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創新創業與生活質量研究
——來自中國220個城市的經驗證據

吳學品,王大為,馬永俊

(海南大學 經濟學院,?？?570228)

一、引言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1]顯示,我國數字經濟進一步實現量的合理增長。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名義增長10.3%,已經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增速。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相當于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達到41.4%?？梢?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穩增長和促轉型的重要引擎。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發布的《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2]指出,在駕馭數據能力方面,美國和中國脫穎而出。中國和美國參與數字經濟的程度和從中受益的能力都是最強的。蘋果、微軟、亞馬遜、(Alphabet)谷歌、Facebook、騰訊和阿里巴巴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數據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這些公司擁有巨大的金融市場和先進的技術力量,以及大量的用戶數據。全世界的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有一半在中美兩國,兩個國家的5G普及率也最高,擁有70%的世界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94%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融資[2]。數字經濟不僅影響貿易、創新和經濟進步,還影響與數字化成果分配、人權、執法和國家安全有關的一系列問題。隨著我國數字經濟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組成部分,數字經濟對民眾生活質量的推動力也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話題。

那么,數字經濟提升了我國居民的生活質量嗎?如果這一結論得到證實,其背后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呢?盡管我國數字經濟走在世界前列,但準確評估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實證研究還極度缺乏。探索數字經濟對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僅關系到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對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生活質量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富裕社會》一書中[3]。它是全面評價人們生活優劣的概念,包含主觀感受和客觀評價,通常被用于衡量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4]。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有許多,例如健康狀況[5]、戶籍制度[6]、社會參與度[7]、政府基本公共服務[8]、地理位置[9]、養老的居住安排[10]、家庭成員互動[11]、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12]等。在數字經濟方面,現有的文獻研究更多針對的是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經濟發展[13]、不同技能的勞動力[14]、產業發展趨勢[15]、創新創業[16]、實體經濟[17]的影響,缺少對民生問題的聚焦。因此,本文重點關注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同時,選擇數字經濟對創新創業影響的視角展開研究。創新和創業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為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擴大就業、實現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發揮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創新創業的推動有利于改善民生,進而為提升居民生活質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具體而言,本文結合數字經濟獨有的特點,以創新創業為視角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測度2011-2020年全國220個地級市的數字經濟水平和生活質量水平。同時,使用多種計量方法,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及其作用途徑,并引用門檻模型探討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是否隨著數字經濟和創新創業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本文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借鑒已有文獻,從城市層面對數字經濟和生活質量進行更為全面的測度,構建的指標也更具有代表性;第二,探討數字經濟主要通過什么途徑影響生活質量,客觀分析數字經濟對創新創業的推動作用,進而支持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的影響路徑,深化和豐富已有文獻;第三,借助“寬帶中國”試點城市進行外生沖擊檢驗,提高文章結論的可靠性。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理論分析

生活質量既受就業、收入、消費、教育、醫療、社會治安、居住環境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又受人際關系、社會結構、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等主觀因素的影響,而數字經濟對影響生活質量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都有明顯的影響。在客觀因素方面：通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數字經濟能夠明顯地驅動共同富裕[18],進而提升收入水平、緩解流動性約束和縮小收入差距[19]?，F有文獻表明,經濟高質量發展[20]、提升人力資本、優化要素市場配置[21]、降低區域盜竊犯罪率[22]、增加就業[23]、區域協調發展[24]是數字經濟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升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重要途徑。收入差距縮小和收入水平提升意味著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會顯著地改善。事實上,數字經濟對健康狀況[25]、節能減排[26]、教育公平[27]、綠色全要素生產率[28]、內部習慣形成[29]、社會治安[22]等都發揮著積極作用,這會進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在主觀因素方面：通過強化妻子在家務上和丈夫在工作上的比較優勢,數字經濟有效地平衡了個人的家務時間和工作時間,增加了閑暇時間[30],進而提升家庭成員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文化共富”和“物質共富”是數字經濟增加民眾福祉的重要方式[18];受人力資本和戶籍壁壘的影響,農民工進入主要勞動市場的機會主要依靠社會關系[31];而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賦予農民工高質量就業和公平就業[32],提升了社會參與度,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物質上的富裕。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對影響生活質量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都發揮著積極作用,這也為實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新的思路。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顯著地提升民眾的生活質量。

(二)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非線性影響

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影響生活質量的消費[33]、就業[34]、經濟發展[13]、教育[35]、收入差距[21]、共同富裕[18]、社會結構[36]等都存在著顯著的非線性特征。那么,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是否存在非線性特征呢?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社會各部門間的活動界限正在被模糊化。網絡中獲取信息的成本驟減,越來越多的民眾享受到數字經濟帶來的數字紅利。這不僅反映了數字經濟的正向溢出效應,也提高了民眾的生活質量。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民眾提供了更加優質和便捷的網絡技術和產品服務[37]?？深A見的是,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民眾享受的數字紅利也將是全方位的,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將進一步提升。鑒于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存在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特征。

(三)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機制分析

前文已經講述創新創業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對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升級經濟結構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創新是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創業是指發現、創造和利用機會借助有效的商業模式組合生產要素以獲得商業成功的活動或過程。同時,創新創業也為擴大就業、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和暢通社會縱向流動發揮了重要作用[13],這為提升生活質量提供了有效支撐。研究發現,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暢通要素流動、抑制資源錯配等方式,數字經濟能夠顯著地改善區域的創新創業水平,并促進創業機會的均等化[16]38-39。隨著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深度推進,以創新引領創業和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政策方針逐漸成為解決就業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主觀上,創新創業是個人挖掘潛力、克服困難、實現自身價值和追求幸福的一條途徑[40];客觀上,創新創業的發展能夠明顯地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41],進而促進收入增長和社會參與度。綜上所述,數字經濟通過創新創業途徑的逐步拓展,為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提供了巨大的機遇。數字經濟的市場機制、生產方式的改善、人工智能及其運營方式等對人們的生活起到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鑒于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創新創業是數字經濟促進生活質量的作用渠道。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為驗證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假設,設定基礎模型如式(1)。

QOLit=β0+β1Digeit+βjXit+λi+ηt+εit

(1)

式中：QOLit為城市i的居民在t時期的生活質量;Digeit為城市i在t時期的數字經濟水平;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環境規制(ER)、人口密度(PD)、經濟發展水平(LOED),官員更替(OC)和外商直接投資(FDI);λi是地區個體效應;ηt是時間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

由于我國各區域數字經濟水平差異較大,即使同一個省份的不同城市,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具有較大差異。那么,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也有可能會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此外,創新創業水平(IE)的不同,是否也會使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存在差異呢?為此,本文也將創新創業作為門檻變量,以探討不同創新創業水平下,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設定具體的門檻模型如式(2)和式(3)。

QOLit=θ0+θ1Digeit×I(Dige≤q1)+

θ2Digeit×I(Dige>q1)+βjXit+

λi+ηt+εit

(2)

QOLit=φ0+φ1Digeit×I(IE≤q2)+

φ2Digeit×I(IE>q2)+βjXit+λi+

ηt+εit

(3)

式(2)和式(3)分別是考慮將數字經濟和創新創業作為門檻變量的門檻模型。式中：Xit為一系列與前文保持一致的控制變量;θ和φ是門檻模型估計的系數;I(·)是示性函數,滿足括號內的條件,則I=1,否則I=0。式(2)和式(3)均考慮的是單門檻模型,可以根據樣本數據的計量檢驗步驟擴充至多門檻模型。

根據前文所述,除式(1)表現的是直接效應外,創新創業可能是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產生影響的作用途徑。為檢驗是否存在這種途徑,在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線性回歸模型(1)的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基礎上,分別構建數字經濟對創新創業影響的線性方程,以及數字經濟與創新創業對生活質量影響的方程。以上模型的具體形式設定如式(4)和式(5)。

IEit=α0+α1Digeit+αjXit+λi+ηt+εit

(4)

QOLit=γ0+γ1Digeit+γ2IEit+γjXit+

λi+ηt+εit

(5)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選取生活質量作為被解釋變量

為測算出能夠真實反映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指標,結合我國國情,借鑒封思賢和宋秋韻[42]的做法,選取收入、消費、教育與健康、居住與生活四個方面,運用15個指標對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進行估算,具體指標內容如表1所示。由于熵值法既能夠規避主觀隨意性,也不受各指標大小和單位的影響。因此,使用熵值法對上述指標進行處理。具體而言,通過各指標的變異程度,可以使用信息熵測算出每個指標的商權,然后再通過商權對每個指標的權重進行修正以得到指標權重。

表1 生活質量的指標評價體系

2.選取數字經濟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目前,我國數字經濟指標的構建還未達成共識,不同的學者測算數字經濟的指標選取也不一致。黃群慧等[43]采用移動電話普及率、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從業人員和互聯網產出四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劉軍等[44]從數字交易、互聯網發展和信息化發展三個方面測算了我國不同省份的數字經濟水平。趙濤等[13]則在上述學者的基礎上引入了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重新對數字經濟進行了構建。其中,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45]。趙巍[46]則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三個維度測算了我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本文借鑒以上學者的做法,從互聯網普及、互聯網相關從業人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數字產業化和數字普惠金融六個方面,采用熵值法測算各城市的數字經濟(見表2)。

表2 數字經濟指標測算體系

3.選取城市創新創業能力為中介變量

創新創業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測量創新創業指標的過程中,還少有學者將技術、資金、人力等多維度的創新創業數據納入綜合指標中。因此,借鑒毛文峰和陸軍[47]的做法,以朗潤龍信創新創業指數衡量城市創新創業能力。該數據以商標數據庫、工商注冊企業數據庫和專利數據等5 000多萬條數據記錄為基礎,并由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龍信數據研究院和企研數據聯合編制完成。該指數充分采用了分析手段和大數據思維,具有其他創新創業指數所不具備的優勢,也更具代表性(見表3)。

表3 創新創業質量評價指標體系[48]

4.添加控制變量

為了全面地分析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還添加了一些控制變量。具體而言,環境規制,采用地方政府報告中與“環?！币辉~相似詞匯占報告全文字數的比重。本文使用的與環境相關詞匯具體包括：綠色、生態、低碳、環保、減排、污染、能耗、排污、空氣、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10 以及 PM2.5;人口密度,采用單位土地面積上的人口數量表示;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城市的生產總值自然對數表示;官員更替,如果市長或市委書記發生了變動記為1,否則記為0;外商直接投資,采用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度占該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

(三)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針對2011-2020年我國220個地級市展開研究,總共形成了2 200個平衡面板觀測數據。除了數字普惠金融、官員更替和創新創業所需的數據外,其余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其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研究中心;官員更替的數據來自地方政府網、人民網和新華網的官員簡歷;計算創新創業的數據則來源于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各個變量具體的描述見表4。

表4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基礎回歸結果

表5顯示了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線性估計結果。列(1)和列(2)中的核心解釋變量都為數字經濟,列(2)則是在列(1)的基礎上進行了控制變量處理。由表5列(1)可知,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0.126 8,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初步說明了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地提升居民生活質量,這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結果相一致。在列(2)中添加了控制變量以后,依舊能夠得到與列(1)一致的結果,說明結果可靠。

表5 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基礎回歸結果

考慮到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會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因此,為了驗證這一點,此處采用了以數字經濟和創新創業為門檻變量的門檻模型回歸。參照Hansen[49]方法檢驗門檻值的存在。經過bootstrap反復抽樣500次以后,結果表明以數字經濟為門檻變量的回歸僅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而創新創業則通過了雙門檻檢驗。在此基礎上設定相對應的門檻值個數的回歸模型,得到如表6的門檻模型回歸結果。從列(1)中不難發現,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促進作用持續增強,即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特征仍舊存在。同時,由列(2)可以看出,隨著城市創新創業能力的增強,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促進作用也會持續正向增加。說明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動態影響不僅受自身發展水平的影響,還存在著創新創業產生的調節效應,總體表現為數字經濟與區域創新創業形成了積極互動的結果。假設2也得到了支持。

表6 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門檻模型的回歸結果

前文從創新創業的角度,理論分析了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傳導機制。為驗證該作用機制,本文選擇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驗證,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7。在列(1)中驗證了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具有積極影響的基礎上,列(2)驗證了數字經濟是否促進了區域創新創業能力,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明顯地促進城市創新創業能力。最后,將創新創業這一中介變量引入到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回歸方程中,通過觀察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值及其顯著性進行判斷。列(3)中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回歸系數相比列(1)有所下降,說明創新創業是數字經濟提升居民生活質量的作用機制,該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3。

表7 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作用機制的檢驗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一)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的內生性檢驗

工具變量是解決內生性問題的重要方法。借鑒趙濤等[13]的方式,采用在1984年各個城市的郵電歷史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1984post)。一方面,固定電話等傳統電信工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隨著使用頻率下降減弱,滿足排他性。另一方面,互聯網作為傳統通信技術的延續發展,當地歷史上的電信基礎設施會從使用習慣和技術水平等方面影響后續階段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又因為選取工具變量的原始數據為橫截面數據,不能直接被用于實證分析。因此,參考Nunn和Qian[50]的做法,引入一個隨時間變化的變量來構造工具變量,即以1984年各城市年末郵電局數與上一年全國互聯網用戶數構造交互項,作為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

表8列(1)和列(2)的結果表明,在引入了工具變量以后,數字經濟對提升生活質量的影響仍舊成立,結果均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在弱工具變量檢驗中,WaldF統計量大于Stock-Yogo弱識別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且工具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001,并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傮w而言,上述回歸結果表明選擇1984年各個城市年末郵電局數作為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

表8 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內生性檢驗

(二)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的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基礎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兩種穩健性檢驗。第一,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本文采用趙濤等[13]測算數字經濟的方法,使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對數字經濟進行了重新測算,并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解釋變量進行了替換。將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測算的數字經濟加入模型中,回歸結果分別見表9列(1)和列(2)。結果表明,在更換了核心解釋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仍舊成立。第二,參照毛文峰和陸軍[47]的做法,采用滯后一期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以檢驗前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具體的結果見表9列(3)?？傮w而言,本文的基礎回歸結果具有較好的可信度。

表9 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影響的穩健性檢驗

(三)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的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是否會因區域的不同而呈現異質性。本文將總體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以探究不同區域下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10。由表10可以知道,列(1)-列(3)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回歸系數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更明顯,而在西部地區效果不明顯?？赡艿脑蛟谟?相較于西部地區,東部和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更為完整。因此,數字經濟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對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效果更加顯著。

表10 數字經濟影響生活質量的異質性檢驗

六、外生沖擊檢驗

數字經濟是經濟增長新引擎和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也是改善民生福祉和提升居民生活質量的有效工具,而一個城市網絡基礎設施是夯實數字經濟的重要載體。故此,為了增加數字經濟是否促進居民生活質量的可靠性,本文采取“寬帶中國”試點的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外生政策沖擊,并且以雙重差分的計量方法評估這一問題。一方面,具有擴容式特征的試點政策,為本文提供了較好的準自然實驗研究;另一方面,一個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網絡基礎設施的支撐。網絡服務質量和性能的升級離不開網絡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

(一)“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和DID模型設定

2013年,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51]等相關文件,國務院印發了《“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52],目的是推動我國寬帶基礎設施健康快速發展。截至當前,國家發改委和工信部分別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共選擇117個城市作為“寬帶中國”示范點?！皩拵е袊闭叩膶嵤┯兄诖龠M信息消費,對推進小康社會建設和百姓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入選的城市經過一定時期的建設,其在寬帶用戶滲透率、寬帶接入能力等方面領先全國水平。

首先,本文構建了式(6)～式(8)的多期DID模型,驗證“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是否促進了生活質量及其背后的作用路徑。

QOLit=α0+α1Bicit+αjXit+λi+ηt+εit

(6)

IEit=ψ0+ψ1Bicit+ψjXit+λi+ηt+εit

(7)

QOLit=γ0+γ1Bicit+γ2IEit+γjXit+

λi+ηt+εit

(8)

其中：Bicit表示城市i在t年是否被納入“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名單中,是取1,否則取0;Xit為與前文保持一致的控制變量;λi是地區個體效應,ηt是時間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

其次,設定創新創業(IE)為中介變量。通過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影響生活質量的作用路徑。具體而言,將IE與差分項Bic進行回歸分析。如式(7)所示,若ψ1顯著,則表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能夠對中介變量(IE)產生顯著影響。最后,將Bic、IE共同與QOL進行回歸分析,如式(8)所示。若Bic的系數顯著且系數值降低或不顯著,則說明創新創業是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產生影響的作用路徑。

(二)基礎回歸結果

首先,在進行基礎回歸前,根據對事件檢驗的方法,對模型的平行趨勢假設進行驗證。具體的平行趨勢見圖1,結果表明通過了DID這一方法的前提假設。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全部樣本的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由列(1)可知,Bic的回歸系數為0.011 4,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能夠顯著地提升居民的生活質量。對于作用路徑的檢驗,由列(2)可知,Bic的回歸系數為0.031 3,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也能夠顯著的促進城市的創新創業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列(2)的基礎上加入創新創業的列(3)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值有所下降,并且創新創業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創新創業是“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改善生活質量的作用路徑。

表11 “寬帶中國”影響生活質量的效應及其作用路徑檢驗

(三)安慰劑檢驗

盡管本文對模型進行了控制變量處理,但仍可能存在非觀測因素使“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評估結果受到影響。因此,參考Li,et al.[53]的做法,使用隨機抽樣方法進行安慰劑檢驗。具體而言,隨機地從樣本中抽取處理組作為虛擬政策變量,再將虛擬政策變量引入計量模型中替換原政策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最后,通過觀察估計系數分布圖判斷模型是否存在遺漏關鍵變量。該做法如下：首先,從220個樣本城市中非重復且隨機地抽取與往年實際“寬帶中國”試點城市數量相同的城市作為處理組,剩余城市被處理成對照組。其次,被隨機抽取的處理組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執行年份對應,以獲得虛擬變量Bicr。最后,借鑒白俊紅等[54]的做法,將Bicr引入模型中?；?00次隨機抽樣設定處理組的Bicr估計系數概率分布如圖2所示。結果表明,其分布在0作用,近似于正態分布,這說明其他非觀測因素并不會產生顯著影響。

圖2 安慰劑檢驗

七、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

數字經濟能夠為民生保障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精準的服務,也能夠提升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增進民生福祉?；跀底纸洕钊霛B透我國社會經濟和民眾日常生活這一事實,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視角,采用我國220個城市2011-2020年的城市面板數據,構建了數字經濟綜合指標、生活質量綜合指標和創新創業綜合指標。同時,采用門檻模型、中介效應模型、雙重差分模型等,多個角度驗證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數字經濟顯著地促進了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在引入工具變量以后,該結論仍舊成立;在異質性分析時,東部和中部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受惠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加明顯,而西部地區則不明顯。

第二,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動態趨勢,證明“梅特卡夫法則”顯著存在于生活質量中。并且,作為中介變量的創新創業能夠強化該效應,這表明區域創新創業能力和數字經濟能共同改善生活質量。

第三,創新創業是數字經濟改善生活質量的作用路徑,“互聯網+”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的雙向驅動現象對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增進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二)政策建議

依據實證結果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和區域創新創業能力。政府應制定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舉措,包括鼓勵數字技術的應用和推廣,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這將有助于進一步提升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此外,針對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居民生活質量受益更明顯的情況,政府可以加大對這些地區創新創業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創新創業資金、技術支持和培訓等,以提高這些地區的創新創業能力,進一步加強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改善效果。

第二,建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政府可以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包括提供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等。這將有助于加強數字經濟和創新創業之間的關聯,進一步提升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邊際效應。

第三,加強數字經濟教育培訓及政策協同合作。為了更好地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政府和教育部門應加強數字經濟相關知識的教育與培訓,這包括推動數字技術教育的普及,培養數字經濟領域的相關人才,提供適應數字經濟時代需求的職業培訓等。同時,政府部門應該加強協同合作,形成統一的政策框架,避免政策碎片化和數字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確保數字經濟對生活質量的改善效果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