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賦能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的效應測度與動力機制

王振華,宋 革,高凌云

(沈陽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遼寧沈陽 110866)

一、引 言

脫貧攻堅階段解決了貧困地區的絕對貧困,但這并不意味著貧困問題的全部消除,新時代反貧困的重點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從解決絕對貧困地區的精準脫貧轉變為綜合施策推動相對貧困地區的高質量發展。[1]尤其是原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縣域,雖已全部陸續實現脫貧摘帽,但長期形成的地理自然條件惡劣、生態脆弱、產業短板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問題,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有效解決,返貧風險仍然存在,相對貧困問題依然嚴峻。[2]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推動脫貧地區更多依靠發展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讓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由此可見,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仍十分艱巨,如何提升脫貧摘帽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實現高質量脫貧并以高質量脫貧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成為新的脫貧挑戰。

金融發展被認為是減緩貧困的重要因素,[3]但由于傳統金融機構具有“嫌貧愛富”的本質,[4]金融排斥問題一直是制約脫貧摘帽地區發展的主要障礙。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一種新型的金融模式——數字普惠金融開始興起,如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日益普及,[5]金融資源的利用不再受到時空制約,[6]脫貧摘帽地區也不再被排斥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缺失,保障了金融資源的供給。從理論上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是提升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有效途徑。因此,立足于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水平現狀,探究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國內外既有研究來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經濟效應已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主要從增長的角度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于提升農村家庭收入、促進居民消費、推動創新創業、縮短城鄉收入差距與區域差距、減緩居民貧困、促進經濟增長以及高質量發展等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7-15]并且數字普惠金融的效應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對于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較低的群體[16]以及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10,14],數字普惠金融的邊際效用更大。這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普惠性的特征,從而實現了中國的包容性增長。[7]

綜觀既有研究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然而,既有研究更多地僅關注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數量型”增長的影響,而關于數字普惠金融對“質量型”增長,即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則鮮有關注。盡管也有個別學者探討了數字普惠金融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如滕磊和馬德功,[15]但并未關注到脫貧摘帽地區。鑒于此,本文將以脫貧摘帽地區為研究對象,從經濟質量提升的角度分析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作用。關注的問題包括: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有何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具體的作用機制是什么?本文嘗試做出的貢獻是基于脫貧摘帽地區縣域面板數據,在測度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水平的基礎上,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考察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在為已有文獻做出補充的同時,為脫貧摘帽地區繼續優化扶貧舉措、鞏固脫貧成果提供經驗證據和決策思路。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信息技術、大數據和云計算等創新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數字普惠金融的進步,[17]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全方位的沖擊,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8]數字普惠金融借助現代信息技術,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在脫貧摘帽地區建設成本過高的問題,拉近了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地理距離,能夠幫助不發達的地區破除長期以來金融服務的不足,使得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大幅提高。[19]此外,數字普惠金融在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能力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20]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所發揮的優勢將對人類生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例如:就傳統的金融模式而言,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對商業銀行的負債業務、中間業務和資產業務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沖擊,從而引起金融脫媒并危及到商業銀行經營業績、商業模式;[21]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會擠占傳統金融的市場份額,這促進了傳統金融的結構變革與效率提升,實現金融的普惠性。[22]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證研究從微觀視角和宏觀視角兩個方面展開,并得到了諸多有益的結論。在數字普惠金融與創新創業方面,有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創新創業,[9,16,23]但具有異質性,即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創業類型的影響并不相同。另外通過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那些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較低的群體影響更大,具有普惠性的特征。[16]總體來看,得益于信息技術,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整合大量用戶的信息,擴大了信息來源,[24]從而減少借款前的信息不對稱,為缺乏擔保與信用的弱勢群體提供金融借貸服務,[25]提高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獲得金融服務的可能性,并且這種金融服務相比傳統金融服務更為便捷。[10]數字普惠金融還能改善社會信任氛圍,提升社會信任程度,[26]從而推動創新創業活動。在數字普惠金融與消費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顯著地推動居民消費,[27]這種推動作用主要是通過提升支付便利性和緩解流動性約束而實現的,并且當戶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認知能力越強時,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的促進效應更為明顯。[8]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從宏觀層面討論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發展、區域不平等的關系,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13]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11-12]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考慮到城鄉收入差距僅僅是收入分配的一個部分,中國的城鄉內部可能存在更大差距,而且數字普惠金融本身具有普惠性的特征,因此,張勛等進一步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顯著提升家庭收入,尤其是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7]可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確實在實現中國包容性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數字普惠金融不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有學者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還能夠促進高質量發展。[15]

上述文獻為本文提供了借鑒和啟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補充的地方:第一,在研究對象方面,缺乏針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提升的相關研究。脫貧摘帽地區盡管已經由精準脫貧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仍面臨著脫貧后返貧的隱患,而以此為對象的研究卻并不多見。在研究內容方面,已有文獻更多地僅關注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數量型”增長的作用,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影響即“質量型”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嘗試從上述兩個方面對已有文獻作出補充:首先,測度脫貧摘帽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水平;其次,基于脫貧摘帽地區縣域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實證考察數字普惠金融與內生發展動力的關系,同時分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的三個維度(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并對此影響機制與異質性進行討論。

三、理論分析與模型構建

(一)理論分析

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一方面能夠提高當地金融服務的可得性,通過影響要素配置來直接提升內生發展動力,另一方面通過促進產業規?；屯苿映擎偦l展進而提升內生發展動力。

首先,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效緩解了金融排斥的問題。由于脫貧摘帽地區地理位置偏遠、基礎設施落后、經濟基礎薄弱,傳統金融機構在脫貧摘帽地區布局網點往往需要較高的成本,并且受區位條件的束縛,脫貧摘帽地區的產品與各類生產要素難以對接市場,金融資源的“增值性”大打折扣,[4]因此傳統金融資源在脫貧摘帽地區尤為短缺,脫貧摘帽地區面臨著資本要素不足的制約。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信息與傳統金融相結合而衍生的新型金融模式——數字普惠金融使脫貧摘帽地區金融短缺的現狀得以緩解,即使傳統金融機構不足、客戶準入門檻較高,但客戶只要使用手機等設備就能便捷快速地獲得金融服務,[17]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缺失,保障了金融資源的供給。同時,數字普惠金融不僅促進了金融各個業態的競爭,提升了資金配置效率和能力,[22]并且資本要素作為龍頭要素,還能夠引領及帶動信息、技術等要素在區域內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的整體利用效率,從而促進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诖?我們提出本文將要驗證的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有效提升內生發展動力。

其次,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加速了產業規?；?。由于信用風險高、抵押擔保能力低等原因,中小微弱企業獲得傳統形式的金融服務需要滿足諸多條件,[27]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面臨棘手的資本短缺問題。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緩解中小微弱企業由于傳統金融機構較高門檻而難以融資的壓力,提高了它們獲得貸款的可能性,使資金供需雙方直接進行交易,[10]從而提升了交易效率,改善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同時,數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并降低交易成本,[28]有利于企業增加利潤留存和資本積累,擴大生產規模,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并深化分工,最終促進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鑒于此,我們提出本文將要驗證的第二個研究假說:

假說2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通過促進產業規?；瘉硖嵘齼壬l展動力。

最后,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推進城鎮化進程。數字普惠金融具有信息傳遞的功能,[28]有助于勞動力把握市場動態和政策信息,加快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尤其是推動高素質勞動力的轉移。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支付功能具有便利性的優勢,激發了農村新型需求,使得消費方式變得更加多樣,[29]餐飲、娛樂等服務類消費明顯增加,[14]推動了服務業發展,有效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加快城鎮化進程。此外,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盤活民間存量資金,為脫貧摘帽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產業發展等發展短板提供資金支持,在提高金融資金利用效率的同時,推進了脫貧摘帽地區城鎮化建設,最終促進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將要驗證的第三個假說:

假說3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通過推動城鎮化發展來提升內生發展動力。

(二)空間計量模型的建立

考慮到宏觀經濟變量可能存在空間相關關系,普通的面板數據模型會忽略空間依賴性而無法得到準確的估計,因此本文將建立空間自回歸模型來驗證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空間自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Y=λWY+Xβ+ε

(1)

式(1)中,Y表示被解釋變量,X代表相關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W為空間權重矩陣,ε表示隨機擾動項,λ為空間自回歸系數。據此,本文構建的空間自回歸模型的具體形式為

TFPit=λWTFPit+β1ifiit-1+ΘControlit+εit

(2)

式(2)中,i代表縣域,t代表年份,λ為空間自回歸系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εit為隨機干擾項,被解釋變量為全要素生產率TFP,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fi,Control為相關控制變量?？紤]到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內生發展動力,同時也可能會受到內生發展動力的反向影響,為了減弱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滯后一期(1)借鑒張勛等(2019)的做法,[9]直接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滯后一期處理,以此來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處理。

四、數據來源、處理與描述

(一)樣本及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了2015-2018年我國連片特困地區的縣域面板數據(2)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縣域數據時間范圍為2014-2018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數據截止到2019年?？紤]到數字普惠金融和內生發展動力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滯后一期處理。,在剔除部分數據指標缺失的縣域后,最終獲得433個貧困縣域數據。所用數據是基于以下兩套數據匹配構造得到:一是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該數據由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融服務集團共同編制;二是《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其中部分價格平減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

(二)內生發展動力的測度

借鑒已有研究的主流做法,本文以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內生發展動力的衡量指標。產出指標為各縣域國內生產總值,投入指標包括物質資本和勞動力兩項。學者對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各不相同,本文借鑒張軍等和孫學濤等的研究,[30-31]接受中國資本產出比為3的假設。在折舊率的選擇上,龔六堂和謝丹陽假定為10%,[32]張軍等選擇為9.6%,[33]本文采用9.6%的折舊率。勞動力要素投入采用年末總人口量化。[34]相關物質資本變量均已進行平減處理。接下來本文運用SFA模型進行測度。

首先將生產函數設定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隨機前沿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lnYit=β0+β1lnKit+β2lnLit+β3t+ (vit-uit)

(3)

(4)

上式中,Kit和Lit分別表示第i個縣域第t年的物質資本存量和勞動投入;β0～β3為待估計參數;vit為隨機干擾項,服從標準正態分布;uit為技術無效率項,服從零點截斷的半正態分布;η表示技術無效率項的變化率,η>0表示技術效率改進;η<0表示技術效率退化。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估計結果

表1顯示,所有參數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其中,γ=0.990表明模型具有明顯的復合誤差結構,同時也通過了LR檢驗。以上結果表明使用隨機前沿生產模型能夠更好地擬合生產函數。由于Frontier 4.1軟件只能直接估算各決策單元的技術效率,故借鑒劉秉鐮和李清彬的方法,[34]各縣域全要素生產率可通過下式求得:

TFPit= exp(β0+β3t)TEit

(5)

其中,exp(β0+β3t)為第t年的生產前沿面,TEit為第i個地區第t年的技術效率值。經核算,我國脫貧摘帽地區全要素生產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平穩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均值從1.743上升到1.856。

(三)控制變量的選取

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借鑒既有相關研究,[14,31,34-37]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信息化水平(Inf)、人力資本水平(Edu)、財政支出占比(Fin)、醫療保障水平(Hos)、產業規?；?Idu)和城鎮化水平(Urb)。信息化是影響內生發展動力的重要因素,在獲取外界信息和開拓市場中發揮重要作用,[35]本文采用人均年末電話用戶數來量化。人力資本水平是推動技術進步、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34]本文采用人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來測算。醫療保障水平也會影響經濟發展,[36]本文采用每百人醫院衛生床位數來衡量。政府干預程度是影響內生發展動力不可忽視的因素,其中,政府財政支出既可能促進各地區資源優化配置,也可能因支出的低效率而導致資源浪費,對內生發展動力產生影響,[14]本文采用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量化。產業規?；从沉水a業在生產上的集中程度,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實現規模效應,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31]本文以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量化。城鎮化水平會在要素供給端和需求端促進經濟發展,[37]本文采用城鎮人口占年末總人口比重來量化。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

空間相關關系檢驗是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的必要前提。本文以空間鄰接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采用Moran’s I指數法進行檢驗。從檢驗結果看,Moran’s I指數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關系,且該相關關系表現為空間溢出效應。

基于空間相關關系檢驗的結果,本文采用空間自回歸模型來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也匯報了普通面板模型、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SARAR模型的估計結果。具體如表4所示。

表4 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從普通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顯著為正,即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具有促進作用。此外,空間系數均顯著,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與內生發展動力存在顯著的空間效應。同時,各模型的估計結果基本穩健,故后文的分析主要根據空間自回歸模型來展開。

具體而言,從空間自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會顯著提升脫貧摘帽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這與現有文獻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具有正面影響的觀點是一致的。[38-39]從理論上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有效解決脫貧摘帽地區金融排斥的問題,推動其他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優化配置;同時,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和降低交易成本,能夠使企業增加利潤留存和資本積累,進而促進產業規?；?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此外,還能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消費結構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來推進城鎮化進程,從而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產生影響。因此,研究假說1得以驗證。

(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各維度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

為進一步厘清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內在影響機理,本文依次將覆蓋廣度指數、使用深度指數和數字化程度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從不同角度考察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具體如表5所示。

表5 數字普惠金融各維度回歸結果

從結果來看,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均顯著為正,表明三者的改善均有利于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的效應與其內涵密切相關。具體而言,在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方面,與傳統金融機構網點數不同,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狀況體現為電子賬戶的數量,[17]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供給有助于緩解脫貧摘帽地區金融排斥問題,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最終提升當地內生發展動力。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包括了支付服務、貨幣基金服務、信貸服務、保險服務、投資服務和信用服務等,這說明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各種金融需求,便利籌資與交易,從而顯著提升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在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方面,所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低成本、便利化和信用化,交易成本與時間成本的降低顯然能夠有利于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

(三)異質性討論

1.區域異質性

由于中國地域面積廣闊,脫貧摘帽地區縣域之間在要素稟賦結構、地理環境等方面可能存在顯著差異,這會導致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特征。因此,本文將總樣本劃分為西部脫貧摘帽地區和中東部脫貧摘帽地區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貧w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顯著提升中東部和西部脫貧摘帽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但存在區域異質性,即數字普惠金融對中東部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促進效應明顯大于西部脫貧摘帽地區?？赡艿脑蚴窍噍^于西部脫貧摘帽地區,中東部脫貧摘帽地區不僅地理條件優越,基礎設施較為健全,傳統金融機構覆蓋率較高,而且其信息化水平、受教育水平較高,數字普惠金融普及的基礎條件較好,使用程度更高,由此導致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效應更為明顯。

表6 地區異質性

2.人力資本水平的異質性

人力資本是影響居民進入金融市場的潛在因素之一,[40]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可能會使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有著不同的影響。本文基于縣域人力資本水平,將總樣本分為低人力資本水平(中位數以下)和高人力資本水平(中位數以上)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了兩個樣本的內生發展動力,但通過對比系數可以看出,數字普惠金融對高人力資本水平的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促進作用更大?？赡艿慕忉屖菙底制栈萁鹑谝曰ヂ摼W技術為支撐,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知識儲備越多,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就更強,因此,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在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地區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這與現有研究關于人力資本水平在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和包容性增長影響中的差異時所得出的結論相一致。[7-8]

表7 人力資本水平異質性

3.信息化水平的異質性

數字普惠金融借助信息化技術對金融服務實現廣覆蓋,因此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可能會使數字普惠金融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存在差異。本文基于縣域信息化發展水平,將總樣本分為低信息化水平(中位數以下)和高信息化水平(中位數以上)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均能夠促進兩個樣本的內生發展動力,但高信息化水平分組下數字普惠金融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促進作用更大,這與預期相符,即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地區,越有利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從而促進經濟質量的提升。

表8 信息化水平異質性

(四)影響機制檢驗

前文理論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主要通過促進產業規?；屯苿映擎偦l展等路徑實現,因此本部分進一步針對該機制進行檢驗。具體而言,主要通過交互項的形式進行分析,如表9所示。

表9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機制檢驗

數字普惠金融與產業規?；?、城鎮化發展水平兩個交互項指標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通過促進產業規?；统擎偦瘍蓚€途徑提升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證實了前文的理論假說。首先,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了產業規?；?進而提升了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有效突破地域限制,通過企業經營所產生的數據,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使得中小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所需的金融服務,提高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了資金支持。同時,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與能力,在促進金融穩定的同時,實現整體盈利水平的提高,從而促進企業增加資本積累并提高企業的投資能力,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進而取得規模經濟效應。其次,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推動了城鎮化進程,進而提升了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數字普惠金融憑借支付便利性和緩解流動性約束的優勢,在電子商務的發展下激發了農村各種新型需求,拓展出更多的消費方式,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從而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有效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提高城鎮化水平。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還加快了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尤其是推動高素質勞動力的轉移。此外,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盤活民間存量資金,使閑置的民間資本投資于脫貧摘帽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產業發展等,在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同時,推進了脫貧摘帽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最終促進內生發展動力的提升。綜上,研究假說2和假說3得以驗證。

六、結論和啟示

本文利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中國縣域數據,以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衡量指標,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實證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的影響。研究發現,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關系,這種空間相關關系表現為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在樣本期內,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及其三個維度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提升有顯著的推動作用,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均能顯著提升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地,對連片特困區按照區域位置、人力資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進行異質性討論,發現在中東部脫貧摘帽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較高的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內生發展動力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最后,影響機制檢驗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主要通過促進產業規?；?、推進城鎮化等路徑提升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

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首先,政府應充分意識到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在提升脫貧摘帽地區內生發展動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行政干預,加強脫貧摘帽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扶持力度,不斷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的各項服務功能,為脫貧摘帽地區提供更豐富的金融資源,進一步提升金融服務可得性。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在實施相應政策時,應充分考慮不同脫貧摘帽地區金融發展的異質性,差異化地制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策略。其次,在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同時,要加強脫貧摘帽地區信息化水平的建設,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供基礎保障,同時注重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使得脫貧摘帽地區的居民能夠通過自身知識儲備和技能更好地享有數字普惠金融所帶來的普惠性。最后,脫貧摘帽地區縣域之間應充分發揮協同作用,消除地方保護主義,按照區域互惠共贏的原則,促進信息與資源共享,實現區域內的互補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