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喜縣西宋村三座東漢墓年代再研究

薛野　丁金龍

摘要：2010年發掘的聞喜縣西宋村三座較大型古墓，出土器物極少。發掘者依據墓型、墓葬規格和出土的綠釉陶，初步判斷這是一組東漢時期墓葬。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考古資料的公布，有條件對西宋三墓做出更深入的探討。從東漢以后綠釉陶延續、小前室大后室的墓葬構筑特征，以及墓室墓壁弧邊且甬道帶耳室的新墓型特征來分析，并考慮到三國曹魏時期薄葬風俗的影響，可以得出結論，西宋村三座墓葬主要是一處曹魏西晉時期的墓地，充其量，有一座墓葬的年代上限為東漢末年。

關鍵詞：魏晉墓地 聞喜縣 小前室大后室 綠釉陶

Abstract： There were 3 large tombs excavated in Xisong Village， Wenxi County in 2010， but only few artifacts unearthed. According to the tombs structure， size and the green glazed potteries unearthed， these were probably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s more and mor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released in recent years，it was permit to make advanced study of them.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use of green glazed potteries and features of tombs， such as small front chamber and large rear chamber sinc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new tomb features， such as the tomb chambers with curved walls and ear chambers， in the mean time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modest burial customs in the period of Cao Wei and three kingdom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date of these tombs were mainly from the period of Cao Wei to Western Jin. Or the upper limit date of a tomb among them is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Wei-Jin Cemetery Wenxi County Small front chamber and large rear chamber Green glazed pottery

201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配合聞喜縣火車站建設，搶救性發掘了聞喜縣郭家莊鎮西宋村1組3座較大型墓葬（以下簡稱西宋三墓），墓葬編號分別為M10、M13、M14（圖一）。發掘者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初步“將三墓的時代定為東漢”。東漢（25—220年）存續近200年，那年的發掘并沒有具體指出西宋三墓屬于東漢哪個階段。十幾年來，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公布，有條件對西宋三墓的年代做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西宋三墓還具備一些有待闡明的獨特歷史文化特征。針對這兩方面問題，我們查閱了一些考古發掘材料，在分析對比諸多資料的基礎上，撰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西宋三墓的基本考古材料介紹和年代

研判商榷

（一）考古發掘材料簡述

西宋三墓公布墓地平面圖1幅、三座墓葬平剖圖各2幅（圖二～圖四），因為出土物極少，所以，簡報文字內容不多，具體信息匯總列表如下（表一）。

（二）年代研判商榷

原發掘者推斷西宋三墓“應該都是磚砌墓室”，并分析了墓室平面、墓道規格和出土綠釉陶等特征，“認為應將三墓的時代定為東漢”。我們就從磚砌墓室角度，重新檢查了述論過程，認為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申述如下。

1.關于墓室平面。原簡報刊布者認為，與它們墓室平面“相近”的有以下三座墓：陜縣劉家渠M19、洛陽燒溝M147、洛陽燒溝M1026。經查，陜縣劉家渠M19墓室平面為純粹的無甬道縱長方形單室（7.08×2.36米），洛陽燒溝M147亦屬于單室墓，“墓室平面略成長方形，前端接近甬道處逐漸收狹（3.55×2.05米）”，這兩座單室墓與西宋M13近方形單室且甬道帶耳室的平面形態區別很大，與西宋M10和M14前后室平面形態相去甚遠，以這兩座墓墓室平面形態比照西宋三墓墓室形態并推論其年代，顯然不合適。

用來作年代參照的洛陽燒溝M1026，磚砌甬道和墓室，墓室平面為不帶過道和耳室的“前后室”，前室近方形，后室縱長方形，前室面積略小于后室。它與西宋M10、M14墓室形態相比，均為前后室。但是，二者的區別也非常明顯：（1）燒溝M1026后室為縱長方形，西宋M10與M14后室均為方形或近方形。且M10前后室之間有短過道，M14“后室兩側各有兩個長0.3～0.36、寬0.2～0.25、高2.2米的土坑”。（2）燒溝M1026前室面積與后室面積相差不大，計算結果，二者比值為0.85：1。但是，西宋M10和M14前室面積極端小于后室，計算后的比值分別為0.48：1和0.37：1。綜合這兩方面的因素看，以洛陽燒溝M1026墓室平面形態比照西宋M10與M14的平面形態并推測其年代，難以令人信服。

東漢時期前后室墓型的墓葬很多，我們查閱了《西安東漢墓》所錄188座墓葬中所有具備前后室墓型特征的墓葬資料，見不到西宋M10和M14墓型所具有的三種特征，即（1）前室面積明顯小于后室；（2）如M14后室那樣高達2.2米的土凹槽；（3）如M10那樣前后室帶短過道。早年就有研究者總結并指出過，前后室的磚構墓葬，同樣也見于三國曹魏和西晉墓葬中，而且，有的前后室之間就有短過道；西晉時期“單室墓已經成為主流”。山西省眾多的北魏墓葬資料表明，北魏時期前后室墓型已經完全被單室墓（有的附帶耳室）取代，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西宋三墓M10與M14的年代下限當在“北魏以前”，位于同一組墓地的M13，其年代應當接近M10和M14。

2.墓葬規格。西宋三墓發掘簡報結語部分，詳細分析了“西宋墓地三座大型墓葬”的墓道，比照了劉家渠和陜縣東漢墓同類材料，認為二者“墓葬規格相近”。實際上同樣規格的長斜坡墓道，東漢以后，依然存在。例如，西安三國曹魏墓（韓森M34），墓道長12.06米，墓底距地表深7.28米；河南鞏義龍尾村晉墓M164，墓道長9.96、深6.6米；下文分析墓壁弧邊現象時所論列的大同二電廠四座北魏墓，墓道長在7.5～15米之間（見后文）；太原北齊庫狄業墓，墓道長約15、深8.9米。除了這幾例以外，東漢以后北魏以前，與西宋三墓墓葬規格相似的墓例還有不少，茲不贅論?？梢钥隙?，墓葬或墓道規格在判斷西宋三墓是否為東漢墓葬時，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3.綠釉陶器和綠釉陶耳杯。西宋三墓發掘簡報結語部分提出，綠釉陶“在東漢時期大量流行且較為普遍”，并以此作為判斷三墓時代為東漢的主要證據之一。我們二次分析不僅關涉綠釉陶，還包括了西宋M13出土的綠釉陶耳杯。

誠然，洛陽西晉時期綠釉陶確實完全衰落，《洛陽考古集成·秦漢魏晉南北朝卷》1篇曹魏墓發掘簡報和15篇西晉墓發掘簡報里，所有陶器中，釉陶器僅見少量醬色釉，無綠色釉陶；報道的全部42件耳杯中，僅有洛陽谷水晉墓（FM5）出土了1件醬色釉耳杯，其余均為泥質陶或加飾彩繪泥質陶。以綠釉陶為主，參照墓型推論西宋三墓時代為東漢，“順理成章”。但是，在洛陽以外地區，綠釉陶并不是隨著東漢結束而結束的。例如，陜西潼關吊橋四號墓（被認為是曹魏黃初六年〔226年〕墓），就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紅胎綠釉陶器，例如耳杯、灶、井。目前所知山西地區尤其是晉南西晉墓資料極少，暫且無法對使用綠釉陶情況做出可靠判斷。不過，山西侯馬虒祁北魏墓M1007出土了漢代傳統的紅胎綠釉陶壺。1966年公布的陜西西安郊區175座隋唐墓考古材料，充分證明隋唐墓葬中出土的綠釉（陶）器“同漢代的釉陶頗為相似”“應為漢陶延續的殘跡”。2019年公布的太原唐代中早期赫連山墓，也出土了一件與漢代綠釉陶相似的紅胎綠釉陶罐，這座墓墓室形態與西宋M13相似（見后文）。有鑒于這些考古出土實例，可以認為，三國曹魏以后，制作和使用綠釉陶的傳統，仍在晉陜兩地的個別地區延續。因為晉南三國曹魏、西晉和十六國時期（304—439年）墓葬資料極少，所以，可將西宋M13和M14（前后室墓）所出綠釉陶的年代下限，卡在曹魏以后、北魏以前。這是考慮到了北魏及北魏以后，不僅單室墓已經成為絕對主流，而且，耳杯也是難以見到的隨葬品。

綜合上述三方面分析，我們認為，僅就西宋三墓前后室墓型、墓道規格和綠釉陶等特征而言，它們反映的是東漢至曹魏西晉、甚至更晚時期墓葬的年代風格。真正能夠推論西宋三墓為東漢墓的有力證據，主要就是M13出土的綠釉陶殘耳杯?；蛘哒f，就目前現有考古材料來說，M13大概率是東漢墓葬?？偟膩碚f，以綠釉陶殘耳杯推論一處三座較大型墓葬所組成墓地的年代，頗有證據薄弱難成確論的“嫌疑”。

二、“小前室大后室”的年代特征

西宋三墓呈現出的部分墓型特征，不見或幾乎不見于東漢墓葬，前文對此已有簡略說明。作為前后室墓型的西宋M10與M14，它們的前室面積遠遠小于后室面積，兩座墓前后室面積比值分別為0.48：1、0.37：1。這種特征姑且稱為“小前室大后室”。筆者查閱了部分較著名考古報告或簡報，例如《洛陽燒溝漢墓》《陜縣劉家渠漢墓》《西安東漢墓》等，均未發現“小前室大后室”的東漢墓。晉南具備此特征的墓葬有兩例，1992年永濟上村東漢晚期磚砌壁畫墓（圖五），前后室面積比值為0.45：1；2009年夏縣蘇莊磚砌古墓（初步定為魏晉時期）（圖六），前室與后室面積比值為0.4：1。前述潼關吊橋四號墓（曹魏初年墓葬）（圖七）亦可作為參考，該墓后室為雙室，前室與雙后室總面積比值為0.43：1。中原地區以外，“小前室大后室”的墓型特征，多見于甘肅地區，例如，1993年甘肅酒泉西溝村魏晉墓93JXM2（圖八）、93JXM3（圖九），均為前后室磚砌墓葬，前后室面積比值分別為0.45：1、0.4：1。2013年甘肅酒泉三壩灣魏晉墓M1和M4（圖一〇；圖一一），均為前后室土洞墓，前后室面積比值分別為0.45：1、0.43：1。其中，M1為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墓葬。

總結上述7例墓葬（表二），并兼顧到北魏時期前后室墓型絕跡的情況，這種“小前室大后室”特征應當是東漢后期至魏晉時期，尤其是魏晉時期部分墓葬墓型的典型特征。由這種特征推論，西宋M10和M14的年代就在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這里也要補充說明兩點：（1）十六國時期是否有此“小前室大后室”？鑒于山西地區相關墓葬資料缺乏，具體情況，尚有待將來。（2）“小前室大后室”這種特征的墓葬，我們未曾從洛陽和西安魏晉墓中搜集到相關例證。這固然可能是我們所見不廣，但也應該是“小前室大后室”墓型風格具有較強的地域性所導致。

三、“墓壁弧形”和甬道帶耳室的年代特征

據簡報，M13“（單）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壁加工規整，東、西兩壁略呈弧形”，甬道“兩側近墓道處各有一耳室”。

墓壁弧形并非中原地區東漢墓葬中常見現象。1956年，俞偉超先生曾根據自己的考古工作經驗指出，“在中原地帶，這種（墓室）四壁向外凸出的墓形不見于漢代而盛于西晉”，四壁外凸“約是三國時代”出現的墓形新特征。2012年一項關于洛陽地區西晉墓的研究也認為，“四壁外弧的墓葬形制在西晉時期較為常見，一般出現在磚室墓中，各級別的墓葬都有”。不過，此項研究中提到，“四壁外弧的墓葬形制在東漢晚期墓中已發現，如山西朔州漢墓3M191就是一座單室四壁外弧的磚室墓”。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又搜集到山西其他兩地的東漢晚期墓葬墓壁外弧現象，分別是：1956年太原西南郊發現的東漢晚期前后室磚墓M6、M16，1989年夏縣王村發現的東漢晚期多室磚墓（M29）的后室。從山西三地的資料推斷，單就墓室墓壁外弧這一特征來說，西宋M13年代上限在東漢晚期（東漢晚期墓室墓壁外弧現象，我們未搜集到河南、陜西兩地事例）。

東漢以后，山西地區北魏至隋唐時期墓葬材料里，墓室墓壁弧邊成為常見現象。例如，萬榮縣北魏薛懷吉“墓室土壙”“南壁呈弧邊”；大同二電廠北魏墓群，報道的3座C型磚砌方形單室墓，墓室墓壁均“弧邊”（外凸），帶耳室方形單室墓1座，墓室墓壁亦“弧邊”；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太原市西南郊、晉祠公社王郭村、南郊區金勝村、萬柏林區義井村等地，均發現北齊和隋唐時期磚砌方形單室墓墓壁外弧現象。1962年公布的長治市唐代王義墓，磚砌方形單室墓，墓壁外弧。2019年公布的太原赫連山墓，也是磚砌方形單室墓，墓壁外弧。以上論例說明，單就墓室墓壁弧邊來說，西宋M13年代下限落在唐代。

再對上述墓壁外弧的墓葬是否具備“甬道附帶小耳室”的特征作一檢索，那么前文所例舉東漢至唐代的10余座墓葬，僅有3座墓葬的甬道附帶小耳室，分別是萬榮縣北魏薛懷吉墓、長治市唐代王義墓、太原唐代赫連山墓，這能說明什么呢？顯然，西宋M13方形單室、墓壁外弧且甬道附帶小耳室的墓型特征，與北魏和唐代墓葬的文化關系更密切，年代應該更接近才是。然而，前文關于前后室墓型和小前室大后室的述論中，已然將西宋三墓中M10、M14的年代下限卡在了北魏以前的曹魏西晉時期或十六國時期，所例舉墓壁弧邊的諸多北魏至隋唐墓葬也再次說明，山西境內北魏及北魏以后，前后室墓型已經消失或絕跡。所以，得出結論：西宋三墓同處一墓地，墓葬年代彼此接近，“墓壁弧形”和甬道帶耳室的M13，其年代下限應當接近M10與M14的年代（北魏以前）。

關于M13年代的述論，連帶出一個較為重要的認識：北魏和唐代磚砌單室、墓壁外弧且甬道附帶耳室的墓型（如上述），它們類型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聞喜縣西宋M13。

四、結 語

本文圍繞聞喜縣西宋三墓展開論述，重新梳理并分析了西宋三墓的各種物質文化因素。顯然，因為出土物稀缺，單憑墓型、墓道規格和出土的1件綠釉陶殘片及1件綠釉陶殘耳杯，去推斷西宋三墓為東漢墓，證據明顯不夠。與此相反，前后室墓型沿用至北魏以前，漢代綠釉陶傳統北魏時期仍在延續，“小前室大后室”主要是魏晉時期墓葬特征，磚砌方形單室墓壁弧邊且甬道帶兩耳室的特征是不見于東漢而與北魏唐代聯系密切的一種文化因素。綜合這些證據，再考慮到隨葬品極少與曹魏時期薄葬制可能的聯系，我們認為，聞喜縣西宋三墓出現部分非東漢墓葬傳統的新文化因素，它主要是一處三國曹魏至西晉時期的家族墓地，充其量有一座墓葬的年代上限可能會接近東漢末年。史載，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令民不得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又遺令薄葬，這個歷史時期應該就是西宋三墓的年代上限。

對于西宋三墓非東漢墓地的判斷，我們再重復申述一點證據。西宋三墓M14墓室“后室兩側各有兩個長0.3～0.36、寬0.2～0.25、高2.2米的土坑”，雖廣泛查閱多種漢墓考古發掘報告，但不曾有關于這種墓葬構筑特征的記錄，這從反面證明，西宋M14非東漢墓，從而支持了我們對這個墓地年代主要屬性的判斷。

西宋M13，磚砌正方形單室，墓壁弧邊且甬道兩側帶耳室，發現這座墓葬墓型特征與北魏和唐代部分墓葬之間類型學的聯系，是我們這次研究過程中一次意外的收獲。

本文寫作過程中，查閱的資料還很有限，疏誤在所難免，請方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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