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檢驗*

曾欣虹 蔣懷濱 林語嘉 林逸雯 方綿綿

福建技術師范學院(福清) 350300 E-mail:814750045@qq.com

2021年,中國大學生群體購物渠道分布數據顯示,通過線上購物的大學生群體比例高達95.4%,而只通過線下購物的僅占0.4%[1]。與此同時,“剁手族”“網購成癮”“網絡強迫性購物”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廣泛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梢?網絡購物已成為當代大學生主要的購物方式,呈現出取代傳統購物渠道的勢態,也悄然催生出病態的購物方式。網絡強迫性購物(online compulsive shopping)是伴隨強烈的網購欲望和內心沖突的一種慢性的、反復發作的網絡購物行為[2]。國內研究顯示,2014年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總體檢出率為8.40%[2],2021年貧困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檢出率也達到6.87%[3]。大學生通過網絡購物獲得了壓力、焦慮等負面感受的暫時緩解,但也帶來了經濟上的隱患、心理上的損害和社會適應問題[4]。鑒于此,本研究探討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稀缺(scarcity)是一個來自經濟學的概念,經濟學上認為資源是有限的,人類處在普遍稀缺之中[5]。心理學所談的稀缺感知,強調的是個體所擁有的資源少于自己所需要的資源的狀態[6]。稀缺感知并不拘泥于某一資源的實際缺乏,不取決于個體所擁有資源的絕對數量的多寡,而在于個體資源的擁有量與需求量之間的相對數量差異,就是“我感覺我沒有足夠的資源”或者是“我需要獲得更多的資源”[7]。以金錢資源為例,不只是窮人會有稀缺感,百萬富翁也很可能感知稀缺。

大學生普遍存在稀缺感知的問題。許多大學生感嘆時間不夠用,錢不夠用,沒朋友,比以前更孤獨……在感知稀缺的狀態下,大學生的網絡強迫性購物水平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首先,稀缺感知會導致自我控制能力下降[8],而自我控制能力的減弱是網絡強迫性購物的一個重要產生條件[9];第二,稀缺感知使個體偏離經濟行為上的理性,影響消費決策[8],而網絡強迫性購物正是一種非理性消費決策的后果;第三,稀缺感知引起個體負性情緒體驗[5],負性情緒正是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前因與后果[2]。此外,稀缺感知還會引起補償性消費行為[5],而網絡強迫性購物則作為一種心理需要缺失的補償[2]。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稀缺感知正向預測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

Richins和Dawson(1992)提出物質主義是一種強調擁有物質財富對于個人生活重要性的價值觀念[10]。已有研究已證實物質主義價值觀與購物成癮或強迫性購買間呈現高相關且正相關關系[11],網絡強迫性購買則是相類似的成癮行為[12],且網絡購物渠道更加容易吸引物質主義個體沉迷[9]。近年來,物質主義、享樂動機等個體心理因素已被證實為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影響因素[13],物質主義甚至被一致認為是影響網絡購物成癮最重要的心理因素[9],物質主義能有效預測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4]。

在與稀缺感知的關系方面,根據Inglehart的稀缺性假設,主張個體會優先考慮的事物反映了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那些相對來說短缺的事物會被給予最大的主觀價值評價[14]。據此,經濟條件不佳情況下的人們往往是物質主義者。此后,國外研究多支持這一觀點,來自家庭經濟匱乏的青少年表現出更高的物質主義,渴望更多物質商品[15]。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物質主義背后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的功能主義研究視角,認為物質主義有幫助個體構建和維持自我的作用[10],個體往往會用獲得物質財富來應對和補償現實條件下無法滿足的心理需求所受到威脅或缺失,物質產品是有形的,本質上是可保留的,這為嘗試應對稀缺感知的人們帶來了安全感和控制感[10,16]。

基于此,本探究提出假設2:物質主義在大學生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中起中介作用。

社會階層(social class)也稱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社會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一種用來反映個體在社會層級階梯中相對位置高低的社會分類,分為客觀社會階層(包括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和主觀社會階層(subjective social class)[17],主觀社會階層是個體對自身社會地位的相對位置的主觀感受。近年來,以Kraus等為代表的國內外研究多支持主觀社會階層影響個體的自我概念、認知方式、人際模式等多方面的心理傾向和行為,相較于客觀社會階層對個體的影響更大[17]。

一方面,社會階層對個人的影響反映了其在物質資源上的限制,在相對較低的階層環境中,個人擁有較少的資源和機會,在相對較高階層的環境中,個人的機會和資源更趨于穩定[17]。稀缺感知是認知或心理上的資源匱乏,低主觀社會階層者更容易感知到資源匱乏,而高主觀社會階層者內心更加富足。從成癮問題的角度來看,根據資源因素理論,個體抵御風險的能力與其所擁有的資源有關,高階層者擁有較富足的資源,更能抵御精神上癮問題[18];從消費領域的角度來看,主觀社會階層與大學生網購成癮、炫耀性消費呈負相關[15,19]。據此,主觀社會階層可能調節了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作用,當主觀社會階層升高,弱化了個體的稀缺感知,進而削弱個體的網絡強迫性購物表現,也有部分可能表現為主觀社會階層起促進性的調節作用。

另一方面,Inglehart提出的物質主義者社會化理論認為,兒童早期貧困經驗內化了一種主觀的經濟不安全感,持續停留至成年以后,致使個體非?？粗匚镔|的成功,具有物質主義人格特質[14]。據此,低水平的形成安全性(即青春期的富裕程度)個體傾向于采用物質主義價值觀;誘發經濟不安全感時,個體的物質主義水平上升;經歷了社會不穩定的人群有著更高的物質主義水平[20-21]。國內研究也指出,物質主義的產生主要有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和不安全感的原因,而社會經濟地位低,缺乏安全感恰恰是低社會階層者的關鍵特征。低階層者更容易感知物質匱乏,對物質賦予更大的價值,在心理需要受到威脅時,物質更具有補償的意義[20]。此外,也有研究支持相反的結論,即社會經濟地位與物質主義價值觀呈負相關[21]。據此,主觀社會階層可能調節了物質主義在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中介作用的后半段,部分高物質主義者仍未發生網絡強迫性購物,可能是主觀社會階層在其中起調節作用,降低了經濟不安全感,減輕了物質補償的程度。

基于上述,本探究提出假設3:主觀社會階層在稀缺感知、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中起調節作用,見圖1。

圖1 假設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福建省5所高校,使用整群抽樣的方式,對800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759份,其中有效問卷692份(91.2%)。其中男生277人(40.0%),女生415人(60.0%);大一226人(32.7%),大二275人(39.7%),大三191人(27.6%)。

1.2 方法

1.2.1 稀缺感量表 采用Roux等于2015年在研究中采用的測量主觀稀缺感的方法[7],共6個項目,采用7點計分方法,其中“非常不同意”記為1分,“非常同意”記為7分,被試需要表明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量表中對他們稀缺狀態的描述。該量表在原研究中進行了兩次信度評估,α系數為0.89和0.85。本研究使用牟凱越(2019)的中文題本[22],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9。

1.2.2 大學生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 采用Richins和Dawson于1992年編制,國內學者李靜,郭永玉于2009年修訂的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MVS)[23],共13個項目,包括以獲取財物為中心、通過獲取財物追求幸福和以財物定義成功3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方法,“很不同意”記為1分、“不大同意”記為2分、“不確定”記為3分、“比較同意”記為4分、“非常同意”記為5分。中文修訂版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92,重測信度為0.830,且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13。

1.2.3 階梯量表 采用國內外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MacArthur階梯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24],該量表為1～10級階梯圖片(見圖2),1代表社會最低階層,10代表社會最高階層,隨著階梯等級升高,代表教育、收入和職業水平的上升。被試根據自己的真實的主觀感受,判斷自己的主觀社會階層。

圖2 階梯量表

1.2.4 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問卷 采用國內學者曾欣虹于2014年編制的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量表(College Students'Online Compulsive Shopping Scale,CSOCSS)[2],該量表共13道題,包含網購強迫性沖動、網購強迫性行為和網購后的負面情緒3個因子,采用5點計分方式,其中,“完全不符合”計1分,“完全符合”計5分。該量表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64,分半信度為0.843,具有良好效度。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2。

1.3 統計處理

使用SPSS 26.0進行數據處理,包括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并運用PROCESS 3.3進行中介模型檢驗和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共有8個,其中第一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23.004%,小于臨界值40%,說明本研究沒有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

2.2 各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表1列出了稀缺感知、物質主義、主觀社會階層和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結果發現,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和物質主義呈顯著正相關,與主觀社會階層呈顯著負相關;物質主義與網絡強迫性購物呈顯著正相關;主觀社會階層與網絡強迫性購物呈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性(r)

2.3 中介模型檢驗

在控制性別、年級的情況下,采用Process 3.3的模型4檢驗物質主義在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之間的中介效應。結果表明,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0.156,t=4.432,P<0.001),對物質主義的正向預測作用也顯著(B=0.193,t=5.140,P<0.001)。且當放入物質主義中介變量后,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0.292,t=8.596,P<0.001),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作用依然顯著(B=0.099,t=2.921,P<0.05),見表2。

表2 物質主義的中介模型檢驗

此外,稀缺感知不僅能夠直接預測網絡強迫性購物(直接效應值為0.160),且能夠通過物質主義中介作用預測網絡強迫性購物(中介效應值為0.091),分別占總效應的63.745%和36.255%,見表3。

表3 總效應、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表

2.4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在控制性別、年級的情況下,采用Process 3.3的模型15檢驗有調節的中介效應。結果表明,將主觀社會階層作為調節變量放入模型后,稀缺感知與主觀社會階層的交互項及物質主義與主觀社會階層的交互項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預測作用均顯著,說明主觀社會階層不僅能夠在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中起調節作用,而且在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中也能起調節作用,見表4、5。

表4 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表5 在主觀社會階層的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

采用簡單斜率檢驗考察主觀社會階層的調節效應,進一步揭示調節效應趨勢。結果表明,主觀社會階層水平較高的被試,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simple slope=0.283,t=3.529,P<0.001);主觀社會階層水平較低的被試,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不顯著(simple slope=0.083,t=1.136,P>0.05),這說明隨著個體主觀社會階層水平的提高,稀缺感知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正向預測作用呈逐漸上升趨勢,見圖3。

圖3 主觀社會階層對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關系的調節作用

主觀社會階層水平較高的被試,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simple slope=0.616,t=8.147,P<0.001);主觀社會階層水平較低的被試,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顯著正向預測作用減弱(simple slope=0.346,t=4.696,P<0.001),這說明隨著個體主觀社會階層水平的提高,物質主義對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預測作用呈逐漸上升趨勢。此外,在主觀社會階層的3個水平上,物質主義在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中的中介效應也呈上升趨勢,見圖4。

圖4 主觀社會階層對物質主義與網絡強迫性購物關系的調節作用

據此,主觀社會階層屬于“火上澆油”調節模式,即隨著個體主觀社會階層的提升,稀缺感知更容易誘發網絡強迫性購物的發生,也更容易通過提高大學生的物質主義間接誘發其網絡強迫性購物。反之,降低個體的主觀社會階層,該模型的作用則受到抑制。

3 討 論

3.1 大學生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稀缺感知顯著正向預測了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假設1得到驗證,相比前人研究,本研究直接明確了大學生稀缺感知與網絡強迫性購物間的密切相關關系。首先,稀缺感會激發一系列不愉快的情感狀態[5],如不耐煩的情緒,怨恨情緒,偏向消極的情緒,導致抑郁、情緒衰竭,還會損耗個體的主觀幸福感。O'Guinn和Faber(1992)指出負面情緒是強迫性購物的前因,強迫性購物者通過購買來緩解自己的負面情緒,一旦購買結束,他們通常又會面臨后悔、罪惡感、愧疚等負面情緒,使個體更加焦慮、抑郁、緊張,降低生活質量和幸福感。而這些情緒后果,將成為強迫性購物者下一次購物的原因,如此循環往復[2]。

第二,稀缺感會導致個體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8],低階層者更容易發生過度消費、追求奢侈品等不受控制的消費行為,以抵御經濟匱乏或者資源稀缺所帶來的不確定性[7]。而早在1991年Bandura研究就指出不受控制的消費行為(如強迫性購物)等源于不同程度的自我控制下降,比起非強迫性購物者,強迫性購物者的自我控制能力更低。

第三,Mani等指出當個體的稀缺感知被喚起,會選用直接、高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8],作出不理性的消費決策[25],如傾向于物質消費,對自己最喜歡的產品增加購買,增加對物質型產品的偏好。德國學者Raab等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發現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強迫性購物者與非強迫性購物者不同腦區域的腦神經活躍程度不同。國內研究也表明大學生的網絡消費決策困擾得分越高,過度消費得分就越高。

3.2 物質主義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物質主義在稀缺感知與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之間起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證實了假設2,即稀缺感知會通過增加物質主義,進而增加大學生的網絡強迫性購物。

一方面,大學生稀缺感知會增加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持有。個體心理需要滿足與否,取決于現實環境能否提供心理所需要的充足的支持性資源[4]。當需要未被滿足時,將推動個體尋求另一種補償活動的內部動力,如飲酒、電子游戲[26]。Kasser(1995)在實證研究中也發現,成長在物質缺乏家庭中的兒童,會借助物品占有來補償未被滿足的心理需要(如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隨著兒童的成長,物品被賦予了越來越重要的心理意義,物質主義價值觀也愈發被個體內化和認同[21]。

另一方面,高物質主義價值觀者對物質的占有欲望更加強烈,更容易產生網購成癮[27]。首先,高物質傾向者將網絡購物作為一個發泄渠道,常常從更多的消費中來舒解負面感覺,隨之網絡購物行為也變得不理性,產生更高的網購成癮傾向。在購物后也有較高的焦慮,內疚感和較低的生活滿意度。第二,物質主義者的自我控制能力較差,難以抵御網絡購物環境的種種誘惑,更容易產生強制性購買行為,類似觀點已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9,28]。

3.3 主觀社會階層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主觀社會階層在稀缺感知、物質主義對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證實了假設3中調節作用的存在,調節模式為“火上澆油”型,也就是說,降低個體的主觀社會階層有助于抑制稀缺感知、物質主義對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的催生。研究結果支持了高稀缺感知大學生和高物質主義傾向的大學生并不一定表現出網絡強迫性購物,他們在消費領域保有正常的購物方式和購物心態的現實情況。但與多數研究得出的低社會階層個體擁有較低的自我控制感,或是更容易通過消費行為來進行心理補償的結論有悖[17]。

首先,根據身份認同理論,個體通過消費所獲得的嵌入符號來進行身份認同[29],消費行為使得個人靠近所屬階層,產生認同,個體會選擇與自己身份相符合的消費活動,借由消費行為向外界傳達自己的身份,也感受到社會經濟地位對其的制約。據此,個體主觀社會階層的下移將阻礙個體借由消費行為獲得的身份認同的通道,減少不良消費行為的發生。

第二,根據自我決定理論,高階層者的物質資源較為豐富,擁有個人自由和較多的選擇機會,基本心理需求(如自主需求和能力需求)得到滿足時會促進個體產生自我激勵,實現目標的內部動機增強,越容易高估目標實現之后自己的情感體驗,如高估購買某一產品帶給自己的愉悅程度。此外,也有學者提出高階層個體引發更高的自尊,使其對炫示型商品有著更高的消費意愿[30]。因此,高社會階層個體的購買意愿顯著大于低社會階層個體,降低個體的主觀社會階層,能夠減少個體的網絡購買意愿。

第三,根據資源消耗理論,個體的行為都是要消耗或損失一定資源的,社會階層越低的個體,在時間、精力或物質上消耗了相對更多的資源,隨著消耗逐漸增加,該行為發生的概率就會越來越少;反之,高階層者擁有的資源豐富,較少計算行為所消耗的資源,從事該行為就會越來越多[31]。網絡強迫性購物同樣是需要消耗個體資源的行為,因此,降低主觀社會階層有助于減少該行為的發生。

3.4 實踐建議

本研究建構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提示大學生網絡強迫性購物的預防和干預工作可以考慮以下幾個視角:其一,源頭治理,降低大學生的稀缺感知。高?？梢龑Т髮W生培養意向性自我調節的能力[32],以目標為導向控制自己的意識(包括思想)和行為,關注所擁有內部資源,維持或增強心理能量,緩解稀缺感知的敏感性;其二,注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發揮物質主義積極作用。引導大學生辯證看待物質主義[10],將物質財富作為實現個人價值和生活目標的手段,而非個人的終極目標,有助于建構自我身份,減少病態消費行為;其三,重視大學生現階段主觀社會階層認知和未來主觀社會階層流動感知,增強個體自我認同度和現實滿意感,創造條件讓大學生對未來感到有希望,全面提升大學生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減少補償性作用的網絡強迫性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