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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約束下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發展思考

2024-01-10 06:55于行峰
中國豬業 2023年6期
關鍵詞:桂林市養殖業豬瘟

于行峰

(桂林市畜牧站(桂林市草地監理站),廣西桂林 541000)

近年來,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以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為統攬,統籌推進農業產業發展,建設廣西農業強市。2022年,桂林市第一產業增加值達到620.12 億元,總產值首次突破1 000 億元,達到1 003.38 億元,總量、增幅均居全區第1 位[1]?!兜诙稳珖廴驹雌詹楣珗蟆凤@示,畜禽糞污是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來源。隨著2023年新修訂《畜牧法》的施行,我國從水體、土壤、大氣、固體廢棄物和噪聲等方面的污染防治出臺法規,均涉及畜禽養殖,特別是生豬規模養殖,同時強化糞污無害化處理、資源化利用,種養結合的政策指引。廣西先后出臺環境保護、飲用水水源保護、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畜禽糞肥還田利用等方面的地方條例和工作方案,結合廣西對生豬養殖業提出的綠色發展總要求。桂林市持續開展“保護漓江、保護桂林山水”(以下簡稱“兩個保護”)工作,2016年以來,各縣區陸續劃定(調整)禁限養區。2023年將《桂林市畜禽非規模養殖污染防治規定》列入年度地方立法調研項目。從國家到地方,均制定了引導生豬養殖業綠色發展的法律和政策框架體系。如何統籌守護綠水青山和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成為當下畜牧工作的重點。筆者分析了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發展現狀和遇到的瓶頸,最后對提升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生產效率提出建議。

1 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發展現狀

1.1 生豬養殖基本情況

從表1 可知,2016-2022年桂林市生豬飼養量占全區的12.5%~14.1%。2022年桂林市生豬出欄455.2萬頭,在廣西轄區的14 個地市中排第3 位,是廣西重要的生豬養殖地區。2019年廣西生豬飼養量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有所下降,2021年飼養量較上年有較明顯的增長,2022年較2021年增速放緩。從出欄量看,2016-2022年桂林市生豬出欄占整個廣西的12.7%~13.7%。從產能上看,2022年桂林市的能繁母豬存欄量較上年下降了0.4%,可能受生豬市場價格和傳統節日消費習慣影響,部分養殖場(戶)(以下統稱“養殖場”)提前淘汰母豬,這直接影響了2023年上半年的生豬生產。非洲豬瘟疫情前和后非洲豬瘟時代的能繁母豬存欄數對比顯示,桂林市的生豬養殖并未恢復到常年水平。

1.2 生豬消費基本情況

豬肉是生豬的初加工產品,豬肉是居民消費習慣中重要的肉類消費品。從表2 可知,2016-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豬肉消費量除了2020年可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少外,總體呈上升趨勢。筆者根據全國2016-2022年居民人均豬肉消費量和同期桂林市年末常住人口數據計算得出桂林市豬肉年度消費總量,保持在9 萬~13.3 萬噸之間,與同期的桂林市豬肉產量相比,豬肉產量遠遠大于豬肉消費量,表明桂林市的生豬不僅能夠自給,也是廣西重要的生豬輸出地。

表2 2016-2022年廣西和桂林市肉類產量和消費量統計表

表3 2015-2021年廣西生豬不同飼養規模場數統計表(家)

1.3 生豬養殖規?;厩闆r

從生豬不同飼養規模場統計數據來看,受環保政策和非洲豬瘟等的雙重影響,廣西年出欄生豬100 頭以下的養殖場呈明顯下降,2019年同比下降60.93%,降幅最大。2017年原農業部開展畜禽養殖場備案工作,將年出欄生豬500 頭以上定義為生豬規模養殖場??傮w上看,2015年起年出欄生豬500 頭以下養殖場逐年下降。非洲豬瘟對廣西生豬養殖業結構調整起重要作用,從不同規模養殖場數量上看,2021年與2018年相比,年出欄生豬500 頭以下養殖場下降了67.65%;年出欄生豬500~999 頭的規模養殖場下降了15.3%;年出欄生豬1 000 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增加了48.62%,其中年出欄生豬3 000~5 000 頭的中型規模養殖場增加了66.67%,年出欄生豬10 000 頭以上的大型規模養殖場增加了31.48%。年出欄生豬500 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數量在所有生豬養殖場中的占比從2015年的0.34%上升至2021年的1.46%,說明2015年以來廣西生豬養殖業逐步由以散養為主的生產結構發展到以規?;B殖為主的新型產業結構。截至2022年底,廣西的畜禽養殖規?;蔬_62%[2]。桂林市規?;l展的具體情況,由于缺乏權威數據,筆者認為桂林市作為廣西重要生豬生產基地,規?;l展程度不低于全區平均水平。

1.4 后非洲豬瘟時代廣西主要地市生豬生產情況

2018年我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后,引起整個生豬養殖業對生物安全的重視,促使生產方式和結構轉型升級。2019年下半年起,規模生豬養殖企業紛紛擴建產能,進一步推動規?;l展進程。雙胞胎集團、新希望集團等生豬養殖企業在桂林市新建生豬產能養殖場,桂林市生豬規模養殖獲得一定發展。

從表4 可看出,2020年南寧、桂林和玉林3 個地區生豬產能受非洲豬瘟影響有所下降,2021年全年飼養量較2020年有較明顯增長,2022年較2021年增速放緩。2020年以來,桂林市畜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及服務業產值比例呈下降趨勢,與玉林、南寧比較,差距逐漸拉大。從生豬飼養量看,2020-2022年桂林市略高于南寧市的生豬飼養量;從行政區域單位承載生豬飼養量來看,桂林市低于玉林市和南寧市的行政區域單位承載生豬飼養量,以2022年為例,南寧、玉林和桂林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生豬飼養量分別為:335 頭、768 頭、269 頭。

表4 2020-2022年廣西南寧、桂林和玉林3 個地市畜牧業生產統計表

1.5 生豬養殖成本與收益變動情況

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6-2022)》,將2015-2021年廣西不同生豬飼養規模的成本和收益指標進行整理,通過對比廣西2015年以來生豬養殖不同規模的成本和收益變化情況,以此反映桂林市的成本和收益變化情況?!度珖r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將不同生豬飼養規模分為4 類:散養、小規模、中規模和大規模,對應的生豬飼養規模分別是1~30 頭、31~100 頭、101~1 000 頭和1 000 頭以上。

1.5.1 廣西生豬養殖成本變動情況分析

從表5 可知,生豬養殖成本總體上升,不同階段受政策或疫病影響出現小幅波動。2016年,因前期畜禽養殖行業環保政策逐漸落地,生豬養殖成本小幅上漲,而后逐漸下降。2018年非洲豬瘟在國內發生后,導致2019年后生豬養殖成本大幅上漲,隨著供求關系變化引起豬價上漲,生豬養殖企業不斷擴增產能,引起仔豬成本上漲疊加生物安全增加的支出,推動了養殖成本的上漲。從平均值上看,隨著生豬飼養規模變大,成本優勢逐漸明顯。

表5 2015-2021年廣西生豬不同飼養規模養殖成本對比(元/頭)

1.5.2 不同生豬飼養規模下主要成本要素分析

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生豬養殖成本主要由物質與服務費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構成。物質與服務費用中仔畜和精飼料費用主要由市場階段性供求關系導致變化,筆者主要選擇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醫療防疫指標,進一步分析成本構成的變化情況。

《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以家庭用工折價和雇工費用2 部分計算人工成本,從家庭用工折價情況看,生豬散養幾乎不涉及雇工費用。由表6 可知,無論是從平均值還是比重看,散養人工成本明顯高于規模養殖,表明機械自動化率低的散戶養殖人工效率遠低于更大規模的生豬養殖。從《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生豬養殖固定資產折舊情況看,2015-2019年波動不大,2019年后顯著上漲,大規模生豬養殖固定成本由2019年3.91 元/ 頭漲至2021年的11.26 元/頭,上漲了288%。說明2018年非洲豬瘟疫情后,大規模生豬養殖的機械自動化率得到較大提升。

表7 中,從時間上看,2018年后,生豬養殖醫療防疫成本大幅提升,主要是在生物安全上加大了投入[3]。從平均值和占養殖成本比重看,生豬養殖規模越大,醫療防疫成本越高,可能是由生豬飼養密度越高,疫病防控難度越大造成。

表7 2015-2021年廣西生豬不同飼養規模醫療防疫成本對比(元/頭)

《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中將廣西劃為全國生豬生產重點發展區,由表8 可知,廣西生豬養殖土地成本較全國低,這可能與廣西永久基本農田面積在區域土地總面積中占比不高有關。從全國情況看,雖然土地成本在生豬飼養成本中占比不高,但呈逐年上升趨勢;廣西在2020年前土地成本逐年上升,2020年后有所下降,主要是因為廣西在2020年出臺了設施農業用地新政策,通過允許多高層養殖[4]等一系列政策創新,使生豬養殖用地難的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緩解。

表8 2015-2021年生豬不同飼養規模土地成本對比(元/頭)

1.5.3 不同生豬飼養規模下收益分析

《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反映生豬養殖收益的主要指標有主產品產量、主產品產值、凈利潤和成本利潤率。筆者通過對比不同生豬飼養規模的凈利潤和成本利潤率,來分析生豬養殖收益情況。

生豬養殖收入由生豬銷售價格和出欄重決定,受飼養規模影響較小。由表9 和表10 可知,2018年生豬養殖行業均出現虧損,這和非洲豬瘟疫情在國內發生有關。散養生豬在2015-2021年間,僅在2020年因生豬供求關系緊張導致生豬市場價格有較大上漲而實現盈利,其余年份均出現虧損。從平均值看,中、小規模豬場,飼養生豬的利潤水平相差不大,但小規模飼養虧損次數比中規模多。規模以上豬場飼養生豬利潤顯著高于散養、中規模、小規模養殖場的利潤,從成本利潤率的平均值看,生豬養殖的利潤水平和養殖規模呈正相關。

表9 2015-2021年廣西生豬養殖凈利潤情況表(元/頭)

表10 2015-2021年廣西生豬養殖成本利潤率(%)

2 桂林市生豬養殖業遇到的瓶頸

2015年以來,桂林市的生豬養殖業逐步由生產效率低下的小規模和散養模式的產業發展到以生產效率明顯提升的規?;B殖為主導的新型產業結構。但是,生豬養殖業面臨諸多發展困境,特別是2018年非洲豬瘟疫情在國內發生后,從生豬產能數據看產業結構轉型面臨較大困難。一是由于非洲豬瘟病毒毒株多樣[5],導致生物安全防控的難度加大;二是桂林市17 個區縣中,漓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范圍涉及10 個區縣,隨著環保政策的逐步落地,2016年以來各縣區陸續劃定(調整)了禁限養區,導致區域內可用于發展生豬養殖的土地減少,用于發展生豬規模養殖的集中連片土地更少;三是桂林市17 個區縣現有15 個生豬定點屠宰場,屠宰熱鮮肉主要供應本地市場,生豬供大灣區,缺少豬肉深加工企業,產業體系不健全;四是種養業脫節嚴重,農牧分離[6],生豬養殖糞污未能高效處理利用,制約了生豬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五是國際局勢的復雜多變導致飼料原料價格高位運行[7],疊加生豬養殖企業融資難等系列問題,阻礙了桂林市生豬養殖業進一步發展。

3 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生產效率提升建議

2021年以來,桂林市在“兩個保護”工作上,不斷向各個行業延伸,2023年桂林市紀委監委在全市開展“兩個保護”專項監督工作。在不斷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的背景下,桂林市生豬養殖產業必須從生產效率提升上下功夫。研究表明,我國生豬產業仍屬于“資本投入型”產業,勞動力投入貢獻有限[8],因此,需要在土地、技術和資本等要素上提高效率。

3.1 保持生豬養殖用地科學高效利用

根據現行的法律法規,畜禽養殖用地屬于設施農業用地,按農用地管理,但是實際并未明確畜禽養殖用地就是農用地,在制定國土空間規劃時,并未將畜禽養殖用地列入規劃[9]。雖然廣西在2020年出臺了設施農業用地新政,暫時緩解了畜禽養殖用地緊張的局面,但是缺乏科學的規劃,長期看依然無法根治局部出現“用地難”的問題,建議明確生豬養殖用地為農用地,并納入地方土地利用規劃。同時引導企業提高土地利用率,如發展多元生豬養殖模式,完善技術體系建設。

3.2 加快技術要素升級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

優化種群結構,目前桂林市生豬生產大多為傳統的杜長大和杜大長生產模式,較關注商品豬的育肥性能。已經有企業關注到母豬綜合生產效率較高的丹系種豬。嚴格執行生物安全措施,高致病性豬藍耳病、豬流行性腹瀉等疫病對生豬養殖業影響很大[10],非洲豬瘟病毒傳入我國后,引起生豬養殖業對生物安全足夠的重視,隨著非洲豬瘟防控的常態化,部分小規模養殖企業出現麻痹大意的情形,生產管理部門應及時發布監測預警信息引導生豬養殖企業加強飼養管理,嚴格做好生物安全措施,提升養殖設施化、智能化水平。目前,桂林年出欄生豬500 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企業通過設備升級、改造或新建養殖基地等均基本配備了自動投喂、自動環境控制、自動刮糞等設施。但在智能化上,僅廣西桂祥智農農牧有限公司上線智能飼喂系統,豬群的采食信息上傳至豬場生產數據管理系統,實現精準飼喂。目前國內智能化養殖在自動巡檢、精準飼喂、環境控制、發情繁殖管理、疾病預防、診療等方面都有了比較成熟的應用[11]。在政策上支持智能設備納入農機購置補貼范圍,同時樹立智能設備應用典型,引導規模以下的生豬養殖場實現智能化升級。糞污資源化利用降低了生豬養殖的外部負效應[12],實現產業循環發展。2022年,桂林市柑橘產量居全國地級市前茅[13],有生豬糞污還田利用的種植業優勢,糞污高效利用是桂林市生豬養殖業綠色發展的核心因素。張晨等[6]研究表明,畜禽糞污種養結合利用相較達標排放可減少養殖企業環保投資72.4%以上。加大生豬糞污資源化利用研究,破除技術研發和應用的有效性、實用性、標準性和經濟性相統一的瓶頸[14],形成并不斷完善生豬糞污資源化利用的技術體系和配套措施,通過農業物聯網技術[15]提高效率,同時避免資源化利用造成污染,不斷降低養殖企業的生態成本。

3.3 借助金融工具提高生豬生產效率

在金融、財政、用地、交通運輸等方面要保持現行有效的生豬產業支持政策的穩定。一方面,成立工作專班,通過招商引資,優化產業結構,發展深加工,不斷延伸產業鏈,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具體到實際工作中,鼓勵諸如溫氏股份等龍頭企業發展飼料加工、生豬養殖、屠宰、豬肉產品加工銷售一體化產業鏈,促使中小規模養殖企業與龍頭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借助金融工具,保駕生豬養殖業健康穩定發展。目前,國內生豬養殖保險方面有能繁母豬保險和育肥豬保險[16],生豬市場有生豬價格指數保險[17],有效減少了生豬生產遭遇自然災害、疫病和生豬市場風險帶來的損失。但是,生豬生產保險無法防范市場風險,生豬價格指數保險中保險公司面臨較大的逆向選擇風險[18],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氨kU+期貨”模式的生豬價格指數保險,不僅能抵御生豬市場風險,還能有效防范飼料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19],下一步,應積極探索如“銀行+保險+期貨”“資管+銀行+保險+期貨”生豬價指數保險[20]等更多適合本地生豬養殖行業的金融工具,促進桂林生豬養殖業健康穩定發展。

4 結語

桂林市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頂層設計持續完善,在生豬養殖環保約束趨緊和豬價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桂林市生豬養殖業只有增加生豬養殖用地儲備,提高土地利用率,引進生豬養殖龍頭企業,加快生豬養殖技術和產業升級,同時借助金融工具穩定產業發展,不斷延伸產業鏈,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才能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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