺的實踐操演。媒介功能習得與技巧掌握的“技能反哺”是接入條件達成后的第二步,也是農村老年人真正開啟短視頻實踐的關鍵環節。農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基本都是小學及以下學歷,又受閉塞的地理位置限制,僅依靠自身的知識儲備很難獨自完成短視頻媒介的使用?！白鳛橐环N中介性公共機構,媒介可視為具有能動作用的傳播主體,其主體性意義大于技術本身?！盵19]因而“技能反哺”既包含了指導老年人掌握操作技能,又包括對老年人媒介化思維的引導,即學會用媒介來解決問題或為生活提供便利。W02是一名地道的農民,雖已有76歲高齡,但依舊對手機媒介有著濃厚的興趣。她在家人的指導下不僅能夠靈活地玩轉短視頻,而且還能熟練地完成水電費繳納和網上購物。

買回來手機之后他們(指子女)就教我怎么樣用微信,怎么樣看視頻,結果一學我就學會了。我現在還會從上面交電話費呢,比以前方便多了,不用往店里跑了。(W02-76)

該樣本接受技能反哺的成效良好,已能夠深入到媒介工具意義的構建和掌控中。但不可否認的是,W02并不是農村老年人的代表,相反,大部分老年人的媒介技能反哺效果,仍然無法達到獨自熟練完成較高難度操作的程度,基本的界面操作、簡單的互動是農村老人接受的技能反哺的主流內容。

再次,文化反哺的“理解區隔”。短視頻是多元文化扎根與繁衍的棲息地,其中流行文化的反哺能夠幫助農村老年人跨越消息閉塞的藩籬,實現與新價值理念、多元文化內涵的接軌,以便全方位、深層次的融入新媒介環境。這既是文化反哺的重要目標,又是“數字反哺”實踐“形神相融”的重點環節。然而,B村老年人短視頻文化反哺情況并不十分樂觀,他們對此沒有過多關注或學習,大多數人表示“碰到看不懂的內容就直接劃過去”,身邊人也很少對此進行過相關反哺。

咱沒文化,有的人家說的就聽不懂,一般遇到這種我就直接劃過去了。(M09-63)

不理解的就不看了唄,不懂的就刷過去了,不去問別人。(W07-60)

在深度交談中筆者發現,農村老年人有自己偏好的審美類型,他們更善于欣賞與自身價值觀念、文化風格以及審美趣味相符的視頻,其中,唱歌、跳舞、戲曲、家庭搞笑段子等類型的短視頻備受青睞。而處于流量頂峰的網絡流行文化并不受他們的喜歡,甚至被認為沒有反哺的必要,部分人對一些另類化、博眼球的視頻內容充滿了排斥與反感。

我有時候真聽不懂那視頻上寫的東西,看完之后很無語,不知道他這意義何在,沒有一點正能量。(M13-72)

有的老人不做老人該干的事,天天在網上“出洋相”,我就看不慣。(W05-68)

不難看出,農村老人的審美旨趣與當下短視頻平臺上的主流審美是割裂的,甚至是矛盾的。這一點似乎很難通過反哺來達成某一種共識,若是將二者強行融合便容易適得其反。此外,隨著老年用戶的不斷加入,短視頻平臺聚集了一些屬于他們的話語圈子和以“銀發網紅”為代表的媒介形象。但該類內容仍難以擺脫被操控的嫌疑,同時也并未形成遍地開花之勢?？晒┢胀ɡ夏耆?尤其是農村老人的媒介話語實踐范圍狹窄,其難度和可見度均不容樂觀。

2.反哺場域:家庭代際為主,趣緣社群為輔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場域”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他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場域空間。[20]在社會反哺實踐中,家庭是一個主要的微觀子場域,該場域以最直觀的方式將兩代人連接在一起,并創造出一個互動話語空間。在互動關系中,子代憑借對新媒介資本的占有成為家庭代際間反哺實踐的權力擁有者,而親代則扮演受教育者的角色。除此之外,也存在諸如趣緣社群等其他關系場域的數字反哺,而此類反哺通常在同輩之間進行。

首先,家庭代際關系是農村老年人接受數字反哺的核心場域。以家庭為核心場域的反哺行為并非僅停留于家庭的物理空間,而是轉向了關系空間。如今,子代與親代無法長時間處于同一物理空間,所以反哺實踐超脫了“身體在場”的具身化實踐方式,通過視頻電話、錄屏、截圖等“缺席的在場”方式進行教授。在B村老年人的家庭場域反哺實踐中,祖代之間的反哺行為更為突出。村內大量年輕人在鋼鐵廠工作或外出務工,因而年齡較小的孫子/孫女/外孫子/外孫女代替父輩對祖輩開展反哺的現象較為普遍。

我閨女有時候不在家,我外孫女也會教我,別看人家小,啥都會。(M11-66)

家庭場域的反哺具有明顯的強落實性,成為祖代、親代、子代角色扮演、關系維系、權力分配的重要手段。[7]空心化的農村人口特征使得當今的數字反哺實踐多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在此情景中,媒介充當了促進家庭關系維系的工具。與此同時,利用短視頻這一中介物連接的反哺實踐使得家庭內部的互動模式和家庭成員的權力結構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媒介技術話語權被子代甚至是孫代所掌握。

其次,趣緣關系是農村老年人數字反哺的第二場域。該場域的反哺實踐通常在同輩之間進行,主要是基于共同興趣愛好而形成的熟人圈層的數字反哺,即已基本掌握數字媒介技能的老年人對其他個體進行教授。在趣緣性社群中,總有一些人對抖音、快手等短視頻技術相對熟練,他們在群體內部進行技術指導,建構數字媒介實踐的話語想象,不僅提升了老年人的媒介實踐水平,而且也增進了朋輩之間的關系黏性。

一開始是看我們廣場舞里的人玩這個短視頻,就跟著人家學。有時候我們一起去旅游啊,吃飯啊,就會拍著玩。(W08-70)

趣緣社群場域的媒介反哺與媒介實踐存在城鄉差異。城市地區的老年人趣緣社群具有組織性,參與形式也更加正規,實踐裝備和實踐機會都要優于農村地區。受訪者W02跟隨兒子在一線城市有過十幾年的生活經歷,她講述了城市社區廣場舞社群會利用短視頻進行日常記錄,隊員不僅自己拍攝發布,還有公眾號進行廣泛傳播。但當她回到B村后,發現村內廣場舞隊組織十分松散,大家的趣緣活動基本都是“飯后娛樂”而已,群體內部的媒介實踐水平也較城市有較大差距。

可以看出,一方面,趣緣關系下的同輩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空心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地區的反哺受限問題,以“老手帶動新手”的反哺模式為農村地區的反哺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并且,處于同一趣緣圈層下的同輩反哺在話語表達、溝通方式和實踐趣味上也更融洽和諧。另一方面,相較于城市,農村同輩反哺的水平有限,支撐媒介實踐的硬件設備和軟性支持皆呈現出松散隨意的特征,因而實際的反哺效果和實踐程度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3.反哺內容:娛樂、實用與社交

在“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話語建構中,特定的動機和需求是接觸媒介的重要目的。老年人對媒介的選擇同樣基于自身的需求,反哺的內容也以他們的日常實際訴求為中心而展開,大致分為休閑娛樂內容反哺、實用性內容反哺與情感性社交內容反哺等三類。

首先,休閑娛樂內容的反哺。相較于年輕人,老年人的空閑時間較多,生活相對單調、出行不便,利用短視頻媒介來休閑娛樂、打發時間成為農村老年短視頻實踐的主要動機。娛樂休閑類內容是農村老年人偏愛的視頻類型,數字反哺也主要圍繞該內容而形成。

看抖音就是為了高興,平時看的都是唱歌的、搞笑小短劇,打發時間了吧。(W08-70)

休閑娛樂內容的反哺無論是從可操作性還是可理解性來說都較為容易,短視頻媒介界面簡單,觀看視頻基本只需要滑動屏幕或點擊屏幕就可以完成,學習一次基本就可以獨立完成操作。休閑娛樂類內容的反哺難度與理解難度較低,可操作性較高,觀看該類內容的實踐形式也最為常見。在此過程中,老年人能收獲自我效能感,也能通過與內容的共情來愉悅自己的身心,行動主體在這種反哺與實踐的良性循環中積極性漸長。

平時就是看一些唱歌或者彈琴的視頻,一般沒遇到或什么問題,出現的問題我基本上都能解決。(W05-68)

其次,實用性內容的反哺。不少農村老人表示使用短視頻是為了獲取實用性內容,其反哺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例如如何搜索想看的菜品教學視頻、如何在直播間或窗口鏈接購物等等。就購物而言,一系列操作并不十分容易,尤其對于文化水平有限的老年人來說多次反復學習才能掌握,但大多數個體選擇放棄。

我說買一個通冰箱的管道器吧,就是那個地址咋也弄不好。后來外孫閨女給我弄成了,再買東西的時候一點就行了。但就這,我也每天都練好幾遍,怕忘了。(W02-76)

沒有從手機上買過東西,咱不識字也學不會。(M10-60)

筆者發現,許多實用性內容反哺需要涉及支付操作,作為反哺者的子代對此相當謹慎,他們認為老年人沒有辨別是非真假的能力,也不可能短時間獨自完成相關操作,由此出現老年個體主動尋求反哺卻被拒絕的現象。

那一回看人家那水管,我也想買一個。人家(指女兒)老是嚷我“別亂買啊”。我也不會,問人家也不給我說。人家說:“你能搶到手?你會?凡是那便宜的、好的能叫你搶到手里?”(W03-61)

在反哺者看來,實用性反哺的過程煩瑣、內容復雜,要想反哺初現成效就需要反復教授,既花費時間精力,也存在潛在的試錯成本。這種種可能出現的問題無疑加重了反哺者的心理負擔,因而在反哺實操時抱有謹慎的態度,拒絕反哺者接觸此類操作和“代理式反哺”是最為常見的兩種情況。于被反哺者而言,實用性反哺考驗實踐主體的學習理解能力和真假鑒別能力,且他們很難通過一次學習就完全掌握,而這對于原本就極易產生心理障礙的老人來說也同樣會有心理負擔,并不斷對現有媒介實踐成果甚至是自我產生懷疑。在二者雙重“心理負擔”的前提下,實用性反哺在農村老年群體中開展情況不太樂觀和徹底。

最后,情感性社交內容的反哺。在廣大農村地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了生計外出務工,老年人略顯孤獨,而短視頻則成為他們的情感慰藉。第一,短視頻的自我呈現拓展老年人的弱關系社交。短視頻平臺已成為老年人自我呈現的“前臺場所”,使用特效、美顏等功能有利于其進行印象管理,從而在同城或同圈層的弱關系交往中獲得認同。

孩子從網上給我買的自拍桿,還有我這道具,閑得沒事了我自己拍拍發到上面,人家都(在評論區)給我發大拇指還有玫瑰花。(W08-70)

第二,通過對互動、分享技巧的指導鞏固與熟人的聯系。學會用短視頻分享信息、與朋友互動,是將線下強關系互動拓展至線上的重要環節。媒介代替身體開展非具身交往,突破代際互動、親友互動的物理空間限制,實現跨時空異步傳播的可能,促進家庭關系、朋輩關系向更加融洽的方向發展,填補農村老年人的孤獨縫隙。

4.反哺層次:淺層參與與深層實踐

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已不再單純的滿足于瀏覽式觀看,開始積極嘗試加入媒介實踐中去。經過前期數字反哺,農村老年的短視頻實踐大致可分為淺層次參與和深層次實踐兩類。

第一,淺層參與。淺層參與主要體現在觀看短視頻、參與點贊、評論等工具性滿足層面,將短視頻視作與電視、收音機等一樣的信息工具,而無法對于媒介文化、媒介邏輯、媒介思維進行深入實踐與理解。農村老年人接受的反哺與其開展的短視頻實踐都難以擺脫流于表面的境地,短視頻媒介于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娛樂、消磨時間的工具。

進一步而言,阻礙老年人深層媒介實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對于短視頻APP上出現的文本不認識或內容不理解,只能依靠點贊和發布表情符號來進行簡單地互動,小學學歷及以下的受訪者幾乎都存在該問題,并且很難通過短期反哺得到改善。

我不會給人家私信打字,不認識字,評論也只會發表情,給人家豎個大拇指這種。(M11-66)

二是收入水平限制。雖然現在農村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改善,但是不少老年人還在為了生計奔波,無空閑時間和精力開展深度實踐。

我白天做活(指工作),沒那閑工夫弄這。(W06-65)

三是自身存在心理障礙,例如對自己容貌或外表不自信、擔心被騙等。

我不拍視頻,也不亂點。我兒就跟我說的,怕上當受騙。(M12-59)

以上是諸位受訪者提及自身難以參與深度短視頻實踐的原因,然而將目光放及廣闊的農村大地,真正存在差距使其身處弱勢地位而影響實踐成果的遠不止如此。社會資源、媒介形象、刻板印象、話語地位等皆是尚未觸及也難以被重視的可預見障礙,而農村老人的實踐處境也很難依靠微弱的底層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質的構建,因而于多數人而言,媒介的功用便停留在休閑娛樂的意義上止步不前。

第二,深層參與。深層參與主要表現為利用短視頻便利生活、拍攝與發布短視頻、賬號定時更新或參與平臺直播等深層實踐,主動破除“旁觀者”身份禁錮,以“行動者”身份積極加入到文化構建中去。這一層次實踐難度較高,但成功后的效果可觀。老年人能夠獲得更多的歸屬感與被認可感,可以通過構建屬于自己群體的文化、組建虛擬社群來提升媒介話語地位。

W05是一個深層次參與的典型案例,她雖然只是一名農村家庭婦女,但在同齡人中屬于文化程度較高(高中學歷)的個例。她愛好彈琴,并堅持幾十年,經常發布彈琴短視頻并收獲好評,這使她獲得成就感。但在14位受訪者中僅有4位(W03、W04、W05、W08)經常拍攝短視頻,且W04是出于工作原因才拍攝。W05只是農村老人中的個案,大部分老人的短視頻媒介實踐仍徘徊在表層。

此外,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很少涉足深層次參與實踐,即使有所深入,目前仍難以擺脫機械性、模式化的實踐特征。W03、W08屬于實踐積極性較高、實踐層次較深的兩位,她們向筆者展示了拍攝的短視頻,但經筆者觀察和進一步詢問發現,其視頻模式十分單一。

拍抖音只會照著別人的作品去拍,就是“拍同款”,沒有自己弄過啥。(W03-61)

我拍視頻都不剪輯,不會剪輯。一拍就完了,不會那么多復雜的(操作)。(W08-70)

這種機械化、模式化與片面化的短視頻實踐方式是數字反哺與農村老人自身相互矛盾的產物,是通往深層實踐道路上前衛又保守的嘗試,個別先鋒行動者摸索出了一條新的話語輸出途徑并收獲滿滿,而大部分老年人實際上卻屢屢碰壁。盡管子女對于深度實踐持支持態度,但他們在涉及消費或情感問題時依舊選擇回避,農村老年群體的深度短視頻實踐仍然是一個社會性難題。

(二)話語呈現與鄉村振興:數字反哺對老年人短視頻實踐的意義

1.日常生活新圖景

首先,短視頻技術生成全新的互動場景。約書亞·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了“媒介場景理論”,整合了媒介、場景與行為之間的關系,認為媒介場景影響人的角色行為和社會交往。[21]短視頻創構的虛擬場景為農村老年人的社會互動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實踐模式。一方面,媒介實踐場景具有了移動性和可選擇性。在移動智能設備出現之前,老年人的媒介實踐主要依賴于電視,與此相關的媒介使用行為也被限定在家庭場域。短視頻的出現和使用使老年人擺脫物理空間束縛、跨越入駐門檻,隨時隨地通過媒介與外界社會產生聯系。同時,短視頻媒介作為一個虛擬場域實現了行動主體實踐形式與內容的無限可供性。由此,短視頻媒介為老年人打造了又一個休閑娛樂場景,使其在具備移動性的同時也有了更多的可選擇性。

看短視頻可方便,有的時候在外面拿開手機就能看,還有睡覺之前躺在床上看手機,比看電視方便了多。(M10-60)

另一方面,農村老年的生活場景具有了更強的交互性。W03表示,自從學會使用短視頻,自己一個人在家也不會無聊,子女們還為她購置了自拍設備和道具,使原本因身體不適而無法出門的日子也變得有趣起來。短視頻將農村老年群體的社會生活圖景延伸至了數字平臺,擴大了社會關系的互動范疇,提升了現實生活與虛擬生活的參與感。

其次,短視頻實踐彌合斷連的人際關系。馬克·格蘭諾維特引入了“強度”這一概念來指涉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相識時長、互動頻率、親密性和互惠程度是定義關系強度的四個維度,程度越高,關系強度越高,如親人朋友;反之則越弱,如網友。[22]短視頻實踐重新連接了農村老年人的強關系與弱關系。一方面,媒介互動促進了代際間強關系的連接。不少青年人在外務工,導致其與老年人很難處于同一物理空間進行互動。然而,短視頻媒介重構接連代際關系,親代可以通過觀看子代發布的內容來知曉對方的近況,子代也可以通過互動參與進親代的生活。不僅如此,短視頻媒介內容還為家庭提供了共同談資,增加了雙方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我兒子在外地上班,我刷到覺得有用的視頻就給他轉發過去,這也是俺爺倆日常聊天的一部分。(M13-72)

我閨女讓我下載的短視頻,怕我自己在家沒意思。我發跳舞唱歌的視頻,有她看見了也給我評論,她知道我天天有事干也就不用擔心了。(W08-70)

另一方面,短視頻實踐勾連了趣緣弱關系,提升了農村老人交往的社會資本。短視頻為有著共同興趣愛好或價值觀念的個體提供了“潛在聯結”的生長空間,能夠將老年人的線上、線下活動聯系起來,給予他們更多的精神慰藉。通過與群內人員互動,老年個體獲得存在感與歸屬感,彌補孤獨的內心世界。在興趣圈子的協作、互動以及認同中,農村老人的實踐資料逐步轉化為關系網絡的社會資本積累,從而促進他們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農村老人趣緣話語的建構體系中去。

我們有一個大群,都是喜歡跳舞的。隔了兩天那(群)里面的老婆兒就說:“走!咱去北河了吧,去北河里抖抖(指拍抖音)!”有拍跳舞的、唱歌的,啥都有。(W08-70)

再次,短視頻實踐提供自我呈現的話語空間。?？抡J為,“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團體所認識的過程?！盵23]話語權力的表現形式不僅在于某團體擁有話語表達的權利和機會,還在于其話語表達有相應的社會影響。在農村老年人廣泛的參與媒介實踐之前,其媒介形象一直處于被他者建構的處境,而短視頻賦權給予了他們新的展演空間。一方面,短視頻助力農村老年人多元身份的話語呈現。在網絡虛擬世界中,實踐者的身份具有流動性與多元性,個體可以同時是多個虛擬社群的成員,在不同的話語場去扮演不同的身份角色,獲得成就感。同時,短視頻的特效、美顏、配樂、合拍等功能打造了適于自我呈現的特定情境,老年人可以通過場景的營造和道具的使用來完成互動并達到預期展演效果。

我拍的抖音上面都帶著美顏,看上去就是好啊,咱這老臉沒啥看頭了,弄上人家那美顏就不一樣了。(W08-70)

另一方面,媒介實踐消解了農村老年的“他者”形象。貧窮、保守、固執等是大眾對于農村老年人的“刻板印象”。短視頻使農村老年人成為自身形象的構建者與傳播者,為擺脫被言說、被定義的歷史軌跡提供了可能。

我看到一些老年人發一些和年齡不相符的,或者那一把年齡了還做不正能量的事,遇到那種我就會去給他評論,老年人沒個老年人的樣子,別敗壞了這老年人形象了。(W05-68)

2.助力鄉村振興的新路徑

反哺實踐作為具有開拓性、創新性和反哺性的重要力量,它改變著鄉村文化的內涵、結構和模式,是鄉村振興的動力之一。當前,短視頻為農村振興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即通過新鄉賢、農村大學生、基層干部等青年群體的反哺實踐,帶動包括老年群體在內的廣大農村人民以開展深度短視頻實踐的方式,使當地的生產生活徹底地與媒介發生勾連,讓短視頻紅利煥發農村經濟與文化的新生機。[24]

首先,利用短視頻媒介開拓農村致富新方式。由于B村中的兩家大型鋼鐵廠占用了相當多的耕地,村民的主要營收方式是廠內務工或外出打工,而老年人基本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沒有穩定收入或養老金,留在村中的少數人經營一些小本買賣,大部分人依靠子女撫養來維持生活。在此情況下,短視頻媒介提供了新的創收方式。具體而言,一方面,短視頻直播開辟了家庭營收的新途徑。技術反哺開拓老年人的視野與思維,他們可以通過拍攝農村題材的短視頻來經營賬號,在擁有一定粉絲基礎后開始直播帶貨,利用“電商+直播”的方式實現經濟致富。村內有兩個粉絲較多的“銀發網紅”,他們通過拍攝“搞笑段子”成為附近小有名氣的網紅。經過一段時間的短視頻運營,他們在家人的幫助下開始直播帶貨,相較于同齡人收入可觀。盡管依靠流量走紅的“銀發網紅”之路并不是人人隨意效仿便可成功的,但不可否認這無疑是農村大地上的一股新興生命力,為大眾提供了一種可以預見的可能。

我家旁邊胡同那條街的就有個“網紅”,人家現在有不少粉絲,兒媳婦幫著她弄那直播帶貨呢,應該挺能賺錢。(W06-65)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短視頻傳播力,將互聯網思維融入社會生產之中。短視頻已深入到農村日常實踐的方方面面,并對老年人的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W01經常輔助兒媳拍攝一些自家診所的照片和視頻,發布到平臺為生意積攢人氣;W04和M10拍攝短視頻為自己的工作做宣傳。老年人的短視頻實踐與現實生活產生深度勾連,由此提高了他們接受反哺、開展實踐的積極性。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媒介實踐是數字生活、智慧生活與農村日常相融的產物,并逐漸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構出一種新的互聯網思維模式,能夠促進農村現代化發展。

其次,借助短視頻媒介推動農村治理。鄉村短視頻具有賦能鄉村社會主體的功能,從更大的社會基礎結構層面增強了鄉村在現代世界中的能動性。[25]短視頻作為一種受眾廣泛且低成本的信息呈現形式,其強大的傳播力與影響力為農村治理帶來新契機。一方面,短視頻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出現,給官方信息的發布賦予了不同以往的生命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短視頻既發揮了宣傳號召作用,又在全民的廣泛參與中推動了官民話語體系的融合共生。

這是之前疫情的時候村里讓我們去拍的抗疫的視頻,發到了微信(公眾號)上,還發了抖音,好多人轉發還有點贊。大家都愿意看,村里好多老人不識字,拍成這短視頻挺有意思,也能看懂。(M09-63)

另一方面,短視頻成為村民破除話語霸權、維護自身權益的利器。全民記者的時代已然到來,對于接受過數字反哺的老年人來說,短視頻平臺成為自下而上維權的理想敘事場域。有短視頻媒介實踐經驗的老年行動主體深知新興媒介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媒介賦權下原本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老年話語可見度陡然提升,邊緣化人物的話語體系不再被隱藏、被建構、被言說,農村老年人正積極成為話語的構建者和維護者。

上半年有個單位欠著老年人的錢一直不給,俺們前面街的一個大娘拿著手機對著廠子大門拍,不給錢就把那(廠子)領導的視頻發到抖音上。后來就把錢給人家了,誰也不想發出去壞了名聲。(M14-78)

盡管農村仍未全面實現數字實踐邏輯的多維度拓展,但短視頻媒介實踐在老年群體中的盛行對于鄉村振興、農村治理確實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為農村地區全方位地融入數字社會打下了基礎?？梢哉f,短視頻實踐不僅促進了中國農村的數字化與老齡化的關系平衡,而且也為農村經濟與數字經濟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為縮小城鄉差距開拓了一條新的可行路徑,將中國農村最熱烈、最深厚、最堅韌的精神文化風貌展現在世人面前,使農村土地成為“興得了經濟,留得住鄉愁”的地方。

五、結論與討論

置身于移動互聯技術強力滲透的當代社會,農村老年群體的媒介實踐日漸被短視頻所主導。然而,受制于經濟條件、教育程度、技術敏感度等因素的影響,農村老年人的短視頻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在“數字反哺”的意義中得以鋪展。本研究通過對B村的調研發現:第一,農村老年人短視頻實踐只達到了簡單的“接入反哺”和“技能反哺”,而“文化反哺”略顯不足;第二,受村落空心化趨勢影響,以家庭為社會單位的反哺呈現出線上反哺、跨代際反哺的特征,且同輩之間的趣緣場域反哺也成為短視頻實踐的重要反哺方式;第三,農村老年人的短視頻實踐主要以休閑娛樂內容為主,該類內容操作和理解難度較低,老人對此適應性較強,而實用性和社交化內容的反哺實踐卻有待進一步提升。不難看出,農村老年人的短視頻媒介實踐只是流于表面的淺層參與,呈現出模式化、簡單化、機械性、功利性的癥候,導致整體上的媒介話語可見度、設置力以及傳播力稍顯遜色。

短視頻作為一股潛在的力量正悄聲無息地重構著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然而,這股力量對于農村老年人來說,既可能是樂園,也可能是深淵。第一,媒介素養與媒介實踐的不匹配。多數年輕一代給予的文化反哺嚴重缺席,導致老年人在面對“不理解”“被封號”“被騙”等問題時依舊束手無策,從而導致其實踐積極性下降。第二,價值異化風險增強。被資本所裹挾的短視頻媒介,已是流量競逐的名利場,即使大部分老年人對正負能量的視頻內容能夠做出明確判斷,但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潛在意識的浸染卻難以招架。第三,過度沉迷影響身體健康。在問及短視頻對生活有何影響時,最多的回復便是“上癮”“對眼睛不好”,多名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視力大不如以前,并且沉迷其中會壓縮自己的外出活動時間。

不難看出,數字反哺之下農村老年群體的短視頻實踐機遇與困境并存,基于變換更迭的媒介化進程與老齡化加劇的社會背景,通過反哺來幫助廣大老年人適應數字社會的重任注定無法一蹴而就。首先,重視老年人的數字媒介實踐。在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中,農村老年人這一個群體不能被忽略,因為他們是鄉村發展的見證者與推動者,其數字媒介實踐問題勾連了娛樂性、情感性以及關懷性話語。政府既可以推動有組織、有計劃的公益性數字反哺活動,又可以通過提升村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吸納青年鄉賢等來增加老人與年輕人的接觸頻率,還可以給予老年趣緣活動更多的組織和實踐機會,使同輩反哺更加連貫和可持續,以此實現老年人媒介實踐水平的提升。其次,子代應正視和尊重親代媒介實踐的主體意愿,尤其重視媒介素養層面的反哺效果。在子代扮演數字反哺的“施教者”時秉持平等自由的反哺氛圍格外重要,農村老年群體普遍文化程度偏低,而耐心地“授之以漁”比簡單粗暴地“授之以魚”更適合,如此一來,在真正帶領他們實現與信息社會深層接軌的同時,也幫助其建立起自信心,有利于兩代人關系和諧以及家庭認同感、歸屬感增值。最后,媒介平臺利用界面改進和算法支持來增加老年群體的操作便利性和話語可見度。通過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對媒介使用的需求和習慣,平臺有能力也有必要從社會責任角度出發關照全面真實的用戶體驗,幫助中國農村老年群體構建屬于自己的媒介形象和實踐路徑。

此外,研究結論對數字反哺理論也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第一,深化了共性理論之中的個性問題。針對短視頻這一數字媒介的反哺研究,補充了數字反哺理論本身在不同媒介種類上研究的特殊性。第二,促進了數字反哺理論的在地性延伸。數字反哺理論中側重的代際反哺、家庭關系等研究,并不能涵括當代中國老年人的技術/文化反哺問題,一方面,空心化嚴重的農村并不具備完全的代際反哺條件,而趣緣反哺、同輩反哺亦是反哺理論不可忽視的環節;另一方面,反哺理論關注老年人媒介使用障礙的身體與心理感受,而老年人的媒介實踐局限性遠不止這些,若一味強調反哺意識的建立則略顯“不食肉糜”的無奈。本研究正是在農村老年人的短視頻使用過程中延伸了數字反哺的“中國化”問題,提升了數字反哺的“在地性”研究價值。第三,打破傳統數字反哺理論視角下老年人的被動處境。在其積極參與媒介實踐的今天,鄉土文化、老年文化占據短視頻媒介化闡釋的重要位置,使自上而下的老年文化風格建構和哺育重新出現,為數字反哺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農村老年群體對于短視頻媒介的創造性使用也證明了這一點。

由此,社會對于數字反哺的研究視野應該多觸及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老年群體,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關注其在數字社會面臨的困境以及可行的路徑。中國農村從來不是保守的、落后的,更不是需要受人憐憫的昏暗角落,而是孕育中華文明、中國精神的圣潔之地,它擁有最頑強的生命力和最渾厚的精神底蘊。樸實勤勞的中國農民在步入老年之際需要被社會關注和關愛,更需要從年輕世代、趣緣群體的多維引導下享受時代給予每個人的“紅利”,成為數字社會化進程中的受益者與推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