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說英譯中葛浩文譯者闡釋的倫理分析

合肥工業大學 胡作友 彭九州

莫言小說能夠在西方世界引起廣泛關注與研究,離不開翻譯的助推作用,莫言小說英譯研究,對于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出去”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價值。根據中國知網,從2011年至今,莫言小說英譯研究共產出62篇論文,其中核心期刊16篇,主要聚焦莫言的國際影響力(邵璐 2011)、葛浩文譯本特色(孫會軍 2014)、中國文學英譯的誤讀與重構(朱振武、楊世祥 2015)、意象英譯(馮全功 2017)、方言英譯(宋慶偉 2015)等。也有從各種理論視角出發進行的研究,如盧卡斯·克萊因(Lucas Klein)基于話語概念與文論基礎對莫言小說翻譯中意識形態因素的分析(Klein 2016),甘露(2017)對莫言小說英譯的方言詩學研究等。在我國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以葛浩文為代表的漢學家群體發揮了顯著作用,其文學翻譯實踐帶有“新的特征”(譚業升 2019: 118)。葛浩文的譯文具有突出的譯者風格,已成為譯界的研究熱點,引起諸多討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借鑒。然而,迄今為止尚未見到對莫言小說英譯中譯者闡釋的探討。鑒于此,本文擬從翻譯倫理層面對葛浩文莫言小說英譯本中譯者闡釋進行分析與評價。

一、譯者闡釋與翻譯倫理

(一)譯者闡釋:顯性與隱性

近現代的闡釋學的提出和發展與譯者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具有緊密關聯,而譯者闡釋便是譯者主體性在闡釋學中的具體表現。闡釋學派翻譯理論代表人物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Steiner 2001: 385)提出了闡釋學翻譯的四大步驟,強調譯者理解與闡釋中的話語指涉作用。美籍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認為,“文化自戀”的讀者期望譯文透明與譯者隱身,譯文中僅能聽見作者的聲音(Venuti 2004: 306)。隨著對于譯者隱形的關注和反對文化霸權聲音的逐漸壯大,譯者顯形并做出自己的闡釋也相應地被賦予了更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楊振、許鈞(2009: 82)指出,譯者若要同時對原文與譯文讀者負責,實現“原作生命在異國他鄉的延續”,闡釋便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德國當代哲學家伽達默爾(Gadamer)同樣強調闡釋學與翻譯活動的關聯性,并提出“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語詞所進行的解釋過程”(伽達默爾1999: 12)。孟祥春(2014: 74)基于訪談資料,將葛浩文翻譯中的闡釋總結為“在相對‘忠實’前提下”,“根據目的語讀者的文化、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對譯文”所進行的調整。筆者認為,譯者闡釋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補充文本信息、添加自身理解、最終促進譯文傳播與接受的解釋性行為。譯者群體的覺醒、地位的提升以及對于譯者認知的需求均為譯者闡釋的產生與接受創造了重要的條件,而譯者闡釋也逐漸發展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從表現形式看,譯者闡釋可以分為“顯性”與“隱性”兩類:前者是譯者以自己的身份添加文本信息,是一種完全由譯者創造的、獨立于譯文文本的觀點闡釋,主要存在于副文本層面;后者是譯者作為潛在敘事者所添加的觀點闡釋,潛藏在文本之內,與原文作者的聲音形成一種交融共存的關系(O’Sullivan 2005: 2)?！案蔽谋尽庇煞▏碚摷医芾隆崮翁?Gérard Genette)提出,指協調讀者和正文本、展示作品的所有言語及非言語材料,包括內副文本和外副文本,而內副文本指書內副文本,包括序言、后記、注釋、附錄等;外副文本指由譯者和出版社提供的書外信息,包括譯者或出版社針對所譯作品的手記、論述與訪談資料等(Genette 1997: 1)。從隱性譯者闡釋看,文本內的譯者闡釋是譯者風格的反映,與原文風格有差異。譯者如果僅對原文進行機械的復讀或簡單的尋找回聲,則難以區分譯者闡釋與作者觀點,因此本文對于譯者闡釋的討論并不涵蓋此類情況。

從構成內容看,顯性的譯者闡釋是譯者最顯著最直接的發聲方式,是譯者及出版社等“相關各方意識形態與翻譯意圖”的集中體現;而文本內的隱性譯者闡釋包括譯者自身的“語言與文體風格”(Munday 2008: 16)。楊振、許鈞(2009: 82)認為顯性譯者闡釋,或稱“譯者直接闡釋”,例如譯注等,本身就是“一種語內文化翻譯”;而借顯性闡釋“重構原作的文化語境”,促進讀者理解是“譯者的闡釋道德”與責任所在。在隱性闡釋層面,譯者在構建譯文過程中會有意無意地攜帶自己的思想與文風。譯者將自己的獨到見解與行文特色投射到譯文中,它們便成為譯者闡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譯者闡釋的倫理規約

翻譯倫理是翻譯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胡作友、劉夢杰2020: 96-97)。翻譯倫理的功用在于協調翻譯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它要求譯者既忠實于原文,還要處理好譯者、作者與讀者的人際關系(楊榮廣2022: 119)。姚婷婷、張杰(2018: 70)認為,譯者的倫理觀決定譯者如何應對翻譯實踐中的各種矛盾,譯本也會沾染譯者的風格和個性。胡作友、劉夢杰(2022: 105)認為,翻譯以信為本,譯者應以誠立信,追尋致誠之道。譯者闡釋同樣關系到文際與人際兩個層面,因此將翻譯倫理與譯者闡釋聯系起來加以研究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譯者闡釋作為譯文的相關衍生材料,理應與譯文一道,接受翻譯倫理的規約。

關于翻譯倫理,不同學者提出的觀點與維度的側重點各不相同。西方主流的翻譯倫理觀便是韋努蒂提出的存異倫理,他敦促人們更多地尊重語言和文化差異(Venuti 1998: 6)。韋努蒂還對西方霸權文化的“帝國主義行徑”與譯者的隱形加以批判,推崇譯者顯形與異化策略(Venuti 2004: 17),而譯者闡釋是對譯者隱形的反抗。韋氏的存異觀偏重譯者與作者、原文之間的關系,要求譯者尊重保留作者的思想觀點,同時保障讀者對于異質文化的知情權,但客觀上不利于讀者的理解接受。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的“再現、服務、交際、規范和承諾”倫理也是重要的翻譯倫理觀。相較于存異倫理,切斯特曼更多地顧及譯文受眾群體,要求譯者適度歸化以保證譯文的可讀性與商業價值;他同時強調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功能,以促進文化合作為最終目的(Chesterman 2001: 139-147)。因此,切氏的服務觀意在處理譯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強調譯者的道德責任,并要求譯者采取行動促進讀者的理解接受,但對于作者一端的倫理責任則稍有欠缺。我國學者對于存異倫理中的“差異”與“尊重”這兩個關鍵詞予以認可,強調存異倫理對于“忠實”的重要性(劉云虹、許鈞 2016: 73)。綜上,筆者認為翻譯倫理是引導和規約翻譯行為主體的德行標準與價值維度,在和諧的倫理維度上,翻譯倫理既要求譯者盡量保留原作固有的差異性元素,又倡導照顧讀者的合理關切與期待視野,進而在存異觀與服務觀的有機統一與優勢互補中實現譯者、作者與讀者三大主體間的和諧互利。

譯者闡釋的重要性在于它既強調譯者的主體性又強調譯者的倫理性,把譯者責任與譯者主體性融為一體?！奥曇魧τ谀约捌渥髌范己苤匾?。我翻譯莫言時把聲音視為其創作的重要特色”(Stalling 2014: 4)。譯者闡釋與作者聲音關聯密切,作者聲音需要借助譯者之口加以轉達,譯者闡釋游離于作者聲音之外,既不能太近又不能太遠。太近則融為一體分不清哪是作者聲音哪是譯者闡釋;太遠則只聞作者聲音聽不見譯者聲音。譯者闡釋需與作者聲音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而控制距離的那根弦就是翻譯倫理。譯者闡釋必須接受翻譯倫理的規約,在翻譯倫理的范圍內回響。作者聲音奠定了譯者闡釋的基調,顯性譯者闡釋便是游離于文本外的“弦外之音”,隱性譯者闡釋則是與作者聲音交織并存的協奏曲。作者聲音是主旋律,譯者闡釋是伴奏,二者共同譜成一首優美動聽的樂曲。音樂演奏需要一位指揮加以引導,而指揮之位便由翻譯倫理擔任,確保演奏中各方聲音和諧有度。

(三)翻譯倫理:譯者闡釋與作者聲音的關系

葛浩文眼中的譯者應是“原作最為深刻的讀者”及“闡釋者”,以自己的理解為基礎進行“隱性”與“顯性的批評”及闡釋,并由此實現翻譯的“跨文化協調與妥協”作用;而葛氏進行翻譯闡釋的理念可以總結為在保障忠實的前提下,謀求“可讀、平易、有市場”的譯作,同時亦不失譯者作為“闡釋者”的自我凸顯(孟祥春 2014: 74-77)?，F有的翻譯倫理并沒有針對譯者闡釋的專門論述,筆者立足于顯性與隱性譯者闡釋,并參照葛浩文對于譯者闡釋的觀點,提出如下觀點:譯者闡釋應該符合翻譯倫理,以傳遞作者的聲音為主,輔以自己的聲音,譯者聲音應服從于作者聲音,并在此前提下為讀者的理解接受服務。譯者應以忠實于原文為首要的翻譯倫理,譯者闡釋應服從并服務于作者觀點,應創造譯者、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和諧關系,而不是相反。譯者應遵循韋努蒂偏重作者的存異倫理和切斯特曼側重讀者的服務倫理,兼顧二者的長處,在忠實原作與服務理解兩端之中尋求平衡,最終促成作者、譯者與讀者三者之間的和諧對話。從翻譯倫理角度探討譯者闡釋的倫理標準與規則,對譯文中各方聲音的關系從倫理上進行規約,譯者應強調作者聲音的主導地位和譯者闡釋的從屬地位,從而構建作者聲音與譯者闡釋的和諧關系。

首先,譯者闡釋應以原文為基礎,接受原文的規約。譯者闡釋應充分尊重作者思想,即作者聲音始終是譯文的主旋律與主基調,譯者闡釋是作者聲音的伴奏或和聲,切不可喧賓奪主。顯性譯者闡釋處在副文本層面,與原文比較疏遠,但疏遠并不意味著不承擔忠實與尊重的責任。葛浩文雖因其翻譯中的“不忠”受過不少批評,但他曾明確表示,在翻譯和編輯過程中,對原文進行某些改變或結構重整,所有這些都經過作者允許(Goldblatt 1994),由此可見葛浩文對于原文與作者的尊重?？傊?譯者闡釋應以尊重原文和作者聲音為前提和出發點。

其次,符合原文的基調不等于譯者只能選擇始終隱于幕后。翻譯倫理為譯者闡釋劃定了“度”,允許譯者在忠實之余,適度發出有別于原文的自己的聲音。愚笨的忠實叛逆,藝術的叛逆忠實。譯文中加入譯者闡釋雖是一種“叛逆”的體現,但譯者闡釋若要實現“藝術的叛逆”,與作者聲音和諧共處,則必須在倫理的規約下合理地把握譯者闡釋的“度”。隱性譯者闡釋的“度”便是在適度叛逆中確保作者聲音得到充分的展示,讀者的理解與欣賞不會受到譯者闡釋的誤導與干擾;而顯性譯者闡釋應與作者聲音保持緊密的一致性和關聯性,不破壞讀者的閱讀體驗。譯者需在忠實與叛逆之間進行適當的有益于譯文傳播的譯者闡釋。

最后,翻譯倫理要求譯者以國際化的眼光,對翻譯中的“異”與“同”加以妥善處理。翻譯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考慮讀者的接受,二者兼顧是譯者闡釋的倫理目標。在翻譯我國作品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處理原文的民族特色元素;然而其神韻難以依靠完全西化的闡釋加以再現;即使得到再現,此類譯文對于西方讀者仍會產生理解與鑒賞障礙,因而譯者應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合理地處理翻譯中的“異”與“同”,協調好作者聲音與譯者闡釋的“度”,注重兩種文化背景下闡釋的差異化與協同化。在保留原文異質與特色的同時,適時地以譯者闡釋歸化原文中晦澀難懂的民族元素,確保譯文能夠在整體忠實的基礎上適度歸化,以讀者接受為旨歸,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二、顯性譯者闡釋與翻譯倫理

譯者為了忠實于原文與作者的基調,在處理民族文化特色時,會選擇適當添加一些解釋性的材料,以便更好地譯介并凸顯原文中的異質文化。以莫言小說《豐乳肥臀》為例,原文中存在較多具有中國鄉土特色的內容,它們是作品文學性與民族色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譯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如何在翻譯中平衡譯文可讀性與民族性,使讀者既能完整地理解作品意義,又能充分領略異域文化中鄉土氣息的獨特魅力?葛浩文多采用“音譯加注釋”的方法,采用音譯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意象,借助注釋對關鍵性內容加以解釋,在整體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傳達顯性的譯者闡釋。例如,對于“來弟”“招弟”等具有獨特含義的中文人名,葛浩文進行增譯處理,譯為Laidi (Brother Coming)、Zhaodi (Brother Hailed)(Mo 2005: 17),即先音譯后解釋,既交代人物的發音,又解釋其含意,凸顯了人名的隱含意義。

顯性的譯者闡釋把譯文的正文本拓展到副文本,讓譯者在不經意間擺脫了“隱形”,有利于促成譯者與讀者的超時空對話,增強譯本的可理解性。在翻譯《豐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說時,葛浩文不僅在前言對莫言的作品大加稱贊與推薦,還別出心裁地制作了主要人物簡表,說明人物生平及其主要關系。例如,Third Sister: Lingdi. Also known as Bird Fairy, daughter of Mother and a peddler of ducklings. First wife of Speechless Sun, mother of Big Mute and Little Mute(Mo 2005: xiii)。著名書評家喬納森·雅德利指出:“西方讀者很難把人名區分開來,幸運的是,葛浩文提供了‘主要人物表’”(Yardley 2004)。葛浩文添加顯性的譯者闡釋,觀照西方讀者的理解難點,凸顯譯者的存在與價值。他以促進原文內容的傳播與接受為己任,適時地做出顯性的譯者闡釋,提高了譯本的可接受性,較好地把握了和諧倫理所限定的“度”。

由于中西方文化與觀念存在較大的差異,文化背景知識的缺乏對于讀者造成的理解障礙難以憑借翻譯策略進行彌補,因此需要譯者以國際化的視野處理譯文中的異與同,實現作者思想與譯者闡釋的和諧共鳴。

葛浩文在翻譯時尊重作者的原意,能直譯的就直譯,盡量傳達作者思想;不能直譯的就意譯;直譯和意譯還不能解決問題時便采用注釋的方法,補充相關的背景知識,在凸顯作者思想的同時添加顯性的譯者闡釋。如在《豐乳肥臀》英譯本的前言,葛浩文便借助顯性譯者闡釋,介紹了中國人的姓氏與稱呼的規則習慣,這種處理方式深化了讀者對于中文人名的理解:In Chinese, the family name comes first. In families, proper names are used far less often than relational terms (First Sister, Younger Brother, “Old Three” etc.)(Mo 2005: xiii)。

三、隱性譯者闡釋與翻譯倫理

曾有學者對韋努蒂存異倫理中的部分觀點加以批判,認為其倡導用古舊語體實現異化效果的想法有待商榷,這種做法偏離了譯者應發掘民族特色、尊重“源語文本自身價值”的倫理責任(申連云 2016: 84-85)。譯文中保留的異質性應為原文中固有的,譯者闡釋同樣不宜包含過多原文內容之外的異質成分,因此從這一視角看,譯者闡釋應自覺退居幕后,給予作者聲音更多的空間。譯者借助異化翻譯策略,在尊重并保留原文異質性的基礎上,適度地做出自己隱性的闡釋,將原文的異質性清晰地呈現給讀者。異化翻譯雖然會遮蔽譯者闡釋,但它并不能包攬一切,特別是遇到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表達時。適當地采用歸化翻譯,不僅不會損害譯文的異質性,還能讓異質性被更好地接受。因此,作者觀點與譯者闡釋的融合更容易達到和諧倫理的要求,解釋性的隱性闡釋可以輔助讀者更好地接受譯者的異化處理,而異化翻譯能讓讀者更加關注譯者闡釋及其作用,使譯文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1)原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1)下畫線為筆者所加,下同。。(莫言 2003: 66)

譯文:Marry a chickenand share the coop, marry a dogand share the kennel.

(Mo 1994: 80)

以《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為例,對于原文中的俗語和民族特色意象,葛浩文一般以直譯法予以保留,使英文讀者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中文表達所蘊含的獨特魅力,增添了讀者的閱讀趣味。但直譯并不等于字字對譯,在處理“隨雞”“隨狗”等中文俗語時,葛浩文添加解釋以保持原文對仗的風格,讓讀者清晰地理解原文中的修辭特色。上例中,原文的特色表達在目的語中得以再現,作者聲音占據了主導地位;而譯者闡釋的聲音以保障讀者對于異質成分的理解與接受為目的,起著引導輔助的作用,兩種聲音交匯成譯文中和諧動聽的音樂之聲。

葛浩文曾說“只有中國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國文學”,中西方讀者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各異,無論譯者的技巧多么高超,外國人想要完全理解中國作品是不可能的(Goldblatt 2004: 219)。孫藝風(2012)指出,葛浩文的翻譯兼具靈活性與可讀性,這是其譯作具有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中國文學要在海外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與異域文化作品平等交流,必須先走近異域讀者,獲得其認同。當譯者闡釋更加偏向讀者,適當地歸化甚至刪除原文中不太可能為異域他者接受的異質成分時,并不意味著譯者背離了“忠實”的責任。完全的“存異”并非良策,恰如葛浩文所言,中文和英文存在天壤之別,逐字逐句的翻譯讓人不堪卒讀,效果難如人意,會愧對原著和作者(周怡珂、周領順 2018: 89)?！翱勺x性”是譯文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關系到譯本的出版和傳播接受情況。因此,和諧倫理的規約與譯者藝術的“叛逆”并不沖突:譯者遵循和諧倫理,借助歸化的隱性譯者闡釋更能走近讀者;能為讀者所理解并接受的異質成分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并對目的語語言和文化產生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2)原文:把吃奶的勁兒給我使出來。

(莫言 2012: 25)

譯文:Put some shoulderinto it.

(Mo 2005: 28)

(3)原文:爺爺與她總歸是桑間濮上之合……

(莫言 2003: 76)

譯文:So she and Granddad wereadulterers...

(Mo 1994: 92)

葛浩文將莫言小說中諸如“吃奶的勁兒”等帶有民族特色的口語表達加以歸化,譯為put some shoulder等英語中常用的表述,同時也將原文中式口語化的句式表達加以西化式改寫。葛浩文采取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出于“作為英語母語者先天獲得的語言思維與表達習慣”,使譯文更能“迎合西方人的審美與閱讀取向及其意識形態”,實現“消解讀者可能存在的文化陌生感從而與原作產生共鳴”的效果(陳偉 2014: 69)?！吧ｉg濮上”對于中文讀者尚且陌生,何況西方讀者?有專家指出:我們的出發點是讓中國文學走近西方讀者……改造與擴大影響是后續問題(胡安江 2010: 15)。葛浩文選擇以通俗的譯者闡釋說明原文中晦澀難懂的內容,以適度歸化的策略保障了譯文的可讀性與可接受性,有利于讀者的接受與認可。

對于葛浩文的靈活翻譯與獨具特色的隱性闡釋,美國漢學家胡志德給予高度評價,稱贊其翻譯清晰、準確,能捕捉原作的神韻,并盛贊其出色的文體風格,甚至認為其譯文比原作還好(Huters 1981: 190)。葛浩文的可貴之處在于其獨到的“眼光和選擇”,能夠欣賞并再現“莫言作品的精神價值、藝術魅力與東方文化特質”,懂得既確?？勺x性又“引起西方讀者興趣”(劉云虹、許鈞 2014: 16)。因此,葛浩文英譯本贏得諸多美譽的背后,離不開譯者以國際化的視野與審美眼光平衡譯文中的“異”與“同”、作者思想與譯者闡釋、忠實與叛逆,兼顧原文民族特色與譯文可讀性,靈活處理句式與韻腳以彰顯譯文的和諧與美感。

(4)原文: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鐵打的牙關/銅鑄的骨頭/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從此后高搭起紅繡樓/拋撒著紅繡球/正打著我的頭/與你喝一壺紅殷殷的高果酒。

(莫言 2003: 71)

譯文:Little sister, boldly you move on/Your jaw set like a steel trap/Bones as hard as cast bronze/From high atopthe embroidery tower/You toss downthe embroidered ball/Striking me on the head/Now join me in a toast with dark-red sorghum wine.

(Mo 1994: 87)

此例為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一首民俗歌謠,不難看出原文長短句相結合,通篇押韻,具有很強的節奏感與韻律美。在翻譯時,葛浩文在維持和再現原文基調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譯文各句的長短與字數與原文大致相同,再現了原文的歌謠體和節奏感;原文中“紅繡樓”與“紅繡球”等文化意象得到保留,忠實于原文的民族特色與基調。然而,中西方對于詩歌韻律與格式的審美存有較大差異,要在英譯中保留原文的押韻特色,難度可想而知,效果也不一定盡如人意。葛浩文從自身英語母語者的角度出發對譯文添加了譯者闡釋,對原文內容與結構加以適度歸化。不難看出,葛浩文將與首句意義重復的字句刪除,并將“……紅繡樓”與“……紅繡球”原本字數不一的兩句譯成詞數相同且句式相似的英文;正是詞數相同,位置相似,兩句中的the embroidery tower與the embroidered ball的循環往復之勢更加明顯,取得了在不失忠實、不改變原文意義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的效果。葛浩文的隱性譯者闡釋實現了翻譯策略的靈活處理與兩種語言文化的和諧平衡,既使譯文中各方聲音和諧交融,又使譯文格式整齊,韻律優美動聽,達到了和諧倫理的翻譯標準和要求。

四、混雜的譯者闡釋與翻譯倫理

譯者闡釋雖是譯者彰顯自身主體地位的重要手段,但譯者闡釋不是沒有限度的;超出倫理的限度與規約,譯者闡釋便會趨于嘈雜與混亂。首先,倘若譯者叛逆的闡釋脫離了原文的限度,譯文中存在的大量改寫將會導致文本層面的巨大變化,使譯文的內容、重心、結構與意義發生嚴重偏離(Harris 1984: 102)。其次,作者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譯者闡釋映現的,譯者闡釋倘若與作者思想在風格與主題上偏離較遠、闡釋的強度過大或出現的頻次過高,均可能形成喧賓奪主的局面,成為“干擾”作者聲音的“多余的‘噪音’”(Hermans 1996: 23-24)。此外,譯者借助顯性和隱性的闡釋展現自身觀點的同時,不宜傳達出過多與原文內容毫不相干、離題太遠的冗余信息,否則便會對讀者的閱讀與理解行為產生誤導,甚至使讀者對譯作產生錯誤的認知。最后,現代闡釋學強調“理解的歷史性”,即譯者對于原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同時文學閱讀中由于各類主客觀因素往往存在“誤讀”,因此無論譯者有意還是無意,嘈雜的闡釋與“叛逆”均會時常產生(屠國元、朱獻瓏2003: 10-11)。同時,葛浩文明確強調翻譯中的“讀者中心”,在翻譯策略抉擇層面較為偏重目的語讀者一側(孟祥春2014: 74),因此有時嘈雜譯者闡釋的產生也可能源自譯者構建譯文時的重點偏差,過于偏向讀者從而與原文表述產生了一定偏離。

(5)原文:胡同里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一群看上去十分虛假的黑色蝴蝶像紙灰一樣飛舞著。上官壽喜的腦海里留下了一片片旋轉得令人頭暈眼花的黑色的不吉利的印象。

(莫言 2012: 14)

譯文:The lane was still, absolutely quiet. A cluster of butterflies, looking somehow unreal,flitted past, etching a picture ofcolorfulwings on Shangguan Shouxi’s heart; he was sure it was a bad omen.

(Mo 2005: 20)

在中國文化中,“紙灰”與“黑色”往往與死亡、恐懼等主題緊密相連,同時諸如黑蝴蝶、黑貓等純黑色動物也被視為不祥之兆。因此,“黑色蝴蝶”“紙灰”給人帶來“不吉利的印象”,與上官壽喜幻覺中看到侵華日軍的恐怖景象相呼應,營造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氛圍。葛浩文在翻譯時刪除了“紙灰”這一文化負載詞,并將“黑色”改譯為“彩色”。葛浩文此處的隱性譯者闡釋以保障譯文可讀性為主要目的,“采用歸化的濾寫策略”,并“變換文化意象”以“消解讀者的文化陌生感”(陳偉2014: 69),具有倫理層面的合理性。但在西方文化中,蝴蝶意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中長著蝴蝶翅膀的女神普賽克,具有精神與靈魂的象征意義,并非不祥之兆?？梢?譯文中的彩色蝴蝶與原文中的噩兆形象相去甚遠。因此,此處添加的隱性譯者闡釋在意義與背景的構建上存在偏差,屬于不必要的噪音。

(6)原文:“隨你便吧,是你家兒媳婦生孩子,也不是我老婆生孩子!”樊三自我解嘲地說,“奶奶的,我老婆還在我丈母娘肚子里轉筋哩”。

(莫言2012: 42)

譯文:“That’s up to you”, Fan Three said. “It’s your daughter-in-law who’s in labor, after all, not my wife.All right, I’ll do it.”

(Mo 2005: 12-13)

莫言小說風格獨特,深深扎根于中國農村與農民群體之中,“大量使用原生態、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語言”(陳偉 2014: 70)。葛浩文也曾指出“鄉土色彩”是莫言小說的靈魂,是“構成其長久吸引力”的關鍵部分,但也不可避免地為翻譯增添了許多難點(葛浩文2014: 40)。鄉土化、民族化的風格對于讀者來說,既能帶來異域的新奇感,又為閱讀感悟增添了障礙。面對這一難題,葛浩文仍側重于保障譯文的可讀性,添加西化的口語化的隱性譯者闡釋以貼近讀者。然而可惜的是,葛浩文并未在翻譯中再現出原文樊三的自嘲打趣之意,其譯者闡釋相較于原文在鄉土色彩、語言風格特色等方面有一定的缺失。

(7)原文:菩薩保佑……所有的神、所有的鬼,你們都保佑我、饒恕我吧。

(莫言2012: 8)

譯文:Lord in Heaven, protect me...godsanddemonseverywhere, protect me, spare me.

(Mo 2005: 12-13)

“菩薩”本指佛教中的神明,而Lord in Heaven對應的是基督教中的上帝。此外,原文中本無宗教意味的“神”與“鬼”,也被譯為god與demon之類基督教中的常用表達。因此,此處譯文顯然不是作者思想的忠實再現,而是叛逆的譯者闡釋。和諧倫理既強調譯者的闡釋和合理創造,以不改變原文的含義為規約,又強調忠實要有底線,讓讀者理解,不要讓讀者誤解(譚業升2018: 107)。然而,此處的譯者闡釋改變了原文的宗教背景,可能使西方讀者產生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影響深遠的誤解,因而屬于嘈雜的譯者闡釋。

五、結語

無論是顯性的譯者闡釋,還是隱性的譯者闡釋,都能彰顯譯者的個性與風格,這既是時代對譯者主體性的呼喚,也是譯者反抗文化霸權的必然要求。譯者闡釋代表的不僅是主體性與權利,更是承擔的歷史責任。譯者闡釋理應遵循和諧的倫理維度,合理平衡對于讀者與作者的倫理責任,實現存異觀與服務觀的有機統一與優勢互補,承擔起傳遞原文異質性和保障讀者接受性的雙重責任。將翻譯倫理引入對譯者闡釋的探討,借助翻譯倫理規約譯者闡釋,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譯者闡釋是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譯者理應遵循翻譯倫理的制約;譯者闡釋又具有自身的獨特屬性,因此翻譯倫理的規約,有利于從作者、譯者和讀者和諧關系的角度回答譯者該傳遞誰的聲音這一問題。

從構建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和諧關系的角度出發,譯者闡釋應該符合和諧的翻譯倫理,以傳遞作者的聲音為主,輔以自己的聲音,同時服務于讀者的接受。翻譯倫理首先要求譯者闡釋以和聲或伴奏的形式服務于作者聲音主基調,輔助原文意義的構建;其次應是譯者限制對原文意義存在叛逆的“弦外之音”,從保持原文意義的關聯度、給予讀者解讀原文空間的寬容度等方面為譯者闡釋劃定限度;最后要求譯者具有國際化的視野與鑒賞能力,在保留異域特色文化與再現本土文化之間維持平衡,最終形成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國際視野的譯文。這樣的譯文忠實而不呆板,異質而不違和;若是違背了翻譯倫理,逾越了一定的度,譯者闡釋便會淪為嘈雜混亂的噪音。

譯者闡釋在葛浩文的譯文意義構建中起著重要作用,這使其譯文既因可讀性與靈活性而廣受稱贊,又讓其陷入不忠與叛逆的爭議之中。引入翻譯倫理不難看出,葛浩文遵循了翻譯倫理的規約,在保留原文異質性與民族性的同時,適當刪改次要信息以降低理解難度。葛浩文具有在西方語境中構建中國話語的宏大愿景,能夠巧妙地處理翻譯中異與同的關系,其譯者闡釋個性鮮明,注重節奏與美感,符合翻譯倫理。同樣,不可否認葛譯亦非盡善盡美,其中也不能避免嘈雜譯者闡釋的出現,因此譯學界更應將其中不足作為反面案例為譯者闡釋行為劃定界限。整體而言,葛浩文的翻譯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指導,為譯者闡釋研究增添了翻譯倫理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