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區宅基地退出對農戶福利的影響及其形成機理分析

苑韶峰 韋樂盈 王露虹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糧食主銷區不同類型農戶耕地非糧化行為差異、機理及調控策略研究”（22BGL188）；杭州市土地儲備交易中心項目“杭州市土地儲備全地類一體化收儲工作機制”（ZJHY-20220804）；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暨新苗人才計劃“基于‘三生’功能權衡的鄉村土地整治分區與模式研究——以浙江省為例”（2022R408B072）。

作者簡介：

苑韶峰，男，山西繁峙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韋樂盈，女，浙江諸暨人，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王露虹，女，浙江湖州人，碩士，杭州市土地儲備交易中心工程師。

摘? 要：

本文以紹興市城鄉融合區的宅基地退出樣本為例，分析農戶在宅基地退出前后的福利變化，探尋不同規劃區的區域特征對農戶福利的影響及其形成機理，為城鄉融合區農戶的福利公平提供建議。本文采用模糊評價法、問卷調查法等方法開展研究。結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后，農戶總體福利上升0.219，不動產評估價值、人均被征房屋補償兩項指標的福利提升最明顯，年人均農業收入福利下降了0.068；不同規劃區的農戶福利差異明顯，中心擴展區、中心邊界區、邊界外圍區的福利分別提升了0.260、0.162、0.248；退地后的農戶福利主要受到區位因素、補償政策、規劃管制等因素的影響，其中補償政策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建議政府適時調整退地補償政策，關注農戶退地的后續保障，在城鄉融合區開展宅基地退出工作時，應統籌區域間補償政策，促進橫向公平，從而維護農民利益。

關鍵詞：

宅基地退出；福利水平；城鄉融合區；模糊綜合評價法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23）06-0067-11

宅基地是我國農村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起到了穩定農村社會、為廣大農民提供生活保障的重要作用［1］。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城市不斷向農村地區擴張，將農用土地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用于城市建設，農村宅基地作為農民的生活資料被保留在原地，并與其周邊的城市空間相互交融，形成了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混合社區”［2］，即城鄉融合區。21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建設的日益完善，城鄉融合區的城市化更新成為地方政府新的關注點［3］，政府主導的宅基地退出項目也成為了盤活利用農村閑置宅基地、促進農村建設用地整治的重要手段［4］，形成了義烏“集地券”、嘉興“兩分兩換”、重慶“地票”“空心村”改造等模式［5］。作為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形態，城鄉融合區在土地、戶籍、住房、就業、社保等方面存在著城鄉“二元”的制度設計，這些城鄉制度差異構成了農村宅基地退出的重要外部環境［6］，并在農戶退出宅基地的過程中對其個人及家庭的福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直以來，基于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論的福利評價模型被廣泛應用于失地農戶的福利測度當中［7］。國內學者通過構建不同的福利評價指標體系，對不同地區失地農戶的福利進行定量分析，并探討福利變化與宅基地退出的內在關系［8-9］。研究主要涉及以下3方面：一是因素視角，探究生計資產配置［10］、撫養負擔和教育人力資本［11］、家庭風險承載力［12］等單個或多個因素對宅基地退出后農戶福利的抑制或促進作用；二是農戶視角，關注農戶在宅基地退出后的福利增進需求［13］、福利認同度［14］及宅基地退出政策評價［15］等主觀需求與感受；三是補償模式視角，對不同補償、置換模式下的農戶退地福利進行對比分析［16-17］。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國農村宅基地退出工作提供了經驗與啟示，促進了中國土地制度的不斷優化與革新［18］。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宅基地退出對農戶福利的定量影響，這為研究該影響的區域差異性，尤其是不同空間管制政策下宅基地退出對農戶福利的影響提供了堅實基礎［19］。

鑒于此，本文選取全國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試點的浙江省紹興市作為樣本區，著眼于城鄉融合區中位于不同規劃區的三類村落，基于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對宅基地退出前后的農戶福利進行評價，探尋區域特征對農戶福利變化的影響及其形成機理，以期為優化宅基地退出補償機制，保障城鄉融合區農戶福利公平提供參考。

一、研究區域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區域

紹興市地處浙江省中北部，地勢南高北低，地貌種類豐富，表現為“六山一水三分田”，適宜進行城市建設的區域相對較小。為了緩解城市用地緊張，紹興市對盤活利用農村閑置土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17年，紹興市首創了盤活利用宅基地的“閑置農房激活計劃”，通過吸引社會資本或由村集體投資，將農房改造成可營利的民宿、咖啡廳、書店等場所，為紹興市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奠定了良好的現實基礎。2020年9月，中共中央啟動的新一輪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中，紹興市被確定為全國3個整市推進試點市之一，承擔了為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改革成果的重大使命。

本文以浙江省紹興市作為主要研究區域，并以《紹興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為基礎，根據中心城區擴展邊界和中心城區邊界兩條規劃線，將紹興市劃分為中心擴展區、中心邊界區和邊界外圍區3個規劃區，其中，“中心擴展區”代表中心城區擴展邊界內部區域，是紹興市最核心的發展區域；“中心邊界區”代表中心城區邊界內，不包括中心擴展區的區域，屬于次一級的城市開發區；“邊界外圍區”則代表中心城區邊界以外的區域，相對遠離紹興市中心。

（二）數據來源

根據3個規劃區的宅基地退出情況，本文選取9個（每區3個）在原地集中安置的行政村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258份，其中有效問卷237份。問卷內容包括農戶及其家庭基本特征、宅基地退出前后生活狀況變化及農戶參與意愿。問卷收集工作于2021年3—4月完成。此外，本文中宅基地退出的相關文件資料來源于紹興市越城區、柯橋區農業農村局及部分街道辦事處提供的政策文件。

（三）樣本描述性統計

在237份樣本中，受訪者平均年齡為51歲，其中有63.7%在40～60歲之間，整體年齡偏高；受年齡層次影響，受訪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近五成的受訪者僅為初中及以下學歷。從農戶家庭情況來看，81.0%的農戶家庭人口在3～5人之間；在退出宅基地之前，有51.9%的農戶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在35～55m2之間，近三成的農戶人均住房面積不到35m2；農戶家庭非農年收入在0到50萬元間不等，在20萬元以內的樣本占89.4%。樣本中大部分農戶家庭的耕地已經被征收，或由村集體組織整片回收并對外出租，僅有9%的農戶家庭在退出宅基地之前有農業收入，其農業年收入均在5萬元以下。

二、模型構建與評價指標選取

（一）模型構建

可行能力理論是阿馬蒂亞·森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重要理論，對福利的評價給出了重要定義，即包括已經實現的和未來可能實現的福利。由于人的福利感受難以被直接量化，當前學界往往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對其進行評價。本文結合可行性能力理論與相關文獻構建如下福利評價模型。

模型采用xi代表參與評價的第i項功能性活動，xij表示某農戶在第i項功能性活動下第j項評價指標的值，xmaxij和xminij分別表示所有農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μ（xij）指農戶的指標值對該項評價指標的隸屬度。

1.評價指標的隸屬度

評價指標隸屬度的數值介于0～1之間，數值越大代表福利水平越高，當隸屬度為0.5時，則意味著福利不好不壞，處于中間水平。評價指標分為虛擬二分變量（D）、虛擬定性變量（Q）和連續變量（C）這3種類型。

虛擬二分變量（D）指取值只有兩種可能性的變量，如男性和女性。其隸屬度公式為：

μ（xij）=0，xij=01，xij=1（1）

虛擬定性變量（Q）指由人為定義的數值來劃分評價指標歸屬類別的變量，如受教育程度等。其隸屬度公式為：

μ（xij）=0，xij<xminijxij-xminijxmaxij-xminij，xminij<xij<xmaxij1，xij&gt;xmaxij（2）

連續變量（C）指在一定區間內可以任意取值的變量，如年人均非農收入、人均住房面積等。當指標值與福利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時，其隸屬度公式為：

μ（xij）=0，0xij<xminijxij-xminijxmaxij-xminij，xminijxijxmaxij1，xij>xmaxij（3）

本研究中未涉及指標值與福利水平為負相關的指標，故省略相關公式。

2.評價指標的權重

評價指標的權重體現了某項評價指標對整體福利水平的影響大小，權重越大影響越大，反之則越小?？紤]到福利評價的特殊性，即獲得程度較低的功能往往對福利評價更為重要，人們在確定評價指標權重時會對隸屬度較低的指標賦予較高的權重，從而提高其對綜合福利的貢獻度。本研究采用高進云和喬榮鋒對切利和尼米（Bruno Cheli，Achille Lemmi）[20]提出的權重計算公式進行改進后的公式［21］：

wij=μ（xij）————-h=1n∑np=1μ（xij）（p）-h（4）

其中，Wij表示第i項功能性活動下第j項評價指標的權重，p表示第p個農戶樣本，n表示樣本總量，0<h<1。本研究中取h=0.5。

3.綜合福利

基于福利評價指標的隸屬度和權重，對農戶在每項指標下的綜合福利水平進行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f（x）=∑kj=1μ（xij）———×wij∑kj=1wij（5）

（二）評價指標選取

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主張人們的福利不是由商品本身，而是由商品所帶來的機會和活動創造的，其福利的實現還建立在個人可行能力的基礎上［22］。對于農戶而言，退出宅基地的行為帶來的機會和活動構成了評價其福利水平的功能向量，同時，這些機會和活動的實現又有賴于農戶個體的可行能力特征，包括其家庭條件、生活環境、認知水平等因素［9］?；诖?，本文結合紹興市宅基地退出的實際情況和相關研究成果，將影響農戶福利水平的因素歸納為家庭收入、住房條件、置換收益、社會保障和心理認知5個維度［23］，構建如下評價指標體系（表2）。

1.家庭收入

森認為收入也是反映福利功能的重要方面，家庭收入的高低能夠直接影響家庭的福利水平，收入越高的家庭往往具有更強的可行能力，故選擇農戶家庭的年人均非農收入和年人均農業收入作為主要的收入指標。

2.住房條件

農戶搬離農村平房上樓安置后，生活中最直接、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住房條件的改變，作為重要的可得性活動之一，住房條件對農戶福利的影響長期表現在居住環境及生活便利度中，甚至能對農戶的心理狀況產生間接影響，故選擇總住房面積和人均住房面積作為評價指標。

3.置換收益

置換收益屬于農戶一次性收入的范疇，它對農戶家庭的可行能力及短期內的生活質量有著直接的影響。退地后，選擇實物安置的農戶使用或所有的不動產價值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此，將不動產評估價值作為評價指標之一。此外，根據征收集體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的政策規定，農戶將獲得相應經濟補償，考慮到補償款帶來的實際福利是均攤到個人身上的，本文以人均被征房屋補償和人均臨時安置費作為評價指標。

4.社會保障

農戶在失去宅基地的同時，也失去了宅基地上附著的各項保障和權益，譬如農村土地的養老與就業保障功能等。為此，政府向失地農戶提供了相應的社會保障，本文將農戶是否擁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作為兩項評價指標；此外，農戶是否擁有不動產產權證書也被列為評價指標，只要擁有土地使用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的二者之一，即認為其產權得到保障。

5.心理認知

森認為福利除了表現為物質的豐富外，還應體現在精神的滿足上［22］。對于本文的研究對象來說，心理狀態的表達可以通過直接詢問被調查者參與宅基地退出的意愿以及對安置房價值的認知來得知［24］，其中前者是農戶退地前后主觀福利感受的重要衡量，后者則體現了農戶對自身的福利變化進行評估的能力，故將宅基地退出意愿和安置房價值認知作為兩項評價指標。

福利評價所需的大部分數據通過問卷調查獲得。安置后的不動產評估價格根據安居客和鏈家網站中各安置小區在問卷發放前5個月的掛牌均價計算。由于宅基地退出年份跨度較大，對涉及貨幣金額的各項指標，依據歷年居民消費價格通貨膨脹率（CPI增長率）進行修正。

三、城鄉融合區宅基地退出前后的農戶福利變化

（一）宅基地退出前后的農戶總體福利變化

評價結果顯示（表3），紹興市農戶的綜合福利水平在宅基地退出后從0.163增長到0.381，上升幅度較大。在12項評價指標中，農戶的三項置換收益提升最為明顯，產權證書和安置房價值認知指標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提升，只有年人均農業收入的福利水平發生下降。

具體地，第一，在家庭收入方面，就地安置的政策使依賴非農收入的農戶家庭得以維持穩定的收入來源，年人均非農收入在退地后提升了0.023；退地之后，部分農戶失去原有的農業收入，年人均農業收入福利下降0.068。第二，在住房條件方面，農戶將農房置換為樓房后住房面積普遍增加，總住房面積福利上升0.104；同時，隨著年輕人外出工作和老年人去世，農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員減少，人均住房面積福利水平上漲0.176。第三，在置換收益方面，農戶原有的農房普遍建造年份較早、成新度較低，且結構簡單、建材老舊，評估價格在576.89～853.51元/m2之間，而安置房的價格遠超農房，每平方米市場價從9 300元到18 493元不等，農戶的不動產價值在退地上樓之后顯著提升；同時，被征房屋補償和臨時安置費也為農戶帶來了不小的福利提升。第四，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戶的農村養老和醫療保險覆蓋率均達到70%以上，退地后，部分原先未投保的農戶自行投?；蛲ㄟ^工作單位參保，城鎮養老、醫療保險的福利水平分別上升到0.903和0.886；在產權證書方面，由于農戶使用的宅基地及農房年代較為久遠，許多農戶家庭沒有“兩證”或因宅基地超標等原因一直無法辦理“兩證”，退地后，超過九成的農戶辦理了土地使用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福利水平提升了0.304，不動產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第五，在心理認知方面，農戶不愿意退出宅基地主要有故土情結、對補償款不滿、對安置方式不滿等原因，而愿意退出的農戶則通常有改善生活環境、置換多套住房等需要；退地之后，大部分農戶切實感受到生活條件的改善，宅基地退出意愿和安置房價值認知分別提升了0.131和0.181，對宅基地退出工作的認可度也明顯提升。

（二）不同規劃區宅基地退出前后的農戶福利變化

對中心擴展區、中心邊界區、邊界外圍區三區的福利評價顯示（表4），宅基地退出之前，這三區的農戶綜合福利水平分別為0.146、0.166和0.127，中心邊界區的福利水平最高；在安置完成之后，三區的福利水平均發生上漲，分別達到0.406、0.328和0.375，其中中心擴展區福利水平最高，而中心邊界區福利水平最低。

在家庭收入方面，中心擴展區、邊界外圍區的農戶福利基本與退地前持平，而中心邊界區的農戶福利下降了0.244。據調查，在退地前，中心邊界區農戶的農業收入一年在5萬元以內，退地之后農戶失去耕地，年人均非農收入福利下降了0.266，同時，部分原來從事農業的家庭勞動力轉而參加了非農工作，因此人均非農收入福利發生小幅上漲。

在住房條件方面，中心擴展區福利增長最多，上漲了0.199，這是因為中心擴展區地理位置較好，安置房增值空間大且農戶收入水平較高，有意愿也有能力置換超出原面積的住宅；其次是邊界外圍區，福利上漲了0.058，該區域位于柯橋區，因安置補償政策的差異農戶置換安置房成本較高，住房面積福利改善較??；而中心邊界區的農戶在置換面積的選擇上相對保守，福利僅上漲了0.012。在人均住房面積方面，中心擴展區的福利增長最多（0.266），邊界外圍區次之（0.209），中心邊界區最少（0.010）。

在置換收益方面，宅基地退出后農戶使用或所有的不動產價值大幅上升（表5），其中中心擴展區福利水平最高（0.864），福利增長也最多。人均被征房屋補償是根據農房價值和家庭總人口數確定的，由于中心擴展區的農房評估價與住房面積均顯著高于另外兩區，其福利指數（0.648）也最高。在人均臨時安置費方面，越城區和柯橋區的政策標準存在較大差異，經計算，柯橋區的農戶家庭能領取224元/m2的補助，而越城區農戶的補助僅有72元/m2，因此，邊界外圍區的福利水平高達0.900，而中心擴展區和中心邊界區僅有0.341和0.324，福利差異非常大。

在社會保障方面，受到個人認知水平、親友觀念、地方宣傳等因素的影響，三區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及產權證書福利水平均發生不同程度的上漲。其中，由于中心擴展區農戶在退地前產權證書相對齊全，其產權證書福利增長明顯小于另外兩區。

在心理認知方面，宅基地退出之后，農戶的退地意愿明顯上升，對安置房的價值認知也顯著提升。對于中心擴展區、中心邊界區農戶而言，不動產價值的大幅提升、居住環境的明顯改善等福利變化提升了其退地意愿；對于邊界外圍區來說，雖然政府提供了較其他區域更高的經濟補償，但其退地意愿相對其他兩區仍然較低，這是由于農戶置換房屋面積相對較小，總體生活條件改善不明顯，有個別農戶甚至存在福利下降的情況；即使是福利上升的農戶，也存在由于感受到的福利提升不能抵償其退出祖宅、離開故土的心理落差，因此不愿退出宅基地的情況。中心邊界區農戶的安置房價值認知福利相對最高，在退地后達到了0.925，這與該區受訪者的受教育水平較高有關；在退地之后，中心擴展區農戶的不動產價值提升最多，其安置房價值認知福利增長也高于其他兩區，達到了0.223。

四、城鄉融合區宅基地退出后農戶福利變化的形成機理

從福利評價結果來看，宅基地退出前后不同規劃區的農戶福利存在較大差異，這種橫向差異除了受到不同空間管制的影響外，還與宅基地的地理區位、行政區劃等因素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從區位因素、補償政策和規劃管制這3方面入手，探究不同規劃區農戶福利變化的形成機理。

（一）區位因素

區位因素作為最重要的土地經濟因素，與土地的市場價格密切相關，從而直接影響農戶在不動產價值方面的福利［25］。有研究表明，隨著一個地區與城市中心的距離不斷增加，向心的集聚作用使其市場潛力不斷下降。城鄉融合區作為城市和郊區之間的過渡圈層，其內部也存在著市場潛力由內圈向外圈逐步遞減的規律，隨著安置點與市中心距離的不斷增加，其周邊的商服繁華度［26］、公共物品投放水平［27］、區域環境質量［28］等區位條件都有所下降，安置房的市場價格也從靠近中心擴展區的18 493元/m2下降到中心邊界區的9 266元/m2（圖1），由此可見，靠近市中心的農戶在不動產價值上往往能獲得更大幅度的福利提升。不過，在城市多中心結構的影響之下［29］，邊界外圍區的安置房雖遠離越城區中心，但受到柯橋區中心的輻射影響，不動產價格與中心邊界區相近，最終的福利增幅反而高于中心邊界區的農戶。

（二）補償政策

行政區劃不同，各區的補償政策也存在差異。紹興市的9個樣本村涉及越城區和柯橋區兩個縣級行政區，兩區在安置補償政策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一是安置房面積限制標準不同，在家庭人口數量相同的情況下，越城區的農戶可以置換的安置房面積比柯橋區更大，這對農戶的住房條件福利產生影響；二是宅基地置換價格不同，越城區和柯橋區的重置價分別為713元/m2和560元/m2，對于超出原農房面積的部分，越城區仍然按照重置價格計價，而柯橋區則采用梯度定價的方式，最高達到3 000元/m2，這限制了柯橋區農戶住房條件和不動產價值的福利提升；三是安置補償政策不同，越城區的臨時安置費標準為12元/（m2·月），發放6個月，農戶實際得到72元/m2的補助，而柯橋區的臨時安置費標準僅為8元/（m2·月），總共發放28個月，實際相當于224元/m2的補助，遠遠高于越城區的補償標準，這對農戶的人均安置補償福利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三）規劃管制

規劃管制對農戶福利的影響與地理區位相似，主要表現在不動產價值方面，這是因為地理區位是中心擴展區規劃編制的重要參考因素。不過，兩者作用于不動產價值的方式有所差異，作為影響城市地價的諸多宏觀因素之一，規劃管制經由基準地價調整、區域發展限制等方式間接、長期地對不動產價格產生影響［29］。從表6可知，紹興市中心擴展區的住宅用地級別為Ⅱ、Ⅲ級，中心邊界區的住宅用地級別為Ⅳ級，其基準地價相差1 500～3 500元/m2，住宅掛牌均價差距明顯，對農戶福利造成較大的影響；而邊界外圍區的住宅用地級別和中心邊界區相同，住宅均價也基本相當，在不動產價值方面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福利差異，邊界外圍區農戶福利增長大于中心邊界區主要是受到補償政策的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從農戶福利視角切入，根據浙江省紹興市城鄉融合區237戶農戶的調研數據，運用模糊評價法對農戶宅基地退出前后的福利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宅基地退出后，農戶總體福利水平上升0.219，12項指標的福利變化值在-0.07～0.58之間。其中，不動產評估價值、人均被征房屋補償及人均臨時安置費福利提升最明顯，均超過0.5；年人均農業收入福利下降了0.068。

第二，不同規劃區的農戶福利水平變化差異明顯。中心擴展區福利增長0.260后達到0.406，農戶住房條件、置換收益和社會保障福利明顯改善；中心邊界區福利增長0.162后達到0.328，在住房條件、置換收益方面的福利增長相對較小，失去農業收入也降低了其家庭收入福利；邊界外圍區的福利水平增長0.248后達到0.375，在退地后位列第二，受地方政策影響，該區在置換收益、住房條件方面福利較好。

第三，宅基地退出后的農戶福利主要受到區位因素、補償政策、規劃管制等因素的影響，他們主要作用于住房條件、置換收益兩項功能性活動之上，其中，由行政區劃引起的補償政策差異是導致紹興市不同規劃區農戶福利差異的最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結論，為了進一步改善農戶宅基地退出后的福利水平，保護農戶合法利益，提升宅基地退出工作推進質量和效率，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適時調整退地補償政策。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定期更新宅基地退出的安置補償金額標準，科學調整臨時安置費補償金額和補償期限，創新提前搬遷獎勵等補償方式。第二，關注農戶退地后續保障。開展統一的農民就業技能培訓，加大農民職業教育資金投入和機構建設力度，加強農轉非人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第三，統籌區域間補償政策，促進橫向公平。市級主管部門應制定全市統一的安置補償基準及范圍，各區、縣可根據地方實際發展情況對各項補償款項進行適當修正，這一方式可避免區域間安置補償政策各行其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地市級行政范圍內的政策公平，維護農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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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 洋）楊? 洋? 楊? 波，張? 婭，王勤美，蒲應秋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Homestead Exit on Farmers’ Welfare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s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 Case of Shaoxing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YUAN Shaofeng1，WEI Leying1，WANG Luhong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China，310018;2.Hangzhou Land Reserve and Trading Center，Hangzhou，Zhejiang，China，310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omestead exit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s of Shaoxing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welfare changes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homestead exit，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nning areas on farmer’ welfar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welfare fairness of farmers in these areas，with the methods of fuzzy evalu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homestead exit，the overall welfare of farmers increased by 0.219，with the two indicators of assessed value of real estate and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ed housing per capita increasing the most，while the annual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income welfare decreased by 0.068; the welfar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planning areas varies significantly，as the welfare of central extension area，central boundary area and peripheral boundary area increased by 0.260，0.162 and 0.248 respectively; the welfare of farmers after homestead exit is mainly affected by location factors，compensation policies，planning control and other factors，of which compensation polic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just the compensation policies for homestead exit in a timely manner，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up guarantee of these farmers，and coordinate the inter-regional compensation policy to promote horizontal fairness when carrying out homestead exit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s，so a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Key words：

homestead exit; welfare 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