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視角下崩崗開發治理的多主體協同策略優化研究

呼 倩，黃炎和，林金石，蔣芳市，季 翔，2*

（1.福建農林大學金山水土保持科教園，福建 福州 350002；2.自然資源部東南生態脆弱區監測修復工程技術創新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1）

崩崗是指山坡土石體在水力和重力綜合作用下向臨空面崩塌和沖刷的土壤侵蝕現象，素有“生態潰瘍”之稱[1]，是影響我國南方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的難題之一。崩崗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等7 個?。ㄗ灾螀^）的農村地區，造成淤塞河湖庫、壓埋農田、切割地形，引發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2]。并且由于土地產權的限制與社會經濟等條件的制約，地方政府開展崩崗治理工作的難度較大。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這是實現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要扎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因此，協同治理崩崗侵蝕是打造和美鄉村的必經之路。

目前，關于崩崗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治理模式設計[3-4]和崩崗治理成效評價[5-6]等方面。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實踐，逐漸形成了以封育治理、生態治理和開發治理為主的3 種崩崗治理模式[7-8]。其中，開發治理通過改造地形從源頭阻止了崩崗侵蝕，并且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是目前綜合效益高且一勞永逸的治理模式[9-10]。這種治理模式一般需要地方政府牽頭、引入社會資本、村集體配合的情況下才能完成，不同主體間容易產生利益分配的沖突和矛盾，從而使崩崗治理工作進程緩慢。因此，崩崗開發治理工作的關鍵是解決不同主體間的沖突和矛盾。

在對生態環境的治理中，雖然不同主體均希望生態安全、環境優美，但各主體對治理的目標并不相同：地方政府在關注經濟、社會與生態協調發展的前提下，也注重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企業看重經濟效益多于社會效益；村集體則更強調自身損害的減少和經濟利益的增加[11-13]。演化博弈論在研究多主體參與生態治理決策響應邏輯方面得到了較為成熟的應用[14-24]，比如：Hu D 等[14]通過引入“獎懲聯動”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上級政府制定合理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有助于上下游地方政府共同采取保護策略；劉新民等[15]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討論了不同情景下中央和地方兩級環保部門獎懲政策在碳減排中的影響；鄒國良等[16]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PPP 模式中構建了地方政府激勵規制與消極規制狀態下地方政府、社會資本和農村居民三者行為策略的選擇?？梢?，演化博弈論可以較為清晰地梳理多主體間的沖突和矛盾，進而獲取不同主體的決策響應邏輯。另外，系統動力學模型則為不同主體的決策演化提供了仿真技術，進一步探究不同主體決策的影響因素及其規律。比如李云燕等[17]通過仿真得出中央政府補償政策的實施對地方政府聯防聯控的執行決策產生直接影響，楊光明等[22]通過仿真發現罰金相比補貼更能促進企業采取保護環境的策略，柏明國等[25]仿真后認為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對霧霾協同治理的意愿在不斷提高，同時提高霧霾治理效率有利于加快協同治理進程。因此，可嘗試應用演化博弈和系統動力學模型，解決崩崗開發治理過程中的沖突和矛盾。

鑒于此，本文基于對福建省安溪縣典型的崩崗開發治理實例的調研，梳理崩崗開發治理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構建地方政府、企業、村集體之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對其進行演化仿真，探討各主體初始意愿和不同收益參數對實現崩崗協同治理的影響。研究結果可以為政府主導的崩崗開發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決策依據，進一步推進南方花崗巖區的生態治理，實現建設和美鄉村的新要求。

1 崩崗開發治理模式三方博弈模型構建

1.1 問題描述

崩崗侵蝕是一種具有較強負外部性的 “公共問題”，但由于受經濟和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崩崗所處的村集體很難獨立開展開發治理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的引導和干預，以及社會資本（企業）的參與。然而，在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企業、村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得各主體的行為策略發生變化，從而阻礙治理進程。通過演化博弈仿真，可以厘清不同主體在崩崗開發治理過程中的行為策略演化，為崩崗的協同治理提供參考和支撐。

1.2 基本假設

在模型構建前，需要根據安溪縣開發治理典型區域的現實情況，做出以下合理假設。

H1：地方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崩崗治理的主導者，根據財政狀況選擇是否制定企業入駐獎勵金、稅收優惠等利好政策來引導企業投資建設，即政府的策略有引導和不引導，概率分別為x 和1－x。不論地方政府是否采取引導策略，都需要向村集體支付征地補償費用Dg，以及對該區域的土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Bg；待企業入駐后地方政府可獲得土地出讓金Le、企業經營所得稅Te，同時地方政府做這項工作可向國家申請資金支持Sg，且Sg一般小于Dg＋Bg。如果地方政府選擇引導，則還需要支付企業入駐獎勵金、稅收優惠等利好政策Re；同時，地方政府的積極引導會帶動區域的綜合發展，從而為其帶來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附加效益Eg。如果地方政府選擇不引導，即地方政府不向企業支付入駐獎勵金、稅收優惠等利好政策Re，但同時也會損失掉開發區建成帶來的附加效益Eg。

H2：企業作為追求經濟利益的主體，待地方政府將崩崗侵蝕區平整開發為工業用地后，可選擇的策略有投資和不投資，概率分別為y 和1－y。如果企業選擇投資，則投入的成本主要包括土地費用Le，廠房的建設、運營等費用Be和經營所得稅Te；收益除了正常的經營收益Ie外，還可能獲得入駐獎勵金、稅收優惠等利好政策Re。相反，如果企業不投資，則不會在崩崗開發治理中得到收益，但是，這筆資金仍可以得到其他投資收益Ve。

H3：村集體作為受崩崗侵蝕直接影響的主體和崩崗所在土地的產權人，當地方政府開展崩崗開發治理工作時，村集體可選擇的策略有配合或不配合，概率分別為z 和1－z。如果選擇配合，村集體能夠獲得土地及其地上物的征收補償金Dg，同時也失去了農田、茶園等原土地的經營收入If，搬遷安置也需要額外的費用Mf。如果村集體選擇不配合，不僅會繼續面臨崩崗侵蝕帶來的各項損失Hf，也會面臨地方政府的生態懲罰Pf，最終選擇配合。各參數的含義見表1。

表1 崩崗開發治理主體收益支付參數及其含義

1.3 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基本假設和主體間關系的梳理，建立地方政府、企業和村集體在崩崗開發治理中實施不同策略行為下的利益分配矩陣，即支付矩陣（見表2）。

表2 崩崗開發治理三方博弈支付矩陣

地方政府采取引導和不引導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別是Ug1和Ug2，平均期望收益是Ug：

企業采取投資和不投資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別是Ue1和Ue2，平均期望收益是Ue：

村集體采取配合和不配合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別是Uf1和Uf2，平均期望收益是Uf：

2 崩崗開發治理三方博弈穩定性分析

2.1 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可比矩陣

聯立式（1）、式（2）、式（3），得到地方政府、企業和村集體在崩崗開發治理的復制動態系統，如式（4）。

然后，令Fg（x）=0，Fe（y）=0，Ff（z）=0，得到8 個純策略組合（記為均衡點）：E1（0，0，0），E2（1，0，0），E3（0，1，0），E4（0，0，1），E5（1，1，0），E6（1，0，1），E7（0，1，1），E8（1，1，1）。并非所有均衡點都可以實現多主體的利益協同，首先需要判斷其穩定性。根據Friedman[26]關于演化穩定策略的理論，均衡點的穩定性可由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可比矩陣進行判斷。

式（4）求導得到該系統的雅可比矩陣，如式（5）。

2.2 均衡點穩定性分析

在式（5）中，雅可比矩陣的對角線即為均衡點對應的特征值，分別記為λ1、λ2和λ3，特征值的正負性是判斷均衡點穩定性的依據[26]。以均衡點E3（0，1，0）為例，將x=0、y=1、z=0 代入式（5），則均衡點E3（0，1，0）的特征值分別為λ1=Eg－Re，λ2=Be－Ie＋Le＋Te＋Ve，λ3=Pf＋Hf。只有當λ1、λ2和λ3均為負值時，均衡點E3（0，1，0）才為穩定點，否則為不穩定點。同理將崩崗開發治理模式中利益主體演化博弈的8 個純策略均衡點分別帶入式（5），得到各均衡點的雅可比矩陣特征值，具體如表3 所示。

表3 均衡點的雅可比矩陣特征值

通過對8 個純策略均衡點的穩定性初步判斷發現：由于Pf＋Hf>0 不滿足穩定點的特征值條件，因此E1（0，0，0）、E2（1，0，0）、E3（1，1，0）和E5（0，1，1）均屬于不穩定點；同時，E4（0，0，1）和E6（1，0，1）的特征值λ1=0 也不滿足穩定點特征值為負的條件，因此也不屬于穩定點。

當Eg≤Re時，即地方政府在崩崗開發治理時采取利好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所帶來的附加效益小于引導成本，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可比矩陣僅存在一個均衡點E7（0，1，1）。該點對應的雅可比矩陣特征值均為負，即地方政府不引導、企業投資、村集體配合的策略組合為復制動態系統的演化穩定點。但是，在該狀態下，企業投資的速度緩慢，開發區空置，地方政府將在很長時間內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不利于多主體協同的崩崗開發治理。

當Eg≥Re時，即地方政府在崩崗開發治理時采取利好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所帶來的附加效益大于引導成本，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可比矩陣僅存在一個均衡點E8（1，1，1）。該點對應的雅可比矩陣特征值均為負，即地方政府引導、企業投資、村集體配合的策略組合為復制動態系統的演化穩定點。該狀態下，地方政府、企業與村集體的收益都大于成本，在生產、生活、生態環境變好的同時實現了多主體共贏，即為多主體協同的崩崗開發治理最佳狀態。

3 崩崗開發治理主體意愿的數值仿真分析

基于上文的演化博弈分析，為了更直觀地理解各博弈主體的策略選擇，運用Matlab 工具對崩崗開發治理中地方政府、企業和村集體的策略演化過程進行仿真。鑒于部分指標僅對某一主體的收益產生影響，如企業經營收益、經營投入、村集體原土地經營收入等，故選取數值波動較大且對三方主體利益關系產生直接影響的指標展開討論。具體包含：三方主體的初始意愿x、y、z，利好政策Re，引導帶來的附加效益Eg，其他投資收益Ve，崩崗侵蝕的財產損失Hf及村集體不配合的生態懲罰金Pf等6 項。

根據福建省安溪縣典型崩崗開發治理實例的調研進行賦值，設置開發治理三方利益主體收益參數為Ie=10，Re=1.5，Le=0.6，Be=3，Te=3.7，Ve=3，Eg=2，Hf=0.3，Pf=0.1；并按照低、中、高3 個等級設置地方政府引導、企業投資和村集體配合的初始意愿，即x，y，z∈Ω（0.2，0.5，0.8）。

3.1 初始意愿對崩崗開發治理關系演化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對地方政府、企業和村集體初始意愿不同時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1。由圖1 可知，當三方的初始意愿分別為0.2、0.5 和0.8時，雖然最終都趨向于（1，1，1），但x、y 向1 收斂的速度逐漸增加，z 向1 收斂的速度則逐漸放緩。這說明，在面臨崩崗侵蝕帶來的損害時，即便地方政府采取利好政策引導的意愿不高，村集體也愿意配合地方政府進行崩崗開發治理。而地方政府和企業雖然起初采取引導和投資的意愿較低，但是考慮到崩崗開發治理帶來的綜合效益時，參與意愿顯著增強，最終達到了地方政府引導、企業投資、村集體配合的策略組合，從而實現協同治理。

圖1 初始意愿x，y，z 同時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3.2 利好政策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3 個主體的初始意愿均為0.5），取利好政策Re∈Ω（0.5，1.5，2.5），對不同利好政策Re變化時各主體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2。

圖2 利好政策Re 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從圖2 可知，利好政策Re對x 和y 的影響顯著，對z 不顯著；當利好政策Re由0.5 增加至1.5 時，x 和y 均向1 收斂，但x 的收斂速度減緩，而y 的收斂速度增加；當利好政策Re增加至2.5 時，x 和y 均向0收斂，且y 先向1 收斂后拐向0，最終趨向于（0，0，1）。這說明：（1）地方政府的引導意愿對利好政策的變化敏感，雖然地方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崩崗開發治理中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但也需要考慮治理成本對財政的壓力。因此較大力度的利好政策會降低地方政府的引導意愿。（2）以盈利為導向的企業對利益較敏感，在經營收益一定的情況下，利好政策力度越大，投資成本越低，因此投資意愿也越強；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采取利好政策的引導，企業的投資成本會增加，投資意愿也會減弱。

3.3 附加效益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3 個主體的初始意愿均為0.5），選取地方引導帶來的附加效益Eg∈Ω（1，2，3），對附加效益Eg變化時各主體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3。

圖3 附加效益Eg 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由圖3 可知，附加效益Eg對x 和y 的影響顯著，對z 不顯著；當附加效益Eg較低為1 時，x 和y 均向0 收斂，且y 先向1 收斂 后拐 向0，最終趨向于（0，0，1）；當附加效益Eg增加至2 和3 時，x 和y 均收斂于1，且Eg越大收斂速度越快。這說明：（1）在崩崗開發治理中，企業快速入駐后，成熟的開發區帶來的附加效益顯著影響地方政府的引導意愿。因為在開發治理中，地方政府在前期的規劃設計、征拆遷、土地平整、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中投入巨大，只有企業投資后，成熟的開發區顯著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生態等正向發展，地方政府采取利好政策引導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才會提高。否則會為地方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不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引導的積極性。（2）企業的投資意愿也隨地方政府引導意愿的變化而同向變化，企業投資意愿隨地方政府引導意愿降低而降低，隨地方政府引導意愿增強而增強。

3.4 其他投資收益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3 個主體的初始意愿均為0.5），選取企業不投資崩崗開發治理時其他投資收益Ve∈Ω（1，2，3），對其他投資收益Ve變化時各主體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4。

圖4 其他投資收益Ve 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由圖4 可知，企業其他投資收益Ve對x 和y 的影響顯著，對z 不顯著；當投資收益Ve由2 增加至3時，x 和y 均向1 收斂，且收斂速度均有所減緩；當投資收益Ve增加至4 時，x 向1 收斂的速度大幅下降，而y 則收斂于0。這說明：（1）企業對投資收益的變化非常敏感，如果企業投資崩崗開發治理所獲的凈收益大于不投資時的其他投資收益，則企業欣然選擇投資，如果企業投資崩崗開發區的凈收益小于其他投資收益，則企業不會入駐崩崗開發區。（2）企業對崩崗開發區的投資意愿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引導意愿，因而地方政府要綜合考慮崩崗開發治理帶來的生態、社會效益，繼續優化引導政策去吸引企業投資崩崗治理。

3.5 崩崗侵蝕造成財產損失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3 個主體的初始意愿均為0.5），選取崩崗侵蝕的財產損失Hf∈Ω（0.1，0.3，0.5），對不同崩崗侵蝕的財產損失Hf時各主體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5。

圖5 崩崗侵蝕的財產損失Hf 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由圖5 可知，崩崗侵蝕的財產損失Hf對x 和y的影響不顯著；隨著Hf的增加，z 向1 收斂的速度加快。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崩崗侵蝕對村集體造成的損害越大，為了避免繼續遭受損失，村集體配合開發治理的意愿越強，仿真結果與村集體為崩崗侵蝕直接影響對象的實際相吻合。

3.6 生態懲罰金的影響

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3 個主體的初始意愿均為0.5），選取地方政府對村集體的生態懲罰金Pf∈Ω（0.1，0.3，0.5），對不同生態懲罰金Pf時各主體崩崗開發治理策略的演化路徑進行仿真，具體結果如圖6。

圖6 生態懲罰金Pf 變化的演化結果圖

由圖6 可知，生態懲罰金Pf對x 和y 的影響不顯著；隨著Pf的增加，z 向1 收斂的速度加快。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村集體受到的生態懲罰力度越大，村集體配合的速度也會越快?？梢?，除了通過增加征收補償金來促使村集體配合開發治理，采取適當的懲罰措施對于達成村集體配合治理的目的也是有效的。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論，以崩崗開發治理中地方政府、企業、村集體為主體構建三方合作行為策略演化博弈模型，并以福建省典型的崩崗開發治理案例為基礎數據，通過Matlab 軟件仿真探討三方主體初始意愿和不同收益參數對各主體行為策略的演化影響。在各方有限理性的假設下，得出如下結論。

（1）通過演化博弈均衡點分析可知，E7（0，1，1）和E8（1，1，1）均為穩定的均衡點，但E7（0，1，1）時地方政府財政負擔重、不利于崩崗開發治理多主體協同；E8（1，1，1）為最優策略組合，即地方政府引導、企業投資、村集體配合，可實現多主體協同的崩崗開發治理。為了實現該狀態，地方政府引導企業投資帶來的附加效益要大于引導成本，否則，地方政府的利好政策也會減少甚至選擇不引導。

（2）地方政府的引導意愿主要受利好政策和附加效益的影響，而企業投資崩崗開發治理的意愿主要受地方政府引導意愿、利好政策力度及不投資崩崗開發治理時其他投資收益的影響。利好政策作為地方政府進行崩崗開發治理重要的成本之一，當Re∈[0.5，2）時（小于地方政府附加效益的60%），地方政府愿意引導，企業也愿意投資；而當Re>2 且Eg

（3）村集體配合崩崗開發治理的意愿受崩崗侵蝕造成的損失影響外，地方政府對村集體不配合的生態懲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村集體配合。但是，為了更和諧地實現協同治理，地方政府還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正向激勵村集體積極主動參與其中，而不是被動配合。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促進崩崗開發治理多主體協同的相關優化建議。

（1）制定科學合理有效的筑巢引鳳機制。崩崗開發治理主體間利益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主體的利益偏好都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政府應該在充分了解企業利益需求的基礎上，科學規劃設計開發區的定位及配套設施，從而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生產經營環境，結合自身可承擔的引導成本制定一套互惠互利的利好政策，如獎退結合、項目扶持、人才引進獎勵等，同時嚴格把控企業資質，以切實轉化生產力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社會和生態效益同步提高。

（2）制定獎懲結合的治理機制。一方面，村集體作為崩崗所在地的產權人，可以不配合地方政府的開發治理，但是會繼續面臨崩崗侵蝕的損害，且這種損害會日益嚴重；如果村集體配合，則又會面臨短期甚至長期失去生計來源、社會保障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崩崗開發治理前期的征拆遷補償中，單純的獎勵和懲罰措施都存在片面的情況。因此，地方政府應與時俱進，制定科學合理的補償標準，嚴格履行補償規定、杜絕先征后補、多征少補等情況出現，多渠道幫助解決村民就業、住房問題，切實考慮村集體的根本需求，以解后顧之憂；同時，輔以適當的懲罰措施，如嚴懲聚眾鬧事、破壞生態等行為，從而提高村集體的生態治理意識和積極性，使之主動配合地方政府的治理工作。

（3）加強對生態治理的重視，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崩崗開發治理除了能夠治理水土流失，還能夠產生緩解工業用地緊張、優化當地產業結構、吸引外資、拉動就業、提升當地綜合發展水平等附加效益，因此為了將這種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需要多主體參與、多措并舉。一方面要優化考核目標，改變唯稅收論，將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和居民幸福指數提高指標考核與崩崗開發治理效益掛鉤；另一方面要加大輿論宣傳，形成崩崗治理的內生動力，同時充分發揮媒體宣傳監督的效力，展現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成就與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