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認知目標與工具的翻譯:概念隱喻理論視域下的翻譯隱喻

李曙光

翻譯是跨語言交流必須依賴的手段,有著悠久的歷史,任何文化的發展與繁榮都離不開翻譯提供的動力和滋養。然而,由于翻譯是涉及贊助人、原文本、譯者以及譯文使用者等不同主體或要素的復雜活動,對于“什么是翻譯”這一根本性問題,學界目前還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1)藍紅軍:《何為翻譯:定義翻譯的第三維思考》,《中國翻譯》2015年第3期。甚至有學者認為翻譯是一個不可定義的概念。(2)陳大亮:《翻譯本質的形而上反思》,《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盡管如此,自有翻譯活動時起,人們就沒有停止過對翻譯是什么這一問題的追問,但給出的諸如“翻譯是戴著鐐銬的舞蹈”“翻譯是移植”等定義無不表現出了高度的隱喻依賴性,因此古今中外產生了大量有關翻譯的隱喻話語。近年來,通過分析翻譯隱喻話語來刻畫翻譯的不同面相是翻譯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課題。然而,尚未見有研究借助當代概念隱喻理論,在挖掘中國古典譯論思想與話語資源的基礎上,分別從翻譯作為認知對象的目標域概念以及翻譯作為認知工具的始源域概念這兩個角度對翻譯隱喻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分析。

一、 概念隱喻理論

隱喻是一種普遍的思維及話語現象,

英國著名修辭學家理查茲(I.A.Richards)在其《修辭哲學》一書中曾明確指出:“我們日常交流中不出三句話就要使用一個隱喻”。(3)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92.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旦離開隱喻,人類就會患上“失語癥”。(4)劉宇紅:《隱喻研究的哲學視角》,《外國語》2005年第3期。盡管隱喻如此重要,但傳統上它僅僅被當成一種為增加言辭文采而刻意使用的修辭格,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家甚至將其視為遮蔽真理的花言巧語,在邏輯上是一種范疇措置。(5)束定芳:《隱喻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9頁。

針對上述偏見,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G.Lakoff)與哲學家約翰遜(M.Johnson)合作提出了著名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該理論認為,隱喻貫穿于人類的日常生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思維及言說方式。傳統中作為修辭格存在的語言隱喻(linguistic metaphor)實際上是由思維層面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決定的,因此透過語言隱喻我們可以觀察到概念隱喻的存在及其運作模式。(6)G.Lakoff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隱喻理論看來,傳統上按照是否有比喻詞以及本體是否出現而區分的所謂“明喻”“隱/暗喻”以及“借喻”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其相互之間具有的差異只是一種語言層面上的表象,因此都可以看成“metaphor”(隱喻)。(7)實際上,這個作為囊括“明喻”“暗喻(隱喻)”以及“借喻”上位概念的“隱喻”,在漢語修辭學文獻中一般被稱為“比喻”或者“譬喻”,因此概念隱喻理論中作為上位概念的英語單詞“metaphor”翻譯成漢語應該譯為“比喻”或“譬喻”,概念隱喻理論也最好稱為概念比喻理論。然而,目前學界已經習慣了“隱喻”及“概念隱喻理論”這樣的說法,因此這里遵從約定俗成的常規仍然使用“隱喻”這一說法。具體而言,經典概念隱喻理論的核心觀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隱喻的雙域映射性。在概念層面,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A事物去理解和體驗B事物。作為認知對象的B事物被稱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作為認知工具的A事物被稱為始源域(source domain)。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形成一種映射關系(mapping),其基本表達式為“T IS S”(T即/是S),基于這種映射關系,人們可以通過始源域來識解目標域概念。例如,人們經常將“利用容器傳遞物品”作為始源域去識解(construe)“言語交流”這個目標域,從而形成了“VERBAL COMMUNICATION IS TRANSFER OF THINGS BY USING A CONTAINER”(語言交流是使用容器傳遞物品)這樣的概念隱喻,即著名的“導管隱喻”(conduit metaphor)。(8)G.Lakoff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pp.10-11.這個概念隱喻實際上還包含了以下兩個子隱喻:“IDEAS(or MEANINGS)ARE OBJECTS”(想法或意義是物品)以及“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CONTAINERS”(語言表達是容器)。正是因為我們在概念層面利用“容器”去識解 “語言表達”、利用“物品”去識解“意義”,才有了諸如“It’s difficult to put my ideas into words”(很難將我的想法放入言辭[很難用語言表達我的想法])以及“The meaning is right there in the words”(意思就在字里行間)這樣的語言隱喻。

(2)隱喻的推導性。構成概念隱喻的兩個概念域之間的上述映射關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類比推理,其基本模式是:既然始源域“用容器傳遞物品”具有“物品”“容器”“裝填”“運送”“提取”等特征,那么目標域“言語交流”中也就應該具有與之對應的“意義”“語言”“構思”“表達”“理解”等特征。當然,在日常交際中說話人表達和聽話人理解話語時可能都只對始源域中的某一個或者幾個特征進行了關聯和突顯,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兩個概念域的所有特征或要素之間建立一一對應的映射關系。(9)黃華新:《認知科學視域中隱喻的表達與理解》,《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

(3)隱喻的突顯性與遮蔽性。構成隱喻的兩個概念域在本體上具有完全的獨立性與明顯的異質性,因此隱喻在將一個概念域的特征映射到另一個概念域的時候,很難避免在突顯某些特征的同時,遮蔽其他特征,這也就是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哲學家認為隱喻的使用會導致人們遠離真理的主要原因。(10)劉宇紅:《隱喻的多視角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4—5頁。例如,在上述所謂的導管隱喻中,其包含的“意義是可以傳遞的物品”這一子隱喻就突顯了意義可以相對于交際主體和語境而獨立存在這一面相,但與此同時不可避免地遮蔽了言語交際具有的另一個面相——意義高度依賴于交際主體以及交際語境。

(4)隱喻的具身性、普遍性以及文化特設性。(11)孫毅:《當代隱喻性理論流派新發展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22—24頁。一般認為,構成隱喻的兩個概念域之所以能夠形成映射關系是因為它們之間要么具有客觀而真實存在的相似性(objectively real similarity),要么在類屬層次結構上具有相似性(similarity in generic-level structure),要么具有認知或言語主體感知上的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根據概念隱喻理論,認知主體獲取的任何知識從根本上說都是建立在基本的身體經驗基礎之上的。從群體發生學角度看,這些基于身體經驗而形成的意向圖式已經為我們的基因所攜帶;從個體發生學角度來看,這些意象圖式已經表現為人們頭腦中神經網絡的特定連接模式。也就是說,諸如“容器”“路徑”等意象圖示(image schema)是在人類感知-運動系統(sensory-motor system)跟世界的互動中反復出現的有規律的程式(pattern),它們構成了概念、推理以及意義生成等高階認知活動的基礎。(12)M.Johnson,“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image schemas”,in B.Hampe &J.E.Grady(eds.),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Image Schema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Berlin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5,pp.15-33.由于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基于具身經驗(embodied human experience)而形成的意向圖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基于意向圖式形成的隱喻映射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基于基本意向圖式而形成的概念隱喻在不同語言與文化中都是一致的。諸多研究表明,文化在塑造隱喻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而隱喻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時也表現出了高度的文化特設性(cultural specificity)。(13)Z.K?vecses,Metaphor in Culture: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5.

二、 作為目標域的翻譯:翻譯的本體之維

翻譯是一個受具體社會歷史語境制約且涉及眾多要素的活動,具有眾多面相。因此,“想用統一或普遍適用的術語去界定翻譯(以及譯者)這個概念是危險的做法(或者說是一種虛妄的想法)”。(14)Y.Gambier,“Concepts of translation”,in L.D’hulst &Y.Gambier(eds.),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Sources,Concepts,Effects,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8,pp.19-38.由上文可知,隱喻是人們識解陌生、抽象或復雜事物的基本認知工具,因此自從有翻譯活動以來,人們在思考與談論翻譯活動時,就不得不使用隱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任何有關翻譯的描述最終都只能導向隱喻”。(15)R.Guldin,Translation as Metapho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p.28.這一點在尤金·奈達(Eugene Nida)等翻譯理論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些翻譯理論家深受20世紀科學實證主義的影響,認為借助隱喻表達的概念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們強調要想將翻譯研究發展成為一個科學的學科,就應該避免使用隱喻而采用直白的、精確的定義。然而,有研究者指出,仔細分析奈達給翻譯提供的以下定義:“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在目標語文本中再現始源語文本的信息),不難發現這里面“reproduce”(再生)、“source”(源頭)、“target”(目標)等詞語其實都是隱喻性表達。(16)R.Guldin,Translation as Metaphor,p.22.

翻譯與隱喻無法分割這一事實還具有本體論上的現實性。首先,兩者在結構上具有高度的對應性:隱喻由始源域和與其構成映射關系的目標域構成,翻譯也是通過將“始源語文本”(source text)轉換成與其構成互文關系的“目標語文本”(target text)來實現。形成隱喻映射以及翻譯關系的上述兩個構成部分,雖然在本體上是獨立的存在,但是二者又緊密相關、相互依存,因此我們在考慮二者中的一方時不能不考慮另外一方。其次,隱喻和翻譯都強調其兩個構成部分之間的“同”與“異”:如果強調其同,那么就意味著字面義較比喻義更為重要,始源語文本(原文)比目標語文本(譯文)更為重要,因此譯文就必須緊貼原文;如果突出其異,那么就意味著比喻義比字面義更為重要,譯文相對于原文而言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差異。(17)R.Guldin,Translation as Metaphor,p.20.再次,英語中現在用于指稱“翻譯”的詞語“translate”源自拉丁語的“translatus”,該詞是拉丁語動詞“transferre”的過去分詞形式,其基本義為“carry over”(搬運、傳運),盡管在當代英語中這個用法已經不太常見,但《牛津英語詞典》仍將此作為“translate”的基本義項收入其中。(18)S.Halverson,“Image schemas,metaphoric processes,and the ‘translate’ concept”,Metaphor and Symbol,Vol.14,No.3,1999,pp.199-219.另外,拉丁語的“transferre”實際上譯自希臘語的“μεταφορ”(搬運),該詞既有“翻譯”(translation)又有“隱喻”(metaphor)之義。這就是說當前英語中的“metaphor”和“translate”這兩個詞都來自希臘語的同一個源頭“μεταφορ”,(19)T.Hermans,“Metaphor and image in th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A historical survey”,in H.Kittel,et al.(eds.),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1,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4,pp.118-128.其基本的意思為一種“‘由此及彼’的運動,一種轉換”。(20)束定芳:《隱喻學研究》,第41—42頁。

在漢語中,當前通行的“翻譯”一詞由古漢語中的“翻”和“譯”合成而來,“二字連綴成文,始見于公元385年成文的《僧伽羅剎集經后記》:‘佛圖羅剎翻譯,秦言未精’?！?21)蔣童:《“翻”“譯”“翻譯”源流考辨:朝貢制度與佛經翻譯視角》,《東岳論叢》2019年第12期。其合成一方面是漢語雙音化的結果,另一方面與佛經翻譯的工作模式和方法的轉變也有一定的關系。根據孔慧怡的考證,(22)孔慧怡:《重寫翻譯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2005年,第19—22頁。中國古代翻譯活動的記載最早可以溯源至周朝,當時在政府外事活動中充當翻譯的職官分別有“譯”“寄”“象”“狄鞮”,到了西漢時期,“譯”字使用的范圍開始擴大,逐漸代替其他說法,并同時具有了動詞和名詞的用法?！胺弊钟米鳌胺g”始于東漢時期開始的佛經翻譯,但直到隋代才開始通行,并且仍然主要用于指稱佛經的翻譯活動,因此其出現的時間大大晚于“譯”字。在佛經翻譯中,其工作方式往往是來自西域的僧人或譯師將經文口頭翻譯成漢語,然后由具有漢語書寫能力的僧人進行書面轉寫。西域譯師的口頭翻譯活動稱為“譯”,中國譯師的筆錄轉寫稱為“翻”。(23)夏登山:《對古代翻譯史上“翻”、“譯”之別的再思考》,《中國翻譯》2017年第6期?！胺焙汀白g”之間存在的另外一個差別是,“翻”指的是一種空間立體的“翻轉”式的語言交流與置換,相當于當下所謂的“意譯”,而“譯”則多指一種平面移動的、平行的互傳活動,大致相當于當下所謂的“直譯”。(24)王向遠:《“翻”、“譯”的思想——中國古代“翻譯”概念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隋唐時代,佛經翻譯慢慢由精通梵語的中國僧人開始主譯,國家也專門設立譯場使得佛經翻譯高度協作化、專業化,(25)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年,第58—68頁?！胺迸c“譯”在用法上出現了融合趨勢,再加上漢語雙音化運動的影響,由這兩個字合成的“翻譯”已經成為佛學圈中的常用詞,后來逐漸從佛經翻譯擴展到其他領域,并用以概稱筆譯和口譯兩重工作。到了清代,“翻譯”一詞已經完全確立,既可以用作動詞,又可以用作名詞,既可以指翻譯活動,又可以指稱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員。(26)孔慧怡:《重寫翻譯史》,第22—23頁。

漢語中作為修辭格的隱喻(即比喻)歷史上主要有“譬”“比”以及“喻”(也寫作“諭”)三種不同的稱謂,(27)宗廷虎、李金苓、郭焰坤:《中國修辭史》(中卷),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51頁。但三個字的意思有所不同。對于“譬”和“喻(諭)”,《說文解字》提供的解釋是:“譬,諭也。從言,辟聲?！薄爸I,告也。從言,俞聲?！倍斡癫米?“譬與諭非一事,此亦統言之也?！薄胺矔灾I人者,皆舉其所易明也?！吨芏Y》掌交注曰:‘諭,告曉也?！瘯灾恢I,其人因言而曉亦曰諭。諭,或作喻?！?28)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頁。由此可見,雖然在許慎看來,“譬”與“諭(喻)”是同義詞,可以互訓,但在段玉裁看來,二者是有區別的?；诔浞值臅C,花詠指出:“譬”是“諭(喻)”的一種手段,例如《墨子·小取》就將“譬”定義為“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即用一物來說明另一物,而“諭(喻)”則是“譬”要取得的結果,即讓人理解?！氨取彪m然是一個多義詞,但其核心用法就是“比較”,不僅限于同類事物之間的比較,而且到了戰國晚期開始跨越同類事物之間“以類相從”的關系,大量用于構建不同類別事物之間的“比喻”關系,其用法與“譬”呈現合流之勢。(29)花詠:《“譬”、“比”、“喻”辨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0期。類似于上述“翻”與“譯”受到漢語雙音化的作用而連綴成詞,“譬”與“比”同“喻”也合成了后來為我們所熟知的“譬喻”和“比喻”,其中的語素“譬”與“比”實際上是強調言說的方式——即用A事物來說明B事物,而“喻”則強調這樣言說的目的或結果是讓人知曉。

雖然在漢語中“翻譯”與“隱喻”不似英語的“translate”與“metaphor”在古希臘語里是同源詞,但不難發現“譯”與“譬”或“比”都涉及兩個事物之間的關系。如上所述,“譬”與“比”是舉一物來說明另一物,而“譯”是將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唐代賈公彥《周禮義疏》就曾明確指出“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30)羅新璋、陳應年:《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頁。正如“譬”“比”分別與“喻”經常共現一樣,“譯”在古代文獻中也與“傳”經常共同出現,從而有了“傳譯”一說,許慎甚至在《說文解字》中把“譯”解釋成“傳”,即“傳四夷之語也”。(31)陶磊:《試論動詞“譯”的首見書證及其詞義演變》,《中國文化》2015年總第41期。根據《漢語大詞典》(第二版)提供的解釋及書證可知,“傳”字主要有“傳遞”“傳授”“轉讓”等用法,但不管哪一種用法,其內涵都含有“移交”之意,這與英語的“translate”在希臘語中原本表示“carry over”(搬運、傳運)何其相似,(32)王向遠:《“翻”、“譯”的思想——中國古代“翻譯”概念的建構》。因此可以說“譯”與“傳”之間也存在類似于“譬”“比”與“喻”之間所具有的“過程與結果”或“方法與目的”這樣的關系。從根本上說,“譯”與“譬”“比”的目的都是使人獲得或者知曉意思及信息,因此在“翻譯”與“隱喻”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中西之理解在本質上并無不同。

由以上討論可知,翻譯與隱喻在本體結構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認識論維度上隱喻則是人們理解與談論翻譯活動不可或缺的工具。對于中西譯論中的翻譯隱喻,譚載喜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以200多種中西譯學文獻為來源,搜集到了有關翻譯活動本身、譯作性質以及譯者身份的翻譯隱喻話語共270條,其中源自西方譯學文獻的有156條,來自中文文獻的有114條,并依據這些語言隱喻喻體的基本屬性將其分為以下10個類別予以描述,并簡要分析其中蘊含的翻譯學思想。這10個范疇分別為:(1)繪畫、雕刻類,共45條;(2)音樂、表演類,共33條;(3)橋梁、媒婆類,共29條;(4)奴隸、鐐銬類,共23條;(5)叛逆、投胎類,共33條;(6)商人、乞丐類,共13條;(7)酒水、味覺類,共19條;(8)動物、果實、器具類,共31條;(9)競賽、游戲類,共16條;(10)比喻本身及其他類,共28條。(33)譚載喜:《翻譯比喻衍生的譯學思索》,《中國翻譯》2006年第2期。上述分類與描述雖然為我們系統了解翻譯與隱喻之間的關系及其背后蘊含的翻譯理念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仍然停留在將隱喻僅看成一種修辭方法的層面,未能透過語言的表象從概念層面探討這些語言隱喻背后蘊含的認識論意義。王天翼在譚載喜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了搜索范圍,并且在概念隱喻理論指導下,以英語中的相關概念范疇為框架,從中歸納出了處于不同層級的11個概念隱喻,并認為其中的“TRANSLATION IS COMUNICATION”(翻譯是交際)是統攝其他10個分支隱喻的根隱喻。(34)王天翼:《基于概念隱喻論分析翻譯的隱喻表達式》,《中國外語》2021年第6期。這些概念隱喻的提取與分析,為我們進一步認識隱喻作為認知工具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譯的復雜性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然而,如果我們回到中西最初指稱翻譯行為的詞語“譯”以及“μεταφορ”,不難發現其共享的核心要素為“變換”(change),即賈公彥所理解的“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羅新璋認為,賈公彥對“譯”的這一論斷“一言窮理,可謂得其本意之所在”,(35)羅新璋:《譯藝發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頁。而這里的“易”實際上就是我國傳統典籍《易經》所探究的“變化”之義。(36)魏建剛:《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中國傳統譯學之易學影響發微》,《外語與外語教學》2015年第2期?；诖罅课墨I提供的書證,德國漢學家沃爾夫岡·貝爾(Wolfgang Behr)認為,漢語的“譯”與“易”是同源詞,“譯”作為翻譯的意思是從“易”表示變化之義派生而來的。他還指出,這與拉丁語的情況非常類似,在拉丁語中表示翻譯的詞在詞源上跟商業上財貨占有狀態的變化具有緊密關系。(37)W.Behr,“‘To translate’ is ‘to exchange’(言者易也)—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he terms for translation in Ancient China”,in M.Lackner &N.Vittinghoff(eds.),Mapping Meanings: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Leiden &Boston:Brill,2004,pp.173-210.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傳統譯論中的“譯即易”能夠更好地統攝中西方用于識解翻譯的不同隱喻,具有根隱喻地位的應該是“譯即易”(TO TRANSLATE IS TO CHANGE)?；谧T載喜和王天翼的分類與描寫,我們從中首先歸納提取了以下14個基本概念隱喻,其表達式為“譯即X”,其始源域“X”分別是:“表演”“模仿”“換妝”“轉世”“變質”“重寫”“移植”“搬運”“旅行”“服侍”“婚戀”“橋接”“比賽”以及“行乞”。其中始源域“表演”本身也包含2個次級范疇,即“演戲“與“演奏”;“模仿”包含“臨畫”“雕塑”“攝影”3個次級范疇;“換妝”包含“易服”與“化妝”2個次級范疇;“搬運”包含“(搬運)物品”和“(搬運)信息”2個次級范疇。根據概念隱喻背后蘊含的翻譯理念及基于蘊含的推理關系,14個基本概念隱喻實際上可以歸結為4個大的二級分支隱喻,分別是:(1)“譯即易形式”,統攝“譯即表演”“譯即模仿”以及“譯即換妝”這3個基本隱喻;(2)“譯即易內容”,統攝“譯即轉世”“譯即變質”以及“譯即重寫”這3個基本隱喻;(3)“譯即易位置”,統攝“譯即移植”“譯即搬運”與“譯即旅行”這3個基本隱喻;(4)“譯即易關系”,統攝“譯即服侍”“譯即婚戀”“譯即橋接”“譯即比賽”與“譯即行乞”這5個基本隱喻。這4個二級分支概念隱喻,從屬于“譯即易”這個根隱喻。以上各個級別的概念隱喻形成了如圖1所示的層級關系。

圖1 翻譯隱喻的層級結構

如上所述,概念隱喻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隱喻具有突顯和遮蔽的功能,圖1中的4個二級分支隱喻明顯只是對完整翻譯活動某個面相的突顯,在突顯的同時遮蔽了其他方面。具體而言,“譯即易形式”這個分支隱喻突顯的是翻譯只是對一個文本的形式(即語言表達)進行改變,因此翻譯就像演戲或者演奏,一定要忠實地根據劇本、樂譜來進行表演;就像臨摹畫作、雕塑或攝影,要忠實地模仿原作或客觀實體;就像換穿不同的衣物、進行不同的妝扮,但不同的衣著穿戴和面部妝容之下仍為同一個人。也就是說,這個二級分支隱喻及其下屬的三級與四級隱喻主要突顯了以下兩個方面:(1)翻譯要忠實于原作;(2)一個文本的意義或內容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其所依賴的語言而存在,因此將表達意義的一種語言換成另一種語言時可以做到保持原作的意義不變?！白g即易內容”這個分支隱喻突顯的則是翻譯會導致文本意義或內容的改變,當然這些改變主要是負面的觀點。例如,鳩摩羅什提出的隱喻:“改梵為秦,……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道安提出的隱喻:“諸出為秦言,……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38)如果不做特別說明,這個部分以雙引號標引的語言隱喻均來自譚載喜:《翻譯比喻衍生的譯學思索》。都明顯認為翻譯會使原文的內容(質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當然,也有對改變內容持中性甚至肯定態度的觀點。例如,余光中認為“真有靈感的譯文,像投胎重生的靈魂一般”,很明顯他對這種改變內容的“投胎轉世”是持肯定態度的。另外,認為“翻譯即(再)寫作”這類隱喻相對而言是一種中性的看法?！白g即易位置”這個分支隱喻突顯的則是原文本的意義或內容被視為一種可以脫離源語文本語言而存在的獨立客體,譯者的工作是將其像植物一樣從原產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或者像搬運工一樣將其運送到目標語讀者手中,或者像一個旅客那樣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白g即易關系”突顯的是譯者相對于原文作者、譯文讀者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譯者一旦承擔了翻譯任務,那么他的社會關系就發生了改變,他成了一個要侍奉兩個主人(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的奴仆或者向人求助施舍的乞丐;或者成為將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撮合成一對夫妻的媒婆;或者成為溝通二者的橋梁;或者跟原文作者成為書寫賽場上的競爭對手。顯然,不管是哪一類隱喻,都在突顯翻譯這個復雜活動某方面特征的同時,遮蔽了其他維度的特征,并且因其具有基于蘊含的聯想與推理功能,往往表達了隱喻使用者正面或者負面的態度。

另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盡管在利用隱喻識解翻譯這一復雜活動方面,中西文化并無本質的不同,但在語言層面選擇的具體意象上的確存在明顯的文化特設性,甚至在抽象程度上也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例如,從翻譯在古希臘語中的詞源“μεταφορ”(搬運)來看,其抽象程度明顯低于我國傳統譯論中“易”所表達的思想,因為“搬運”實際上是物品或信息的空間位置發生了變化。然而,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不得不依賴隱喻去識解與談論翻譯問題。盡管隱喻具有明顯的突顯和遮蔽功能,但正是這些豐富的隱喻從不同角度照亮了翻譯的復雜面相,使得無限接近翻譯的本質成為可能。

三、 作為始源域的翻譯:翻譯的工具之維

經典概念隱喻理論認為,相對于始源域,目標域一般比較抽象或比較陌生,因此更難理解,通常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對其進行描述;而始源域則比較具體或熟悉,因此更加容易把握。根據科維切斯(Z.K?vecses)的研究,最常見的始源域包括:人體、動物、植物、食物、建筑物、機器及工具、游戲、金錢及商務交易、烹飪及食物、冷、熱、光明、黑暗、力量、運動及方向;最常見的目標域包括:情緒、欲望、道德、思想、社會、國家、政治、經濟、人際關系、人際交流、時間、生與死、宗教、事件與行為。(39)Z.K?vecses,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0-28.兩個概念域之間的映射是單向而非雙向性的,即始源域的突顯特征被映射到目標域,而不是相反。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同一個概念域只能固定充當始源域或目標域。試比較下面兩組英漢語中都比較常見的語言隱喻。

(1)a.John always gets the highest scores in math;he’s a human calculator.(約翰總是在數學考試中獲得最高分;他就是一個人形計算器。)

b.He’s so efficient;he’s just a machine!(他效率如此之高;他就是一臺機器!)

c.He’s had a nervous breakdown.(他已經精神崩潰了。)

(2)a.I think my computer hates me;it keeps deleting my data.(我想我的計算機恨我;它總是刪除我的數據。)

b.This car has a will of its own!(這輛車有自己的意愿!)

c.I don’t think my car wants to start this morning.(我覺得我的車今天早上不想啟動。)

這兩組語言隱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其底層分別是“PEOPLE ARE MACHINES”(人是機器)以及“MACHINES ARE PEOPLE”(機器是人)這兩個概念隱喻。雖然從表面上看,以上兩個隱喻涉及的概念域似乎完全相同,但由于始源域和目標域完全相反,二者之間的映射關系實際上大不相同:在前一個隱喻中,通常是將機器擁有的諸如“速度”“效率”以及“出故障”等典型特征映射到目標域“人”身上,而后一個隱喻中,通常是將人所擁有的諸如“欲望”“意愿”“情感”等典型特征映射到目標域“機器”上面。(40)G.Lakoff &M.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32.由此可見,始源域與目標域并非總是固定不變,一旦在當前情境中,A事物的突顯特征為交際主體所熟知,那么它就可以作為認知工具去識解B事物在平常情況下不夠突顯的特征,或者去識解在說話者看來聽者雖不熟悉但感興趣的特征。(41)王文斌:《隱喻的認知構建與解讀》,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6—80頁。例如,在當前交際語境中,當人的計算速度以及準確性成為需要識解與談論的對象時,人們往往會借用計算器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計算速度快且結果精確——來識解并突顯這些特征,因此就有了(1a)這樣的語言隱喻。

正如“人”從如例(1)所示的“目標域”轉變為如例(2)所示的“始源域”一樣,作為認知對象的“翻譯”當前也經常被用作認知工具去識解其他概念域,即形成了“X即翻譯”這樣的概念隱喻以及相應的眾多語言隱喻。翻譯之所以也能夠作為始源域充當識解其他事物的認知工具,主要原因在于翻譯是人類生活中經常發生而且至關重要的活動?？v觀人類歷史,不難發現任何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都離不開翻譯,特別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后的大規模殖民運動以及二戰以后的全球化運動中,翻譯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梢哉f,沒有翻譯就沒有當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正因如此,上述從其他概念域映射到翻譯上的典型特征(如,“譯即易——形式、內容、位置、關系”)經過長期的交流與傳播,已經高度規約化,經歷了從新奇隱喻(novel metaphor)到規約化隱喻(conventional metaphor )到近乎死喻(dead metaphor)的發展“生涯”(career),(42)B.F.Bowdle &D.Genter,“The career of metaphor”, Psychological Review,Vol.112,No.1,2005,pp.193-216.因此“變換”“轉化”“(跨語言、跨文化)交流與溝通”等由其他概念域映射而來的特征就固化為“翻譯”的典型特征,這使得翻譯能夠成為始源域概念去識解以及表征其他領域的概念。根據古爾丁(R.Guldin)的研究,這些領域主要包括:人類學、性別研究、文化研究、符號學、社會學、媒介與傳播、醫學、心理分析、后殖民理論、文學、歷史以及生物學。(43)R.Guldin,Translation as Metaphor,pp.69-114.然而,作為認知工具的翻譯絕非僅僅局限于上述領域。

在教育領域,美國教育學專家艾莉森·庫克-薩瑟(Alison Cook-Sather)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教育即翻譯:一個有關教學變革的隱喻》(EducationIsTranslation:AMetaphorforChangeinLearningandTeaching)中,就將翻譯作為始源域概念去識解教育活動。(44)A.Cook-Sather,Education is Translation:A Metaphor for Change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在該書中,作者將“改變”(change)作為翻譯的定義性特征(即上述“譯即易”),充分利用概念隱喻所具有的基于蘊含關系的推理功能,在翻譯與教育兩個概念域之間建立了系統的映射關系。在作者看來,翻譯之所以能夠帶來改變,是因為翻譯能在不同主體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從而促進理解、溝通以及信息結構的轉化,能夠大大豐富目標語社團的思想、語言、知識與文化。為了促進有效的溝通與知識轉化,翻譯需要考慮不同文化之間的細微差異,因此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需要譯者根據語境進行適應性調整。翻譯不僅僅是一個從始源語文本到目標語文本的單向轉化過程;實際上,在翻譯過程中,目標語也在某種程度上反作用于始源語。翻譯的上述蘊含特征都能夠跟教育的過程和要素形成很好的映射關系,從而構成了一個觀察教育問題的全新視角。

具體而言,翻譯跟教育之間的跨域映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6個方面:(1)發揮中介作用。翻譯和教育都涉及中介作用,翻譯人員是不同語言之間的中介,而教育工作者則是知識、技能以及價值觀和學生之間的中介。(2)進行適應性調整。正如翻譯人員將信息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同時保留其精髓一樣,教育工作者也要根據學生的需求和理解水平進行必要的調整以便更好地傳播知識,這種調整對確保有效學習至關重要。(3)過程具有雙向互動性。正如翻譯涉及對始源語的理解并且對目標語也具有一定潛在的影響一樣,教育也是一個雙向過程。學生的問題、見解和反饋會影響教學方法,甚至可以幫助重塑課程。(4)注重文化背景。正如翻譯需要了解文化的細微差別一樣,有效的教育也要考慮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先前的經歷和個體差異。這種對文化背景的認識能夠優化學習體驗。(5)發揮轉化與豐富的作用。翻譯可以傳播不同的思想,豐富目標語及其所屬文化。同樣,教育也應促進學生在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等方面的轉變和豐富性發展。(6)翻譯和教育都面臨諸多挑戰。翻譯中語言的模糊性與學習的復雜性類似,學生在掌握新概念時可能會遇到挑戰。嫻熟的教育工作者,就應該像嫻熟的翻譯人員一樣,要小心應對這些挑戰。

在組織管理學領域,挪威學者克耶爾·阿爾內·羅維克(Kjell Arne Rφvik)在其2023年出版的新著《有關知識轉移的翻譯理論:跨越組織邊界的學習》(ATranslationTheoryofKnowledgeTransfer:LearningacrossOrganizationalBorders)中,試圖以翻譯作為始源域概念,利用“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EN ORGANIZATIONS IS TRANSLATION”(跨組織知識轉移即翻譯)這個概念隱喻去構建一個新的理論,“將組織間的知識轉移概念化為類似于語言以及文本的翻譯行為”,(45)K.A.Rφvik,A Translation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Learning across Organizational Bord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p.v.用以解釋不同組織之間的知識轉移現象?；诜g學研究成果,作者認為翻譯具有以下突出的典型特征:譯者不是一個被動的傳聲筒,而是一個具有高度主體性的積極溝通者;翻譯必須遵循一套職業倫理規范和既定的規程;翻譯面臨各種各樣的障礙;翻譯是將信息去語境化后的再語境化的過程;譯者必須具備合格的素養。只要將這些特征映射到跨組織知識轉移這一概念域,就能為其構造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釋跨組織知識轉移這一現象。

具體而言,翻譯跟組織間知識轉移之間的映射關系主要包含以下6個方面:(1)知識轉移的主體應該發揮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中介作用。當代翻譯研究發現,合格的譯者需要在不同組織和機構之間發揮積極的中介作用,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做出合理決策,因此他們的工作不是簡單模仿與復制,而是要創造性地適應目標組織的要求與文化。另外,現在真實職業場景中的翻譯通常有多個參與者執行翻譯任務,呈現出高度的分工與協作。這些來自翻譯研究中的洞見,為理解相關專業人士在跨越組織邊界進行知識轉移過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更為合理的認知框架。因此,他們應該被看成既要忠實于轉移的知識本身,又需要根據受體組織環境進行創造性調適的“譯者”,而不再僅僅被視為被動的知識傳遞者或搬運工。(2)知識轉移必須像翻譯一樣遵循一套既定的職業倫理規范。正如翻譯需要遵循的基本倫理規范——既要忠實于始源語文本,又要符合目標語的表達習慣,組織間的知識轉移也需要遵從類似的規范:在知識轉移過程中既要忠實于知識輸出組織的語境,又要根據知識輸入組織的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3)知識轉移必須像翻譯一樣遵循一套有效的規則和程序。翻譯過程中,雖然譯者為了提高交際效果、服務于特定的目的,需要根據語境做出創造性調整,但不同模式的翻譯需要遵守特定的規程。正如翻譯有全譯、編譯、摘譯以及借譯等不同模式,歸化以及異化等宏觀策略,直譯與意譯等中觀的方法,以及增減轉換與結構調整等微觀的技巧,知識轉移也可以有相應的模式、策略、方法和技巧。(4)知識轉移跟翻譯一樣會面臨諸多障礙與挑戰。由于目標語文本與始源語文本在語言、文化、讀者對象以及所處時空條件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再加上譯者在能力上存在的限制,翻譯面臨著很多困難,知識轉移同樣也面臨著知識輸出組織與受體組織之間在組織結構、文化上存在的差異以及知識本身的可及性不足等帶來的挑戰。(5)知識轉移跟翻譯一樣都要經歷從去語境化到再語境化的過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將原文中依賴其所在語境而未能言明的隱含意義進行必要的顯化,從而使之從始源語語境中抽離出來,這個步驟被稱為“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然后根據目標語的規范及其語境進行調整以便目標語讀者容易理解,這個步驟被稱為“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同樣,知識轉移也需要經歷類似的兩個關鍵步驟。(6)負責知識轉移的主體像譯者一樣都需要具備必要的素養。正如合格的譯者必須要具備高超的雙語甚至多語使用能力與跨文化溝通能力,能夠充分理解文本所涉領域的知識,并且遵守職業倫理規范,合格的知識轉移從業者也需要同樣的知識、技能以及素養。

以上兩個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了翻譯目前已經成為一個有效的認知工具,為其他學科提供了新的認知框架,從而促進了跨學科理論創新。將翻譯作為始源域概念用以識解其他概念域的做法,已經成為當前學術界的一個引人注意的發展趨勢。針對這一趨勢,有學者提出了“翻譯轉向”(translational turn)的說法,(46)D.Bachmann-Medick,“Introduction:The translational turn”,Translation Studies,Vol.2,No.1,2009,pp.2-16.用以突顯以下事實——翻譯已經成為人文社科領域的一個新的、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分析范疇和行動范疇。

四、 結 語

隱喻作為人類重要的認知工具這一特性在“翻譯即X”以及“X即翻譯”這兩類翻譯隱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首先,在翻譯研究領域,以翻譯這個概念域為識解和表征對象時,人們必須借助諸如“表演”“模仿”“搬運”“橋接”等始源域所具有的特征來把握翻譯這個復雜的目標域,從而形成了“翻譯即X”這樣的隱喻,因始源域“X”的抽象程度不同而形成了具有不同層級結構的概念隱喻系統,在這個復雜概念隱喻系統的作用下產生了豐富多樣的語言隱喻。通過追溯翻譯在中西譯論話語中的起源與流變,我們發現中國古典譯論中“譯即易”這一隱喻充分地把握了翻譯活動的核心特征而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以“譯即易”作為根隱喻可以更好地構建中西譯論話語中的概念隱喻層級系統,從而更為清晰地揭示了翻譯所具有的突出特征,為翻譯能夠成為始源域概念去識解其他概念域提供了更為合理的解釋。

其次,近代以來,隨著翻譯的重要性日益增強以及人們對其典型特征獲得了規約化的認知,翻譯開始作為始源域概念用以識解和表征其他以“變化”為核心特征的事物,從而形成了“X即翻譯”這樣的隱喻。將翻譯作為認知工具的翻譯隱喻為教育以及組織管理等領域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概念框架,有力地推動了跨學科融合和理論創新?；谥袊鴤鹘y譯論話語而提取的“譯即易”這一根隱喻,一方面為理解翻譯隱喻所具有的本體以及認知論意義提供了有效的進路,另一方面也為深入認識隱喻作為人類認知工具的運作機制提供了新的理論思考和經驗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