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義感與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范永紅 王航宇 葛可可 劉曉麗 鄒 敏

濰坊醫學院心理學院 261053 E-mail:2248106466@qq.com △通信作者 E-mail:zou_min@163.com

非自殺性自傷[1](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個體沒有自殺意圖,但故意、重復地進行不被社會認可的傷害自己身體組織的行為,如利器劃傷、燒傷等,NSSI行為不具有直接致死性,但會促使感染、永久性疤痕和自殺[2]。青少年是自傷的高發人群[3],我國大陸中學生NSSI的總檢出率為27.4%[4],僅2021年上半年青少年的NSSI檢出率就為15%[5]?？梢?NSSI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嚴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未來自殺行為的顯著預測因子[6]。青少年正處于建立自我同一性的時期,個體內在因素、童年經歷及家庭人際關系等多方面都是NSSI的影響因素[7]。

在諸多因素中,已有研究證明生命意義感是NSSI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8]。生命意義感[9]是指個體對自身存在及存在意義的感知,也包括對重要事物或他人的認知與覺察。生命意義感水平更高的個體心理會更健康[10],缺乏生命意義感則可能產生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甚至會出現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11-12]。個體擁有生命意義感,是預防NSSI和自殺意圖的重要保護因素[13];一項西班牙青少年的研究也發現生命意義感水平與終身NSSI的發生頻率負相關[14]。因此,生命意義感是預防青少年NSSI行為的重要緩沖因素,探究生命意義感與非自殺性自傷的作用機制非常有必要。

抑郁是青少年群體中常見的消極情緒,指個體感到悲傷或不快樂[15],近期一項元分析發現國內初中生抑郁檢出率的綜合值為28.4%[16]。抑郁情緒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學習、生活和身心發展,是NSSI的重要預測因子[17]。一方面,抑郁情緒與生命意義感呈高度負相關,缺乏生命意義的個體會產生抑郁等負性情緒,而生命意義感水平較高的個體則更能夠產生積極情緒[18];國內學者賴巧珍[19]在大學生群體中證實了抑郁與生命意義感呈顯著負相關;國外學者Hedayati[20]也發現生命意義感是影響抑郁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有抑郁情緒的青少年更容易產生NSSI行為,根據體驗回避模型[21],當外部刺激激發抑郁情緒時,個體會通過自傷行為暫時地回避和緩解,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強化了自傷行為。同時,Kumar[22]研究證實了抑郁情緒與NSSI的相關,Gollust[23]等人的研究也發現抑郁情緒程度越高,越可能出現自傷行為。因此,本研究推測生命意義感水平較低的個體更可能產生抑郁情緒,進而會增加自傷行為的次數,即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NSSI中起中介作用。

自我接納被認為是青少年時期重要的心理資源,是自尊心理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24],指在情感上、態度上對實際自我的悅納,在認知上對實際自我的覺察及判斷[25]。自我接納程度高的個體能夠無條件地接納自己和周圍環境,能夠積極應對負性事件,能夠保持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故個體產生抑郁情緒的風險顯著降低[26-27]。相比之下,自我接納程度低的個體容易缺乏自信心,易對自我和環境產生負向評價,心理狀態趨向于消極,從而產生更多的抑郁情緒[28-29];Carson等人的研究也發現自我接納程度低的個體更易出現抑郁的心理問題[30]?？梢?不同程度的自我接納會影響個體對自身和環境的態度,能夠有效地影響個體的抑郁情緒。根據資源保存理論[31],不同心理資源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存在著交互作用,而自我接納與生命意義感都是重要的心理資源,因此自我接納可能在生命意義感與抑郁情緒間起調節作用。

綜上,本研究旨在探究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間的中介作用,并檢驗自我接納對該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見圖1)。抑郁情緒和NSSI都是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探討其中的作用機制能夠為預防自傷提供理論依據和科學參考。

圖1 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及自我接納的調節作用假設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獲得相關學校領導、參與者及其監護人知情同意后,通過問卷星在山東省的大學和中學發放了5200份問卷,剔除漏填和說謊題后獲得5014份有效問卷(96.42%)。參與者年齡在13～22歲,符合《青少年發展心理學》青少年的年齡界定[32]。其中,男生3389名,女生1625名;獨生子女1386名,非獨生子女3628名;有留守經歷(16歲前與父母雙方或一方分開半年以上)的340名,無留守經歷的4674名。

1.2 方法

1.2.1 非自殺性自傷問卷 采用萬宇輝等人編制的非自殺性自傷問卷[33],共12個項目,包括“故意掐傷自己”、“割傷”、“燒傷或燙傷”等12種自我傷害行為,采用李克特5級計分(0=“沒有”;4=“總是”),得分越高,說明NSSI程度越嚴重。本研究該問卷的Cronbach'α系數為0.97。

1.2.2 生命意義感問卷 采用Steger等編制的生命意義感問卷[9],共10個條目,包括存在意義和尋求意義兩個維度。存在意義指個體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意義的感受程度(強調結果),尋求意義則指個體對生命意義的積極尋求程度(強調過程)[34]。該問卷根據同意程度劃分了7個等級,從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說明生命意義感水平越高。本研究該問卷的Cronbach'α系數為0.97。

1.2.3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有20個條目,描述了20項抑郁癥狀,包括抑郁情緒、積極情緒缺失、軀體癥狀與活動遲滯、人際問題4個因子,采用0～3的4級計分,部分題目為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說明抑郁程度越高[35]。本研究該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91。

1.2.4 自我接納問卷 采用叢中和高文鳳編制的自我接納問卷[25],包括自我接納與自我評價兩個因子共16個項目,運用4級計分(1=“非常不相同”,4=“非常相同”),其中有8項為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說明自我接納程度越高。本研究該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79。

1.3 統計處理

運用SPSS 26.0進行共同方法檢驗、描述統計、差異檢驗和相關分析,用PROCESS 4.0插件探索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運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共抽取了6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首個因子的解釋百分比為28.27%,低于40%的臨界值,故本研究數據排除了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男生在NSSI、自我接納、抑郁情緒得分顯著高于女生;有留守經歷的青少年在NSSI和抑郁情緒上得分顯著高于無留守;在生命意義感和自我接納得分上無留守顯著高于有留守;獨生子女在自我接納得分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見表1。

表1 不同人口學特征青少年各量表得分比較

自我接納與NSSI、抑郁情緒呈顯著負相關,而與生命意義感呈顯著正相關;NSSI與抑郁情緒顯著正相關,與生命意義感呈顯著負相關;而抑郁情緒與生命意義感呈顯著負相關,見表2。

表2 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r)

2.3 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NSSI間的中介作用

標準化處理所有的變量后,以性別和是否留守為控制變量,通過PROCESS程序(模型4)考察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和NSSI中的中介效應。生命意義感對NSSI的負向預測顯著,在加入中介變量抑郁情緒后,生命意義感對NSSI的預測作用不再顯著;抑郁情緒對NSSI呈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見表3。生命意義感對NSSI的總效應和抑郁情緒的中介效應在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NSSI間起完全中介作用(β=-0.09,SE=0.01,P<0.001),95%的置信區間為[-0.095,-0.075],見表4。

表3 抑郁情緒的中介效應

表4 抑郁情緒的中介效應檢驗

2.4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以性別、有無留守經歷和是否獨生為控制變量,運用PROCESS插件(模型7)檢驗自我接納對抑郁情緒中介作用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生命意義感對抑郁情緒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生命意義感與自我接納的交互項也對抑郁情緒起到了顯著的預測作用,即自我接納正向調節了生命意義感與抑郁情緒的關系。綜上,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NSSI間的中介作用(前半段)受到了自我接納的調節,見表5。

表5 自我接納的調節作用

為了進一步理解自我接納的調節作用,取其±1SD的值繪制交互作用圖,見圖2。當個體的自我接納程度高時,即使生命意義感較低,抑郁情緒也能維持較低的水平(βsimple=-0.17,SE=0.01,P<0.001)。當個體的自我接納程度低時,生命意義感對抑郁的影響增強,具體表現為低水平的生命意義感能夠預測高水平的抑郁(βsimple=-0.20,SE=0.01,P<0.001)。

圖2 自我接納的調節作用

3 討 論

3.1 非自殺性自傷與性別、留守經歷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性別在NSSI上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男生顯著高于女生,與王靜等[36]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前人的研究也表明男生在NSSI檢出率上顯著高于女生[4],這可能與男生女生的氣質特點和教育方式有關。一方面,青少年期是心身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個體遇事情緒易激動并會產生逆反心理,男生的行事風格可能會更加強硬、更顯沖動性,而NSSI的青少年沖動性水平顯著高于普通青少年[37]。另一方面,在國內大環境下,家長對男生的期望比較高、教育方式比較嚴格,故男生會更容易采取自傷等過激行為表達壓力和不滿[38]。有留守經歷的青少年在NSSI得分上顯著高于無留守經歷的,與留守正向預測NSSI的研究結果相一致[39]。有學者研究發現有留守經歷的個體會更容易產生抑郁、焦慮和自傷等心理問題[40],這可能跟長期缺少父母的支持與陪伴有關,父母角色的缺失會讓青少年感到緊張、憂慮、孤獨等[41],從而采取自傷來緩解這些消極情緒。

3.2 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與自我接納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的NSSI行為,抑郁情緒在生命意義感與NSSI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一方面,高水平的生命意義感確實是緩沖個體NSSI的重要保護因素[8],缺乏生命意義感則與成癮性障礙、抑郁和自殺密切相關[42]而當個體能夠較為清晰地覺知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并致力于有意義的目標和人生理想時,生命意義感便成為防止NSSI的保護因子[43]。另一方面,青少年的主要發展任務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與生命意義感呈顯著正相關[44],即青少年開始思考“我是誰”去尋找和理解生命的意義。然而,當探求意義途中遇到挫折時,個體會產生抑郁情緒,進而采取自傷或自殘等宣泄[45]。根據整合理論模型[46],NSSI之前會產生嚴重的負性情緒,但在NSSI之后負性情緒減輕了,很多自傷的目的在于減輕負面情緒,即青少年在出現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時會企圖通過NSSI來緩解。有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還顯著負向預測抑郁,當生命意義感水平較高時抑郁情緒就會減少[47]。因此,生命意義感能直接負向預測NSSI,也會通過抑郁情緒間接影響NSSI。此外,本研究發現自我接納對“生命意義感→抑郁情緒”路徑具有調節作用,當生命意義感水平較低時,自我接納程度高也能減少抑郁情緒?？梢?自我接納對抑郁情緒而言也是重要的緩沖因素,能夠將抑郁情緒維持在較低的水準。根據埃利斯的情緒認知理論,當個體能夠接納自己和周圍環境時,就更能夠發現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從而減少了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因此,自我接納程度高的個體,產生心理問題的風險會降低[48],從而能夠在“生命意義感→抑郁情緒”起調節作用。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對提高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與自我接納有如下建議。首先,在家庭教育上,要注重形成家庭成員的榜樣作用,引導青少年接受自身的優缺點,幫助正確面對挫折與困境,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時,家庭還要營造良好溫馨的氛圍,關心、理解和尊重青少年,鼓勵青少年多參加活動以探尋生命的意義。其次,在學校教育上,要豐富青少年的學習和生活,不能局限于作業和考試,應開設生命教育課程和接納自我的講座、團體輔導等,潛移默化地提升生命意義感和自我接納;學校還應積極貫徹“雙減”政策,鼓勵學生參加多彩的實踐活動,幫助領悟自身價值。最后,在社會教育上,應呼吁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減少暴力、輕生、自傷等不良行為的過度宣傳,娛樂平臺應嚴格遵循青少年的保護條例,社會各群體也應注重自身言行舉止,幫助形成積極向上的生命觀和價值觀。

綜上,留守青少年在NSSI上得分更高,家庭和學校都要加強對這部分學生的重視。此外,本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的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抑郁情緒在兩者間起完全中介作用,該中介作用(前半段)受到自我接納的調節。因此,家庭和學?？梢酝ㄟ^提高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和自我接納水平實現減少抑郁情緒和NSSI的目的。