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間關系對貿易的影響研究
——以中國和東盟為例

陶一桃 王昱人

一、引言

伴隨著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猛發展。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地處全球貿易的“海上十字路口”，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區域地緣地位。中國和東盟都是發展中經濟體，自1991年建立伙伴關系以來，釋放出了巨大的合作潛能。中國與東盟國家海陸相連，陸地邊界超過4000公里，彼此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鑒于東盟對大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有限，東盟的地區地位主要取決于其地區伙伴的雙邊支持[1]，互聯互通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國內外廣泛的利益相關方[2]。2003年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隨后于2010年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FTA），進一步擴大了彼此間的貿易規模。

2020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逆勢增長，已成為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3]。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總體呈上升趨勢，但也出現了一些波動，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下降發生在2016年。此外，從進出口數據來看，2013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數據略高于進口數據。圖1展示了2013年至2022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額。

圖1 2013年至2022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額

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間合作的不斷深入，經貿關系和政治關系也在學術界、政界和商界引起了廣泛討論，“雙邊關系”成為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國際貿易決策者實現母國和東道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考慮因素。事實表明，國家間關系除了與國家和個人安全相關外，還對全球貿易和經濟交易產生深遠影響[4][5][6]。雖然東盟的影響力在地理范圍和對實際安全問題的影響方面有限，但東南亞有可能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對象，從而使該區域在亞洲地緣政治中具有高度相關性[7]。

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者們圍繞國際貿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并試圖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雙邊貿易的增長會導致沖突或合作，而政治沖突的變化則會導致雙邊貿易量增加或減少[8]。由此產生了三個方向的論述，首先，良好的政治關系有助于推動兩國之間的貿易合作，而敵對的政治關系則可能抑制雙邊貿易。Pollins[9]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追隨旗幟”（trade follows the flag）觀點，強調國家更傾向于與其盟友或合作伙伴國家開展貿易。此外，Gowa和Mansfield[10]發現，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聯盟對雙邊貿易有積極影響。Nitsch和 Schumacher[11]以及Glick和Taylor[12]的研究表明，恐怖事件、戰爭和軍事沖突會對貿易產生破壞性影響，而Che, Du, Lu and Tao[13]則認為民族主義和歷史遺留問題也不利于雙邊貿易和經濟交流。其次，國際貿易抑制政治沖突，從而促進國際合作。Polachek[14]從理性人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國家與其貿易伙伴的沖突可能導致出口減少，從而提高進口成本。除Polachek外，持類似觀點的學者還有Arad和Hirsch[15]。此外，國際貿易也會引發雙邊政治沖突。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由于資源的有限性，國際貿易被視為對有限資源的競爭。隨著國家干預的加入，貿易戰和殖民擴張等情況不可避免，從而抑制了國際合作，甚至增加了沖突程度[16]。國內學者主要圍繞著中日和中美之間的經濟政治互動展開研究。徐奇淵和陳思翀[17]對2002-2012年間中日兩國經貿關系的緊張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效應、顯著效應和無效應。周泳宏和王璐[18]以中日兩國的政治摩擦為突破口，分析了兩國經貿關系受“無顯著效應”“滯后效應”和“顯著效應”三種效應。根據中美統計資料，Su、Song、Tao和Hao[19]四人認為，兩個國家的政治聯系會給雙方帶來正、負兩方面的作用。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和東盟所在的地區正日益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具活力的地區[20]，同時考慮到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21]，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呈日益密切的趨勢；鑒于雙邊關系與雙邊貿易相互影響的內在邏輯機理，進一步從學理上研究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系的波動對貿易流動的影響不僅具有現實意義，同時更具有解釋現實并預測未來的理論意義。本文用2013-2020年12月間中國和東盟10個成員國的高頻月度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系變化對貿易往來的影響。利用全球事件、語言和語調數據庫（GDELT）構建變量，提取中國與東盟間的事件數據，并計算了戈德斯坦得分的月平均值，對雙邊關系的波動做了基本衡量與判斷。本文所進行的相關討論和分析，旨在為深化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提供參考，從而為中國與東盟的區域合作尋找到更加互惠互利的路徑與方式。

二、研究數據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數據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雙邊關系波動，該變量所包含的數據來自于GDELT。該數據庫創建于2013年，包含從1979年1月1日至今的所有新聞媒體數據。它以100多種語言實時監測全球各種形式的媒體事件，并通過分析提取相關信息，包括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類型等。作為一個TB級的數據庫，其每15分鐘進行一次實時更新[22]。且由于GDELT的事件數據庫采用沖突與調解事件觀察（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CAMEO）對事件進行編碼[23]?；诖?，本文將根據戈德斯坦得分來刻畫政治合作和沖突的程度，并對其進行量化分析。這樣，就可以將中國和東盟各國事件數據的平均戈德斯坦得分作為變量來衡量兩國關系的波動性。正值表明兩國關系在不斷改進，顯示出合作的趨向。負值意味著兩國之間的關系在變差，并且有可能發生沖突。結果顯示，戈德斯坦得分可以用來測度兩國關系的變動方向與幅度。另外，因為每一個事件都蘊含著有關參與國/地區的相關資訊，“中國→東盟各國”的戈德斯坦得分可測度中國對東盟各國的態度，而“東盟各國→中國”的戈德斯坦得分則是東盟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在此基礎上，還將對中國對東盟各國單邊行動的響應進行量化分析。

由于政治關聯具有較強的短期性，因此，利用頻率較低的年份、季度等數據，有很大的概率錯誤估計了國際關系變動對貿易的影響[24]?？紤]到 GDELT 的事件數據庫所包含的數據量較大，本文選取未明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 2013 年至 2020 年間中國和東盟國家發生的各類互動事件的高頻月統計資料，通過對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權平均，構建出一個具有方向性的月頻次時間序列，用于對兩國之間的波動性進行量化刻畫，共有 884829 條事件數據納入分析。另外，因為每種事件出現的頻次是不一樣的，所以僅僅用平均值來估計每個月的分值，就有可能忽視了事件的影響。因而，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引用每一個事件的文章數目作為指標，來對該活動進行加權，使用BigQuery（谷歌推出的網絡大數據服務名）和Python（計算機程序設計語言）來確定GDELT所涵蓋事件的時間、Actor1（施動者）、Actor2（受動者）、次數和戈德斯坦得分，綜合計算得出相關的變量數據。圖2反映了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中國與東盟之間戈德斯坦得分的變化情況?？梢钥吹?，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與大部分東盟國家間的雙邊關系持續向好。

圖2 2013至2020年中國與東盟各國戈德斯坦分數的變化

（二）研究方法

引力模型運用于研究以來，它已經逐漸發展成一個研究國際貿易流動及其影響的一種主要手段。Tinbergen[25]和Pyhnen[26]首次將貿易引力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領域。作為分析貿易流動的統計工具[27]，在運用引力模型的過程中，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對原有模型進行不斷改進。Linnemann[28]考慮了兩國人口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并在模型中引入了各國的人口變量。此外，Garman, Petersen和Gilliard[29]和 Wall[30]對經濟一體化措施和貿易保護制度等制度因素對雙邊貿易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為了衡量制度安排對貿易的影響，Sohn[31]的研究引入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即貿易伙伴是否為國際型經濟組織成員）這一變量。此外，兩國之間貿易成本的確定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最初，貿易成本主要根據雙邊地理距離進行評估[32]。然而，隨后的研究在計算貿易成本時考慮了更多因素，如共同邊界等。

Anderson和Van Wincoop[33]為引力模型在國際貿易研究中的擴展和使用提供了理論基礎。受上述文獻的啟發，結合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系的實際情況，本文運用國際貿易引力模型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探討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系波動對貿易的影響。模型設定如下：

這里，j為東盟成員國，t代表的是時間。以中國和東盟各國 j在 t月的貿易為被解釋變量Intrajt。將貿易量按對數計算，用以處理數據潛在的異方差，如（1）式所示。同時，本文還將納入分析的進出口數據作對數處理，以考察兩國間的關系變動對中國進出口的特殊作用，并進一步考察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見（2）式和（3）式。

核心解釋變量pirjt以中國對 j國在第t月發生的各種事情的戈德斯坦得分的平均數來表征中國對 j國間貿易的影響。另外，cpirjt和 apirjt是“中國→ j”與“j→中國”的月度平均戈德斯坦得分，并將其納入公式（1）—（3），考察中國對 j國家的單邊行為以及 j國家對中國的單邊行為對雙邊貿易以及中國進口與出口的影響。

控制變量Inmktjt將中國與 j國家的平均GDP進行對數計算，用以衡量市場規模。在缺少中國及東盟各國的月國內生產總值資料的情況下，本文利用EViews軟件，把低頻率的數據轉化成了頻率較高的月份數據。變量Indistj和Inpopj為對數處理后的中國與j國地理加權距離及兩國總人口。其他控制變量bouj、lawj、apecjt為虛擬變量，代表中國與j國是否接壤、法律體系是否同源及是否為國際經濟組織成員。此外，γ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用于控制時間趨勢的影響；εjt是隨機誤差項。本文的數據搜集自GDELT網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CEIC數據庫、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以及CEPII數據庫。

本文選取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中國與東盟十國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回歸結果

在公式（1）的回歸分析中，對使用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單位根檢驗、IPS檢驗和LLC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拒絕了原假設，所選用的面板數據是平穩的。在進行基準回歸之前，通過F檢驗和BP-LM檢驗檢驗了是否可以使用混合OLS進行估計。檢驗結果拒絕了零假設，表明混合OLS并不適用于模型估計。其次，采用穩健豪斯曼檢驗判斷是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結果建議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作為面板回歸模型。詳細結果詳見表2。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考慮到在面板回歸中，變量可能存在橫截面依賴性，因此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本文使用Pesaran Test進行進一步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橫截面依賴性檢驗在1%顯著性水平上強烈拒絕了零假設。為提升模型的穩健性，本文采用FGLS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以控制模型變量存在的橫截面依賴性。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FGLS回歸結果

表4 實證回歸結果

此外，研究結果表明，市場規模越大，兩國貿易總額越大。而市場規模對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呈現正相關性，但是對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并未有明顯的影響。地理上的距離阻礙了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貿易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貿易成本。也就是說，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物流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國從東盟國家的進口來看，距離并沒有產生負面影響，反而呈現正相關性，這也說明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過程中，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硬聯通”的局面正逐步形成，伴隨著地區間設施的不斷優化，兩地的經貿合作將不再受到地理上的局限，變得更加便捷，互聯互通也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人口數量越大，雙邊貿易流量也將增加?？梢?，人口數量的增加帶來了內需的擴大，從而促進雙邊貿易的往來，也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進口和出口產生積極影響。此外，共同邊界并未對兩國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但不同的法律體系雖然與雙邊貿易沒有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將會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的出口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就制度安排對雙邊貿易的影響來看，目前，東盟國家中有七個國家與中國同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結果表明，同為APEC成員國有利于促進區域間的貿易往來。

在此基礎上，通過替換核心變量，研究一個國家單邊行動波動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在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把兩國視為一個總體來看待，而對于單邊行為變動如何對貿易產生影響卻鮮有研究。本文將考察“中國→東盟各國”和“東盟國家→中國”這兩種模式下的單向行動變動對貿易的影響。因為 GDELT將事件分為施動者與受動者。而戈德斯坦得分則使我們有機會對兩個國家的單邊行為進行定量研究。在此基礎上，運用計量分析的方式，探討了單向行為對兩國貿易的影響。實證結果見表4。

如表4 所示，中國對東盟國家和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單向行為波動對雙邊貿易以及中國進口和出口的影響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這說明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單邊政治態度會有效影響雙邊貿易，雙方合作意愿越強，雙邊貿易額越大。相比于中國對東盟國家單向波動對雙邊貿易的顯著影響，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單向關系對貿易的影響要稍小一些，但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呈現正相關關系。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命運共同體”打開了開放新格局。位于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盟十國也隨著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而不斷發展?！耙粠б宦贰背h的核心是促進中國和東盟及沿線各國之間的要素優勢互補，促進經貿合作，從而打破當前經濟發展的瓶頸。然而，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彼此間實質性的政治態度將會對雙邊貿易產生影響?；诖?，在未來的合作中，中國與東盟國家應繼續加強切實有效的溝通，客觀冷靜地看待彼此間存在的問題，共享發展的成果。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分析。

由于反向因果關系使得雙邊關系對雙邊貿易產生了影響，而雙邊貿易也會影響雙邊關系，由此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很有可能是導致測算結果偏倚的一個重要因素。鑒于此，本文采用2SLS、GMM等方法替換原有方法。在對雙邊關系波動進行重新估計時，工具變量選擇的是滯后一期的雙邊關系波動。表5中的結果顯示，雙邊關系波動變量的系數均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與實證回歸結果一致。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其次，上文對核心解釋變量的數據進行加權處理，得到了月度的戈德斯坦得分均值，以此來衡量兩國之間的波動性。但閻學通、周方銀[34]則指出，在假定各事件具有相等的加權條件下，僅對次數進行統計，得出的結論依然較精確。為此，我們對中國和東盟各國的關系變動進行了再次計算，不考慮對事件加權，即將中國和東盟各國發生的事件戈德斯坦得分的平均數進行了計算。因為所包含的事件數目很大，所以可以減少各種計量方式所造成的偏差。由表5可知，在引進新的核心解釋變量后，所得結論與前一時期的結論是吻合的，因此，本文的結論是穩健的。

此外，Boehmer和Jungblut and Stoll[35]強調，貿易統計中的零值現象具有雙重含義，既可能表明沒有發生貿易，也可能表明沒有獲得統計記錄。為確?；貧w結果的穩健性，Silva 和Tenreyro[36]已證明泊松偽最大似然估計（PPML）是更為可靠的估計方法，并強調PPML估計在處理零貿易流量時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PPML估計法進行回歸，以規避不同回歸方法可能引發的較大偏差。在PPML方法中，不對解釋變量進行對數處理。從結果來看，在對其他變量進行控制的情況下，回歸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因此，在考慮零貿易流量問題時使用PPML方法的結果與上述回歸一致，說明結果是穩健的。

四、結論

伴隨著互聯網、移動通訊、遙感信息等技術的出現，使得大數據革命不單對自然科學產生影響，也影響著社會科學的研究[37]。同理，大數據作為一種信息資源，也在深刻影響著經濟事件及其人或社會的經濟選擇行為。一方面，人的選擇行為決定大數據的呈現結果；另一方面，大數據所展現出來的結果又決定了人們的選擇行為。政治是經濟的最高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并不總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引導國與國，或國與區域之間的貿易走向，在相當程度上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與“修昔底德”定律共同決定著國際區域合作的走向與趨勢。歸納本文上述數據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使用BigQuery和Python來確定GDELT所涵蓋事件的時間、Actor1、Actor2、次數和戈德斯坦得分，由于戈德斯坦得分與雙邊關系呈正相關性，而綜合計算得出的相關變量數據表明，從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中國與東盟之間戈德斯坦得分呈顯著上升趨勢。所以可以說，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與大部分東盟國家間的雙邊關系持續向好。

2.根據FGLS模型的回歸結果，雙邊關系的波動會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這意味著雙邊關系的改善將有助于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系的波動同樣顯著影響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結果表明雙邊關系的改善有助于促進中國的進出口。

3.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人口數量與雙邊貿易流量具有正相關性，但市場規模卻與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呈現正相關性，而對中國向東盟國家出口則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這說明雙邊貿易流量不僅取決于人口數量，而且更取決于由國民收入決定的購買力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因素。

4.物流發展水平及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對雙邊貿易將產生積極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國從東盟國家的進口來看，距離并沒有產生負面影響，反而呈現正相關性。這說明，第一，發達的物流鏈與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國際間雙邊貿易的物質基礎，它可以有效降低由于距離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從而增加跨區雙邊貿易往來的便利度；第二，東盟各國的物流發展水平及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參差不齊，東盟各國之間的“硬聯通”設施還有待發展完善；第三，相對東盟各成員國而言，中國在物流鏈的發展水平及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方面具有源于舉國體制的優勢。

5.與東盟國家的共同邊界并未對兩國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但不同的法律體系雖然與雙邊貿易沒有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性，但是將會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的出口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不同的規則體系意味著不同的制度環境，不同規則的國家或區域共同體之間的貿易往來，是需要彼此支付“服從成本”的。目前，東盟十國中有七個國家與中國同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這將在機制上鞏固、促進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往來。

6.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單邊政治態度會顯著影響雙邊貿易。雙方合作意愿越強，雙邊貿易交易量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相比于中國對東盟國家單向波動對雙邊貿易的顯著影響而言，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單向關系對貿易的影響要稍小一些。這一方面說明中國自身貿易體量巨大，具有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回旋空間，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分享發展共同繁榮將是國與國、國與區域間經濟合作交往的最大公約數。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啟示：

其一，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往來逐步加深，中國已成為東盟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后疫情時代的影響以及全球治理環境的復雜化，貿易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思潮涌現，導致不確定性的增加，阻礙了中國深度融入世界市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關系也存在波動，雙邊關系的走勢也將直接影響雙邊貿易的發展。因此，在與東盟合作的同時，應與東盟各國保持穩定的雙邊甚至多邊關系，加深相互了解，加強政策溝通，切實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為進一步合作提供穩定、有利、長遠的貿易發展環境。

其二，鑒于國家間的單向政治行為會直接對雙邊貿易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應該繼續利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倡議、區域經貿合作協定等國際或區域組織及區域多邊協定的機制，深化多邊領域的交往。保持雙邊和多邊關系的穩定，使貿易伙伴對中國更有信心，從而切實推動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化，為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貿易發展注入新動能。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不僅為中國創造了世界機會，也為世界創造了中國機會?？梢哉f，“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的輝煌實踐，是中國與沿線各國共同繁榮的收獲。高水平共建“一帶一路”，需要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區域組織之間的高度互信與惠及彼此的合作。通過對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往來的學理分析，不僅可以為進一步擴大、深化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提供理性思考與實踐方案，而且還有助于我們更加科學、理性地判斷、處理、化解與伙伴國合作的阻力與風險，讓“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更多的參與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