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宮文庫漢籍考論*

晏 青

（濟南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 250024）

晚清以來,我國大批學者赴日訪書,取得了累累碩果,其中著名者有楊守敬、羅振玉、董康、張元濟、傅增湘、孫楷第、金毓黻、王古魯等。 近年,域外漢籍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熱點,學者對歐洲、美洲、日韓、東南亞等地的漢籍展開新一輪研究。 其中,日藏漢籍以存量最大、善本最多著稱,實為域外漢籍研究的大宗。 日本藏書機構大多對館藏漢籍進行了著錄,編寫了專門的漢籍目錄,如《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漢籍分類目錄》等。不過,其中的寺廟類藏館,極少向社會開放,其漢籍規模多處于朦朧狀態,學者尚難對其進行發掘利用。神宮文庫就是此類館藏中的代表。

1 神宮文庫漢籍概況

1.1 神宮文庫簡介

神宮文庫隸屬于日本伊勢神宮。 伊勢神宮位于三重縣伊勢市,是日本最古老的神宮。 史學界一般認為,伊勢神宮的創建時間不晚于持統天皇四年（690）。 神宮下轄神宮征古館、神宮美術館、神宮文庫等機構。 神宮征古館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創立的日本第一座私立博物館,收藏了大量文物和美術工藝品等貴重物品。 神宮美術館是為紀念平成五年（1993）第61 屆神宮式年遷宮而設立的機構,全稱為“式年遷宮紀念神宮美術館”,內中收藏著與神宮祭祀相關的繪畫、書法、雕塑、工藝品等。 神宮文庫位于內宮與外宮之間的文殿內,原本用于收納祭祀神主所用的記錄文件,如今已是一座藏書數十萬冊的大型書庫。

神宮文庫成立于1873 年,初始藏書約有22425冊,主要為神道類文獻。 之后,受益于伊勢神宮在日本的崇高地位,文庫又陸續收到了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多次贈書。 到1992 年時,文庫藏書已在23 萬冊以上。 藏書范圍涉及幾乎所有學科領域,主要包括日本從古代至近代的文書、書簡、原稿、拓本、抄本、刊本文獻以及中國清代以前出版刻本、手抄本漢籍。

1.2 館藏漢籍初步調查

據神宮文庫已有的6 冊館藏目錄可知,館內有純漢籍338 部,和刻本、和寫本漢籍約2200 部,總數在2538 部以上。 純漢籍是指由中國人刊刻、抄寫之漢籍,其中元刊本2 部,分別為元末明初刊本《翰墨全書》與元至正刊本《首楞嚴經會解》;明刊本147部、清刻本189 部,其中嘉靖以前刊本30 部。 日本南北朝（1336-1392 年,約當元朝中期至明初）以前寫本30 余種,包括“日本國寶”《玉篇》殘卷和“日本重要文化財”清原家《古文尚書》;室町時期（1336-1573 年,約當元朝中期至萬歷初期）刊本共約200余種,包括覆宋本《爾雅》、覆宋本《春秋經傳集解》等善本。

文庫的6 冊館藏目錄分別是《神宮文庫圖書目錄》（1922 年）、《神宮文庫增加圖書目錄》第1/2/3冊（1923 年）、第4 冊（1958 年）及第5 冊（1992年）。 該系列目錄是館內圖書總目,不是漢籍目錄,只在部分門類下列有一些小類。 這部分小類中基本都是漢籍,包括純漢籍、和刻本漢籍、和寫本漢籍。漢籍著錄格式比較簡略,一般只有書名、作者、刊刻時間、版本形式,如“《周易宗義》,明程如繼著,萬歷刊”“《周易句解》,宋朱祖義著,寬文一一刊”。 像這種情況,我們尚可判斷版本。 但是有的過于簡略,只寫版本形式,如“《詩經考異》,宋王應麟著,刊”“《周禮完解》,明郝敬著,寫”等,我們無法判斷其究竟為和刻本、和寫本或純漢籍。 該系列目錄體例一致,都沿用1922 年初編的格式,缺點明顯,即分類不明確、著錄過簡。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套目錄遠遠不能滿足今日漢籍研究的需要。

神宮文庫的漢籍來源主要有兩個途徑:初期為館方購入,后期為捐贈所得。 江戶時代,神宮曾在長崎地區購入大量漢籍,其中有不少明刻本,還有日本刊刻的五山版、古活字版等善本古籍。 彼時,明刻本未被日本國視作貴重書籍,尚易于在書肆購得。 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日本國文化財產保護意識的形成,明清刻本均被視為貴重書籍,為各藏書機構視作私財,于是書肆之中再難出現古籍大量買賣的現象。之后,神宮文庫接受過數次規模較大的捐贈。 首先是1911 年11 月,宮崎書庫將所藏20745 冊圖書捐贈至神宮文庫。 同年,征古館農業館將所藏10835冊圖書捐贈至神宮文庫。 1914 年4 月,古事類苑出版事務所將6800 冊圖書捐贈至神宮文庫。 久邇宮家、八田兵次郎、御巫清白氏、造神宮使廳、宮后三頭大夫等個人或單位均曾有捐贈,但具體捐書數量不明。 至1992 年,神宮藏書達23 萬冊。 由于缺少1992年以來目錄,文庫今日之藏書尚無確切數字,筆者估測當在30 萬冊左右。

2 館藏漢籍已有研究情況

相對于日本其他館藏,神宮文庫在學界受到的關注十分有限,長期以來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成果。日本對神宮文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紀,以長澤規矩也的《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一書最為重要。我國的相關研究則更加薄弱,基本都是著作或論文中對神宮文庫的某一種漢籍進行引用,鮮有專門研究。 筆者現從編目著錄、影印出版兩方面對前人研究成果略作論述。

2.1 編目著錄

在著錄方面,長澤規矩也《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和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是學界目前僅有的對神宮文庫漢籍進行版本著錄的著作。

2.1.1 《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

1971 年,長澤氏受神宮司廳德川敬宗的邀請,開始整理神宮文庫的漢籍。 之后一年多時間里,長澤氏遍覽文庫圖書,撰寫了《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一書。 該書收錄漢籍善本78 種,按照版本類型分為古寫本、元明刊本、日本舊刊本、古活字本、朝鮮刊本5 類,另有附載6 種,基本將當時館內版本價值較高的明代以前刊本或寫本全部收入。 長澤氏熟知漢學,其所編《解題》學術質量極高,自長澤氏撰寫《解題》至今,再無人對神宮漢籍做過整理,故此書是外界探知神宮漢籍版本的最主要依據。

該書分作解題與圖錄兩部分。 前半部分為解題,按版本類型將78 種善本分作6 類,每一類前皆有小序,簡述此類劃分標準、收錄范圍。 著錄體例為:先列版本,再作解題。 版本項包括書名、卷數、作者、刊印時代、冊數、書架號、捐贈單位等內容,解題詳細著錄該書版式、印章、跋語并考證其版本文字差異。 后半部分為圖錄,收錄每書2 至8 頁書影,共計184 頁。 長澤氏《解題》一書體例完備,考證詳實,研究意義重大,故筆者以表格形式將其所收78 種漢籍版本信息列舉于下。

2.1.2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對日藏漢籍的調查與著錄詳盡而完備,是近年來日藏漢籍研究的權威之作。 嚴先生在撰寫時,借鑒了《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與《神宮文庫五十周年紀念寫真集》兩部著作,并將其列入參考書目。 前者已為學界所用,后者則極少被提及。 嚴氏雖然借鑒了這兩種著作,但是卻只收錄了神宮文庫漢籍中的延喜四年《玉篇》[1]、清原家藏《古文尚書》[2]、明覆宋刊本《六家注文選》[3]等寥寥數種漢籍。 其中原因,嚴氏并未言明。

在嚴紹璗的另一部著作《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十章《日本宗教組織的漢籍特藏》中,嚴氏歷數了輪王寺、真福寺、石井寺、天理圖書館、寶生院、石山寺、園城寺、高山寺、長福寺、大念佛寺、東福寺、正智院、寶壽院、久遠寺、三井寺、丹城寺等諸多寺廟,卻沒有提及神宮文庫,亦不免令筆者生疑。 或許,像嚴紹璗先生這樣的日藏漢籍研究大師都未充分關注神宮文庫漢籍。

2.2 影印出版

《玉篇》殘卷為日本國寶,知名度最高,故影印次數較多,如神宮文庫1895 年曾摹刻出版,東方文化學院也曾于昭和年間影印出版。 1984 年,中華書局《原本玉篇殘卷》對日藏殘卷進行統一刊印,其中就有神宮文庫《玉篇》。 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對《玉篇》殘卷進行了重印。 除《玉篇》外,神宮其他漢籍則極少被影印流傳,以下為僅有數事:

1958 年,神宮文庫曾刊發《善本寫真集:神宮文庫五十周年紀念》一書。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曾對其進行引用[4]。 此寫真集在日本與我國均十分罕見,故其收書數量不明。

《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收錄漢籍信息表

1973 年,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過神宮文庫藏“南北朝刊本《爾雅》”[5],只是在我國流傳甚少,相關研究略有涉及。

1994 年,國內曾在長崎市役所的幫助下影印過神宮文庫藏明萬歷刻《數學通軌》。 此書在國內早已亡佚,只在日本有存藏,其中尊經閣文庫藏有原本,神宮文庫藏有抄本[6]。 2020 年7 月,福建省珠算心算協會對《數學通軌》進行了重印出版。

3 神宮本漢籍版本價值舉要

神宮文庫館藏漢籍善本數量眾多,其中不乏海內外稀見版本。 筆者選取了八種善本進行介紹,考證其版本流變的同時,亦欲揭示神宮文庫漢籍的巨大研究價值。

3.1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百三十四卷（實存一百二十六卷）,元末明初刊本

分卷:甲集一二卷圖一卷,乙集九卷,丙集五卷,丁集五卷,戊集五卷,己集七卷,庚集二四卷,辛集一〇卷,壬集一二卷,癸集一一卷,后甲集八卷,后乙集（圣朝混一方輿勝覽）三卷,后丙集六卷,后丁集八卷（缺）,后戊集九卷。

版式:“事類”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文類”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注文小字雙行。黑口,四周雙邊,有界。 縱五寸,橫三寸八分半。 書首有大德十一年熊禾序（原序作“大德三十一年”?？即蟮录o年,知其當為“大德十一年”之誤）。 卷中各冊末皆有古黑印三種,并有“明治二十九年（1896）五月購入,金三圓”墨書,共二十七冊。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是現存宋元時期部頭最大、影響最大的民間交際應用類書,頗具研究和利用價值。 編者劉應李,出生于南宋福建建陽,家世儒學。 傳世的《翰墨全書》有大德本、泰定本、明初本三種版本系統[7]。 大德本系統包括元大德十一年平磵伯氏刊本以及明覆大德本,均為二百零八卷,十五集。 泰定本系統包括元泰定元年麻沙吳氏友于堂刊本以及相關明配補本,均為一百三十四卷,十集。 明初本系統包括正統本、正德本、嘉靖本、萬歷本等等,均承襲泰定本內容,一百三十四卷,十集。

神宮文庫藏本屬于大德本系統中的元末明初改編本。 大德本原為二百零八卷,神宮本為一百三十四卷,均分前后集。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收錄了日藏元大德本、泰定本、元末明初本多部,其中包含神宮文庫藏元末明初本。 據嚴氏考證,此版本卷中有以“元”為國號者,又有《大明混一方輿勝覽》等,其刻刊當在元明之間[8]。 仝建平《〈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言之甚詳:約在明朝初年,建陽書坊刊行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的又一種版本,分前集十集后集五集,一百三十四卷,在海內外藏有數部全本,后乙集三卷 《圣朝混一方輿勝覽》之末署名為“大明混一方輿勝覽”[9]。 從《中國古籍總目》《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信息來看,國內外現藏元大德本多部,均為殘本,缺卷嚴重;泰定本多部,均非全秩;明初刻本多部,有全書保存完整者。 神宮本作為元末明初刊本,保存較為完整,版本價值巨大,應引起學界更多關注。

3.2 《首楞嚴經會解》殘卷（存卷九、卷十）,元至正刊本

版式: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低一格。細黑口,左右雙邊,有界,斷句。 縱六寸四分,橫四寸六分半。 版心題“會解第幾”。 書末有釋惟則《勸持序》及刊者跋語,跋末云“刊于至正壬辰之暮春至十有一月而工畢”。

《首楞嚴經會解》,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唐釋般剌蜜帝、釋彌迦釋迦譯,元釋惟則會解。

《中國古籍總目》著錄云南博物館藏大理國寫本一部（存卷二）、常熟市博物館藏元釋世殊泥金寫本一部（存卷一至卷六,卷七至十配清周慰曾、楊昌珠、周作镕、許惠身寫本）,其余均為明清刊本,并無元至正刊本[10]。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只著錄靜嘉堂文庫藏明刊本一部,并未言及神宮文庫藏本。

通過版本對比可知,神宮文庫所藏元至正刊本殘卷,為國內外現存最早的元刊本。 神宮本與國內兩部元寫本的存卷不同,具有極高的版本?？眱r值,可以對相關佛經的整理研究產生較大影響。

3.3 《玉篇》殘卷（卷二二）,延喜四年（904）寫本

版式:每行小字十八至二十二字不等。 縱八尺八分,全長五丈四尺二寸五分,卷子本。 末頁有“延喜四年（904）正月十五日收為典藥宅書”墨書。 據禰宜東吉貞跋語,該書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入藏神宮文庫。 昭和二十五年（1950）,被日本認定為國寶。 神宮文庫、東方文化學院都曾影印出版。

南梁顧野王《玉篇》是當今僅存的兩種南北朝字書之一。 據唐代封演《聞見記·文字篇》記載,《玉篇》原書收錄16917 字,其規模遠超《說文解字》。 今殘卷僅存2147 字,加注解內容為88546 字?，F存《玉篇》版本主要有:唐寫本殘卷數種;宋末刊本兩種,即十行本和十一行本;元代刊本數種;明清版多種。 唐寫本殘卷包括兩種,一是日藏《玉篇》殘卷,二是敦煌《玉篇》殘卷,其中日藏規模更大,存2037 字條,總字數13 萬余[11]。

光緒年間,黎庶昌《古逸叢書》對日藏《玉篇》殘卷有過刊印,其中包括卷二十二。 當時此殘卷藏于西京知恩院方丈徹定處。 徹定全名鵜飼徹定,明治七年（1874）繼任西京知恩院方丈,雅好詩文古籍。凡其鑒定之古籍,末頁常書“欽賞”二字。 或許鑒于《玉篇》殘卷過于珍貴,徹定并未在其后作記。

《玉篇》殘卷于1894 年被捐贈于神宮文庫。 通過“欽賞”墨書可以推斷,一同被捐贈的還有南北朝寫本《古文尚書》、覆宋本《爾雅》、室町寫本《論語義疏》等珍貴古籍。 1984 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原本玉篇殘卷》,已經注明卷二十二今藏于“神宮廳庫”。

神宮文庫《玉篇》殘卷內容包括《山部》137 字、《屾部》2 字、《嵬部》2 字、《屵部》10 字、《廣部》96字、《廠部》40 字、《高部》7 字、《危部》4 字、《石部》160 字、《磬部》8 字、《部》2 字、《阜部》143 字、《部》5 字、《部》4 字。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經部》收錄唐寫本《玉篇》殘卷數種,并未提及神宮文庫《玉篇》。 不過,其附錄曰:“日本現存《玉篇》古抄本兩種:1. 醍醐天皇延喜年間（901-923 年）抄本,殘存卷二十二凡一卷。 2.后土御門天皇延德三年（1491）抄本,殘存卷一至卷九,凡九卷?！盵12]其中的醍醐天皇延喜年間抄本,即神宮文庫藏本。 不知處于何種原因,嚴氏未注明此本館藏。

呂浩《〈玉篇〉文獻考述》對日本各抄本進行了對校與評析,其中《水部》殘卷的評價是:“《水部》殘卷雖藏家不同,其抄寫字跡一致,原本是同一抄胥所為。 此卷訛錯少有,堪稱精當。 神宮文庫藏本訛舛嚴重,文辭錯亂,難以釋讀。 有引例重出,乃至整條重出者?！盵13]這是呂氏對《水部》各家殘卷的綜評,而神宮文庫殘本并不包含《水部》,似乎存在矛盾之處。至于此本價值究竟若何,還有待語學專家進一步考證。

3.4 《爾雅》三卷,南北朝覆宋刊本

版式: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 縱七寸七分,橫五寸二分半。 書首有《爾雅序》,末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十四字。 避諱情況為:玄、弦、弦、朗、弘、殷、匡、胤、颎、貞、楨、頳、征、樹、勛、瑗、桓、遘、媾、彀等缺筆;敬、恒、慎等缺不缺不定;畜、懸、莞、敦、鶉、廓等不缺。 序葉鈐有“興圣寺公用”“秋月香風/樓幾氏印”“江藤文庫”等朱文長方印,末頁有鵜飼徹定“欽賞”墨書、“古經堂”白文長方印。

存世的宋版經注本《爾雅》,主要有南宋國子監八行本和南宋十行本兩個系統。 這里只討論與神宮本相關的八行本的覆刻情況。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錄有“覆宋大字本《爾雅》三卷”,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有“影抄蜀大字本《爾雅注》三卷”,兩者實為同一版本的翻刻本,即日本高階氏覆宋本。楊守敬購入此翻刻本,后經黎庶昌刊入《古逸叢書》初編,為學界所熟知。 高階氏覆宋本所據的底本,為今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南宋監本。 近年來,黃毓儀、董恩林、張麗娟等學者均對此版本系統進行過詳細考論。 其中,董恩林認為“此本原為日本高階氏所藏,清光緒十年,黎庶昌從日本得到后,收入《古逸叢書》中影刊行世”[14],其實有誤。 楊守敬所購入的版本為高階氏原本之翻刻本,后黎庶昌將此版本刊入《古逸叢書》[15]。 而高階氏之原本,一直以來則下落未明。 黃毓儀《〈爾雅郭注〉版本述略》一文考述日本覆宋大字本《爾雅》,說道:“因其祖本不存,惜乎未入《善目》?！?/p>

神宮本與高階氏原本是什么關系? 筆者認為,神宮本就是高階氏所藏原本。 理由有二:第一,長澤規矩也受神宮大司廳德川宗敬邀請,于1972 年整理神宮文庫所藏漢籍,1974 年出版《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 期間,長澤氏看到神宮本《爾雅》,欣喜之情難以言說,稱其為“天下孤本”。 以長澤氏對日本漢籍的掌握情況,其判斷應當可信。 第二,《古逸叢書》刊本無任何印章,而神宮本有“興圣寺公用”“秋月香風/樓幾氏印”“江藤文庫”等印,又有有鵜飼徹定“欽賞”墨書。 從用印情況推斷,神宮本的珍貴程度非翻刻本所能比擬。 由此可以斷定,神宮本必為高階氏原本。 至于此本何時從高階氏流傳至知恩院鵜飼徹定,則無法判定。 1893 年,西京知恩院將《爾雅》《玉篇》《古文尚書》等一批珍貴古籍一并捐贈于神宮文庫,這是比較確定的。

神宮本既為日本南北朝覆宋本,則其版本價值極為珍貴,甚至可以比肩南宋監本。 目前國內學者所能直接見到的神宮本信息,主要是長澤規矩也《神宮文庫漢籍善本解題》中的一篇解題與七頁書影。 據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日本古典研究會曾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影印過神宮文庫《爾雅》。 不過,此影印本的資源十分罕見,國內鮮有經目者。 張氏依靠《解題》中的書影對神宮本與臺北故宮南宋監本進行對比,認為南宋監本為神宮本之底本[16]。 《古逸叢書》刊刻以后,其版本質量與神宮本已有差距,與南宋監本更無法相提并論,故周祖謨《爾雅校箋》已將《古逸叢書》本與南宋監本看作兩種版本[17]。 而神宮本的版本價值遠高于《古逸叢書》本,與臺北故宮宋監本的價值可以并列。

3.5 《古文尚書》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室町末期寫本

版式:每半葉八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 縱七寸一分半,橫五寸六分。 卷內有“心源院”“艮岳院”“珠彰”等朱文長方印。 卷一至卷三,江戶中期以后補寫。 卷一、二末,分別有文永三年（1266）、正應二年（1289）清原教有的本奧書（識語）。 卷十三末,有正和三年（1325）清原長隆的本奧書。 貞享元年（1684）,島原藩主松平忠房將此書從林崎文庫奉納至征古館。

清原家是日本中世時代《尚書》學的主要研究者,先后出現過清原賴業、清原良賢、清原業忠、清原長隆、清原宣賢等著名學者。 清原家世襲朝廷內明經博士,世世代代在公立大學內教經學,而且只在家內繼承《尚書》點本,即附加訓點的抄本。 清原家抄本是用唐天寶三年（744）衛包奉詔“改古文從今文”之前的隸定古文字寫成的,故具有十分珍貴的?？眱r值,歷來為學界所推重。

神宮文庫所藏清原家手寫本《古文尚書》,在國內學術界早已名聲顯著。 1939 年,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刊行了《尚書正義定本》一書,使用了大量參校本,其中便有神宮本。 《尚書》學大家劉起釪先生1989 年至日本訪學,期間受神宮文庫司廳兼教學司補石井昭郎先生邀請,獲看清原家《古文尚書》寫本,感慨不已,稱其為“非尋常所得見者”。 此本已被認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有收錄。

目前,神宮本《古文尚書》尚無影印本見世?！吨袊偶偰俊肺词珍?

3.6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南北朝覆刻宋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刊本

版式: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 縱七寸,橫四寸九分。 卷一至卷四為室町時期補配。

現存《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本眾多,有南宋紹興江陰本、淳熙撫州本、嘉定興國本、蜀刻大字本、十四行巾箱本等等。 這些宋刻本在日本多有流傳與翻刻,如宮內廳書陵部、日本文化廳藏有淳熙本,靜嘉堂文庫藏有嘉定興國本,京都大學圖書館、國會圖書館等也都藏有宋版。 除此之外,還有日本南北朝覆刻宋興國軍學刊本、十六世紀末活字刊本等諸多覆刻本,其中尤以南北朝覆刻本時代最早、質量最優。張麗娟《興國軍學本與早期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對覆刻本的版式、價值已有詳細考述,足供參考[18]。 不過,張麗娟、嚴紹璗等人均未提及神宮文庫藏有一部南北朝覆刻本《春秋經傳集解》,甚至日人相關研究中也沒有任何討論,足見神宮本的價值仍未受到關注。

長澤規矩也在《解題》中說道,神宮本古傳為俞良甫版,底本據楊守敬所說為興國本。 俞良甫是元末明初福建人,避居日本,從事刊刻。 所刊書籍多為精品,日人褒為“俞良甫版”。 長澤氏比較了神宮本與宮內廳及靜嘉堂的興國本,肯定了底本為興國本之說。 但是是否為俞良甫版,長澤氏未下定論。 據其查驗,書中并無俞良甫的名字,且配補的前四卷有“陳強”“壽”等刻工名（“壽”為元末旅日刻工陳伯壽）。 長澤氏認為,據此無法判斷原書刻工是否為俞良甫,但原書及配補均出自元人刻工之手當無疑。

筆者以《解題》中的6 頁書影與市立米澤圖書館公布的書影相對比,兩者版式、字體完全一致,故可確知神宮本為覆刻興國本。 書末有室町時代的識語:“右《春秋左氏傳》之點者:圓光寺學校就安老翁,令補益者也。 天正三年林鐘九日,三要翁?！比淌侵缸憷麑W校的第9 代庠主三要元佶禪師,后被德川家康邀請至圓光寺住持。 “就安”為其法號,書中多有識記。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在“《春秋經傳集解》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本”條下附錄中列舉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曰:“十四世紀中期覆刻宋興國軍學刊本。 此本每半葉八行,注文雙行,經傳文與注文行皆十七字。 此本系中國元代刻工俞良甫在日本京都嵯峨所刻刊?！盵19]嚴氏所云俞良甫版,即指此版,但未注明神宮館藏。

另,神宮文庫還藏有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刊本《春秋經傳集解》。 該本為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所收錄。

3.7 《論語集解》二十卷,室町末期寫本

版式:每半葉七行,行十四字,注文小字雙行。卷一大題右寫注文“折本疏釋文并無論語兩字,但古本有之”。 題簽書名《魯論》。 本書與正平本《論語集解》屬于不同的系統,注文中少“也”字。 除卷五外,各卷末有永正九年（1512）清原宣賢的識語。卷十有大永三年（1523）林安盛的識語。 有“掛川文庫”“江亭圖書記”朱文長方印。 明治二十九年（1896）一月,以10 圓價格購入。

該書字體厚重,筆畫古樸,清晰可識,大方美觀,為寫本之上佳者。

在日本,正平本《論語集解》的翻刻本甚多,流入我國的種類亦最多。 神宮本《論語集解》最大的價值,就是與正平本《論語》屬于不同的版本系統。長澤規矩也說此書注文中少“也”字。 從首頁的書影可以看到,神宮本注文與通行本在文字上略有差異。 神宮本注文中的馬融、孔安國均寫全名,而通行本省去其名,均稱馬氏、孔氏。 神宮本“有子”注下曰:“孔安國曰弟子有若?！蓖ㄐ斜咀?“孔子弟子有若?！?/p>

嚴紹璗《日本漢籍善本解題》一書著錄室町時期寫本《論語集解》10 種,未收錄此本。

3.8 《論語義疏》二十卷,室町時期寫本

版式:每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v六寸五分半,橫四寸一分半。 正文有朱筆斷句,和其他傳本一樣夾雜著邢疏。 卷首有皇侃及何晏序。江藤正澄舊藏。 有“秋月香風/樓磯氏印”,卷末有“欽賞”墨書,下有“古經堂”白文長方印、“清曠子”白文橢圓印、“清暈堂/藏書印”朱文長方印。

皇侃《論語義疏》成書于梁武帝年間,后于南宋時失傳。 該書雖在我國失傳,卻在日本保留了下來。大約在唐初,《論語義疏》傳入日本,多以抄本形式流傳。 據影山輝國《評儒藏本論語義疏》一文統計[20],其抄本計有36 種之多,如大本、寶勝院本、天文本、文明本、國會圖書館本、足利學校本、神宮文庫本、圖書寮本、蓬左文庫本、靜嘉堂本、臺灣故宮本等。

寬延三年（1750）,根本遜志根據足利本整理刊印,改變原本體式,將“經—疏、注—疏”改為“經—注—疏”,并增刪文字等。 此本于乾隆年間傳入我國,后抄入《四庫全書》,并被鮑廷博收入《知不足齋叢書》。

武內義雄對根本遜志改變體式、臆改文字的做法不滿,于大正十一年（1922）重新?？闭怼墩撜Z義疏》。 武內氏以文明本為底本,以其所見十種抄本進行合校,刊印出版后被稱為“懷德堂本”,而神宮本正在其十種校本之列。 后懷德堂本被收入《儒藏（精華編）》第104 冊。

從書影看,該書字體方正,字跡清晰,易于辨識。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列舉了現存寫本《論語義疏》,但未提到此本。

4 結語

目前國內學者對日本館藏漢籍的研究,多從調查、影印兩個方向展開。 調查類成果如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黃仁生《日本現藏稀見元明文集考證與提要》等,主要是對日藏漢籍的流布或對某一類漢籍進行研究。 影印類成果有沈津《日本漢籍圖錄》、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等,均是對日本某一館藏或某一類漢籍的影印。 國內學者的這些努力,為日藏漢籍的調查與回歸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相對于日藏漢籍總量,已被研究利用的漢籍只是冰山一角。 神宮文庫作為寺廟類館藏,其歷史底蘊雖不如真福寺、天理圖書館等,但其館藏漢籍的數量與質量卻位居寺廟館藏的前列。 文庫中的絕大部分漢籍,目前仍未被用于學術研究。 怎樣對日藏漢籍進行發掘利用,仍是域外漢學未來研究的一大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