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情緒感知跨文化研究的現狀與挑戰

黃 君

音樂是人類不同的文明體系中都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形態。我們所知的每一個文化群體，幾乎都存在某種形式的音樂活動，但其形式和聲音、其所處的環境、其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它對演奏者或聆聽者的意義都是極其多樣的?？缥幕难芯糠椒梢詾橐魳氛J知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從根本上揭示不同文化中人們的音樂認知過程和認知基礎，闡釋音樂文化心理的差異性和共同性。

跨文化音樂認知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其中音樂情緒感知備受研究者的關注。音樂表達的情緒是否可以跨文化共享？對音樂情緒的識別和體驗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文化特異性？這些都是研究者著力考察的方面。本文旨在對有關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實證研究及核心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以期有助于國內研究的發展，增進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音樂行為的理解。

一、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研究

（一）基于情緒識別的研究

人的情緒感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體驗的影響，這是文化心理學中存在爭議的問題之一。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陌生文化中音樂表達的基本情緒如快樂、悲傷、憤怒、恐懼等，既存在跨文化識別的相似性，也存在差異性。

安德魯·格雷戈里（Andrew Gregory）和尼古拉斯·瓦尼（Nicholas Varney）要求來自歐洲和印度的成年人在聆聽西方古典音樂、印度古典音樂和新世紀音樂（New Age music）的各種片段之后，從海芙那形容詞核對表①Kate Hevner,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 Elements of Expression in Music,”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36,48, pp. 246-268. 海芙那形容詞核對表是一個由8 簇67 個形容詞構成的量表，用于測量特定的音樂刺激所帶來的情緒反應。的修訂版中選擇合適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的情緒反應，并指出其中一些描述一年中不同季節的音樂片段所對應的季節。對于新世紀音樂，還要求從四個標題選項中選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標題。結果顯示，兩組來自不同文化群體的被試在情緒形容詞的選擇上存在著很多細微的差異。研究者認為，音樂情緒的識別反應更多地取決于文化傳統，而不是音樂的內在特性。②Andrew Gregory, Nicholas Varney,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in the Affective Response to Music,” Psychology of Music,1996, 24, pp. 47-52.

勞拉-李·鮑克威爾（Laura-Lee Balkwill）和威廉斯·福德·湯姆森（William Forde Thompson）考察了加拿大被試對12 段分別表達快樂、悲傷、憤怒與平靜等基本情緒的印度斯坦拉格（Hindustani Raga）的情緒識別。首先要求被試確定音樂片段表達的最主要的情緒并用李克特（Likert）九點量表對其表達程度進行評定（1 為沒有表達，9 為強烈地表達），然后用九點量表對每段音樂的4 個特征變量（速度、節奏和旋律的復雜度、音高范圍）及可能表達的其他3種情緒進行評定。結果表明，加拿大被試能準確地識別出印度斯坦拉格所表達的情緒，對情緒的評分與對音樂結構特征的評分密切相關。③Laura-Lee Balkwill, William Forde Thompson,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ion of Emotion in Music:Psychophysical and cultural cues,” Music Percep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999, 17 (1), pp. 43-64.鮑克威爾和湯姆森據此提出線索冗余模型（Cue redundancy model）來解釋音樂情緒的跨文化感知。根據這個模型，聽眾可以使用普遍存在的音樂內在線索或特定于文化的線索來感知音樂表達的情緒。普遍的內在線索是指那些不需要文化接觸就可以理解的音樂要素或特定的心理物理線索，這意味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聽眾可以依賴一組相似的特征來解碼音樂中的情緒，存在跨文化識別的相似性。特定于文化的線索是通過文化習俗習得的音樂代碼，聽者對自己所屬文化內音樂的情緒識別往往優于來自其他文化的被試，呈現出群內優勢效應。

維沙爾·米迪亞（Vishal Midya）等的研究也使用了印度斯坦拉格，來自印度和非印度文化的被試對24 條印度斯坦拉格在8 個情緒維度上進行了評分。研究結果顯示了被試識別不同音樂情緒的普遍性。④Vishal Midya, Jeffrey Valla, Hymavathy Balasubramanian, Avantika Mathur, Nandini Chatterjee Singh,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acoustic cues for musical emotion experience,” PLoS ONE, 2019, 14(9): e0222380. https:// 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2380.訪問日期：2023 年2 月5 日。穩健回歸分析（robust regression analyses）和機器學習方法（machine learning method）表明，調性能最好地解釋印度被試的情緒評定，而節奏是非印度被試識別情緒的主要因素。權秀珍（Soo-Jin Kwoun）等認為，印度斯坦拉格音樂只代表一種非西方音樂的風格，其特征可能比其他非西方的傳統音樂更容易被西方聽眾解碼。⑤Soo-Jin Kwoun, “An Examination of Cue Redundancy Theory in Cross-Cultural Decoding of Emotions in Music,”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2009, XLVI (3), pp. 217-237.因此，他們以韓國傳統音樂作為刺激材料，以韓國和美國的老年人、年輕人為被試，探討文化和音樂的特征如速度、響度或清晰度等的變化對音樂情緒知覺的影響。研究結果同樣顯示了音樂情緒感知的跨文化相似性和差異性。

托馬斯·弗里茨（Thomas Fritz）等選擇了文化上相對孤立的非洲土著瑪法人（Mafa）為被試，比較他們和西方被試識別西方音樂中3種基本情緒（快樂、悲傷、害怕/恐懼）的能力。⑥Thomas Fritz, Sebastian Jentschke, Nathalie Gosselin, Daniela Sammler, Isabelle Peretz, Robert Turner, Angela D. Friederici,and Stefan Koelsch,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Three Basic Emotions in Music,” Current Biology, 2009, 19, pp. 573-576.這兩個群體都不熟悉對方文化中的音樂。結果表明，西方音樂片段中表達的基本情緒能被瑪法被試和西方被試普遍識別，兩組被試對情緒的識別和判斷都依賴于速度和調式特征。

維羅尼卡·布施（Veronika Busch）等人編制了一套音樂情緒感知測試，包含18 個由各種獨奏樂器演奏的、表達6 種基本情緒（快樂、憤怒、厭惡、驚訝、悲傷和恐懼）的音樂片段。⑦Veronika Busch, Anne Kathrin Nickel, Thomas K. Hillecke, et al., “Musikalische und mimische Emotionserkennung: Eine Pilotstudie mit psychiatrischen Patienten [Musical and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 pilot study with psychiatric patients],”Zeitschrift für Muzik-, Tanz-und Kunsttherapie, 2003, 14(1), pp. 1-8.克里斯蒂娜·莫恩（Christine Mohn）等采用這18 個音樂片段對挪威大學生進行了測試。⑧Christine Mohn, Heike Argstatter, Friedrich-Wilhelm Wilker, “Perception of Six Basic Emotions in Music,” Psychology of Music, 2011, 39(4), pp. 503-517.實驗結果顯示，盡管被試對音樂片段的情緒識別正確率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快樂和悲傷比其他情緒更容易識別，但是被試都可以識別出這些陌生的音樂片段中表達的6 種基本情緒。?？恕ぐ⒏袼顾兀℉eike Argstatter）將研究擴展到亞洲，采用這套音樂測試材料對歐洲（德國和挪威）和亞洲（韓國和印度尼西亞）被試進行了比較。⑨Heike Argstatter, “Perception of Basic Emotions in Music: Culture-specific or multicultural?” Psychology of Music, 2016,44(4), pp. 674-690.研究顯示，音樂片段中的6 種情緒都可以得到跨文化的準確識別?？鞓泛捅瘋亲钅鼙黄毡樽R別的情緒，尤其是對印尼被試而言。由于文化接近性，兩組歐洲被試（德國和挪威）和兩組亞洲被試（韓國和印度尼西亞）存在相似的識別準確率，歐洲被試的識別準確率優于亞洲被試，出現了群內優勢。

彼得里·勞卡（Petri Laukka）等不僅關注基本情緒的識別，還考察了對非基本情緒（如莊嚴、幽默）的識別。⑩Petri Laukka, Tuomas Eerola, Nutankumar S. Thingujam, Teruo Yamasaki, Grégory Beller, “Universal and Culture-Specific Factors in the Recogn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usical Affect Expressions,” Emotion, 2013, 13(3), pp. 434-449.他們采用表達不同情緒的瑞典民樂、印度斯坦音樂、日本傳統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作為刺激材料，要求來自瑞典、印度和日本的被試在聆聽音樂后從情緒形容詞列表中選擇一個最能描述他們內心情緒反應的形容詞。除自己文化內的音樂和西方音樂外，所有被試都不熟悉其他文化中的音樂。研究發現，聽者識別不同文化的音樂所表達情緒的準確度高于機遇水平，對文化內音樂的情緒識別的準確率高于陌生文化中的音樂，對基本情緒的識別準確率高于對非基本情緒的識別。

（二）基于情緒體驗的研究

情緒研究中一直存在著認知主義（cognitivist position）和情緒主義（emotivist position）這兩種不同的觀點。認知主義主張聽者可以識別出音樂中表達的情緒，但不會誘發這種情緒。情緒主義認為聽者不僅能識別音樂中的情緒，還能真實地體驗到這種情緒。已有的相關研究大多采用情緒識別的范式，少量研究采用神經生理測量的方法和自我報告的方法考察了被試聆聽音樂時的情緒體驗。

埃莉奧諾拉·J. 拜爾（Eleonora J. Beier）等通過生理測量全程記錄了來自3 種不同文化的被試在聆聽西方古典音樂、中國傳統音樂和印度斯坦拉格音樂時的顫栗反應（chill），要求被試聆聽音樂片段之后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對自己的音樂體驗進行評定，包括對音樂的喜愛程度、注意等。?Eleonora J. Beier, Petr Janata, Justin C. Hulbert, and Fernanda Ferreira, “Do You Chill When I Chill?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trong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usic,”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2020, http://dx.doi.org/10.1037/aca0000310.訪問日期：2023 年2 月5 日。研究中還讓被試對音樂片段的心理聲學特征如響度、明亮度和粗糙度進行了評定。結果顯示，不管被試是否熟悉所聆聽的音樂，不同音樂條件下產生的顫栗次數沒有顯著的差異。聲學分析發現，響度、亮度和粗糙度的峰值時間與聽音樂時出現顫栗的時間相關。他們得出結論，不管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如何，相似的聲學特征可以誘發跨文化的強烈情緒反應。顫栗次數還與被試自我報告的對音樂的注意、對音樂的情緒評價以及音樂對情緒的影響程度有關，但與被試對音樂的喜愛程度無關。這項研究反駁了音樂情緒意義完全是在文化習俗中產生的觀點，并支持音樂表達情緒方式的某些方面可以跨文化共享。不過，研究者認為情緒只是音樂表達的一個方面，這個研究并不否認文化語境和文化適應在音樂傳播中的重要性。

奧克·埃格曼（Hauke Egermann）等將非洲被試與加拿大被試進行了比較，40 名剛果雨林中不熟悉西方音樂文化的俾格米人（Pygmies）和40 名不熟悉剛果音樂的加拿大被試隨機聆聽了19 段音樂（其中8 段為俾格米音樂，11 段為西方音樂），測量并記錄了他們的主觀感覺（效價和喚醒度）、外周生理活動（peripheral physiological activation）和面部表情。?Hauke Egermann, Nathalie Fernando, Lorraine Chuen and Stephen McAdams, “Music Induces Universal Emotion-Related Psych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Comparing Canadian listeners to Congolese Pygm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5,Article 1341.研究結果表明，盡管兩組被試對音樂的情緒效價評定不同，但由音樂誘發的喚醒水平和生理活動的增加是相似的。這可能基于相當普遍的、獨立于文化的反應機制，基于音樂的聲學特性，如節奏、音高、音色等。

王鑫等研究了音色對跨文化音樂情緒感知的影響。?Xin Wang, Yujia Wei, Lena Heng and Stephen McAdam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imbre on AffectPerception in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and Chinese Music Tradi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Article 732865.48 段音樂刺激材料來自一首中國傳統音樂作品和一首西方古典音樂作品，分別用6 種不同的樂器（二胡、笛子、琵琶、小提琴、長笛和吉他）來演奏并表達快樂、悲傷、憤怒、平靜4種不同情緒，西方和中國的音樂家、非音樂家在聆聽每段音樂后采用九點量表對效價、緊張喚醒（tension arousal）、能量喚醒（energy arousal）、對音樂偏好和熟悉度進行了評定。方差分析顯示，被試的文化背景對音樂情緒體驗的影響大于音樂訓練對情緒體驗的影響。不過，音樂家的情緒識別更清晰，也表現出更復雜的情緒體驗。研究者認為，對音樂情緒評定出現的相似性源于特定樂器的音色和表演技術引起的相似聲學特征。

（三）基于新領域的研究

胡曉和李仁河（Jin Ha Lee）指出，在音樂信息檢索領域（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MIR），人們如何判斷音樂中所表達的情緒還未得到很好的研究。?Xiao Hu, Jin Ha Le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Music Mood Perception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Listeners,” 13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nference, ISMIR 2012, pp. 535-540.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西方流行音樂或古典音樂，而文化多樣性問題在MIR領域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音樂正越來越多地通過全球可訪問的網站和各種社交媒體被跨文化地欣賞。要更好地理解MIR 的多元文化問題，特別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感知音樂的情緒，這是一個挑戰。他們運用在線音樂心境調查比較了美國被試和中國被試對30 首西方歌曲的情緒判斷。結果顯示，兩組被試的情緒判斷存在顯著差異，出現了群內優勢。對某一些音樂流派的情緒識別似乎更難在兩個群體中達成一致。2014 年，他們進一步對來自美國、韓國和中國的被試從音樂情緒感知、音樂特征和聽者特征3個方面進行了比較。?Jin Ha Lee, Xiao Hu,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usic Mood Perception,”in iConference 2014 Proceedings,pp. 259-269.這個研究不僅沿用了比較西方被試和非西方被試的范式，還同時比較了韓國和中國這兩個非西方的文化群體。研究結果顯示，3 個文化群體的被試對音樂片段的情緒感知在總體上存在差異，韓國和中國的聽眾雖然都代表非西方的被試群體，但他們之間也存在差異。這個研究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文化背景如何影響音樂情緒感知，對建立跨文化的全球MIR 系統也有一定的啟示。

布倫農·博茨（Brennon Bortz）等的研究基于EiM（Emotion in Motion）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收集了大量來自不同文化的被試聆聽音樂時的心理生理反應和自我報告的情緒反應，以此來探索人類情緒與音樂之間的關系。博茨等認為，EiM 數據庫為進一步探索文化多樣性人群之間的音樂情緒反應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提供了可能性，對情感計算領域的研究有重要的啟示。?Brennon Bortz, Javier Jaimovich, R. Benjamin Knapp,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ffect and Electrodermal Measures While Listening to Music,” 2019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ACII),Cambridge, UK, 2019, pp. 55-61.

二、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腦機制研究

已有研究中對跨文化音樂情緒感知的腦機制研究較少。史蒂文·J. 莫里森（Steven J.Morrison）等曾使用fMRI 技術比較了美國的音樂專業被試和非音樂專業被試聆聽文化內（西方音樂）和文化外的音樂（中國音樂）時大腦激活模式的差異。?Steven J. Morrison, Steven M. Demorest, Elizabeth H. Aylward, Steven C. Cramer, and Kenneth R. Maravilla, “fMRI investigation of cross-cultural music comprehension,” NeuroImage, 2003, 20, pp. 378-384.研究假設是被試對文化上熟悉和不熟悉的音樂會表現出不同的神經活動，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被試接受正式音樂訓練的程度。音樂刺激材料為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各三段。西方音樂片段選自亞·斯卡拉蒂的《c 小調三重奏鳴曲》的第二、第三樂章，中國音樂片段選自傳統作品《柳青娘》，每條音樂片段的長度在25 到33 秒之間，包括了速度的變化（快速、慢速）和樂器演奏形式的變化（分別由中外樂器演奏，都包括了合奏和獨奏部分）。研究沒有發現音樂家和非音樂家被試在聆聽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傳統音樂時大腦激活的總體差異，兩組被試都激活了右顳橫回（right transverse temporal gyrus）和左顳上回（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進一步的分析發現了基于音樂訓練的差異，僅在音樂家被試中發現了聆聽音樂時右顳上回（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的激活。相較于靜息條件，音樂家被試在聆聽西方音樂時還額外出現了右額中回（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的激活，聆聽中國音樂時出現了左額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的激活。這些結果說明，正式的音樂訓練會影響聆聽文化上熟悉和不熟悉的音樂時大腦的激活模式。

三、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理論模型

勞拉-李·鮑克威爾和威廉斯·福德·湯姆森建構的線索冗余模型認為聽眾可以使用普遍存在的音樂聲學線索或特定于文化的線索來感知音樂的情緒。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提出了分離情緒系統模型（Fractionating Emotional Systems Model），指出音樂和言語韻律中使用的情緒線索存在重疊，其中一些情緒線索例如心理物理線索，是情緒交流的基礎，可以跨文化普遍理解和共享。?William Forde Thompson, Laura-Lee Balkwill,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atrik N. Juslin, John A.Sloboda (eds.), Handbook of Music and Emo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55-788.由于個體的發展，如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特定于文化的禮儀，以及言語和音樂的情緒知覺中特定于文化的線索。個體對特定領域和特定文化的線索越來越敏感，導致了情緒線索的分離，不同文化間音樂和言語的情緒交流出現分化。托馬斯·弗里茨（Thomas Fritz）提出了“對接模型”（Dockin Model，見圖1），旨在說明不同的人類音樂文化如何相互交融，如何與一系列普遍感知的音樂特征“對接”，同時也展示出必須學習的特定文化特征。?Thomas Fritz, “The Dock-in Model of Music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Perception,” Music Perception, 2013, 30 (5), pp.511-516.根據這個模型，兩種音樂文化共享的因素越多，它們的音樂代碼重疊得就越多。兩種音樂文化距離越遠，缺乏共同的線索，就越有可能存在誤解。對接模型提供了一個討論音樂文化交集的理論框架，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對什么是音樂共性以及它們與音樂文化的關系的理解。這個模型可以超越音樂文化的范疇，涵蓋跨文化知覺的各個方面，包括跨文化交流。

圖1 托馬斯·弗里茨提出的對接模型“Dock-in Mode”? Thomas Fritz, “The Dock-in Model of Music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Perception,” p. 512.

四、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關鍵概念的界定

音樂情緒感知的跨文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建立概念的跨文化等同性。作為核心概念之一的“文化”在已有研究中的應用類別比較混雜，研究者往往從地理區域、國家、自我報告的文化身份等方面對被試的所屬“文化”進行界定。一些研究將特定的非洲被試與“西方”被試如西歐和北美的被試進行比較，還有研究只籠統地說明被試來自西方國家，但未具體說明究竟來自哪些西方國家?，F實情況是，全球化的通訊技術時代，很少有文化被認為是與其他文化完全隔離的，不同文化間的相互聯系使得跨文化的研究范式具有了挑戰性。一個人可以隸屬于一種以上的文化，或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歸屬感?；诖?，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有的研究者強調應招募從未接觸過其他文化的“孤立”的文化群體來評估音樂情緒感知存在跨文化相似性的假設。?homas Fritz, Sebastian Jentschke, Nathalie Gosselin, Daniela Sammler, Isabelle Peretz, Robert Turner, Angela D. Friederici,and Stefan Koelsch,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Three Basic Emotions in Music,” pp. 573-576.也有研究者提出，鑒于定義文化的多種可能性，跨文化研究不需要到偏遠地區去，可以在研究者所在地的不同社會群體或亞文化中進行比較，采用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來闡明小范圍的文化差異的影響。?

如何定義什么是“音樂”也是一個挑戰。不同的文化會以極不相同的方式將音樂概念化，有的文化中甚至沒有音樂的明確概念，因為它是各種儀式的組成部分。研究者越來越意識到音樂是一種多模態現象，音樂行為與音樂的感知和體驗密不可分。艾倫·帕·梅里亞姆（Alan P. Merriam）曾建議從3 個分析層面來研究音樂：音樂本身、與音樂相關的行為、音樂的概念化。?［美］艾倫·帕·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穆謙譯、陳銘道校，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 年版，第33—35 頁。音樂本身具有一定的結構，但它不能獨立于人類之外存在，必須被視為產生它的那種行為的產物。音樂與身體行為、社會行為、言語行為相聯系，通過這些行為而產生。音樂的概念化涉及的問題包括樂音與噪音的區別、音樂產生的源泉、個人音樂能力的來源等。以這種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音樂，才能全面理解我們稱之為“音樂”的人類文化形態。

（二）研究方法的等價性以及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見

要進行有意義的跨文化比較，來自不同文化的被試必須以相同的方式理解研究者的問題或情境，要讓研究方法在不同文化中以相同的方式被感知，這就是研究方法的等價性。?［加拿大］ Steven J. Heine：《文化心理學》，張春妹、洪建忠、王東等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4—105 頁。研究者應知曉擬考察的文化情境，了解自己的文化觀點，避免文化偏見。在對不同文化進行比較時，要認真審視所用的研究工具、研究程序是否具有等價性，因為等價性意味著來自不同文化的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

首先，情緒量表的翻譯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情緒識別研究往往使用形容詞量表來測量被試的情緒反應，通常由研究人員根據擬研究文化中的語言來翻譯、創建出等效的形容詞量表。然而即使實現了語言上的等同性，概念上的等同性可能仍然難以把握。例如，馬克·貝納穆（Marc Benamou）比較了描述爪哇音樂中情緒的術語和海芙那形容詞量表所使用的術語，揭示了基本范疇的相似性和文化間的差異。?Marc Benamou, “Comparing Musical Affect: Java and the West,” The World of Music, 2003, 45(3), pp. 57-76.海芙那的形容詞簇中“悲傷”一簇包括了黑暗的（dark）、沮喪的（frustrated）、悲慘的（tragic）等11 個形容詞。爪哇音樂中“悲傷”被翻譯成“sedhih”，與平靜、憐憫、痛苦等諸多情緒相聯系。

其次，大多數已有研究都采用了“強迫選擇”（forced-choice）設計，要求被試聆聽音樂后從預先確定的情緒形容詞表或形容詞簇中選擇最合適的詞語，有的還要求用李克特量表來標示這種情緒的強度。這種范式一直備受爭議，因為可能會引導被試將選項理解為相互排斥的范疇，并通過限制選擇來擴大跨文化的一致性。然而，強迫選擇設計也有其存在的優勢。這種設計有助于識別能力的測試，理論上非常清晰，相對于開放式回答在分析時的模棱兩可，操作起來非常方便。在這種設計中運用恰當的統計方法，如反應偏差修正（bias correction），可以避免夸大情緒識別準確度的普遍性程度。

最后，在音樂情緒感知的跨文化研究中，最普遍的對比是在北美與亞洲或非洲之間進行，大學生經常成為研究的樣本。研究不同文化中的大學生可以進行有意義的比較，但是如果只聚焦于大學生群體，會產生研究結果的概括性問題。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等指出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大多數研究都是針對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and Democratic societies）被試進行的。?Joseph Henrich, Steven J. Heine, Ara Norenzayan,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10, 33, pp. 61-135.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研究也存在這種抽樣偏向，這種偏向引起的基本問題就是會使人們對音樂情緒的感知和產生機制的理解產生偏差，因為WEIRD 人群不一定能構成多個關鍵維度的代表性樣本。

（三）音樂情緒刻板印象的影響

馬爾科·蘇西諾（Marco Susino）和埃梅里·舒伯特（Emery Schubert）提出了音樂情緒刻板印象理論（Stereotype Theory of Emotion in Music，STEM），認為聽者會根據刻板印象過濾他們感知到的情緒。?Marco Susino, Emery Schubert, “Cross-Cultural Anger Communication in Music: Towards a stereotype theory of emotion in music,” Musicae Scientiae, 2017, 21(1), pp. 60-74.例如，日本文化被刻板化為一種含蓄的憤怒文化，這導致了對日本音樂中憤怒情緒的低分評定。后來，蘇西諾等完全刪除了心理聲學線索，要求被試在沒有實際音樂音響的情況下，通過提示性的音樂風格標簽對嘻哈、重金屬、巴薩諾瓦（Bossa Nova）和日本雅樂（Gagaku）的歌詞所表達的情緒進行識別。?Marco Susino, Emery Schubert, “Musical emotions in the absence of music: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 communication in music by extra-musical cues,” PLoS ONE, 2020, 15(11): e024119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41196.訪問日期：2023 年2 月5 日。該研究將聽眾的注意力吸引到基于文化的信息上，從而分離出文化線索對音樂情緒反應的影響。結果顯示，由歌詞和音樂風格標簽引發的先驗知識能夠產生出音樂可以傳達的音樂情緒反應，這與心理聲學特征產生的情緒反應無關，依賴于聽者所屬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解釋為先入為主的觀念。該研究的結果進一步支持了音樂情緒刻板印象理論，為理解音樂情緒的認知過程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結 語

音樂是人類表達情感、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對音樂情緒感知的跨文化研究，可以豐富音樂情緒感知的基本理論，闡釋音樂文化心理的差異性和共同性，加深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音樂行為的理解。

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運用以及多樣化的研究視角使音樂情緒感知的跨文化研究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一方面，研究者首先要考慮文化的差異，解決概念上的跨文化等同性。然后，根據研究的變量來選擇要比較的文化群體、音樂類型，確定采取定性或定量的研究范式以及具體的研究方法等。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應該與來自不同文化群體、多學科領域如音樂學、心理學、人類學、神經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者進行跨學科合作，以克服研究假設、研究方法以及術語的差異，克服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見、刻板印象的影響，以一種跨文化可比且有意義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研究者不僅要重視文化的視角與方法，同時應兼顧人的心理活動的生物基礎。目前，對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未來研究可結合生理測量和腦成像技術進一步探討音樂情緒跨文化感知過程中的神經生理機制，尤其是腦機制，界定社會文化因素和生物學因素對音樂情緒感知的特定影響，將文化引起的反應差異與心理聲學特征引起的反應差異分離開來，同時探索跨文化音樂理解的局限性，尋找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音樂在情緒表達上的共同點，增進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