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抑郁的中介與人際情緒調節的緩沖作用*

熊明慧 劉俊升 徐春霞 莫 然 劉陽陽 成丹丹△ 馬 莉

①山東中醫藥大學健康學院(濟南) 250355 E-mail:ohhxiong@outlook.com ②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 ③山東中醫藥大學科研處 △通信作者 E-mail:512671170@qq.com E-mail:64111405@qq.com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半p減”政策聚焦立德樹人,堅持學生為本,把保障學生權益作為根本出發點。2022年一項基于我國東中西部6個省的實證調查表明,我國中小學生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學業壓力,來自個體和學校的因素均能夠對學業壓力造成顯著影響[1]。

學業壓力是指學生對可能威脅到自身的學業內外環境要求或超出個人應對能力的反映或主觀感受[2],研究發現學業壓力是中國中小學生的關鍵性壓力來源,并且是引發適應性不良的危險因素[3],過重的學業壓力容易使學生產生厭學情緒、考試綜合征等不良行為[4]?，F階段我國中小學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學業負擔,來自考試、升學方面的壓力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緊張和焦慮,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因為成績不理想而失去學習興趣和自信心,影響其健康成長。因此,在“內卷化”現象日益凸顯的今天,如何緩解學生過重學業壓力或課業負擔已成為我國教育領域尤其是基礎教育領域亟待解決的難題[5]。據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探究兒童感知到的學業壓力的影響因素。

獨處偏好即個體對于獨處的偏愛程度,屬于社會退縮的一種亞類型[6],對獨處的偏好由低接近動機和高回避動機組成,偏好獨處的個體由于偏愛獨處活動而退縮[7]?！半p減”政策很可能會給兒童帶來更多的獨處時間。兒童時期的重要發展任務是與同齡人建立親密的紐帶,此時與同伴的關系變得越來越重要,早期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助人行為、同理心等親社會行為,有助于促進良好同伴關系的構建[8]。在校園環境中,作業難度高、學習成績不理想會讓學生體會到更高的壓力水平,此外由于中小學生人際交往范圍較窄,與老師、同伴的相處狀態同樣會給他們的學業壓力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9]。研究表明,不同個體對于壓力的感受能力不同,貝爾斯基的易感性差異理論[10]認為,這種對于壓力敏感度的差異與個體的成長環境相關。由于與同齡人交往的重要性和社會對退縮負面看法的日益增加,對于偏好獨處的兒童來說,在此階段的退縮行為往往被視為不合群和令人厭惡的行為[11],并產生一系列問題行為如同伴排斥、焦慮、孤獨等[12],這種適應不良以及內外化困難提高了兒童的脆弱性以及對于壓力源的敏感度[13],導致其更容易感知到較重的學業壓力。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1:獨處偏好和學業壓力之間存在正向聯系。

中國兒童獨處偏好與適應不良有著密切聯系,以往研究證實了獨處偏好與抑郁的關系[14]。根據抑郁的認知理論,兒童早期獨處偏好存在極大的抑郁風險,當個體長時間處于社交回避、退縮等獨處行為時容易缺乏與他人交往的機會,將負面事件的產生歸因于內部、穩定和整體的因素[15],導致消極情緒的形成并產生反芻性思維,最終引發抑郁情緒[16]。社會信息加工的情緒-認知整合模型則進一步指出,消極情緒導致的適應不良會影響社會情境中個體對社會信息的加工[17]。由早期獨處偏好引發的抑郁情緒影響個體對同伴關系之間的加工,導致更多地逃避同伴交往。在小學階段,學生的生活重心主要在學習、同伴相處等方面,由考試失敗、同伴關系不良等引發的心理困擾可以預測一系列適應問題[18],其中學校適應作為個體與他人之間交互影響的結果,由獨處偏好引發的抑郁情緒進一步加工不良的學校適應,加重學業壓力[19]?；诖四Ｐ屯茰y,抑郁情緒可能在兒童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2:抑郁情緒在兒童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人際情緒調節(International Emotion Regulate,IER)是一種普遍且重要的情緒調節形式,人們通過參與人際情緒調節的社會過程追求情緒目標[20]。盡管兒童早期獨處與后期抑郁癥狀有關,但并非所有偏好獨處的兒童都存在適應性問題[21]。針對兒童的動態發展模型強調了個人和人際風險因素的重要性,特別是發展初期的人際影響可能改變獨處偏好兒童的內化軌跡[22]。研究表明有些偏好獨處的個體可能存在著某些積極特征,他們可能特別喜歡獨處,但也能適應良好。例如,在經歷負性事件的情況下,他們通常會尋求他人的陪伴,并向其表露他們的情感經歷[23]。大量研究表明,兒童時期作為情緒和認知發展的關鍵時期,父母與同伴可以為兒童提供支持[24]、滿足情感需要并給予行為反饋,幫助其控制自己的情緒[25]。良好的人際情緒調節有助于兒童積極的社會互動,能夠促進兒童良好的同伴關系和社會交往能力。社會支持網絡理論[26]認為社會支持可以負向預測心理健康,來源于家庭成員和同伴之間的互動等可作為保護性因素,提升個體應對生活、學業等壓力事件的資源,使抑郁或適應不良等問題得以有效地化解?；诖?本研究提出假設H3:人際情緒調節在兒童獨處偏好導致抑郁之間起到緩沖作用。

綜上,本研究基于社會支持網絡理論和信息加工的情緒-認知整合模型,擬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1),考察“雙減”政策背景下兒童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的關系,抑郁水平在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及人際情緒調節的調節作用。探索“雙減”背景下小學兒童學業壓力的現狀及影響機制,以期為家庭教育和教師教學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圖1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法,對山東省濟南市4所小學1248名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1180份(94.6%)。其中,男生652人(55.3%),女生528人(44.7%),三年級286人(24.2%),四年級325人(27.5%),五年級271人(22.9%),六年級298人(25.3%)。被試平均年齡為10.28±1.50歲。

1.2 方法

1.2.1 獨處偏好量表 采用Coplan等人[27]編制、劉俊升等人[28]修訂的獨處偏好量表(Preference for Solitude Scale,PSS)測量兒童的獨處偏好程度。該量表包含7個項目(如“我不介意一個人待著,遠離其他人”),采用5級計分(1代表“從不”,5代表“總是”),計算7個項目的平均分,分數越高表明獨處偏好的程度越強。量表的翻譯由賓夕法尼亞大學陳欣銀教授完成,并經過翻譯-回譯過程,最后經過發展心理學專業多名教授評估,認為其語言表述沒有不妥之處。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6。

1.2.2 兒童抑郁量表 采用Kovacs編制、Chen等人[29]修訂的兒童抑郁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測量兒童的抑郁情況。該量表包括14個項目(如“我偶爾/經常/總是不高興”),采用3級計分(1分表示“偶爾”,3分表示“總是”),第2、5、6、7、11、13、14題反向轉換之后計算總項目的平均分,分數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1。

1.2.3 學業壓力量表 采用Y.Liu &Lu等人[30]編制的學業壓力分量表(Academic Stress Questionnaire,ASQ)測量個體感知到的學業壓力。該量表共包括7個題目(如“完成作業讓我感到壓力”,“在課堂上,我必須學習一些對我來說很難理解的東西”),采用4點計分(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4分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學業壓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4。

1.2.4 人際情緒調節量表 采用Williams[31]編制、胡娜[32]修訂的人際調節量表(Interpers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IRQ),在對此問卷進行本土化修訂后經過初步翻譯-再回譯,發送給Williams進行審核和查閱,該流程反復開展了4次,確定問卷的最終版本。該量表共16道題(如“當事情進展順利/遇到麻煩時,我傾向于告訴別人”),采用7點計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個體人際情緒調節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6。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24.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以及相關分析,并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4和7檢驗中介效應和前半段路徑被調節的中介模型。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問題,研究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33],結果表明,未經旋轉的第一個因子只解釋了全部變異量的24.06%,未占總變異解釋量的40%。說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為了研究各變量是否存在年級和性別差異,將男生和女生的獨處偏好、人際情緒調節、抑郁以及學業壓力得分進行獨立t檢驗,將不同年級的獨處偏好、人際情緒調節、抑郁以及學業壓力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小學兒童學業壓力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并且男生的學業壓力顯著高于女生;男女生的獨處偏好、人際情緒調節以及抑郁水平差異不顯著。小學兒童的獨處偏好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高年級的兒童獨處偏好明顯高于低年級;另外,不同年級的兒童在抑郁水平和學業壓力上也存在著顯著差異;其中,三年級兒童的抑郁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年級,五年級兒童的學業壓力明顯高于其他年級;此外,不同年級的兒童在人際情緒調節方面差異不顯著,見表1。因此,性別和年級將作為控制變量,在后續分析中加以控制。

表1 各研究變量的性別和年級差異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獨處偏好與抑郁水平和學業壓力呈顯著正相關,人際情緒調節調節與抑郁和學業壓力呈顯著負相關。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r)

2.3 抑郁的中介效應

以獨處偏好為自變量,抑郁為中介變量,人際情緒調節為調節變量,以學業壓力為因變量,并控制性別和年級的影響,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和模型7進行中介效應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簡單中介的結果如表3所示,獨處偏好能顯著預測學業壓力;獨處偏好、抑郁同時進入回歸方程時,獨處偏好可以顯著預測學業壓力,抑郁能顯著預測學業壓力。Bootstrap檢驗如表4所示,獨處偏好對學業壓力的直接效應為0.058,SE=0.022,CI=[0.016,0.101],抑郁的中介效應為0.168,SE=0.014,CI=[0.140,0.196].抑郁作為中介變量解釋了總效應的69.57%。

表3 抑郁的中介效應

表4 總效應、直接效應、中介效應細分表

2.4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納入人際情緒調節變量后,對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其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獨處偏好顯著正向預測抑郁水平;抑郁水平顯著正向預測學業壓力;獨處偏好顯著正向預測學業壓力;此外,研究結果還表明,獨處偏好與人際情緒調節對抑郁水平的交互作用顯著。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構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抑郁水平在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人際情緒調節水平則調節了獨處偏好通過抑郁影響學業壓力的前半段中介過程。

表5 有調節的中介檢驗

為了更清楚地揭示人際情緒調節(IER)如何調節獨處偏好與抑郁的關系,在SPSS中,將人際情緒調節按M±1SD分出高、低分組,進行簡單斜率檢驗(見表6)并繪制了簡單效應分析圖(見圖2)。結果表明人際情緒調節IER水平較低時(M-1SD),獨處偏好對抑郁的作用顯著;當人際情緒調節水平較高時(M+1SD),獨處偏好對抑郁的作用被緩沖了,說明人際情緒調節在其中起到了調節作用。

表6 不同人際情緒調節水平時獨處偏好與抑郁的關系

圖2 簡單斜率檢驗

3 討 論

3.1 獨處偏好對學業壓力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獨處偏好能夠正向預測其對學業壓力的感知,即偏好獨處的兒童在面對過重學業負擔或學習成績方面更可能產生學業壓力,且男生和女生在學業壓力感知上存在顯著差異,男生的學業壓力高于女生,這與以往的研究相符合。在中國青少年兒童中,獨處偏好與社會、心理適應及學校有著緊密的相關[34],對獨處的偏好與消極的自我認知、低學業成就和同伴困難同時存在并具有預測性[14]。西方文化背景下,社會傾向于將獨處視為個體自我反省和接納的機會,對于獨處的選擇表明的是一個人對于交往的權利和意愿,而不一定代表其社會交往能力差,而在印度、土耳其、中國等較為傳統的國家,兒童時期的獨處被視為孤僻、不受歡迎的體現[35]。因此,兒童在早期如果喜歡獨自待著,這種行為往往被認為是具有消極成分且不被理解的,對社會接觸的缺乏會增強個體對壓力和痛苦的反應,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36]。

3.2 抑郁在獨處偏好和學業壓力之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抑郁水平在兒童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偏好獨處的個體由于缺乏社會情境中的理解而產生的抑郁情緒,進一步影響兒童對于學業壓力的感知。個體在獨處時,容易習慣性地無法控制產生消極的思想,從而產生不良適應的思維模式,如自我貶低和反芻思維等。兒童時期個體自我意識飛速發展,長時間處于獨處則容易產生孤獨和無聊的情緒,當人們孤獨時,往往會感到被動并且抑郁加劇,產生負面情緒[37],影響其對于生活和學業等壓力事件的感知。盡管,適度的獨處對于青少年來說適應性更好,但由于小學階段的兒童仍無法合理地利用獨處時間,長時間的獨處對他們來說可能存在不良的影響。

3.3 人際情緒調節在獨處偏好和抑郁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人際情緒調節能夠緩沖獨處偏好與抑郁水平的關系,即當個體具有較高的人際情緒調節傾向時,獨處偏好對于抑郁的影響會被削弱。在青少年早期,來源于家庭和同伴之間的互動等被認為是能夠減輕危險的保護性因素[26],良好的家庭關系和同伴關系都能顯著緩解兒童抑郁的發生,為個體提供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等[38],而缺乏適當的交往則會導致抑郁或適應不良等問題,影響其對學業壓力的感知。人際情緒調節通過與社會互動的方式調節自己和他人的情緒[39],在許多社會環境中都很普遍且具有影響力,它支撐著兒童自我調節的發展[40]。人際情緒調節傾向高的兒童,在面對壓力性事件時通過尋求他人的陪伴,并積極地表達和分享自己的情緒體驗,通過他人給予的幫助和支持改善情緒,可以有效地降低抑郁情緒產生的可能。因此,來源于家庭和同伴之間的支持能協助個人發展或維持社會支持網絡,提升其應對壓力事件時的自我效能感,進而減少對于學業壓力的感知,與本研究假設一致。

3.4 研究不足與展望

綜上,本研究基于社會支持網絡理論和信息加工的情緒-認知整合模型,探討了兒童青少年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之間存在的聯系,以及抑郁水平和人際情緒調節能力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雙減”背景下家長及廣大教育者對兒童學業壓力成因的新視野?！半p減”政策之后國家取消了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更注重學校課后服務的開展,這在學校層面為學生“松綁”,讓學生有了更多可支配的課外時間。在當今教育現狀下,對于獨處時間的安排同樣值得引起廣大家長和教育從業者的關注。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其一,本研究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收集相關數據,可能無法獲取更全面的信息,研究者在今后需設計多種研究方法,如訪談法、實驗法進行探究;另外,本研究的橫斷面性質不允許檢驗因果效應,通過縱向或實驗研究可能有助于闡明中國學生的獨處偏好與學業壓力之間關系的因果機制,從而切實有效地減輕兒童學業壓力,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