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及影響因素分析

張 甜 張艷榮

(甘肅農業大學財經學院,蘭州 730070)

0 引 言

在邁入“十四五”時期和成功消除絕對貧困后,我國逐漸進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在這重要節點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加快建設農業現代化尤為重要。而當下我國正面臨“大國小農”的困境,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98%以上的農業經營主體都為小農戶,其經營的耕地面積約占總耕地面積的70%[1],但小農戶往往具有兼業化和老齡化特點,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小農戶只有借助農業社會化服務,才能最終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目標。由此,鞏固和完善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動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二者協調同步發展,是我國發展具有中國特色農業的關鍵。

1 文獻綜述

自從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農業社會化服務概念之后,其逐漸成為關注焦點。學者們根據政策演變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學者基于供給和需求視角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進行了研究[2],通過構建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3],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小農戶增收的機理、障礙與路徑等進行了分析[4]。方建武等對農業現代化的研究從城鎮化、農業數字化、農業保險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等角度出發[5];黃文炎等研究了西部科技創新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及其相互影響機制[6];何宜慶等對中部六省農業現代化與地區之間經濟協調發展的耦合進行了研究,提出二者耦合發展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7]。

綜上所述,學術界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多聚焦于探究農業現代化與其他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少有文獻專門研究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及障礙因素影響。西北五省受地理條件、自然資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業發展問題尤為突出。鑒于此,本文以西北五省作為研究樣本,運用耦合協調度和障礙度模型,分析西北五省的農業發展問題,以期為西北五省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相關建議。

2 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關系辨析

農業社會化服務契合我國“大國小農”的國情和農情,是有效打破我國多年形成的優質資源要素“離鄉”“背農”局面的有力載體。通過整合各類資源滿足小農戶的需求,既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又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體現在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農業服務上,還體現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的與日俱增上。

2.1 農業社會化服務助推農業現代化

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現代農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小農戶實現節本增收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8]。一是農業基礎設施服務通過改變農業生產過程實現節本增收。其向小農戶提供農業生產資料,間接促進了農資的高效節約利用。二是農業金融流通服務向小農戶直接提供貸款和保險等服務,為小農戶發展農業提供資金保障。三是政府和公益組織通過提供技能培訓等具有較大外部性的服務,將分散的小農戶統一組織起來,提高了小農戶議價能力。四是農業科技信息服務通過應用先進農業生產工具實現專業化分工,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克服了小農戶“理解難、執行難”的困境,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

2.2 農業現代化為農業社會化服務提供動能

農業現代化通過市場力量推動農業社會化服務升級,隨著農業現代化體系的不斷發展,農業生產將更標準化和機械化。農業現代化發展主要通過促進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標準化、效率化、需求多樣化、效果顯著化來為其升級提供動能。一是農業投入增加促進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實現標準化。高質量的農業投入不僅需要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也需要更多農業社會化組織來實現,客觀上擴大了農業對社會化服務組織的需求。二是農業產出增加提高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效率。農業產出增加將吸引更多社會化服務組織進入。三是農村社會發展擴大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需求。隨著農村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自身缺乏專業能力,只能通過聘請專業人員進行指導,客觀上擴大了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需求。四是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提升使農業社會化服務產生的效果顯著。農業可持續發展促進了農戶生態意識的轉變,進而提高農產品生產質量,而農機具的使用等社會化服務的效果也能更快顯現。

3 數據來源與模型構建

3.1 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3—2021年西北五省(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為實證樣本。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西北五省各年度統計年鑒,部分殘缺數據由年份數據取平均值方法得出。

3.2 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9],結合西北五省農業資源稟賦情況,綜合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選擇農業基礎設施水平(A1)、農業金融流通服務水平(A2)、政府公共服務水平(A3)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水平(A4)作為一級指標,并據此設計了12個二級指標來表征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選擇農業投入水平(B1)、農業產出水平(B2)、農村社會發展水平(B3)、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B4)4個一級指標,并設計12個二級指標來表征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水平,構建了適用于評價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

表1 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

3.3 研究方法

3.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相對客觀的方法,可以避免主觀因素的影響,通過將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得到較為客觀的權重。利用系統整體的價值來確定指標權重系數,某具體指標與其他指標的差異越大,其價值系數就越高,權重就越大,對最終指標的評價結果貢獻率就越大。由于該方法比較成熟,故本文不再詳細贅述其具體過程。

3.3.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模型適用于多系統間協調發展變化及水平分析。本研究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來衡量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分析二者的耦合協調特征。具體公式如式(1)至式(3)所示。

Y=aX1+bX2

(1)

(2)

(3)

其中,Y為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綜合發展指數;a,b為各子系統的權重值,且a+b=1,本文認為兩者同等重要,因此取a=b=0.5;C為兩者的耦合度,可衡量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D為兩者的耦合協調度,可判斷二者相互耦合作用關系中是否存在良性協調。參考已有研究成果[10],對其進行等級劃分,見表2。

表2 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

3.3.3 障礙度模型

障礙度模型采用指標偏離度、因子貢獻度和單個指標障礙度進行分析診斷。根據障礙度大小排序確定各障礙因子對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的影響程度,具體公式如式(4)和式(5)所示。

Mij=1-Yij

(4)

(5)

其中,Yij為第i個研究單元第j項指標的標準化值;Fj為第j項指標的因子貢獻度,表示單項因子對總體的影響程度,用指標權重表示;Mij為指標偏離度,表示單項指標與最優目標間的差距;Rij代表單個指標障礙度。

4 結果與分析

4.1 綜合發展水平演化特征分析

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評價結果如表3所示。農業現代化綜合得分(Pt)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綜合得分(Pe)充分體現了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綜合發展水平。通過分析兩者綜合發展的同步性,Pt和Pe有3種同步性類型,即當PtPe時,為農業社會化服務滯后型。2013—2021年間,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建設整體綜合得分均逐年上升,但兩者差距較大。2013—2017年西北五省整體表現為農業現代化滯后型,2018—2021年整體表現為農業社會化服務滯后型。綜上可知,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雖取得一定成效,但各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速度仍跟不上農業現代化發展速度,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這與各省區發展側重點不同有關。西北五省經濟發展落后,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不夠重視,因此,各省區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

表3 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評價結果

結合表3,可將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綜合得分劃分為4類,將水平低、水平一般、水平較高、水平高這4類得分情況分別賦取值范圍,即水平低∈[0-0.4]、水平一般∈(0.4-0.5]、水平較高∈(0.5-0.8]、水平高∈(0.8-1.0]。從整體來看,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逐年提高,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于2018年進入較高階段,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水平于2017年進入一般和較高階段。近年來,西北五省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重點發展并逐漸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業產業,極大提高了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水平。

4.2 耦合協調時空演化特征分析

耦合協調度能夠表達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發展之間相互作用的大小。對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可以將農業現代化發展與農業社會化服務合成一個整體來看,耦合協調度越高表明二者相互影響的程度越高、相互作用的效果越明顯。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等級劃分的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2013年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普遍不高,均值為0.376,呈現3種耦合協調度類型:其中甘肅的耦合協調度介于0.2～0.3之間,屬于中度失調類型;陜西、青海、寧夏的耦合協調度介于0.3～0.4之間,屬于輕度失調類型;新疆的耦合協調度介于0.4～0.5之間,屬于瀕臨失調類型。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連續提升,均值為0.690,呈現兩種耦合協調度類型:其中新疆、陜西的耦合協調度處于0.6～0.7之間,屬于初級協調類型;甘肅、青海、寧夏的耦合協調度處于0.7～0.8之間,屬于中級協調類型。

表4 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等級劃分

可見,與2013年相比,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提升趨勢明顯,整體呈現逐年穩步上升的態勢。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從2013年的0.376上升到2021年的0.690,實現了從2013年輕度失調到2021年初級協調的轉變。以均值為標準對西北五省進行排名,從大到小依次為:甘肅、寧夏、陜西、青海、新疆。

4.3 耦合協調演變的障礙因子診斷

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故通過障礙度模型探究指標體系內部阻礙二者耦合協調程度提高的因素。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耦合協調度前5位顯著障礙因子見表5。

表5 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耦合協調度前5位顯著障礙因子

如表5所示,2013—2021年農業現代化系統中,B14、B19、B13、B17、B16等5項指標在各省區前5位障礙因子中分別出現了5次、5次、4次、3次、3次。2013—2021年農業社會化服務系統中,A12、A13、A14、A16、A17等5項指標在各省區前5位障礙因子中分別出現了5次、4次、4次、4次、3次。主要影響因素多來自農業產出、農村社會發展、農業基礎設施、農業金融流通服務水平等層面。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大批人口向城鎮涌入,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且農業發展缺乏相應的資金支持,無法對農業機械進行更新升級,嚴重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發展?；诖?西北五省應全面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以促使農業向集約化經營方式轉變。

5 結論及建議

本文在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得出以下幾點重要結論:一是2013—2021年西北五省農業現代化與農業社會化服務兩個系統的發展指數增長較為明顯,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速度滯后于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速度,二者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二是隨著兩個系統的指數不斷提高,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也在不斷提升,最終由輕度失調轉變為初級協調,但總體耦合協調度較低,且各省區發展不夠均衡。三是西北五省兩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主要為農村社會發展、農業基礎設施、農業產出和農業金融流通服務水平。

基于理論與實證分析,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結合各省區現狀,探索差異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推廣方案。根據西北五省各地實際情況,定制差異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推廣方案,加強農村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基本知識的普及、宣傳,提高農村居民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接受程度。

第二,不斷創新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現代化的聯動機制。西北各省區可根據自身優勢特色產業發展不同的特色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為農戶提供更高水平、更高技術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解決農戶“融資難”問題。

第三,充分利用西北五省的地域優勢,強化區域發展協同效應。加快西北五省信息暢通,通過開展農業經驗技術傳播會,促進各省份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互相學習,形成西北五省共享、共建、共商的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