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配實踐的個體本位：農村“老實人光棍”的形成機制

李永萍

光棍問題是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最近幾年，筆者在全國多地農村調研關注了光棍現象，發現除了一些偏遠山區和經濟條件特別差的農村地區以外，大部分農村地區男性打光棍并非主要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是因為“老實”的個人特質，老實人光棍成為當前農村一種新的光棍類型，并且這一光棍類型在光棍總量中占比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根據筆者的調研，老實人光棍主要存在于1980年之后出生的光棍群體中，其共同特征是：老實，不會與女孩子交往，甚至與女孩子說話都會臉紅。在傳統鄉土社會里，老實是對一個人的褒義評價，說明這個人做事踏實、有責任心，女孩的父母往往會刻意給女兒找一個忠厚老實的人談婚論嫁，認為這樣的人更適合過日子。那么，為何老實在當前農村會成為部分男性打光棍的主要原因？這是本文將要解答的基本問題。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思路

光棍問題直接影響青年人的婚姻預期。光棍的個人境遇通常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結構相關。理解農村光棍現象的成因，需要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深入農民家庭的婚配邏輯之中展開分析。

（一）文獻梳理

學界已經形成對農村光棍現象豐富的解釋框架?？傮w來看，既有研究關于農村光棍成因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結構的視角，即強調結構因素對個體婚配機會的約束。

一是人口性別比結構。岳嶺認為婚姻市場上男女性別比失衡構成對男性的婚姻擠壓［1］（P26-27）。大多數研究指出，中國農村普遍的男性偏好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2］（P1-8），而打工經濟帶來婚姻資源跨區域的非對稱性流動，進一步加劇了男女性別比失衡，增加了男性結婚的難度和成本［3］（P32-36）。在此背景下，必然有一部分男性要面臨打光棍的命運。

二是婚姻資源分布結構。既有研究認為經濟因素對個體擇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婚姻的階層配對，即婚姻資源的階層分布結構。中國人在婚姻配對中講究門當戶對，有學者將這一觀念稱為“階層內婚制”［4］（P39-47），即絕大多數人都傾向于從自己所屬階層或與自己所屬階層臨近的階層選擇婚配對象，如此導致底層男青年在婚姻市場上可選擇的空間很有限［5］（P117-129）。其二，婚姻的區域擠壓，即婚姻資源的地域分布結構。理論上所有適婚青年男女都可以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上尋找婚配對象，但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婚姻梯度效應存在，使貧困地區的男性面臨更大的婚姻擠壓［6］（P43-44）。另有學者注意到，女性基于婚姻市場優勢地位的高額要價加劇了經濟困難型光棍的產生［7］（P24-34）［8］（P24-36）。還有學者認為有限的農業剩余影響了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和資源分配方式，削弱了這些地區男青年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9］（P10-20）。

三是村莊社會結構。傳統社會中，宗族和村莊等結構性力量的支持使婚姻的達成比較容易。隨著本地婚姻圈的瓦解以及宗族力量的衰弱，婚姻成為家庭的私事，進而顯化了農民家庭能力差異帶來的婚姻分化效應。失去結構庇護的貧弱家庭更容易產生光棍［10］（P7-9）。李永萍從村莊社會轉型角度出發，認為在宗族性村莊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力量與現代力量的交織是導致光棍生成的主要原因［11］（P59-65）。邢成舉發現村莊社會性質的差異是不同區域農村光棍的主導類型存在一定差異的主要原因［12］（P72-77）。

四是農民家庭結構。這一視角認為在光棍研究中要“找回家庭”［13］（P39-49）。陶自祥提出“代內剝削”的概念，認為多子家庭中長子囿于“長兄如父”的倫理責任而失去了資源獲取和資源分配的優先權，從而導致長子打光棍的現象［14］（P31-38）。另有學者提出“婚姻連帶”和“婚姻株連”的概念，認為在多子家庭中，兄長打光棍會對弟弟的婚姻產生“連帶效應”，因此在多子家庭容易產生“光棍成窩”的現象［15］（P13-21）［16］（P98-105）。

人口性別比結構、資源分布結構、村莊社會結構以及農民家庭結構等變量是理解農村光棍生成邏輯的基礎性要素。但是，農村光棍群體內部存在很強的異質性，以上述及的不同層面結構性因素不足以窮盡不同類型的光棍成因。筆者在近年來的田野調研中發現，老實人光棍成為一種新型的光棍。韓慶齡從結構邊緣與文化排斥的視角分析了農村老實人光棍的成因，認為老實人光棍的產生與階層分化、家族保護機制弱化以及現代社會對老實人群體的負面評價緊密相關［17］（P77-85）。這一研究推進了對農村老實人光棍的理解，但仍然是一種相對宏觀的分析，忽視了婚配模式變遷對老實人光棍的生產效應。

（二）研究思路

老實人光棍是農村婚姻家庭變革和婚配模式變遷的產物①需要說明的是，家庭變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傳統”與“現代”的表述因而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一般來說，學界傾向于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劃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節點。但家庭變遷和轉型的過程更為復雜，事實上，隨著新中國成立后逐漸進入集體化時代，相對封閉且高度組織化的鄉村社會依然保留了傳統家庭的一些鮮明特征。為此，筆者在后文具體分析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變遷時，主要把1980年（改革開放）和2000年（打工潮擴散）作為重要時間節點，在此基礎上討論具體的變遷邏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深入家庭內部的婚配實踐過程，探究農村老實人光棍的形成邏輯。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雖然在現實經驗中總結出了老實人光棍的群體特征，但并不旨在以“老實”這一個體性特征直接分析其婚配失敗的狀態，而是著眼于分析代際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配置何以導致“老實”這一特征在婚配過程中問題化。

具體而言，本文通過建立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分析框架，從婚配實踐的維度分析老實人光棍的形成機制。在婚姻實踐中，婚姻的達成主要與兩個變量有關，分別是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在傳統中國社會，婚姻結合不是個體的私事，而是涉及兩個家庭的公共事件［18］（P129-132）?；橐龅墓残杂袃蓪觾群浩湟?，婚姻不是僅由男女雙方說了算，而是需要綜合考慮兩個家庭的意見；其二，單獨依靠青年男女的個人能力很難順利談婚論嫁，婚姻需要雙方家庭的共同支持。其中，前者涉及婚配權力的問題，后者涉及婚配能力的問題。因此，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是決定婚姻是否達成以及如何達成的兩個基本變量?；榕錂嗔椿橐鰧ο蟮倪x擇權，是指在尋找婚配對象的過程中是由婚姻主體自己主導還是由雙方父母主導?；榕淠芰κ侵笓衽紩r男女雙方及其家庭為了促進婚姻達成而需要具備的條件。

在傳統婚配模式中，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均歸屬于父代。在家庭變遷過程中，婚配權力的主體逐漸由父代轉向子代，同時，婚配能力日益重視主體的個人稟賦［19］（P18-30），其結果是婚姻日益成為子代個人的事情：子代不僅主導了婚配對象的選擇，而且也需要直接面對個體特質差異帶來的婚配風險。事實上，如果父母主導婚配權力，婚姻主體在個體性特質上的能力劣勢（比如過于老實，不善言談等）并不必然導致婚配失敗。隨著婚配權力從父代向子代轉移，年輕人在尋找婚配對象時更看重對方的個體性特質，“老實”的性格特征逐漸問題化。

本文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本文的問題意識來源于筆者近年來在多地農村的田野調研。自2016年以來，筆者先后在河南安陽市、湖北黃岡市、吉林長春市、江西贛州市、福建晉江市、湖北宜昌市、貴州銅仁市和廣西北海市等地農村調研了光棍現象。在每個調研點，筆者主要選取1個村莊開展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主要采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訪談內容聚焦于婚姻家庭層面，訪談對象包括村組干部、黨員以及各年齡段的普通村民。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上述多個區域農村的調研豐富了對光棍問題的認識，也是本文一般性判斷的基礎，但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所使用的具體經驗材料和案例主要來源于宜昌。落村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點軍區，是一個山區農村，全村有1020人，11個村民小組。當地農民的家庭收入主要來自務工和務農兩部分，80%左右的家庭年收入為5-8萬元，10%左右的家庭年收入高于10萬元，另有10%左右的家庭年收入低于5萬元。當地年輕人以外出務工為主，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在村務農為主。從區位條件、經濟水平、產業類型等方面來看，落村在當下中西部農村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二、老實人光棍的群體素描與問題建構

光棍一詞是俗稱，通常指因各種原因未能在適婚年齡結婚且在未來也難以結婚的成年男性。在鄉村社會中，除了上大學之外，青年人通常在高中甚至初中畢業之后即外出打工，因此大部分青年人的結婚年齡與法定婚齡相差不大?；谖覈丝谛詣e比失衡的總體情況與婚姻市場中鄉村的弱勢地位來看，農村中超過30歲而未婚的男青年成為光棍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本文將超過30歲且從未結過婚的單身男青年界定為光棍。老實人光棍是農村光棍群體中值得注意的群體，這一群體主要存在于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中。從區域分布的角度來看，老實人光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筆者的田野調查涵蓋了東部地區（例如福建晉江）、中部地區（湖北宜昌）和西部地區（貴州銅仁）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村莊，在這些地區的鄉村社會中均發現了比較典型的老實人打光棍現象。

以筆者調研的湖北宜昌落村為例，截至2020 年7 月，該村未婚男性總共有40 多人，占全村人口的4.1%，其中30-40歲的未婚男性12人，其余均為40歲以上。根據筆者的調研，經濟貧困是當地40歲以上光棍群體的典型特征。在30-40歲的12位未婚男性中，有7人主要是因為性格比較老實而成為光棍①表1 中“光棍主要歸因”一方面是參考當地農民對某個男性為何打光棍的原因分析，另一方面是筆者基于調研期間的深度訪談所作出的綜合判斷。（詳見表1）。

表1 湖北宜昌落村30-40歲光棍的基本狀況

老實人光棍作為一種新型光棍類型已經在鄉村社會中逐漸浮現［17］（P77-85），但由于經濟貧困型光棍長期以來主導了光棍群體的形象［20］（P160-169），并吸引了研究者大部分的注意力，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鄉村社會變遷中涌現出來的新型光棍。例如，劉燕舞在此前的研究中注意到了緣分宿命型光棍，但缺乏進一步分析，僅將其形成原因歸結為“說不清”“沒有緣分”等當地人的樸素解釋［20］（P160-169）。余練在此前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了社交障礙型光棍，但同樣缺乏對這一類光棍的深入分析［15］（P13-21）。無論是緣分宿命型還是社交障礙型，都或多或少趨近于本文的研究對象——老實人光棍。對于老實人光棍的研究，不僅有助于豐富鄉村社會變遷中的光棍群體面相，推進光棍問題研究，而且是洞察中國農村婚配模式變遷的經驗窗口。

老實人的特點是性格內向、不善交往、憨厚且不懂變通，在當前的婚姻市場中缺乏可見度。需要注意的是，“老實”一詞主要是源于村莊社會評價體系的界定，其意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將這樣一個“口頭語言”轉化為學術分析的對象，需要注意作為個體性特征的“老實”背后豐富的社會性意涵。當然，本文關于老實人光棍的研究并不預設老實人必然會打光棍，也并非是指老實人已經成為農村光棍的主導類型?，F實中，老實人光棍并非無所事事，他們一般都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因而不同于游手好閑式的傳統光棍，只是工作之余通?！昂苷?，很少出門與人交往。根據筆者的調研，大部分老實人光棍的經濟弱勢特征并不顯著，有些家庭的經濟條件甚至在村莊中處于中上層。當問及其家人以及同村村民為何這些人沒有正常結婚時，他們的回答大多是“太老實了”“不會和女孩交往”。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老實”這個詞兼具褒義和貶義，既用于說明一個人比較誠實、守規矩，也用于委婉表達一個人不太聰明。在具體的村莊社會語境中，“老實”的內涵也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在2000年以前，“老實”在鄉村社會中主要是對一個人的褒獎性評價?！袄蠈崱北澈笳凵涞膫€人能力特征總體上與農業社會的需求匹配，且熟人社會的價值規范為老實人提供了保護。進入21世紀以來，城鄉之間的劇烈流動沖擊了原有的鄉村價值體系，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和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個人的交往能力不僅具有社會資本積累的意義，而且是情感互動和浪漫生活不可或缺的潤滑劑。與此相應，“老實”一詞的負面意涵愈益凸顯，逐漸成為木訥、呆板的代名詞［17］（P77-85），“老實人”在鄉村社會中逐漸邊緣化，且成為婚姻市場上的弱勢群體。老實人打光棍是老實人邊緣化的集中體現。

三、婚配權力的代際轉移：從父代主導到子代主導

婚配權力，即婚姻選擇權，主要是指誰在婚姻達成中掌握主導權和主動權。在傳統時期，婚配權力屬于當家權的一部分，主要由父代主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象地刻畫出父母在子代婚姻選擇中的主導性作用。有學者從私有制下的家族資產管理和階層流動的視角對父母為何要主導子代的婚姻進行了分析，認為當婚姻涉及兩個親屬群體之間的關系時，擇偶就會對社會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與擇偶相關的財產繼承權、家庭控制權和血統延續性，就迫使家長必須干預子女的婚姻［21］（P159）。如果允許青年男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戀愛，會對既定的社會分層結構和分層制度造成擾亂和破壞［4］（P39-47）。因此，保持父母在子代婚姻選擇中的主導權是確保門當戶對和“階層內婚制”的關鍵。隨著現代社會交通、通信技術以及社會流動的加快，家庭成員之間經常要面臨短期或長期的空間分離，家庭對其成員的實際約束力逐漸下降［22］（P34-40）。與之相伴，父母在子代婚姻上的控制權越來越弱，子代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愈益凸顯，婚配權力從整體性的當家權中分離出來，逐漸由父代轉移到子代。這強化了年輕人個體意志在擇偶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將其婚配過程置于更大的風險之中。

（一）婚配權力轉移的歷程

在傳統的家庭制度中，婚配權力是家長權力的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婚配權力逐漸從父代向子代轉移。根據鄉村社會中的婚配權力格局，結合筆者在湖北宜昌落村的田野經驗，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婚配權力變遷過程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的婚配權力由父母主導。在這一時期，國家雖然以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改變了基層社會和家庭結構，但是結婚自由的政治話語和法律觀念還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真正轉化為農民的婚姻實踐?；榕錂嗔κ钱敿覚嗟囊徊糠?，父母代表家庭行使這一權力，子代的個人意志和個人喜好在婚姻選擇中通常是被遮蔽的，只要父母覺得滿意，這門婚事就可以定下來。如今很多6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回憶他們結婚的情景時，一般都會提到，當時在結婚之前很多青年男女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即使自己再不情愿也只有認命。這一時期偶爾出現的自由戀愛也不得不“偷偷摸摸”，承受巨大的村莊輿論壓力。

案例1：宜昌落村的王奶奶，生于1941 年，17 歲媒人說親，18 歲結婚（即1959 年）?；貞浧鹱约旱幕橐?，王奶奶說：“那時候是父母包辦婚姻，媒人介紹，雙方家長同意，小孩子只有聽從。一開始我不愿意，覺得他（指老伴）長得又黑又丑，但是父母說行就行，拗不過，只好聽家里的安排?！保ㄒ瞬浯?，王奶奶，女，79歲，20200722）①括號內的信息依次為：調研村莊、被訪者姓名的化名、性別及年齡（被訪時年齡），訪談日期。下同。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000年左右，這一階段以“介紹型婚姻”為主。這實質上是一種“半自主”的婚配模式，即年輕人在婚姻選擇中開始有了一定的主動權，但還是會受到父母的干預。這一時期部分年輕人開始外出務工，在經濟上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一些年輕人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通過自由戀愛的方式尋找婚配對象，但這一時期真正自由戀愛的還是少數，大部分青年男女是通過父母托親戚朋友幫忙介紹對象。與包辦婚姻不同的是，這一階段父母在幫助子代尋找婚配對象時會部分考慮子女的喜好以及個人意愿。并且男女雙方在第一次見面和結婚之間一般至少都有一年的時間，青年男女在此期間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來了解對方。但一般情況下，在真正結婚之前女方父母不會讓女兒經常和男方單獨交往，這在鄉村社會中會被視為“不正經”的表現［23］（P38-43）。在相互了解的過程中，青年男女如果覺得對方不合適，也可以向父母提出意見，只是并非每個人都能如愿以償，大部分青年男女都會遵從父母的安排。

案例2：LM，生于1978年，20歲結婚（1998年）。LM和她老公是在她嫂子介紹下認識的，從認識到結婚之間大約有一年時間。LM的婚姻是自由戀愛和父母干預的結合體。LM說：“結婚前就介紹了一個，就是我老公。是我嫂子介紹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嫂子娘家，我哥陪我去的，男方家是他父母一起來，當時見了兩三個小時，我和老公一起聊，哥哥和他父母一起聊。當時我還是有點害羞。一開始沒有相中老公，我覺得他長得太黑了。后來父母給我做思想工作，說‘只要人好就可以，人老老實實的，只要是好好過時光的人就行’。一開始我也有點反抗，但父母和哥哥一直說，‘男方家庭條件也可以，人也差不多’。第二次見面是在鎮上，他約的我，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問父母去不去，父母說，‘去吧，沒事’。第二次見面之后就基本定下來了，后來談了將近一年，就結婚了。我們那個時候也不是很有主見，接觸多了覺得好像也還行，父母也說可以，就結婚了?！保ㄒ瞬浯?，LM，女，42歲，20200723）

第三階段是2000年至今。這一階段自由戀愛成為主導性的婚姻結合形式，婚配權力基本完全轉移至子代。2000年以來打工經濟普遍興起，年輕人大量外出務工，在城市的打工生活中，年輕人的交往圈子得以擴大，他們在朋友、同學的介紹下可以結交很多異性朋友，這為年輕人的自由戀愛提供了基礎。當然，也有一些年輕人在外出打工的過程中沒有找到婚配對象，因此仍然要回到家鄉通過父母托人介紹或相親的方式來結交異性，但即使是這種方式，父母或媒人也只是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青年男女要經過談戀愛的階段，并在此過程中觀察對方是否適合自己。如果有一方覺得不合適，就可以提出分手，父母此時能夠干預的空間很小，并且年輕人也通常不會聽父母的意見。因此，這一階段婚配達成的關鍵是年輕人雙方的意愿。當然，父母也并非完全退出子代的婚姻大事，父母的介入主要是以提供經濟支持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是在一些婚姻成本較高的地區，父母必須要為子代提前準備好結婚所需的費用。

案例3：宜昌落村的LCQ向筆者介紹了她曾經試圖干預女兒找對象但沒有成功的經歷。LCQ生于1957年，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其中大女兒是自由戀愛結婚。LCQ一開始并不同意大女兒這門親事，與女兒爭吵多次，最后還是妥協了。據LCQ介紹：“大女兒21歲出嫁的（2004年），是她自己談的，在外面打工認識的，她自己愿意。我沒有給嫁妝，也沒有要彩禮。我剛開始提出過要彩禮，說要2萬元（當時當地彩禮普遍水平只有幾千元），是為了嚇唬女兒。我當時不愿意女兒出嫁，覺得女兒年齡小，家里條件也不好，當時她父親剛做完手術，不能干活，我想著讓女兒多打幾年工，當時還有弟弟妹妹在上學。之前女兒打工掙的錢都交給我。那時跟大女兒吵，女兒哭過，哭得很傷心，她給男方打電話，我在另一頭聽見了，她說父母要兩萬彩禮，男的說去想辦法。后來我老公說順她的心，不管她，我心腸軟，就答應了?！保ㄒ瞬浯?，LCQ，女，63歲，20200711）

以上三個階段粗略地展現了婚配權力由父代向子代轉移的過程?？紤]到中國農村因經濟發展程度和鄉村社會結構的差異，上述進程在不同區域呈現出程度和階段上的細微差異。上文中案例所在的湖北宜昌農村屬于中部地區農村，這些案例雖然不足以呈現婚配權力代際轉移過程的復雜性，卻可以展現其總體的變遷趨勢。在婚配權力的代際轉移過程中，父代對子代婚姻的介入從前臺的全方位主導演變為后臺的資源提供者。子代的個人意志在婚姻選擇中逐漸凸顯，成為掌控個人婚姻的主導者。

（二）婚配權力轉移的原因

婚配權力的代際轉移主要是以下三個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第一，當家權的變異與父權的衰落。在傳統的家庭形態中，當家權是父權的象征，“子孫即使在成年之后也不能獲得自主權”［24］（P5-7）。當家權是一種總體性權力，婚配權力自然也囊括在當家權之中。當家權包含權力和責任兩個維度，即當家者既具有統籌家庭資源和管理家庭成員的權力，同時也要承擔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然而，在家庭轉型的過程中，子代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日益凸顯，當家權在家庭內部的配置狀態開始發生變化，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在子代結婚之前，婚配權從當家權中逐漸剝離出來；在子代結婚之后，子代家庭的經濟權從當家權中剝離出來。雖然在名義上仍然是父代當家，但實質上由當家權所賦予父代的權力越來越少，而責任卻越來越多。因而，當家權變異的背后折射出父權的衰落，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子代開始掌握自己的婚姻選擇權，但在子代的婚姻大事中，父代仍然要承擔作為當家者的責任，要在經濟上支持子代。

第二，打工經濟的影響。打工經濟首先打破了相對封閉和靜態的村莊社會，農民從家庭和村莊的束縛中突圍，自由戀愛的興起沖擊了傳統的以父母包辦為主的婚姻結合形式。其次，打工經濟帶來子代的經濟獨立，經濟上獨立的子代開始敢于挑戰父代的權威，他們開始爭取在婚姻上的自主權。此外，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務工，代與代之間的空間分離成為常態，父母對子代的實際控制權減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失去了發揮作用的空間。

第三，國家意識形態的塑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婚姻家庭領域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包辦婚姻，這在很大程度上對傳統的婚戀觀和婚姻結合形式構成沖擊。在大集體時期，雖然國家開始提倡婚姻自由，但當時的農民還尚未打破傳統的婚戀方式，子代的婚姻仍然主要由父母主導?；橐鲎杂傻挠^念真正開始發揮作用開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時期結婚的青年男女是在新中國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因此他們對于新事物、新觀念接受得更快，他們開始試圖主導自己的婚姻，但他們的父代仍然堅持舊社會的婚戀觀，雙方開始發生博弈。進入2000年以來，無論是父代還是子代都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觀念，子代真正開始掌握婚姻主導權。

婚配權力的變化折射了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橐霾辉賰H僅是生育的必要環節，而是成為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關口。對于年輕人而言，他們越來越傾向于自己來把好這一關。個體行動與選擇的微觀邏輯使婚配過程突破了諸如人口性別結構、婚姻市場格局等結構因素的限定，呈現出復雜的形態。掌握了婚配主導權的子代究竟如何選擇其婚配對象，直接影響了婚配秩序。

四、婚配能力的內涵變遷與主體分化

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婚姻匹配模式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表現為家庭整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等先賦性特征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婚配主體的自致性持續上升［25］（P106-129）［26］（P122-136）。傳統擇偶觀念更為強調門當戶對，非常注重男女雙方家庭在經濟條件、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整體性匹配。而現代社會中的擇偶觀念更重視個體的能力、品行和素質［27］（P42-44）［28］（P40-44）。因此，擇偶雙方的婚配能力預期在發生變化。在當前婚姻市場結構性失衡的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因此，婚配能力通常體現為女方對男方的要求。男性如果各方面條件很不錯，才可能在婚姻市場上具有一定的選擇空間和談判資格，進而對女性及其家庭的婚配能力提出要求。但事實上，大部分男方家庭在婚姻市場上并沒有主動挑選的資格。因此，本文論及的婚配能力主要是指對男性及其家庭而言實現婚姻配對而必須具備的能力。男性的婚配能力實際上是由女性定義的，反映了女性的擇偶偏好。具體而言，轉型期婚配能力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婚配能力內容的分化，從重視家庭整體的經濟社會地位到重視個體的交往能力和情感素質；二是婚配能力主體的分化，分化出父代和子代兩個主體，子代的個體屬性凸顯，并日益成為婚配能力的重要內容。以上兩個方面緊密相關，相互強化。

（一）婚配能力的內涵變遷：從“兩姓之好”到兩情相悅

婚配能力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個人稟賦狀況，包括個體的相貌、性格、擇偶能力和交往能力等；二是家庭整體狀況，包括家庭經濟、家庭關系、父母為人等?；橐鍪莾蓚€家庭的“公事”，即使在當前的自由戀愛時期，家庭整體狀況對于子代婚姻的達成也非常重要。在不同時期，個人稟賦和家庭整體狀況在擇偶中的重要程度不同，從而賦予婚配能力以鮮明的時代性特征。根據筆者的田野調研，大致可以以2000年為時間節點將婚配能力的變遷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從“兩姓之好”（重視家庭整體狀況）向兩情相悅（重視個人稟賦）的轉變①當然，由于中國鄉村社會基礎和發展程度的不同，婚配能力之內涵的變遷難免存在著一定的區域差異。因本文并非是關于婚配模式的追溯性研究，偏重于對婚配能力內涵變遷的一般性分析，故無法充分討論其中存在的差異。從筆者的田野調查情況來看，沿海發達地區因工業化進程較早，城市化程度較高，農民的婚配觀念較早地受到現代性因素的影響，其變遷節點可追溯至20 世紀90 年代。反之，諸如廣西、貴州等西部地區，其變遷進程相對滯后。。青年男女的個性特征凸顯，且構成了婚姻達成的前置性條件。

在2000年之前，婚配能力主要取決于家庭的整體狀況，適婚青年的個人稟賦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實際上，在傳統中國婚姻形態中，婚姻主體的個體意志和個人稟賦都是被遮蔽的，婚姻不是個人的私事，婚姻的目的也主要不是個體意志的滿足。這與傳統婚姻的目標和意義緊密相關。費孝通從功能主義的視角指出，“婚姻是社會為孩子們確定父母的手段”“男女相約共同擔負撫育他們所生孩子的責任就是婚姻”［18］（P125）。因此，傳統婚姻是結“兩姓之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婚姻的達成是為了完成家庭的目標，是實現子孫綿延的必要手段，而非為了婚姻主體個人的情感體驗或情感寄托。實際上，合“兩姓之好”不僅表達了傳統婚姻的意義主要在于家庭的延續，而且體現了傳統婚配實踐對于雙方家庭整體情況的重視。在此情況下，只要家庭各方面條件都不錯，一般就不會出現子代娶不到媳婦的情況。即使個體在身體上或者智力上有一定的缺陷，父母也能為之找到一個相匹配的婚配對象，因為個人性格老實而打光棍的情況更是鮮有。近年來筆者在農村調研中也重點關注了年紀較大的未婚男性單身的原因，發現這些男性之所以打光棍，主要是因為兄弟多、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或家庭成分不好，真正由于個人稟賦較差找不到對象的極少。

案例4：宜昌落村的WPL，生于1963 年，1984 年結婚，她向筆者描述了那個年代結婚時看重哪些因素。WPL說：“我們（結婚）那會兒，主要是看男方家庭咋樣，經濟條件那時候都差不多，都不是很好，過得去就行。主要是看男方父母為人，有些父母為人不好的，兒子找對象就難。還要看家庭關系處的好不好，有些人家經常吵架，也不受歡迎?！惫P者繼續追問是否要看男方個人條件，WPL說：“那個時候看男方個人條件的少，只要是踏實本分過日子的就行。我第一次見面其實沒有看中老公，但是家里人都說好，說他父母都是會過日子的人，是個好人家。那個時候還是聽父母的多，父母肯定不會坑子女的?！保ㄒ瞬浯?，WPL，女，57歲，20200708）

案例4中WPL的觀念頗具有代表性，反映了農民在普遍融入市場經濟大潮之前依然堅持著以“會過日子”為指向的婚配偏好。然而，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打工經濟的普遍興起，自由戀愛逐漸成為主導的婚姻形式。在擇偶過程中，家庭的整體狀況不再是婚配能力的決定性因素，年輕人更重視對方的個人稟賦，如個人能力、性格、長相、交往能力等，其中性格和交往能力非常重要。年輕人更加重視婚姻中的情感共鳴，在婚前婚后都更為重視夫妻之間的情感表達［29］（P95），婚姻不僅要結“兩姓之好”，而且還要兩情相悅，尤其是對于年輕女性而言，她們對于婚姻中的情感需求更高，很關注對方是否和自己志同道合。

案例5：宜昌落村的LHH，生于1987年，2019年結婚，結婚時已經32歲，在當地農村算是晚婚。當筆者問LHH為何這么晚才結婚時，她說：“因為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沒有遇到自己喜歡的，沒感覺，不來電?！惫P者接著問：“那你在擇偶時主要看重男方哪些方面呢？”LHH回答：“看是不是對我好，是不是聊得來，聊天都聊不到一塊，就不可能在一起?！保ㄒ瞬浯?，LHH，女，33歲，20200707）

實際上，當前年輕人兩情相悅的婚配能力標準與婚姻締結模式變遷直接相關。在自由戀愛的婚姻締結模式之下，男女雙方在結婚之前普遍要經歷談戀愛的過程，進而凸顯了個人交往能力的重要性。那些會哄女孩子開心、能說會道的男性自然非常受女性歡迎，而那些比較木訥、說話笨拙、不會逗女孩子開心的男性，自然不如前者受歡迎。尤其是當前農村的青年男女在結婚之前普遍在城市務工，他們談戀愛的階段主要都是在城市中，在此過程中，他們也習得很多城市青年浪漫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因此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懂得浪漫。

可見，在當前的擇偶過程中，婚配能力的內涵主要分化為兩個方面：一是家庭經濟能力，二是個人交往能力。其中，家庭的經濟能力是基礎，經濟條件太差的男性很難順利成婚；而個人的交往能力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那些能說會道、會討女孩子歡心的年輕男性與老實、不善于與女孩子交往的男性相比呈現出婚姻機會的顯著分化，后者即使家庭條件不錯，也可能淪為婚姻市場上被冷落的對象。在日益重視個人交往能力的婚姻市場上，“老實”逐漸成為男性的一種弱勢個人稟賦，“老實”背后所隱含的憨厚、實在、不懂變通等品質日益成為與轉型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不相符合的過時品質?？梢?，婚配能力內涵的分化固然肯定了家庭經濟能力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著良好的經濟能力必然能夠順利實現婚配，個體性的情感互動日益成為婚姻達成的重要門檻。

（二）婚配能力的主體分化：“娶媳婦”抑或“找對象”

婚配能力內涵的變化凸顯了情感互動和交往能力對于婚姻達成的重要性，從而在父代主導的家庭經濟能力之外分離出了子代個體稟賦。在面對婚姻市場時，父代與子代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主體，而是呈現出婚配能力的主體分化，即子代的婚配不僅是家庭整體的能力競爭，而且是子代個體的能力競爭。事實上，情感邏輯的凸顯必然強化婚姻配對中子代個體的特質。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婚配能力經歷了從重視家庭整體的經濟社會地位到重視個體的特質和稟賦的轉變。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個體的因素超越了家庭的因素成為決定婚姻能否達成的關鍵變量，但家庭在個體的婚姻達成中并沒有完全退場，子代的婚姻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參與。并且由于轉型期的婚姻成本和婚姻難度普遍提升，父母在子代的婚姻上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前文述及，轉型期的婚配能力在內容上分化為家庭經濟能力和個人交往能力，其中，家庭經濟能力依賴于父代，即父代是否娶得起；而個人交往能力依賴于子代，即子代是否找得到。由此產生了婚配能力的主體分化，父代和子代在婚姻達成中需要承擔不同的責任。

首先，對于父代而言，他們在子代的婚配過程中主要負責提供經濟上的支持。雖然年輕人大多有一定的收入，但年輕人消費水平比較高，大部分年輕人在結婚之前的打工收入只夠一個人花。因此子代的婚姻成本主要是由父代承擔，這被大多數父母視為必須完成的任務。近年來，隨著婚姻市場上男女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男性的結婚成本和結婚難度都明顯提升，很多農村地區的父母都要盡早為子代的婚姻做好經濟上的準備。然而，經濟能力雖然是男性婚配能力的基礎，卻并非婚姻達成的充分條件，基于個人交往能力的婚姻選擇才是婚姻達成的決定性因素。其次，對于年輕男性而言，他們要負責找對象。在當前的擇偶觀念中，年輕女性不僅要看男方的家庭條件，還要看這個男孩子是否有趣、是否談得來。因此，年輕男性要懂得與年輕女性的交往之道，如此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上獲得女性的青睞，父母的經濟資源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反之，如果缺乏良好的交往能力，即使家庭經濟情況良好，也不一定能夠實現婚配的目標。

案例6：MXJ生于1991年，大專文憑，未婚。MXJ的家庭經濟條件在當地屬于中等偏上水平，父親在建筑工地上裝模板，一年收入十萬左右。母親在宜昌某餐館打工，一年收入2-3萬元。MXJ個人也在外地務工，一年收入四五萬元。當問及是否已經為兒子結婚做好經濟準備時，MXJ 的母親說：“準備了一些，（結婚）錢都不是問題，關鍵是首先他自己要找得到對象，不然我們準備再多也沒用?！惫P者繼續問：“為什么MXJ還沒找對象呢？”其母親說：“他個人條件都可以，就是太老實了，很羞澀，不懂得與女孩子交往?！保ㄒ瞬浯?，HJX，女，54歲，20200723）

如案例6所示，宜昌落村屬于鄂西山區農村，該區域總體上處于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婚姻洼地”，不過案例中MXJ的家庭經濟條件在當地處于中上游水平，然而，父母包括他自己在經濟條件上的努力并沒有轉化為婚姻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梢?，在當前婚姻市場中，子代是否能夠順利結婚，不僅需要父代的支持和幫扶，而且還要看子代自己是否有本事，婚姻的達成需要父代與子代共同努力，任何一方出了問題都可能增加結婚難度。其中，父代是負責“娶媳婦”，即從經濟上對子代結婚提供支持；而兒子是負責“找對象”，兒子要會與女孩子相處，兒子談到了對象，父母的經濟支持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如果兒子過于老實，父母的經濟積累也并不必然保證子代婚姻的達成。

根據父代是否“娶得起”和子代是否“找得到”，可以將有兒子的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處境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父母“娶得起”、兒子也“找得到”，即父母在經濟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兒子個人稟賦也很強，這樣的家庭在婚姻市場上處于優勢地位。二是父母“娶不起”、兒子也“找不到”，這樣的家庭在婚姻市場上處于絕對劣勢，兒子最容易成為光棍。三是父母“娶得起”、兒子“找不到”，兒子不會與女孩子交往，這樣的家庭在當前娶媳婦比較困難，本文所指的老實人光棍就是其中重要的類型之一。四是父母“娶不起”、兒子“找得到”，即父母在經濟上不能提供足夠支持，但兒子的個人稟賦很強，這樣的青年男性找對象總體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并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在一些婚姻成本較高，且女方及其家庭對男方的經濟實力比較重視的地區（例如華北農村），這種類型的男性找對象難度較大；而在一些婚姻成本較低，且女方及其家庭對男方的經濟實力不那么看重的地區（例如川渝農村），這樣的男性找對象也比較容易。

因此，婚配能力內涵之變顯化了婚配能力的分裂，進而要求重新定位父代與子代在婚配實踐中的角色。子代的婚姻既需要依賴于父代的支持，但同時在婚配能力中子代的情感邏輯和情感意志逐漸凸顯，從而進一步放大了個體性因素在婚姻市場中的決定性作用。對于年輕人而言，婚姻結合不僅僅是家庭經濟資源的匹配問題，更是性格和情感上相互匹配的問題，因此要“對眼緣”、要合得來才行。如此一來，在私人生活邏輯與家庭生活邏輯之間就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錯位，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非常重要。實際上，農村老實人光棍的出現，正是在于失去了結構的中和與制衡之后，個體性因素被逐漸放大所導致的①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老實人光棍的探討，并非是說所有老實人都難以順利成婚，而是強調在當下婚姻市場對個人交往能力越來越看重的情況下，老實人結婚的難度更大、風險更大。實際上，鄉村社會中也有不少性格內向和老實的男性在正?；辇g結婚，通常來說，這種情況一般是少部分女方對男方個人交往能力不那么看重，當前農村中仍然有一部分女性認為能說會道的男性不踏實、不適合過日子。另外，當男方的經濟能力非常突出時，其經濟優勢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老實”這一個體性特征對于婚配的不利影響。也正是基于此，相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而言，經濟發達區域的老實人光棍在群體規模上相對較少。但是，即使是沿海發達地區，相對較少的老實人光棍與其他區域的此類群體依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五、婚配實踐的個體本位

婚配是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重要前提。在鄉村社會日益開放、現代性力量日益進入鄉村社會的背景下，農民婚配風險顯著增加。相對于人口性別比、區域經濟不平衡等宏觀結構性變量的解釋而言，本文進一步展現了當前農村光棍群體的復雜面向，并主要從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層次探究老實人光棍的形成機制。在家庭的現代化進程中，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都發生了相應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婚配權力從父代逐漸轉移到子代，二是婚配能力內容的變化和主體的分化，個體交往能力的凸顯意味著婚配過程中父代的支持退隱至后臺?；榕鋵嵺`呈現為個體本位的特征。當年輕人主導婚配權力之后，其個體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響了婚配對象的選擇。如此一來，那些太老實、不善于與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就很容易面臨打光棍的命運。

父母對子代婚姻的介入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婚配權力的主導，二是婚配能力的支持。在2000年之前，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主體都統一集中于父代，年輕人的個人意志在婚姻選擇過程中是隱藏的或被遮蔽的：一方面，父母要負責整合家庭資源，提高子代在婚姻市場上的婚配能力；另一方面，婚配權力也由父母主導，婚姻能否達成關鍵是看父母的意見。這一時期，父母一般是綜合考慮對方家庭的整體情況，男方個體的一些性格缺陷不太會成為阻礙婚姻達成的因素，因此很少出現因為個人原因而打光棍的現象。而進入2000年以來，年輕人的個人稟賦和主體性在婚姻達成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主體發生分離，不再完全集中于父代：一方面，婚配權力由父代轉移到子代，年輕人在婚配中具有更充分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婚配能力由父代和子代的合力構成，雖然在婚配中越來越重視子代的個人稟賦，但父代的經濟支持仍然非常重要。如此一來，父母對子代婚姻的介入從前臺的全方位主導轉變為在后臺提供經濟保障。在當前的擇偶觀中，老實、不會與女孩子交往等特質在婚姻市場上成為致命的缺點，即使父母為其做好了經濟上的準備也很難找到婚配對象。

因此，農村老實人光棍的形成源于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主體分離，從而使得婚姻的達成不僅需要父母的支持，而且還需要子代自身努力。在2000年之前，只要父母“娶得起”，子代結婚基本就不成問題。而在2000年以來，婚姻的達成不僅需要父代“娶得起”，而且還需要子代“找得到”，并且，伴隨著個體的權力意志在婚姻選擇中愈益凸顯，子代能否“找得到”往往成為婚姻達成中最關鍵的因素。實際上，只要子代能夠找到婚配對象，父母一般都會拼盡全力在經濟上給予支持。這樣一來，當前婚姻市場的競爭就不僅僅是父代的經濟競爭，而且也是子代的個體性競爭?；橐黾仁羌彝サ呢熑?，也是個體通往私人生活的關口。父母是“門衛”，而子代才是能否打開這扇門的人，同時，子代也必然需要承擔選擇背后的風險。

最后，還需要注意的是，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解釋植根于特定的個體性格稟賦和外部結構約束條件。如前所述，老實人光棍的現象兼有作為一種光棍群體類型的普遍性與區域分布非均質性的特征?！袄蠈崱钡男愿裉卣髟诙啻蟪潭壬嫌绊懼黧w的婚配機遇，固然直接取決于家庭層面的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但也不能忽視諸如人口性別比、經濟區位等宏觀結構性變量的影響?？傮w而言，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程度越高，對于老實人的婚姻擠壓愈益明顯，老實人的婚姻風險就越大，就更容易淪為光棍［30］（P4-18）。同理，在經濟區位較差的欠發達農村，老實人打光棍的風險也會顯著增加。正是婚配權力和婚配能力的配置格局變化，使外部結構性變量約束之下的婚姻競爭風險更多地轉移到了“老實人”這一群體。不過，由于現有經驗材料的限制，本文暫未對老實人光棍的區域分布與差異做出更系統化和精細的分析，待后續研究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