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佚信一封和佚文五則輯釋

田 豐

（河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1）

1904 年1 月31 日,李何林出生于安徽省霍邱縣城內的一個貧民家庭，1920至1924年就讀于安徽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位于阜陽）①同為霍邱人的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都曾在此就讀，其中韋素園早在1915年秋便已考入，并于1918年投筆從戎離開該校前往北京參加段祺瑞的參戰軍，韋叢蕪是李何林的同班同學，李霽野比他高一級，“這些來自霍邱的老鄉，不但使他感到有了生活上的依靠，而且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他和李霽野的友誼，在后來漫長的歲月中患難相交，生死與共，成為真正的知己?！保ㄌ锉鞠啵骸独詈瘟謧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頁。）嗣后，李何林之所以在家鄉被通緝后逃往北平未名社避難，正是源于此時期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1924 至1926年在國立東南大學求學深造。1926 年秋，李何林投筆從戎參加北伐革命軍，1927年6月入黨，又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回鄉任霍邱縣高等小學校長。1928年夏，他因參加暴動被通緝后“逃到了唯一可以避難的魯迅先生組織領導的北平‘未名社’”[1]，而“他走進了未名社，實際上就走進了魯迅的世界”[2]。這為他此后包括學術研究在內的人生道路選擇提供了新的契機，從而在魯迅研究領域立下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不僅如此，李何林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早期開拓者之一，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創見和發展貢獻卓巨。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5 卷本的《李何林全集》，嗣后大象出版社又于2007 年出版了《李何林全集補遺》，這為我們全面而深入地認識李何林的歷史貢獻奠定了堅實基礎。筆者近年來不斷翻閱舊刊，又發現李何林致《文藝哨兵》編輯部的佚信1封和佚文5 則（題名分別為《對趙嘉均先生的簡單答覆》《“民國”與“新文藝”》《中國舊小說發展概觀》《論“女人不像女人”和“女人終究是女人”》《論民族性不足決定一切》，均署名李何林），不僅未被收入《李何林全集》和《李何林全集補遺》，而且也未在李何林年譜等其他文獻資料中提及。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李何林的佚文《“民國”與“新文藝”》是目前所見較早對“民國”與“新文藝”之間的關系進行闡釋的文章。此外，通觀《李何林全集》鮮見關乎舊小說和女性的論述，新發現的佚文《中國舊小說發展概觀》和《論“女人不像女人”和“女人終究是女人”》填補了這一空白?，F按照發表時間先后順序分別輯錄整理并略作考釋，以供李何林研究專家學者參考，同時補全集之不足。

一、致《文藝哨兵》編輯部

《文藝哨兵》編輯部同志們：

《哨兵》第2期26面周力同志的文章內有“怪不得李何林同志曾說《蕩寇志》也是富有社會意義的作品”不知我是在什么文章什么書中說的？倘是我在課堂上說的，周力同志是根據南大中文系那位同學的筆記？我是在講什么問題時候講的？

我在《文學理論常識講話》中講人民性時曾說：“描寫富有社會意義的主題的作品，不一定有人民性，如《蕩寇志》”①原文中此處缺失后引號。。這是說主題雖然有社會意義，作者如果思想反動，寫的作品不一定有社會意義，如志愿軍的主題是有社會意義的，路翎寫志愿軍主題的《洼地上的戰役》就是反動的?！妒幙苤尽芬惨粯?，周力同志把作品的主題跟作品混淆起來了，于是就成了“《蕩寇志》也是富有社會義意②“義意”應為“意義”。的作品”了，而且我下半句不是說它沒有“人民性”么？有什么社會意義呢？

此信煩轉交周力同志一閱，我謝謝他的幫助！

敬禮！

李何林

5月6日

（原載《文藝哨兵》1960年第3期，署名李何林）

1959年9月，李何林在《十年來新文學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一文中對當時文學創作和評論中忽視藝術性的傾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投寄給兩家文藝刊物后均被退回，但文章中的觀點卻被暗中層層上報，由于正投合了文藝界領導想要抓典型以批判修正主義的政治需要，從而引發了對李何林的批判風潮，將其樹立為鼓吹“藝術即政治”與“唯真實論”的修正主義典型。在此次批判風潮中，由河北省文聯主辦的《文藝哨兵》表現得尤為突出③此時李何林正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而是時天津為河北省省會（1958年4月18日河北省省會自保定遷至天津，1966年5月又遷回保定），由此也使得“近水樓臺”的《文藝哨兵》和《河北日報》成為批判李何林“修正主義”的重要陣地。，1960年在其上陸續刊發了諸多批判李何林的文章④依照刊發先后順序分別為：周力《駁“唯生活真實論”》（第2期）；南開大學中文系1956級《李何林〈阿Q正傳〉分析中的錯誤觀點》（第3期）；前衛文《批判李何林的“真實論”》《戳穿李何林的藝術唯一觀點》《駁李何林的所謂“客觀思想”大于“主觀思想”》（第4期）；前衛文《李何林用“人民性”散布些什么》、南開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批判李何林在世界觀創作上的修正主義思想》（第5期）。。李何林信函開頭所說的“《哨兵》第2 期26 面周力同志的文章”是指刊載于《文藝哨兵》1960 年第2 期的周力《駁“唯生活真實論”》一文。李何林信末說“此信煩轉交周力同志一閱”，《文藝哨兵》編輯部不僅確然照此辦理，而且還將周力復信與李何林此信在“問題討論”欄內一并發表，總題為《“作品”與“主題”能否完全分裂開》，并“請同志們參加討論”[3]。此后，《文藝哨兵》1960年第5期“讀者來稿綜述”欄內還刊發了回應此次“問題討論”的批評文章《不同意李何林把作品和主題分裂開來》。

雖然在此之前李何林迫于壓力也違心地寫了《我對錯誤的初步認識和批判》一文（刊載于《文學哨兵》1960 年第2 期），但是實際上他對此并非心悅誠服，在一定限度內也進行了自我辯護和反批評。這一點從刊載于《文藝哨兵》1960年第3期的致《文藝哨兵》編輯部函便可見一斑，他針對周力《駁“唯生活真實論”》一文中“怪不得李何林同志曾說《蕩寇志》也是富有社會意義的作品”這一論斷提出了質疑，認為此說毫無依據，與自己的本意恰好相反，是周力將作品的主題和作品混作一談所造成的曲解。周力在復信中有意避過“不一定有人民性”這一點不談，而是緊密圍繞李何林將《蕩寇志》視為“描寫富有社會意義的主題的作品”這一論斷來進行生發闡釋，認為李何林將“作品”與“主題”完全分裂是奇怪言論。

二、對趙嘉均先生的簡單答覆

一、關于中學青年與英語 我并沒意識到變軌制這種辦法（這由于我對教育是外行），但假如切實施行這辦法，是可以解決這問題的一大部分的。不過職業學校少而畢業后仍多無業可就，使普通中學仍占大多數，這還是個現實問題。因此，中學生能夠升學的，他們在中學里，英語學得好不好是一個問題，不能升學的需要不需要學習英語卻又是一個問題，前一問題不是我過去二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我的意思很簡單：現在有幾乎占高初中畢業生半數的不能升學的青年，他們學過的英語，不論學得好壞，是很少用處的，對于這樣一個國家民族的或青年自身的時間精力底嚴重損失，應該如何補救呢？

二、關于中學青年與數學 趙先生反對要不升學的高初中學生，學習那么繁重的數學課程的意見，可以說是和我不約而同。趙先生又提出了減低課程標準的具體意見，我覺得，這種標準必須和專門以上學校及大學的課程標準及大學試驗標準相適合、相銜接。譬如，現在規定的考大學文法科的學生，入學試驗只考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而高中二年級分科以后的文科學生，仍須學大代數和解析幾何，不過鐘點較理科學生為少；甚至有許多高中根本還未實行分科，所有學生一律學習同樣數學。這除了“訓練腦子說”以外，我看是找不到什么好的解釋了。要請教育部注意這種大學和中學的課程標準的脫節或矛盾。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于白沙

（原載《讀書月報》1940年第1卷第12期，署名李何林）

李何林分別于1939 年6 月1 日和8 月1 日在《讀書月報》第1卷第5期、第7期上發表關于中學英語和數學問題的兩篇文章《讀書的方法與經驗：中學青年與英語、數學》和《再談中學青年與英語、數學》，均已收入《李何林全集》第4卷。然而無論《李何林全集》《李何林全集補遺》還是李何林年譜都未收錄和提及李何林《對趙嘉均先生的簡單答覆》一文，因此該佚文的發現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李何林上述兩文所激起的反響以及他所做的回應。

趙嘉均寄給李何林的信函內容已無從查找，但從李何林的回信可以略知大概。雖然李何林在談及“關于中學青年與英語”時謙稱自己對于教育是外行，但實際上卻是結合自身教學體驗的經驗之談。大革命失敗后，李何林曾經輾轉各地從事教育工作，單就中學而論，先后于1931年在北平慕貞中學、匯文中學，1935 年在濟南高中，1937 年籌建霍邱縣立中學，1938 年3 月在潁州中學，8 月到隆昌縣中學等多所中學任教，1936 年8 月在北平中法大學代課時還曾在北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兼課。因而李何林不僅有著頗為豐富的中學教育教學經驗，而且對于職業學校教育也不陌生，也正因此他對于“職業學校少而畢業后仍多無業可就，使普通中學仍占大多數”這一現實問題十分了然，在回應文章中能夠切中要害，重申英語無論學得好壞都很少有機會用到，由此造成國家民族或者青年自身時間精力嚴重損失應如何補救的問題，同時他針對數學教學所存在的現實問題敦請教育部重視大學和中學課程標準的銜接。

三、“民國”與“新文藝”

今天是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

沒有民國，大約不會有新文藝。雖然清末已有黃遵憲的寓新事物于舊風格的詩，有梁啟超的解放了的文言文，有嚴復林紓的翻譯，有章士釗的“邏輯”文，等等，都在顯示和古詩文不同，表示古詩文已在潛移默化，慢慢在變了。但我們仍不能說，民國如不成立，即可單獨的從那些詩文里變出新文藝來。因為文藝的產生缺少不了它的政治社會背景，沒有民國成立以后的政治社會背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也許要遲些年才能發生，或者情形有些不同，胡適之陳獨秀等等也就不會成其為五四前后那樣的胡適之陳獨秀等等了（當然我并不抹殺胡陳等等個人的努力和作用）。

反過來說，今后“假使”“忽然”一下子沒有了新文藝，會不會也隨著沒有了民國呢？我說“也會的”?！?/p>

……然而這“假使”和“忽然”的前提根本就決不會實現，我看新文藝是不會滅亡了的，……雖然它今后將要時時在變質和變形。

但前些時倒有些人對于新文藝發出恨恨之聲了：“中國沒有了新文藝，也不會就亡國！作家筆桿都死光了，國家民族也不見得就會滅亡！”這好像罵得確實有些道理，那里能說一個國家沒有了作家和文藝就會亡國滅種呢？但我也從沒有見聞過“沒有文藝”的國家，即使亡了國的國土也仍然頑強的生長著它的文藝，并且常常是潛滋暗長著想復興它的祖國的文藝！……

中國的新文藝，是中華民國的產物，它同時又反轉來改進民國的內容。民國存在一天，它將存在一天；“假使”民國不存在了，它也仍將潛滋暗長，要使“民”國復興，并且發展！……

（原載《掃蕩報（昆明）》1945年1月1日第4版，署名李何林）

《掃蕩報》于1932 年6 月23 日在南昌創刊，1935 年5 月1 日遷至漢口，1938 年10 月25 日武漢陷落后遷至桂林，同日又出版了重慶版，1943年11月1日《掃蕩報》昆明版出版。單就目前所見，李何林在《掃蕩報》昆明版上共刊發了兩篇文章，除了此次新發現的《“民國”與“新文藝”》外，還有《文學與商業和政治的關系——評沈從文先生的〈文學運動的重造〉和〈文藝政策探討〉》（1945 年8 月1日第4版），后者已收入《李何林全集》第4卷，但前者佚失已久。

與20 世紀90 年代美籍漢學家王德威所提出的影響甚巨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有所不同，李何林在該文中著意闡釋的是“沒有民國，何來五四”，他認為“沒有民國，大約不會有新文藝”，而“‘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也許要遲些年才能發生，或者情形有些不同”，相應地，倡導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胡適之和陳獨秀的聲名也不會這樣顯赫。李何林并非要以此來貶低包括新文學在內的新文藝，在他看來“民國”與“新文藝”是互生共存的關系，一方面“沒有民國，大約不會有新文藝”，而另一方面假使忽然一下子沒有了新文藝也會沒有了民國。李何林之所以著重強調“民國”與“新文藝”之間的內在聯系，其目的是為了反駁當時有人提出的“中國沒有了新文藝，也不會就亡國！作家筆桿都死光了，國家民族也不見得就會滅亡！”。在李何林看來，既然“民國”成立這一事實已然確立而無從“假使”，那么與“民國”存在著共生關系的“新文藝”也決然不會滅亡，即便是“假使”民國不存在了，“新文藝”也仍將潛滋暗長。

四、中國舊小說發展概觀

這里所謂“舊小說”是指五四前后新文學運動以前的一切小說而言，不論它是文言，白話，長篇或短篇。

中國舊小說雖然淵源于古代神話或傳說，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有許多名為“小說”的作品（見《漢書藝文志》：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但都早已散失，未能傳于后世，且又“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不大近于所謂“小說”。

到漢代，有所謂東方朔作《神異經》和《十洲記》，班固作《漢武帝故事》和《漢武帝內傳》，郭憲作《漢武洞冥記》，劉歆作《西京雜記》，等等神仙故事和雜著：實則“無一真出于漢人”之手，大都是晉以后人所作。

魏晉宋齊梁陳時代，鬼神志怪書及清談集笑話集大興；其著者，如晉張華作《博物志》，干寶作《搜神記》，陶潛作《搜神后記》，梁吳均作《續齊諧記》，宋劉義慶作《世說》（即后之《世說新語》），齊王瑛作《冥神記》，梁殷蕓作《小說》等?；颉皬埢使砩?，稱道靈異”，或“掇拾舊聞”，或“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然大都“粗陳梗概”，結構，人物，俱不足觀。

至唐而大變：“敘述宛轉，文辭華艷”，“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有人名之曰“傳奇”，以別于韓愈柳宗元等的古文。作者亦始“有意為小說”，產品甚多，匯為大觀！其著者如：《柳毅傳》，《南柯太子傳》①“編選版”改為《南柯太守傳》。，《游仙窟》，《李娃傳》，《霍小玉傳》，《長恨歌傳》，《鶯鶯傳》，《虬髯客傳》等等，不下數十篇；就內容言，大約可分為“神怪”“戀愛”“豪俠”三類。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到唐代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宋人雖繼之續有所作，到清代且有名作《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五種》等產生，但技術，內容，都未能超越唐人，固不足以言發展或進步。

正當此文言短篇小說登峰造極的唐代，中國文學卻產生了兩種新的形式：一種是韻散合體的“變文”，另一種是用通俗文字寫的“俗文”。這兩種文字使唐代以后的中國小說發達別開了一條蹊徑，就是宋元明清四代的白話長短篇小說的發生和發展。

據現代人研究：宋元以后的“寶卷”，“諸宮調”，“彈詞”，“大鼓詞”，以及“講史”，“小說”的“話本”，皆由“變文”脫胎而來。如《明妃變文》上卷之末，有云：“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為以后小說“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根源。又如后世白話小說中之許多韻文，亦足表示白話小說尚帶有韻散合體的“變文”的遺跡。

但宋元以后白話小說之所以發生和發展，除了上述文學本身的原因外，尚有它的大的社會生活原因在：即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自唐以后得到空前的發展（雖然是間歇式的），商業資本發達，城市興起，市民數量增多，社會生活日趨繁復；古文，律絕，已不足以細密完滿的表達這新的社會內容，于是先后有詞，曲，語錄，有白話小說，等等新的形式產生。

因此，我們可以說：唐以前是文言小說的發生和發展時期；唐以后是白話小說的發生和發展時期。

白話小說的最初形態，是以宋元說話人的“話本”形式出現，其流傳于后世者僅“小說”“講史”二類（其余尚有“說怪”“說參請”“合笙”等，無“話本”傳于后世），約七八十種，是明清兩代白話小說的雛形。

明清兩代的白話長短篇小說，不但在質與量上都以壓倒的優勢勝過了文言小說，即與詩、詞、劇，曲、散文等類相比，它的成就也可列為第一。它較為細膩的描寫了社會生活和人們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留下了許多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較歷史書更為真實的記錄了歷史，（當然也像史書的編著者一樣通過了它們作者的不大正確的世界觀。）創造了較文言文遠為通俗，優美，精致的白話語文（壞的固然很多，但這里是指名作而言），為現代中國新文學奠下了一部分基礎。

以下簡略的介紹一下元明清三代的白話小說：

除宋元“話本”乃白話小說的雛形，上面已略提及，現不具論外，明清兩代的短篇白話小說多只見編者與選本，作者何人則已十九不可考。其著名者，如馮夢龍編之“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亦號即空觀主人）編之“兩拍”（即《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均為創作），天然癡叟作之《不點頭》，東魯古狂生編之《醉醒石》，周清原纂之《西湖二集》等。

后又有選自以上諸書而成之《今古奇觀》（抱甕老人選），《今古奇聞》（東壁山房主人編），等數種選本流傳于世。

至于白話長篇，則成績輝煌，重要名著，本刊讀者想已閱覽，現僅舉其書名與作者。

元末明初，羅貫中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文言白話夾雜，或由于作者參閱文言史書所致。

《水滸傳》亦元末明初的書，但作者傳說不一：或說是羅貫中，或說是施耐庵；又或說是施作羅續，或施作羅編。

《西游記》為明吳承恩作，以張書紳《新說西游記》本較流行。

《金瓶梅詞話》一百回，明蘭凌笑笑生撰，乃世間流行各種版本《金瓶梅》中之最好者。

《儒林外史》，清吳敬梓作，“自此書出，小說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其他名稱尚多），清曹雪芹作前八十回，高鶚續后四十回。

《醒世姻緣傳》為《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作。

其他如《隋唐志傳》，《北宋平妖傳》，《封神傳》，《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海上花列傳》，《野叟曝言》，《鏡花緣》，《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以及其他數十百種公案劍俠小說，才子佳人故事，千篇一律，文詞拙劣，較之上述七作，只能列在二三等以下，或甚至不值一觀，故從略。

至于清末李伯元作《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作《老殘游記》，曾樸作《孽?；ā罚穸吣曜髡咴有薷模┑茸?，內容形式以及作者識見，已都略與過去小說不同。因此四書均成于“戊戌政變”“庚子之亂”以后，舊社會的崩潰跡象已顯，新社會的一切已在無形中影響著文學：有梁啟超的“新文體”，有黃遵憲的“熔鑄新理想于舊風格”的詩，有王國維的新的文學批評，在小說創作上當然也①漏掉一“不”字。能例外，所以這幾部清末小說，可以說是新舊過渡時代的產品，后來到了“五四時代”，新舊的界限方才分明。

在本刊下一期②“編選版”改為“在將來有機會的時候”。想再談一談看舊小說可能得到的好處，和一般人因看舊小說受到的毒害。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于昆明。

（原載《進修月刊》1945年第1卷第2期，署名李何林）

該文刊載于1945 年4 月《進修月刊》第1 卷第2期（以下簡稱“刊發版”），刊出后不久即被收入由進修月刊社編選的《進修文選》（進修出版教育社1945年版，第53-57頁，以下簡稱“編選版”），除兩處文字稍有出入外，其他均一致，上面全文照錄依據的是《進修月刊》“刊發版”。

綜而觀之，李何林在該文中廣征博引、縱古論今，對于中國舊小說如數家珍，足見其學識之淵博和根底之深厚。他將唐代和五四時代作為中國舊小說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捩點，“唐以前是文言小說的發生和發展時期；唐以后是白話小說的發生和發展時期”，而到了五四時代“新舊的界限方才分明”。同時，李何林在該文中靈活運用歷史唯物論對中國舊小說的發展演變狀況做出了論斷。具體而言，李何林在剖析宋元以后白話小說的發生和發展時運用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根本動力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除了文學自身的原因外，尚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自唐以后得到空前發展這一“大的社會生活原因”，由此使得商業經濟發達、城市興起、市民數量增多，古文和律絕無法細密完滿地表現新的社會內容，從而有了新的文體形式產生。

李何林原本計劃在《進修月刊》1945年第1卷第3期上也即“在本刊下一期”“再談一談看舊小說可能得到的好處，和一般人因看舊小說受到的毒害”，但最終未能如約刊出。進修月刊社在1945年編選《進修文選》時也將其改為“在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這也使得《中國舊小說發展概觀》成為李何林專門談論“舊小說”的唯一文章。

五、論“女人不像女人”和“女人終究是女人”

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穿旗袍的女人，絕對沒有燙發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夸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邊一位C 女土說：“你們簡直不像女人！”

她反問道：“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這種執拗的答語，竟使我無辭可駁。

——趙超構著《延安一月》。

久居都市，看慣了知識份子或中產階級以上摩登婦女的人，腦子里早經形成了所謂“女人”的形像：旗袍，（貼肉）高跟，粉面，朱唇，燙發，染指，再加上（嬌柔的做作）和扭扭捏捏的言語。能夠供給他們以曲線肉感、以飛機式，錢串子式，羊尾巴式，獅子狗式……等等玩物式的頭發樣式，擦得像猴屁股的臉和剛吃過死耗子似的嘴唇，他們以為這一切是“美”，是女人之所以為女人的條件！倘若你穿一身寬大的旗袍或一套制服，一切也都不加修飾，保存本來面目呢，那你就要被狠狠地問：“你簡直不像女人”了，因為你使他們的天下有了缺陷，不美滿了：“缺乏性感”！

正如看慣了小腳的人，罵天足為“臭蹄子”！

依我看C 女士其實并不“執拗”，她答復得太客氣了，她應該說：“女人為什么一定要像玩物！”

“女人不像女人”，其實是“女人不像玩物”。

中國婦女解放的目的之一，就在爭取這“不像女人”！

但也有更多的人常常氣憤憤的說：“女人終究是女人”了！這是當中國一部分婦女表現她們的缺點時候，譬如：心胸狹?。ㄐ⌒难?，小氣，愛占小便宜，不顧大體），虛榮心大，愛裝飾，貪享受，對事對人感情重于理智，不能堅忍持久，遇事無決斷，社會性少，注意家庭和身邊瑣事，嘮嘮叨叨，長舌傳語，警覺性不夠，適于文學藝術和教育，不長于理論或數理，易哭，忌妒，……等等，等等，一時寫不完那許多，但這些有那一項我們找不出它的社會根源？有那一項不是中國婦女生活環境的產物？不是由于教育和認識的不夠？不是男性中心社會和人吃人社會所直接間接造成的？有這些缺點的男人不是也很多么？（油頭亮鞋的男人和紅得猴屁股似的臉蛋的女人，一樣令人作嘔）假使這些缺點都是女人天生得來，不可改易，為什么蘇聯婦女已經把它們大大的減少了？為什么中國各界婦女所有的這些缺點多少不一，或有程度之差？農村窮苦婦女愛裝飾么？貪享受么？如“是”，男人如何？熱心社會改革，有政治認識的婦女“社會性少”么？僅僅“注意家庭和身邊瑣事”么？男人見“理論”即頭痛，望“數理”而興嘆的人少么？蘇聯不是已經有許多女工程師和女理論家么？

林黛玉的性格是她的生活環境的產物，她不是天生的多愁，多病，善感，忌爐，小心眼的！她是“林黛玉”！但她也可能不是“林黛玉”，假使她生活在另一種環境里！

“女人終究是女人”，但也可能不是有以上那些缺點的“女人”，假使不生活在足以造成她們那些缺點的社會里！

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只有改造社會以適合于自己的生存！

到“女人終究”不“是女人”那一天，也就是人類社會合理的那一天！

人類向合理社會的進軍，每一步走的都是血的道路！這里面當然有許多婦女的血，它將灌溉出“不像女人”和“終究不是女人”的花朵！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原載《婦女旬刊》1945年第1卷第4、5期合刊，署名李何林）

刊載該文的《婦女旬刊》于1945年11月5日在昆明創刊，屬于婦女運動刊物，主要刊載婦女解放運動和時政類的內容，但也不限于此，在其上刊登有吳晗、孟超、尚悅、田漢、李廣田、蕭滌非、光未然等人的作品。李何林在該文開篇引用了趙超構《延安一月》中關于“延安新女性”的介紹片段，以此引發議論而結構全文?！堆影惨辉隆肥恰缎旅駡蟆分鞴P趙超構于1944年6月9日到7月2日隨中外記者訪問團訪問延安后撰寫的長篇通訊集，透過對其在延安期間真實見聞的描述，讓長期處于新聞封鎖下的國統區人民得以了解延安的真實狀況，先是分別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在重慶和成都《新民報》上連載，后又于1945 年1 月結集出版，引發一時之轟動。也正因此，《延安一月》在國統區很快被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書，而傳至延安解放區后得到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贊譽。毛澤東閱讀后認為作者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膽識是可貴的，并于1945年赴重慶談判時當著潘梓年、夏衍等人的面表揚了趙超構；周恩來也對《延安一月》贊譽有加，將之比作“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4]。

在該文中李何林對趙超構采訪的C女士所說的“你們簡直不像女人”做了進一步闡發，認為中國婦女解放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爭取“不像女人”，也即“女人不像玩物”，并堅信通過改造社會終會實現女人“不像女人”和“終究不是女人”。同時李何林對于“女人終究是女人”的觀點進行了批駁，認為世人所經常標榜的中國部分女人的缺點是站不住腳的，這些缺點并非女人天然具備的，而是生活環境的產物，是由于教育和認識不夠以及男性中心主義和人吃人的社會所造成的。

六、論民族性不足決定一切

國內外學術界有些人常常拿“民族性”這一個因子去解釋某一國的政治行動，軍事行為（戰爭），甚至風俗習慣，以至文學藝術現象。好像某一國的各方面之所以那樣，是由于她的民族性是那樣的緣故；因而推論到：倘甲國的民族性與乙國的不同，則甲國所能做到的事情，乙國必不能做到。好像一般中國老百姓的“命該如此”的人生觀一樣，一切窮苦不幸的遭遇都推之于他們的“命”不好；把某一國家的一切情況都推之于她的民族性了。

“九·一八”前后在北平，就聽見過周作人（那時還不是漢奸）發表這種議論：“俄國一九一七年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性走極端的緣故：他們受痛苦壓迫時，能夠忍受到極端的程度（指帝俄的殘暴統治），但是，一旦反抗革命起來，也就革命個澈底；所以俄國能夠完成共產革命，別的國家則不能，因為沒有這種走極端的民族性”。他又說：“中國這個民族簡直壞透了，好像漆黑的一個染缸：什么東西一搬到中國來，都就被染成了黑色，變了樣，也變了質；所以共和，民主，共產，都作不成功：中國的事一切無希望了！”

我無從計算中國現在上自大學教授，大學生，下至一般人民，有多少對蘇聯革命之所以成功，和對中國現狀的解釋，還抱著和周作人同樣的見解；但我知道這數目是很大的！兩國的民族性似乎決定了一切。

但是新社會科學常識告訴我們：只要革命的社會條件具備，領導集團的努力方向正確，則任何民族都可實現人民革命，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在日本，在德國，在英美，在印度，在中國，……都可能。同時，中華民族雖然是一個染缸（其他民族又何嘗不是?。?，什么東西到中國來，都要染上一層民族色彩，披上民族形式，要“中國化”；但是實際情形則并不完全“漆黑”！即使在“一團糟”之中，也有“精華”存在，也在茁長著光明的嫩芽！只有代表日趨沒落的社會層的人，才只見“漆黑”，而不見這光明的嫩芽：悲觀失望是這種人的中國觀，并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根本不可救藥。

假使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某一種“性”的話，那這種“性”也是這個民族的某一歷史生活階段的產物，不是一成不變的本質，是隨著那個民族的歷史發展而變化的。阿Q性格并不是古今所有中華民族的性格，現在有阿Q性格的人，各人具有的成份也有程度之差。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嗎？作為外交辭令，宣傳宣傳我們并無侵略別人的心與力，以顯示敵人侵略我們的殘暴無理，是可以的；實際上我們并沒有這種“性”，證據是：有人早說過《二十四史》是“相砍書”了，向來的內戰也都并不“和平”。日本德國這次發動了世界性的侵略戰爭，是由于這兩個民族性是天生的好勇斗狠，侵略成性，像有些人在解釋此次戰爭時所說的嗎？倘真這樣相信，而把這次戰爭的原因推之于這兩國的“民族性”，那就忽略了這次世界大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原因，也沒有看見造成日德兩民族的“好勇斗狠，侵略成性”的兩國統治階級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的作用！以為他們天生的“民族性”是這樣，沒有法子改變，也沒有法子爭取過來，只有殺個干凈了事。不知日本民族也有許多并不“好勇斗狠”，而頗愛好和平的人；徒以統治階級的堅強統治，以及多年來法西斯文化教育的薰陶，使他們大多數人無反抗叛逆之心，只有全家相率走上上吊，跳海，投江，自殺的路。（在日本投降前半年，有自漢口逃至大后方的人說：“近年來漢口的日本商人不愿應征當兵，全家自殺者甚多?！保┧麄兊摹懊褡逍浴笔撬麄兊纳鐣畹漠a物，是人為的，可變的。我們要推翻造成那種“民族性”的人為的社會制度，去改變他們的“民族性”，叫他們恢復“人”性：才是這次世界大戰的目的！

又有許多人說：“德意志這個民族真厲害，你看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真是橫沖直闖，所向披靡，這由于他的民族性是重實際，守秩序，富于組織能力，和堅毅不拔的干的精神；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他打敗了，他將來還可以掀起第三次大戰；這個民族真了不起，了不起！”并且有人說：“只有蘇聯這個走極端的同樣厲害的民族，才是德意志民族的對手，其他都吃不消?！?/p>

他們不知道德國人和俄國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都并不“厲害”：德國人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普法戰爭以后，才“組織”起來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以后之所以漸漸“厲害”起來，實在由于他的高度發達的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最近十余年來法西斯主義的訓練和統治造成的。同時，我們不是也看到被一般人認為并不“厲害”“極端”的美國民族，也憑著他的同樣高度發達的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力，在兩次大戰中，都作了德國的勁敵，甚至戰勝者嗎？

蘇聯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倘仍以帝俄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出現于對德戰場上，我們真不能想像這個民族仍能夠像現在這樣“厲害”！我們知道他這次之所以能夠由戰略退卻，到相持穩定，以至反攻，勝利，是由于他曾經經過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經過三次“五年計劃”的經濟發展；經過一九一七年以后二十余年來新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的訓練和人民精神的改造；蘇聯民族的內容雖然加入了幾十種并不“厲害”的弱小民族，但是都已經過了非常大的改造，他們都“厲害”起來了：他們能夠擊退“厲害”的德國民族！

那么，是民族性在決定著戰爭呢？還是另有許多東西的作用超過了民族性，甚至改變了民族性？

法國社會學的文學論者泰納（Taine）在他作的《英國文學史》的序言里說：決定任何一國文學的因子有三個，即“種族”“環境”和“時機”。他所說的環境是指“自然”環境，不是社會環境，犯了“自然史觀”的錯誤，因不屬本文范圍，這里暫且不提；“時機”意即“時代”，用以解釋文藝現象，也嫌有點籠統；因作家雖生于同一時代，作品則每每相差遠甚，如魯迅與徐志摩，何以解釋他們的距離？至種族一因子好像可以作為解釋各國作家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但是，各國文學的歷史現象又告訴我們：不是同一“種族”的英國的拜倫，雪萊，德國的歌德，席勒和俄國的普希金，萊芒托夫，他們作品的內容思想和形式，倒比同種族的本國寫實主義大師們，要相像相近得多。因為他們同是新興市民階級初期的代言人，決定他們作品的這種社會基礎的重量，超過了他們種族性的不同了。何況種族血液既經混雜，種族性的不同已頗有問題呢？

同是中華民族，生在同一時代，住居于同一自然環境，思想，行為，文學，藝術，何以各個人有些相差得那樣的遠？又有些人相像得那樣的近？不錯，民族性有不同，自然環境有不同，古今的各時代（精神）也并不一樣，它們都可多少作用于本國的政治，軍事，風俗，習慣，文學和藝術；但是，有更直接，更基本的作用于這些的，是人類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民族性也是被它決定著的。

（原載《文匯叢刊》1947年第4期，署名李何林）

1947 年9 月，《文匯報》鑒于該報因為現實環境影響無法大規模發行，且受到報紙本身的形式所限致使附刊的閱讀和保存較為困難，因此創辦了16開本的文藝副刊集《文匯叢刊》。主要撰稿人有郭沫若、侯外廬、孫起孟、平心（李平心）、馬寅初、吳清友、夏康農、曹末風、紀玄冰（向林冰）、胡繩、聞一多等，多為左翼作家和愛國民主人士。與李何林《論民族性不足決定一切》同期刊發的還有郭沫若的《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和聞一多的《論文藝的民主問題》等文章。

單就國內學術界而言，對于“民族性”的關注和探討可謂由來已久，早在1917年章錫琛便在《東方雜志》第14 卷第1 期上發表了《中國民族性論》一文，抗戰勝利前后更是掀起一時之熱潮，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相關文章①1945年公開發表的主要文章有：敖士英《中國學術思想與民族性》（《新中國月刊》第6期）、陶里舒斯作，丁洛譯《日德民族性殘忍的根源》（《聯合周報》第3卷第1期）、吳其昌《日本民族性探考》（《民族正氣》第3卷第6期）、明堂《西人眼光中的中國民族性》《中國民族性與東西洋民族的比較》（《立國周刊》第3期和第4期）；漆敬堯《民族性與世界永久和平》（《東方雜志》第41卷第13期）、胡秋原《日本的民族性》（《書報精華》第4期）、趙友培《三民主義文藝的民族性》（《三民主義半月刊》第6卷第5期）、高節文《中華民族性之分析》（《安徽政治》第8卷第7期）、方祿《空襲與民族性》（《新聞報》5月30日第3版）、《自殺與投降——日本民族性一問題》（《大公報（重慶）7月5日第2版》）、許壽裳《魯迅與民族性研究》（《民主》第6期）；羅家倫《民族與民族性》（《學生雜志》復刊一周年特大號）。1946年公開發表的主要文章有：謝剛主《由歷史上觀察吾國之民族性》（《自強月刊》第1 卷第4 期）、科美《中國民族性的批剖》（《群光周報》第1 期）、趙南柔《各國民族性》（《日本論壇》創刊號）、楊業治《德國文藝里所表現的民族性》（《廣播周報》復刊第2 期）、徐大風《日本的民族性》（《滬衛月刊》第3 期）、啼紅《海盜式的民族性》（《吉普》第12期）、左軍《馴良的民族性》（前線日報3月6日第8版）、鄭逸梅《畫與民族性》（《立報》12月8日第2版），等等。。誠如李何林文中所言，這些關涉“民族性”的文章“常常拿‘民族性’這一個因子去解釋某一國的政治行動，軍事行為（戰爭），甚至風俗習慣，以至文學藝術現象”，明顯使得“民族性”這一概念過于泛化，其內涵和外延邊界模糊而讓人捉摸不定。李何林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民族性不足決定一切”。在具體論證過程中，他以周作人的言論和時人對德國、日本和蘇聯等國民族性的評論作為重點批駁和闡釋的對象。同時李何林還以英、德、俄等多國的文學現象為例，對法國文藝理論家泰納提出的“三因素”說進行了否定性評價，并從唯物歷史觀的角度認為起著更直接、更基本作用的是人類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

結語

透過此次新發現的1 封佚信和5 則佚文可以見出，李何林不僅研究興趣廣泛、視野寬廣，舉凡中學教育、“民國”與“新文藝”的關系、中國舊小說、女性解放以及民族性問題都有所涉及，而且他還敢于堅持己見，即便在遭受圍攻之時依然不顧個人安危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值得學習和稱道的是，李何林并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是時常能夠切中要害提出新見，其中的部分觀點對于當下依舊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譬如他在《對趙嘉均先生的簡單答覆》一文中認為幾乎占高初中畢業生半數的不能升學的青年所學過的英語很少有機會用到，從而造成一個國家民族的或青年自身的時間精力嚴重損失，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依舊存在，也越來越引起國家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另外他在《“民國”與“新文藝”》一文中所提出的“沒有民國，大約不會有新文藝”等觀點，對于當前方興未艾的“民國文學研究”而言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偠灾?，此次新發現的佚文佚信不但能夠補全集之不足，而且對于我們深入認識李何林及其學術成就也不無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